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高令印（1934—年），山东阳谷人。历任厦门大学教授、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副理事长等。出版专著有《福建朱子学》、《朱熹事迹考》、《李退溪与东方文化》、《闽学概论》、《游酢评传》、《辜鸿铭与中西文化》、《王廷相评传》、《中国文化纲要》、《简明中国哲学通史》、《中国禅学通史》等10余种。
高令印的学术起点和特点，是重视运用谱志和考察等地方文献研究朱子学，被学术界评为走一条新路。由此，这一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对中国近古以来思想家的研究。
学术界认为，高令印“运用谱志、考察等地方文献研究朱熹，扩大了朱熹思想研究的资料范围，开辟出了朱子学研究的新境界”。④美籍陈荣捷认为，其研究朱熹的家事、生计、行踪、遗迹等，走的是一条新路；而且，考察之渊博，所获事迹之众多和考证之翔实，为中外学者所莫可伦比。陈荣捷在所著《朱子新探索》、《朱熹》等著论中引用、肯定高令印的朱子学观点和文献资料有50多处。日本三浦国雄多次肯定高令印的朱熹研究成果。①高令印论著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一）在朱熹的生平、思想等方面提出和解决了许多问题，如“弄清了朱熹远祖的籍贯，懂得其在序跋和论著中出现的‘邹䜣’、‘平陵朱熹’等的含义”②；考证出了朱熹曾在闽东等地避难，提供了重新评价朱熹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的证据；订证和补充了有关朱熹生平记载的失误和不足，“纠正了黄榦《朱子行状》所误”。③（二）对朱子学、福建朱子学、闽学做出了发凡起例，对其形成、基本内容、体系、结构，以及省内外的衍变和影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填补了综合研究朱子学派的空白，首创“福建朱子学”概念。鉴于一般只把闽北看作是朱子学（闽学）的发源地，特别强调还有闽南，其在福建有两个发源地。朱熹在闽南六七年，是其思想形成（在厦门、泉州、金门）和成熟（在漳州）时期，因此历史上闽南被称为“闽学开宗”之地。④日本土田健次郎评其为“闽学研究的推进者”。⑤（三）对朱子学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著有诸如《李退溪与东方文化》、《日本朱子学》、《朱子学在东南亚》、《西方朱子学》等。⑥（四）从朱子学入手，进而对中国文化进行综合研究，其著《中国文化纲要》、《简明中国哲学通史》、《中国禅学通史》等，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形态儒释道进行了深入的论述，提出中国文化的主动脉是天人合一与理一分殊、仁义道德、刚柔相推自强不息、中庸之道、大一统与世界大同等，并分别进行了较深刻的论述。20世纪初以来对中国文化缺乏综合研究，高令印的《中国文化纲要》“这部著作，正好填补了综合研究这一空白，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的见解，这必然会成为深入研究中国文化这门学问的推动力”。⑦
高令印认为，北宋末年，在北方形成的濂、洛、关等新儒学派别，基本上把儒学复兴起来，重新树立起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正宗地位。但是，由于宋、金交替，文化落后的金人将入主中原，中国思想文化又到了存续、兴亡的关键时刻。于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心由北方的中原往南方转移。认为南宋后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是中国文化的重心，并提出“武夷文化”之说。他说：
刚刚在北方形成的旨在复兴中国主体文化意识儒学的新儒学（理学），随着金人灭（北）宋又岌岌可危，道统又将中断。代替北宋的金人文化落后，承担不了以新儒学（理学）为核心的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唯一的出路是把当时刚刚形成的以新儒学（理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重心转移到南方。当时，大哲学家邵雍说：“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南方地气至矣！”“地气”即是国家的文化重心。正是在这中华民族文化存续、兴亡的关键时刻，闽中学者游酢、杨时等，适应历史的需要，到河南“程门立雪”、“载道南归”，三传而至朱熹，进一步以儒学为主干融合释道之学，集濂、洛、关新儒学（理学）以至整个传统文化之大成，创立闽学，在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形成为新的中国文化重心。当时大哲学家张拭说：“当今道在武夷。”就是指国家的文化重心由北方的中原转移到南方的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到了南宋末年以后，朱子学“自南而北，而迄于东西，不局于一方，不限于一时，源远流长，汪洋澎湃”，传至全国，以及日、韩等东方诸国，并传入西方，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日本岛田虔次语）、世界性的学说。这一极其深刻的国际性的中国文化运动，是以游酢、杨时等的“道南”为源头活水的。①
高令印的这一观点，不仅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对国家的统一和现代化也很有意义。因此，已为很多学者所认同。
鉴于大部分中国哲学史著述对朱熹后的发展线索不明显，高令印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指出，“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犹如一位内圣外王的圣者，到南宋时内圣成德臻至成熟（最高点），开始走向外王事功，治国平天下，萌生近代意识”。这就是说，朱熹集传统思想文化之大成，是制高点和综合点，此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应以此为新的起点往前发展。那么，南宋末、元、明、清时代的心学、气学、宋学、汉学、实学等，都应该是以朱子学为源头活水的。这样，就能“梳理出中国近代化的内在生命和基因，说明中国今天的现代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中国的现代化走的是自己的道路”。②
高令印的学术起点和特点，是重视运用谱志和考察等地方文献研究朱子学，被学术界评为走一条新路。由此，这一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对中国近古以来思想家的研究。
学术界认为，高令印“运用谱志、考察等地方文献研究朱熹，扩大了朱熹思想研究的资料范围，开辟出了朱子学研究的新境界”。④美籍陈荣捷认为，其研究朱熹的家事、生计、行踪、遗迹等，走的是一条新路；而且，考察之渊博，所获事迹之众多和考证之翔实，为中外学者所莫可伦比。陈荣捷在所著《朱子新探索》、《朱熹》等著论中引用、肯定高令印的朱子学观点和文献资料有50多处。日本三浦国雄多次肯定高令印的朱熹研究成果。①高令印论著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一）在朱熹的生平、思想等方面提出和解决了许多问题，如“弄清了朱熹远祖的籍贯，懂得其在序跋和论著中出现的‘邹䜣’、‘平陵朱熹’等的含义”②；考证出了朱熹曾在闽东等地避难，提供了重新评价朱熹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的证据；订证和补充了有关朱熹生平记载的失误和不足，“纠正了黄榦《朱子行状》所误”。③（二）对朱子学、福建朱子学、闽学做出了发凡起例，对其形成、基本内容、体系、结构，以及省内外的衍变和影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填补了综合研究朱子学派的空白，首创“福建朱子学”概念。鉴于一般只把闽北看作是朱子学（闽学）的发源地，特别强调还有闽南，其在福建有两个发源地。朱熹在闽南六七年，是其思想形成（在厦门、泉州、金门）和成熟（在漳州）时期，因此历史上闽南被称为“闽学开宗”之地。④日本土田健次郎评其为“闽学研究的推进者”。⑤（三）对朱子学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著有诸如《李退溪与东方文化》、《日本朱子学》、《朱子学在东南亚》、《西方朱子学》等。⑥（四）从朱子学入手，进而对中国文化进行综合研究，其著《中国文化纲要》、《简明中国哲学通史》、《中国禅学通史》等，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形态儒释道进行了深入的论述，提出中国文化的主动脉是天人合一与理一分殊、仁义道德、刚柔相推自强不息、中庸之道、大一统与世界大同等，并分别进行了较深刻的论述。20世纪初以来对中国文化缺乏综合研究，高令印的《中国文化纲要》“这部著作，正好填补了综合研究这一空白，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的见解，这必然会成为深入研究中国文化这门学问的推动力”。⑦
高令印认为，北宋末年，在北方形成的濂、洛、关等新儒学派别，基本上把儒学复兴起来，重新树立起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正宗地位。但是，由于宋、金交替，文化落后的金人将入主中原，中国思想文化又到了存续、兴亡的关键时刻。于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心由北方的中原往南方转移。认为南宋后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是中国文化的重心，并提出“武夷文化”之说。他说：
刚刚在北方形成的旨在复兴中国主体文化意识儒学的新儒学（理学），随着金人灭（北）宋又岌岌可危，道统又将中断。代替北宋的金人文化落后，承担不了以新儒学（理学）为核心的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唯一的出路是把当时刚刚形成的以新儒学（理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重心转移到南方。当时，大哲学家邵雍说：“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南方地气至矣！”“地气”即是国家的文化重心。正是在这中华民族文化存续、兴亡的关键时刻，闽中学者游酢、杨时等，适应历史的需要，到河南“程门立雪”、“载道南归”，三传而至朱熹，进一步以儒学为主干融合释道之学，集濂、洛、关新儒学（理学）以至整个传统文化之大成，创立闽学，在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形成为新的中国文化重心。当时大哲学家张拭说：“当今道在武夷。”就是指国家的文化重心由北方的中原转移到南方的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到了南宋末年以后，朱子学“自南而北，而迄于东西，不局于一方，不限于一时，源远流长，汪洋澎湃”，传至全国，以及日、韩等东方诸国，并传入西方，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日本岛田虔次语）、世界性的学说。这一极其深刻的国际性的中国文化运动，是以游酢、杨时等的“道南”为源头活水的。①
高令印的这一观点，不仅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对国家的统一和现代化也很有意义。因此，已为很多学者所认同。
鉴于大部分中国哲学史著述对朱熹后的发展线索不明显，高令印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指出，“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犹如一位内圣外王的圣者，到南宋时内圣成德臻至成熟（最高点），开始走向外王事功，治国平天下，萌生近代意识”。这就是说，朱熹集传统思想文化之大成，是制高点和综合点，此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应以此为新的起点往前发展。那么，南宋末、元、明、清时代的心学、气学、宋学、汉学、实学等，都应该是以朱子学为源头活水的。这样，就能“梳理出中国近代化的内在生命和基因，说明中国今天的现代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中国的现代化走的是自己的道路”。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