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由福建社科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宋明理学研究中心和台湾大学东亚儒学研究中心主办，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承办的“全球化时代朱子学的新价值”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9月8日至9日在武夷山举行。60多位海内外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盛会。
  会议首先由清华大学陈来教授和台湾大学王俊杰教授做大会主旨学术报告。王俊杰教授认为，在朱子的世界中，“理一分殊”、“仁”和“公共”精神三个核心价值之间有其连环互动之关系。在“分殊”之中求“理一”，必须以“心之德，爱之理”的“仁”作为运作的形上学原理，并落实在世界中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公共”精神之基础。而“理”、“仁”和“公共”三个核心价值，均以“普遍性”为其特质。朱子对“理一分殊”之新意，为文明互动或冲突之中求同存异之新方向；对“仁”学的新诠释，开启东亚儒家仁学传统之新境界；对“公共”精神之强调，则在东亚儒者中更别树一帜。朱子学所开启之新典范，在21世纪具有深刻的启示与当代价值。陈来教授从哲学建构的视域，认为朱子的《太极解义》是他的太极本体论和太极本源论的建构之始，这一建构不仅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正式作为哲学建构的主要依据和资源，开发了《太极图说》的本体论和宇宙论意义，把太极动静阴阳论引向了理气哲学。而且谋求太极与人极的对应，太极与人性的一致，更以“全体太极”为成圣成贤的新内涵，从而形成了以太极为中心，集理气、性情、道器、体用为一体的一套哲学体系。这是朱子对道学的贡献，也是他对儒学的贡献。
  一、关于朱子学在东亚日本、韩国的新诠释
  与会学者围绕朝鲜性理学、日本朱子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台湾大学助理教授姜智恩认为，17世纪是韩国儒学发生思想史转换的年代，对于继承朱子学式道统的朝鲜时代的儒者，中华继承的实质就是担负起朱子未完成遗留下来的经书整理和经书意涵的新诠释，开辟东亚朱子学的新精神。武夷学院教授张品端认为，16世纪中叶韩国著名的性理学家曹植，一生服膺朱子学，其为学主反己修身，笃实践履，并通过自我修养，把所学用“身教”的形式呈现出来，形成其独自的身心性命之学。在曹植的性理学中，为己之学，是南冥从学入身，并倾其一生为之努力躬身实践的典范；敬义之学，是南冥修养论的核心，为南冥学的宗旨；心性之学，以“心统性情”论为核心，是南冥的治心之学；穷理之学，是南冥对善恶这一道德行为进行判断和分析的根据。南冥学对当代世人的人格修养和道德实践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台湾“中央大学”杨祖汉教授指出，朝鲜的性理学虽然以朱子思想为主，但并非只重复朱子本有的义理内容，而是有进一步的发展。通过朝鲜性理学者的有关论辩，可以看出其中有许多很有哲学意义的理论发明，给出对朱子思想的不同诠释。如栗谷一系对朱子学的理解，肯定心虽然是气，但作为气之灵的心并非一般的形气，而是可以通彻于理的，只要维持本性是清虚的气之本然，就可以表现善的行为，即道德实践的根据在于人具有本然之气。这是主气一系对于成德如何可能，给出一个说明，即肯定了人人都有成德的超越根据。退溪一系则突显了理必须有其作用，才能产生真正的道德实践之义，即道德实践的根据在于理在心有直接的作用。此系对于朱子学特别有贡献，可以参考他们的理解，用主理的观点来理解朱子学的形态，重新诠释朱子学，为儒家成德之教开辟可行的理论形态。
  韩国在南京大学访问学者郑墡谟专门对朱子社仓法在韩国的发展做了分析，他指出，朝鲜儒家学者秉承朱子的爱民思想，为了寻找乡村的经济互助和救恤方法，推行朱子社仓法。如李栗谷在故乡海州石潭，与乡党一族共同设立社仓。海州社仓参考了朱子的社仓法，并添加了具体的实施细则，制定了社仓契约，从中可见朝鲜知识分子试图通过乡村的经济互助和救恤，来实现“大同社会”这一儒教的理想社会。南昌师范大学教授邓庆平指出，韩国性理学者对陈淳的《北溪字义》，在深入研读的基础上，就陈淳的许多具体观点提出了较多的质疑。这些质疑更集中体现出韩儒对包括朱子门人在内的中国朱子学的理解已达到精微境界，超越了同时期的中国学者，是东亚朱子学的一个新发展。台湾大学助理教授史甄陶指出，韩儒朴文镐在韩元震的“性三层说”上，再加入“习成之性”，提出“性四层说”。这不仅凸显“变化气质”在修养工夫论中的重要地位，并且明确指出用力之地。朴文镐强调“由情见性”，重视从形而下的经验层面，思考形而上的性理，充分体现朱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思想的特点。这是19世纪末朝鲜儒学对东亚朱子学“性”论的创新之处。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张崑将指出，朱子学在德川时代的发展，未能如朝鲜与中国般的流行。其主要原因是日本“以武立国”的幕府体制限制朱子学定为一尊。朱子学者林罗山和山崎闇斋等都具有浓厚的神道思想，发展出日本独特的理学神道。德川幕府末期，阳明学赢得了下层武士的推崇，从精神世界中脱颖而出，成为一股风潮，形成学者所称的“阳明学的季节”。这股风潮持续到日本明治维新，并染上了国家主义的色彩。厦门大学博士熊娟、厦门大学教授吴光辉认为，作为东亚科举文化圈的日本，在平安时代曾推行中国式的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在江户时代幕府官办的教育机构——昌平坂学问所亦曾实行以“学问吟味”（即学问测试）为名称的考试选才制度。该考试制度以朱子学的诠释为正典，模仿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以落实奖励学问、扩充幕府臣僚的目的，故而被称为“江户版的科举制度”。这一考试制度展现了以朱子学为内容、以科举考试为形式、以选拔人才为目的的异文化间的对话，可以让我们进一步反思作为东亚传统的科举考试，作为东亚文明体现的“科举文化圈”。
  二、关于朱子思想内涵的阐发
  与会学者围绕朱子的价值观、修养论和其他学派的关系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田浩认为，《朱子家训》是中国优秀道德的读本，它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对促进全球化时代的共同价值观的建立有极大的贡献。如果朱子学的研究能更加明确地聚焦于人性议题和全球共同关心的问题，那么朱子学的研究将有助于消除在全球逐渐漫延的原始部落主义和极端狭窄的民族主义，形塑一个更加良善美好的世界。也期望当代学者能够针对当前全球性的挑战和全球性的合作进行思考，并阐明朱子学所表彰的人类良善本性的重要作用。华侨大学教授冯兵则以《朱子家训》中“怨者以直解之，仇者以义解之”为考察对象，认为“仇”与“怨”分属人际关系矛盾的两个不同层面。“仇”往往是“怨”的进一步发展，“义”也是“直”的深化与升华。“以直报怨”历来都被儒家视为解决怨恨心理的最合理方式，而“以义解仇”与公羊春秋学和礼学的“大复仇”主张，以及以张载“仇必和而解”为代表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相比，则显得更加意味深长。“怨者以直解之，仇者以义解之”的核心精神都是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之道消弭矛盾，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国际关系，都是如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李存山指出，宋代“新儒学”先有了“孔颜乐处”的价值取向，有了儒家所区别于佛、道二教的安身立命之地，然后才有了以“理、气、心、性”为核心范畴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开山就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经朱熹对《太极图说》的“解义”，以及对二程“性即理”和张载“心统性情”等的阐发，遂有了“濂洛关闽”的理学谱系，又有了以四书为五经之“阶梯”的新经学体系。这就是“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也就是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
  武夷学院教授兰宗荣认为，朱子学是在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思想源泉，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基本层次与规模。朱子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2个主题词，从词源、词意上看，具有一脉相承、明确而直接的关系，而有些词意的内涵扩展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朱子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向世陵认为，朱熹对以吕祖谦学术为代表的浙学持负面的评价，认为浙学不“高”则“卑”，均不能于中间“亲切合理会处”有恰当的体贴。但相较于陆学之“高”，朱熹对吕学之“卑”给予了更多的批评。认为吕祖谦注重实用，被历史陈迹和实用利益所陷溺，不能由具体物事上升到天道性命这一形而上的“大本”。而陆九渊之学虽被朱熹指斥为“禅学”，但相较于吕学以及永康、永嘉等事功学，陆学反倒有更多合理的因素。朱熹肯定陆九渊能“做个人”，双方的共性落在了一致坚守作为“儒”之内核的义利之辨上。
  上饶师范学院教授徐公喜则对中国传统法律发展轨迹进行了梳理，认为从先秦到汉唐是伦理法阶段，从宋到清是义理法阶段，并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伦理法与以朱熹为代表的义理法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伦理法律思想与义理法律思想的根本立法司法原则的差异性，从而提出律法应因“势”顺“理”出发，“趋时更新”，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武夷学院副研究馆员陈国代考察了朱熹安贫恬退的廉政思想，认为朱熹作为南宋的士大夫官员，却淡于名利、安于退让，长期过着清贫生活，不但没有沉沦，而且以弘道为己任。这种安贫恬退、廉洁自律的思想，是其理学伦理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一个缩影。
  武夷学院副教授衷鑫恣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明确认可“三纲五常”，惟此纲常说在朱子哲学体系中分量不重，被提次数较少，且未获论证。“三纲”有二义：普通义指君臣、父子、夫妇三伦构成人世纲领，此儒者（含朱子）所常言，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普通义下的特殊义之一。朱子述此特殊义，见于《论语集注》《通书注》。其所暗含的尊卑关系，在朱子所继承的儒家礼法中，确也充分体现。依《礼记》《朱子家礼》《宋刑统》等所具，夫妻同尊而有别，父子尊卑最多相去一等，而君臣尊卑可相去四等。凡此皆就角色而言，非在某角色，即无某尊卑可言。南平市朱熹研究中心实习研究员叶梦婷对“吾道南矣”做了辨析，认为儒家道统只有一个，不能理解为某人说的“吾道”是个人的学术思想。历史上儒家学者阐发儒家思想、传播心法，是围绕儒家的道统而展开，他们或对儒家经典作出注释，或提出个人的见解，都没有离开儒家道统。如果把“吾道”理解为个人的学术思想，就会造成天下“多道”，既不符合历史事实，更给学术界带来思想上的混乱。
  闽南师范学院副教授马海燕认为，静坐属于传统哲学中修养工夫论范畴，而朱子静坐法的初衷是“以静坐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不同于佛道二家的静坐法。其主要内容有立志实行、读书静坐、居敬穷理、唤醒持守、动静适宜。从修养工夫的视角来看，朱子静坐法是一种精神境界的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省炎黄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马照南则以朱子“理一分殊”（即从“分殊”求“理一”）思想，考察“协商民主”制度，认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理一分殊”体现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协商民主”是社会治理的“公共道理”。协商民主应立足于“理一”“求同”，协商民主要尊重“分殊”，广泛吸纳各个方面的意见和主张。“理一分殊”思想，有利于认识多元文化，协商协调多元文化国家之间的关系。
  三、关于朱子文献的考察和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朱杰人对其主编的《朱子全书》第13册《太极图说解》“附录”中收录了两篇张栻的序文：一为《太极图解序》，一为《太极图解后序》。在陈来教授的质疑下，进行了翔实的考证。这两篇序文，在各种传世和现存的张栻文集中都没有收录。它们的原始出处为《周元公文集》。该序文究竟是否可靠，它们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通过文献考证发现，这是因为宋刻时的错误一直影响到今天。最后利用现已发现的文献，把张栻的两篇序文做一个版本学和校勘学上的再现。
  武夷学院副教授王志阳考察了朱子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所处的学术环境，认为朱子着手编撰《仪礼经传通解》的目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纠正以《周礼》《礼记》为主流的学术观念，树立以《仪礼》为经的地位；二是纠正宋代疑经的学术思潮，树立尊崇古代文献的学术观念；三是继承汉唐经学传统与宋代经学发展新成果，开创礼学新传统。中国人民大学博士陈石军认为朱子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初次编订的《上蔡语录》（主要以胡安国的《谢子雅言》为底本）后，在谢良佐思想的启发下，提出忠体恕用说。又在乾道四年（1168年）再编《上蔡语录》定本的基础上，提出性体心用说。这一思想变化过程表明在李侗之外，朱子早年理学思想的另一个侧面，即从谢良佐、胡安国到胡宪这一脉的影响。这补充了学界对朱子早年学术活动的研究。
  台湾东吴大学博士江俊亿以朱子《玉山讲义》为中心，旁及朱子其他的文献资料，将智藏思想置于朱子思想进行考察，以尝试推导出智藏说是如何自朱子的学思系统中产生的，并讨论智为何能藏且如何可藏等界说，及其与朱子其他重要学说观念的内在关系。福建社科院助理研究员陈文庆认为，《福建文化》杂志是民国时期福建协和大学创办的区域文化研究刊物，该刊把福建理学作为重要研究方向，组织学者整理和研究福建理学学术遗产，发表了有关福建理学系列文章。《福建文化》杂志在民国时期已经明确提出了“福建理学”的概念，在对两宋明清的理学家及其思想方面已经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填补了福建理学研究的空白。《福建文化》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福建理学研究，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材料搜集等方面，对于当今福建理学研究仍有可资借鉴的学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