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太极解义》文后有《附辩》，其中提到四种主要的反对意见（或谓）和三种次要的反对意见（有谓）。朱子简单叙述了这些意见：
  愚既为此说，读者病其分裂已甚，辨诘纷然。苦于酬应之不给也，故总而论之。大抵难者：或谓不当以继善成性分阴阳，或谓不当以太极阴阳分道器，或谓不当以仁义中正分体用，或谓不当言一物各具一太极。又有谓体用一源，不可言体立而后用行者；又有谓仁为统体，不可偏指为阳动者；又有谓仁义中正之分，不当反其类者。是数者之说，亦皆有理。然惜其于圣贤之意，皆得其一而遗其二也。……①
  所谓“读者病其分裂已甚”，应是张栻的意见（见张拭《寄吕伯恭》）。四个“或谓”中，第一个或谓不当以继善成性分阴阳，应是廖德明的意见（见朱子《答廖子晦一》）；第二个或谓不当以太极阴阳分道器，应是吕祖谦的意见（见吕氏《太极图义质疑》）；第三个或谓不当以仁义中正分体用是吕祖谦的意见（见《张栻答吴晦叔又》），第四个或谓不当言一物各具一太极，应是张栻的意见（见朱子《答张敬夫十三》）。至于“有谓体用一源，不可言体立而后用行者；有谓仁为统体，不可偏指为阳动者；有谓仁义中正之分，不当反其类者”，应该都与张栻、吕祖谦的意见有关。
  朱子在《附辩》中对这些意见做了回应：
  夫善之与性，不可谓有二物明矣。然继之者善，自其阴阳变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禀受而言也。阴阳变化，流行而未始有穷，阳之动也；人物禀受，一定而不可易，阴之静也。以此辨之，则亦安得无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阴阳，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岂直指善为阳而性为阴哉。但话其分，则以为当属之此耳。①
  这是关于阴阳观的讨论，在朱子看来，阴阳变化流行，属于阳动。而成型固定，属于阴静。认为这也就是《系辞传》所说的继之者善和成之者性的分别。所以把继之者善作为阳动，把成之者性作为阴静，这是很自然的。
  阴阳太极，不可谓有二理必矣。然太极无象，而阴阳有气，则亦安得而无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为道器之别也。故程子曰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着如此说。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则庶乎其不偏矣。②
  太极是理，无形无象，阴阳是气，已属形象，二者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分别。这是二程哲学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朱子完全继承了这一点。特别把道器的分别运用于理气的分析。
  仁义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为体用，诚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长也；中者，嘉之会也；义者，利之宜也；正者，贞之体也。而元亨者，诚之通也；利贞者，诚之复也。是则安得为无体用之分哉！③
  朱子认为仁义中正如同元亨利贞，既然在《通书》中元亨属于诚之通，利贞属于诚之复，则四德之中，元亨与利贞之间就有体用之分。同理，中正仁义也就可以有体用之分。
  万物之生，同一太极者也。而谓其各具，则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夺。此统之所以有宗，会之所以有元也。是则安得不曰各具一太极哉！①
  这是朱子用吕祖谦的意思回应张栻的怀疑。吕祖谦《质疑》云：“‘五行之生，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所谓各一其性，则各具一太极’，亦似未安。深详立言之意，似谓物物无不完具浑全。窃意观物者当于完具之中识统宗会元之意。”朱子吸取了吕氏的这一意见。
  若夫所谓体用一源者，程子之言盖已密矣。其曰“体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则冲漠无朕，而万象昭然已具也。其曰“显微无间”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则即事即物，而此理无乎不在也。言理则先体而后用，盖举体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为一源也。言事则先显而后微，盖即事而理之体可见，是所以为无间也。然则所谓一源者，是岂漫无精粗先后之可言哉！况既曰体立而后用行，则亦不嫌于先有此而后有彼矣。②
  张栻最重视体用一源的思想，张栻以“体用一源”反对“体立而后用行”的主张，认为如果体用有先后，就不是一源了。朱子也重视体用一源这一思想，认为这一思想讲的是理事关系。理是体，事物是用，一源是言体言理，无间是言用言事。言理体先而用后，言事先用而后体，二者角度不同。所以朱子认为虽然从实存上说理即在事物之中，但二者在形上学上可分为先后。
  所谓仁为统体者，则程子所谓专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盖曰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则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尝离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识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骤语夫专言之统体者也。况此图以仁配义，而复以中正参焉。又与阴阳刚柔为类，则亦不得为专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统体者言之，而昧夫阴阳动静之别哉？至于中之为用，则以无过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谓未发之中也。仁不为体，则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谓专言之仁也。对此而言，则正者所以为中之干，而义者所以为仁之质，又可知矣。其为体用，亦岂为无说哉！①
  最后这点较为复杂。照“有谓仁为统体，不可偏指为阳动者”的质疑，这是反对把仁归属于阳动，认为仁是包含四德的统体，怎么能把仁只归结为一个特定方面呢？朱子的辩解是，太极图说以“仁”配“义”，然后以“仁义”与“中正”相对。这说明图说中的仁不是专言包四德的仁，因而也就不是“统体”的仁，只是偏言的仁、分别而言的仁。这个仁是义之体，义是仁之质，具有体用的差别。朱子此段回应的对象不甚确定，参与太极解义之辩的人中，只有吕祖谦《答朱侍讲六》提及仁包四德，但所论与这里所说并不相同。无论如何，这几条都和体用问题有关，而张栻颇注重体用之论，吕祖谦也就体用问题提出一些质疑，可见体用问题是太极解义之辩的一个重要的讨论。
  总之，朱子的太极解义是他的太极本体论和太极本源论的建构之始。这一建构不仅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正式作为哲学建构的主要依据和资源，开发了《太极图说》的本体论和宇宙论意义，把太极动静阴阳论引向了理气哲学的发展，而且谋求太极与人极的对应，太极与人性的一致，更以“全体太极”为成圣成贤的新内涵，从而形成了以太极为中心，集理气、性情、道器、体用为一体的一套哲学体系。这不仅使他自己在其后期思想发展中以此为基础，实现了更为宏大的发展，也使得北宋以来的道学，在理论上和体系上更加完整和完善。这是朱子对道学的贡献，也是他对儒学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