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陈荣捷（1901—1994年），广东开平人。岭南大学文学学士，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历任岭南大学教务长，美国夏威夷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台湾中国文化复兴总会副会长，等等。英译有《近思录》、《传习录》、《通书》、《中国哲学资料选辑》等书8种。英文原著有《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等4种。中文原著有《朱学论集》、《朱子门人》、《王阳明与禅》、《朱熹》、《王阳明传习录详注详评》、《朱子新探索》等。撰写英文《大百科全书·中国哲学》、《中国哲学辞典大全·宋明理学》，主编英文《哲学百科全书·中国哲学》等。
  陈荣捷在美国讲译中国哲学50年，分为四个阶段，其第四阶段就是研讨朱熹。他在《海外讲授中国哲学50年》中说：
  二十年前曾为法国巴黎大学《宋学研究》撰写《朱子对儒学之完成》。其时谈朱子者竟无一人。近五年间，则论文专书相继而出。于是有“廿十载孤鸣沙漠中，而今理学忽然红”之叹。近十年来，专研朱子，台北出版者已有《朱学论集》、《朱子门人》两书。香港中文大钱穆讲座之《朱子生平和思想》（英文）亦将脱梓。台北又出版《朱子新探索》，专言数百年来中日韩学者向未言者，不久可以问世，亦将以英文刊。海内外朱学方兴。①
  综观陈荣捷的朱子学研究，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朱熹思想世界地位之确立。西方人真正认识朱熹，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这一事业中，陈荣捷是开创者、先驱者和传播者。“先生半个世纪来，孜孜矻矻，或述或作，在美国的思想界，阐扬中国哲学，特别是新儒学，不遗余力。方其始也，孤鸣于荒漠，音沉响落，诚有寂天寞地之感，而今日则不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坛有一席位，即新儒学之研究亦已开出一局面。诚然，此一气运之变，决非任何一人可以为功，惟执善不移，数十年如一日，以言在西方新儒学之传道授业，恐不能不以荣捷先生最为老师也。”②早在1946年，陈荣捷在麦克奈尔主编的《中国》一书中，即自撰《新儒学》一章，较详细地介绍了朱熹等人的思想，较之张君劢于1951年在美国撰写《理学的发展》并自称“二十世纪新儒学”①为早，可视为西方研究新儒学之始。1949年，陈荣捷获古金汉研究奖金，返国研究，并陆续在康乃尔、哥伦比亚、芝加哥等大学进行一系列演讲。后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一书，其中第一章即为《儒家的衰弱与复兴》，在《理性主义新儒家的发展》一节中提出“所谓‘新传统’，指的是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程（伊川）、朱（熹）新儒家理性主义的新发展”。②在该节中还指出，当时出版的冯友兰的《新理学》，是以朱熹新儒学之旧瓶，装入西方思想之新酒。陈荣捷这本书后来由英文译成西班牙、德、日等多种文字版本，在西方广为流传。因为此书，西方始知有熊十力，并了解儒学之生命固不必因政治体制之变而斩。西方人根据陈荣捷的这种观点接受新儒学，遂使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成为世界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历来《大英百科全书》及其他英语百科全书有关中国哲学部分，几乎全由陈荣捷执笔。1966年，80巨册、500万字的英文《哲学百科全书》，更聘陈荣捷为中国哲学部分之主编。中国哲学之得有世界地位者，此为第一次。
  进入20世纪80年代，陈荣捷称为这一时期是自己“推展朱子学研究时期（1982年迄今）”③。1982年7月，陈荣捷在美国倡办国际朱熹会议，集世界朱子学权威及对朱熹有特殊研究之专家及青年学者80余人，讨论10天，此次是第一次国际朱熹会议，且在美国，标志着朱熹思想之研究和影响真正国际化，此后才依次有厦门、武夷山、台北等国际性的朱熹会议。
  对于陈荣捷确立朱熹思想之世界地位，我们还是看看美国人的评论。哲学家安乐哲说：
  陈先生五十年来的辛勤耕耘，点点心血，斑斑汗渍，其个人的事功就是活鲜鲜的一部中国思想的“西部开拓史”，怎不令人肃然起敬！而陈先生五十年学术生涯的得意之笔则是：花费了二十五年漫长的岁月，研究并弘扬朱熹思想，卒使举世肯定朱子学在世界思想上获得其应占的地位。④
  （二）朱熹思想之创新。陈荣捷认为，基于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学者们多在“集”上做文章，而实际上其是“成”，多多创新。如周予同说：“朱熹之本体论，实混合周程之说。……朱熹之所以无创见者亦在此。”①陈荣捷说：“抑朱子亦非完全守旧者。观其仁、理、性、命等理论，新见殊多。其《四书章句集注》有新意者，凡七十余处。”②陈荣捷对朱熹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朱熹创新有诸多方面。
  首先，陈荣捷从宏观上论述了朱熹对儒学以至整个传统文化之贡献。主要有六大创见：（1）确立新儒家之方向；（2）理与气关系之厘清；（3）太极观念之发展；（4）仁之观念发展之极至；（5）道统观念之完成；（6）合《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四书》。他说：
  凡此俱关涉儒家哲学、儒家传统以及儒家资料与方法。而此一集大成，姑无论仅为一种综合，一种重建，或为一种创造，俱属仁智互见。朱子固未运用任何儒学新资料或创造任何新名词，但是朱子所予新儒学之新特质与新面貌，此实无可否定。其支配于中国、韩国以及日本思想者，达数百年之久，自未能视为一历史上偶然事件也。③陈荣捷认为，在道统观念上，朱熹有三个创见。一是首创“道统”一词，使
  新儒学在道统观念下有一发展脉络，并促成“理”为道统承续的核心，借此凸显了二程在新儒学中的重要地位。二是把道统上溯至伏羲、神农、黄帝，因伏羲画八卦，为《太极图》之始。略早于朱熹的李元纲著《圣门事业图》之首图《传道之统》，列尧、舜、禹以至二程。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三是于传道统之二程之前加上周敦颐，就使道统由孟子经周子而至二程子。
  朱熹辑注《四书》，陈荣捷认为是至为深刻的。（1）使新儒家脱离五经传统权威，由此自由注释，“自得”学风益趋昌盛。（2）“五经”为研究孔孟思想的间接文献，通过直记孔孟之言的《论语》、《孟子》，可直接获得孔孟的思想，“四书”是儒家传统的根源。（3）朱熹通过“四书”找到了合理的治学方法，即格物。盖《大学》内有修身治学之模式，而朱熹视修身治学之出发点在格物。程颐视《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④。此后，儒者取得共识，认为致知先须格物穷理。
  其次，认为朱熹由传统的尊天上升到讲理。由程颐至朱熹皆谓天即理，而朱熹精密加详，更有新义。陈荣捷说：
  传统上讲获罪于天，顺天、逆天、乐天、畏天，皆作人格神解，今乃以理说之，可谓大胆万分之新义。①
  这就彻底摆脱了传统本体论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更加具有世界观的意义。
  （三）朱熹门人之研究。陈荣捷所著《朱子门人》一书是个创举。陈荣捷说：
  我在外国研究了四十年，虽然写了许多文章，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我想，我应该为中国留下些东西。这次（1982年）我在学生书局出了两本书，就是基于此一构想。其中《朱子门人》一书，较诸前人的《考亭渊源录》、《儒林宗派》等书，在内容上不知丰富了几十倍。我看过许多材料，发现《宋元学案》里有许多错误，而大多数的人都还在依据它，所以也顺便改正了其中的错误。此外，我对于日本和韩国的材料也加以利用。我想，两三百年后若有人要研究朱熹门人的话，是一定要看我这本书的。②
  陈荣捷于是书所采用之资料，中日韩所存者殆尽。他根据自己对“朱门弟子”的界说，断定称其门人者有487人，私淑者有20人，共计弟子有488人，讲友有69人，非弟子亦非讲友者有72人。总共为629人，其中对前人说法更正者142人，于诸书未载而《朱子语类》等确证为弟子者增34人。《朱子门人》对629人的生平事迹和思想一一进行了论述和考辨，全书达40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