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福建在东南亚的侨胞是全国最多的省份之一，有五六百万人，它还有许多同胞定居在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他们人在海外，心却思念家乡祖国，特别是对发源于其家乡的朱子学学者、乡贤等儒家思想文化的代表人物，极为敬仰。他们在海外保护其文物，发扬其思想，在其所生活的地区，按照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组织家庭和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并创办各类中文学校，从而把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传播到所在国家和地区。泰国华侨领袖郑午楼说：
我们海外华人，在保持中华文化传统中有着重要地位。事实上，儒家思想早己通过历史塑造出华人特有的心态和生活方式。我们身居竞争性工商社会，深知社会价值观念西方化所造成的弊端。如果得到经济现代化，却失去了儒家传统，那将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因此，我们必须在投身于一个工商社会以求生存发展的同时，努力保存并发扬华人的道德理性，实践东西文化同冶于一炉的中庸之道。①
朱子学思想文化影响和传播于东南亚国家最深者有新加坡、越南、泰等国。
一 新加坡
新加坡主要是由华人组成的城市国家。它在19世初开埠，随即儒学传入。那时，华人由中国的福建、广东等地移民过去，“他们身体力行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忠信勤俭、勇恕正直、慎终追远的美德，使得他们能够与各族居民和谐共处，同创一个新的国家”。从福建去新加坡的华人，他们把朱熹在福建创立的新儒学——朱子学，带到那里。1949年创办的第一所华文学校“崇文阁”，以及随后创办的华文学校“萃英书院”、“养正书院”等，其教学宗旨皆以“究洛闽之奥”②，用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为教材。现在，新加坡的中学高年级大都设有“儒家伦理”这门课程。③新加坡华人把自己的文化历史看成是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延续。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
我们的历史并不是在祖先初到新加坡时才开始的，它早在五千多年前中国文明初创立时就已经开始。这段历史是我们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继承了这个系统和文化。④
上述情况，主要是讲在民间。从整个新加坡国家来看，他们是全盘西化的。由于工业化的成功，人民生活有很大的提高，逐步赶上最发达的国家。由此，西方文化也随之在新加坡泛滥。个人主义、物质享乐主义普遍流行。人际关系紧张，家庭结构解体，出现社会的不稳定。这就是说，无法解决物质文明所带来的精神危机。
于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政府组织对国家的教育进行了全面检讨，对东西文化进行比较，“深感新加坡必须对道德教育进行全面改革，否则培养出来的新科技人才没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就很难把新加坡真正带进二十一世纪”。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新加坡朝野同倡儒学。李光耀总理在1982年元宵节献辞中，号召新加坡人要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他还按照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提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并将“八德”具体化，赋予现代化和新加坡化的内容。它既是每一个新加坡人必须保持和发扬的八种美德，也是新加坡政府一直贯彻执行的治国之纲。同年2月，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博士，根据李光耀总理的建议，提出在新加坡发展儒家伦理教育，并成立了以吴德耀教授为首的“儒家伦理教育委员会”，协助教育部拟订课程纲要。6月，吴庆瑞博士特地率团抵美国，同那里的华裔学者商讨推行儒家伦理教育的问题，并先后邀请华裔朱子学研究专家余英时、杜维明等学者到新加坡举办座谈和演讲，帮助推行儒家伦理教育计划。接着，教育部宣布，自1984年起，中学三、四年级学生必须选修一门包括“儒家伦理”课程在内的宗教课程。1983年3月，新加坡政府还拔出一笔相当大的款项，由民间建立“东亚哲学研究所”。研究的主要课题是“儒家伦理与东亚实际发展的关系”、“儒家思想与现代新加坡”等。所谓现代儒学，主要是指朱子学，因为朱熹是孔子之后儒学的最主要的代表者，他对儒家经典进行了全面整理和广泛注释，今天研究儒家思想，实际上是研究朱熹的儒家思想。现在，新加坡已成为儒学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它的社会制度虽然是资本主义的，而其精神源泉却主要来自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特别是，他们对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新加坡大学等，已初步形成了东南亚儒学研究中心，世界各国不少学者到那里进行儒学研究。①
新加坡的儒学研究成果已很显著，出版了不少专著。就其对朱子学的研究来说，1985年5月出版了新加坡大学龚道运博士的《朱学论丛》一书，对朱熹及元代著名朱子学者金履祥、郝经、许衡、许谦等人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根据国家提倡儒家伦理学的宗旨，全面研究朱子学的心性践履之学，提出朱子学也有心学。龚道运说：
朱熹禀气质实，由工夫之践履，以体会心不即是理，而主性即理。此一体系盖会通宋儒所言心体、性体而由尽心以证诚者。余以心学名朱学，即欲由工夫以契入其理论体系，而窥其会通者也。朱子以降，世之治朱学者，其人之气质类与朱子相近，观乎元儒许衡、郝经、金履祥、许谦皆以质实而规模朱子，益见气禀及工夫与理论体系之不相离矣！①儒家之哲学，以道德为依归。其言道德，则落实于心。……顾儒家自孔、孟以降，其最具影响力之代表人物，厥为南宋朱熹。②
龚道运认为，朱熹的心学义理系统，是对儒学心学的特殊贡献。他又说：
朱熹由尽心工夫以体会不直下如理，因言理超越于一般心理活动、事物与气之上，由是彰显理之至尊无上，斯乃朱熹对心学之最大贡献。③
特别是，朱熹的心学对今日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龚道运说：
朱熹心学所启示于今日吾人者，则凡欲修养其精神生命，升华其道德人格，以为安身立命者，皆需依本身气质之所近，以从事切实之践履。所践履者既切，则其由迁善改过所成就之德性之学，自亦无不实矣！④
龚道运在《朱学论丛》中，对元代朱子学者金履祥等诸人，也是按由气质契入其切实践履之工夫的心学义理系统进行研究的。1987年12月初，龚道运应邀出席了笔者主持的厦门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他在会上以《朱熹心学的特质》为题作了学术演讲，讲述了他的新的研究成果。龚道运博士的朱子学研究，充分显示出了当代新加坡儒学研究重视伦理道德问题的新特点。
朱熹的道德伦理思想对新加坡影响很深。李光耀说：如果孝道不受重视，生存的体系就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变得粗野。⑤
新加坡的领导人和学者把“孝”看作是伦理的起点，在对父母讲“孝”的基础上向外推行，由此推论出对国家要讲“忠”。于是，“孝亲”与“爱国”便成为一体。以“孝亲”与“爱国”为核心的道德价值再继续向外推行，便形成了“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妻、长幼、朋友），并通过“五伦”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道德价值观的影响下，新加坡三世同堂的家庭普遍受到社会尊重。三世同堂家庭中的祖父母、父母，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地传给下一代，使之能够世代相续，发扬光大。不仅如此，新加坡政府每年都要开展全国性的文明礼貌月、敬老周以及华族文化节等活动，许多领导人也亲自参加，身体力行，希望通过这种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养成一种敬老尊老、讲礼貌、讲文明的良好社会风气。
朱熹的义利观对新加坡经济行为的扩张和经济秩序的建立起了积极的作用。朱熹说：“义者，利之和也。”①“利之和”是指把“利”放在合宜的地位，就是不要简单的以“义”制“利”，而是具有自行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利益的深刻内涵。朱熹在“义利之辨”中还特别强调“利”要合乎“义”，即物质利益的取得要在一定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的制约下有秩序地、合理地进行。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新加坡推崇“重道义，尊德性”的价值追求，并用以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正确辩证关系。在新加坡，“争权夺利”式的价值观在年轻人的心目中并不重要。他们较为看中的是“道德情操”，即个人的道德修养，对于新加坡的热爱，爱国的价值观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新加坡人（特别是华人）亦很重“信义”，即尚义。早期的华裔一般都缺少文化或文化低，有些人连自己的姓名都写不来。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仅凭口头的君子协定，双方记个数以备忘。这种信用关系完全靠双方的道德观念，是由相互信任来维持的。所以，美国社会学家德鲁克说：“海外华人的成功，应归因于他们把家庭变成现代企业的能力。他们组织跨国集团，主要靠的既不是股份，也不是合同，而是家庭成员间的互相信任和互相服务。”②
二 越南
越南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古代起就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约于10世纪形成为封建国家。1226年，越南陈朝建立。陈氏政权建立之初，亟需一种适应封建专制制度发展的意识形态，而朱子学正具有这一鲜明的特点。陈太宗实行科举选官制度，并创立国学院，重修国子监。陈太宗元丰三年（1252年）九月，诏天下儒士诣国学院，讲“四书”、“六经”。这表明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已传入越南。陈圣宗于1272年下诏：求贤良，能讲“四书”、“五经”之义者。这时，出现了一批在越南积极传播朱子学的先驱者，如朱文安、黎文休、陈时见、段汝谐、张汉超、黎括等。
早期越南朱子学的代表人物朱文安（？—1370年），以毕生的精力研究朱子学，同时致力于朱子学的传播与普及。陈顺宗时，他曾任职国子监司业，给太子讲授“四书”、“五经”。陈裕宗主政后，朝中奸臣横行，世风日下，朱文安因对时政不满而辞官回乡，授徒讲学。范孟、黎伯适等著名的越南朱子学家都是他的学生。他撰著的《四书说约》反映出了其对朱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朱文安的学术思想被概括为“穷理、正心、除邪、拒嬖”。①朱文安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越南朱子学的一代宗师。
明朝成祖永乐五年（1406年），明成祖应越南故王陈日奎之弟陈天平之请，平定了陈朝外戚胡季犁的叛乱，改安南为交趾（安南、交趾都是越南的古称），并于1407年在越南设交趾布政使司，并在越南广开学校。据记载，当时越南在全国开办设立的学校有161所（其中府学14所，州学34所，县学113所）。明朝还派遣监生唐义颁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书给安南各府州县学校，作为教材，供莘莘学子学习。1427年，明朝军队撤退，安南复国。明朝在越南的短暂统治，加速了朱子学在越南的传播。②
1428年，黎利灏即帝位，是为圣宗。黎朝“立国之初，首兴学校，祠孔子以太学，其崇重至矣”。③儒学主要是朱子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1434年，越南举行科举考试，所有试场都考“四书”。与此同时，新刻《四书大全》大量印行。黎圣宗在位38年，是黎朝享国最久的君主。他大力传播朱子学，将儒学确立为正统的国家哲学，作为其建国治民的指导思想。此后，黎玄宗（1663—1671年在位）、黎裕宗（1705—1728年在位）都尊崇朱子学。黎朝儒者辈出，造就了一批著名的朱子学家，其中以黎贵惇（1726—1784年）最为杰出。他三元及第，学识渊博，著作丰赡，所著《四书略解》，反映出他对朱子学的深入研究。在“理”与“气”的关系上，他认为理与气并非两位对立，具有同等的地位，不像阴与阳、奇与偶、知与行、体和用那样可分主次。他说：“阴、阳，奇、偶，知和行，体和容（按当为用），皆可相对而言，理与气则不可。”可谓得朱子学理气观之宗旨。在政治上，黎贵惇坚持儒家的“仁政”、“民本”思想，认为“民为国之本，本固则邦宁”，主张“宽民力”，减轻刑罚与捐税，以巩固封建制度。此外，黎朝统治者还利用朱熹学说来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调节其利益的再分配，如在废除功臣子孙的仕宦特权等方面都起到良好的效果。
1802年，阮福映称帝，建元嘉隆，定都顺化。阮朝初，阮福映帝遣使者向清朝纳贡请封，并求改定国号。当时，清朝仁宗皇帝封阮福映为国王，命用“越南”为国名。因当时清朝极为崇尚朱子学，所以越南也尊崇朱子学。嘉隆八年（1809年），清朝商人将真德秀撰写的《大学衍义》带到越南，北城总镇阮文诚将此书进献给阮福映帝，随即下诏重印，颁发各地。明命帝（1820—1840年在位）时，还规定越南儿童七八岁上学，先读《忠经》、《孝经》，以及《小学》、“四书”，然后再读“五经”。1835年，明命帝还诏谕将“四书”、“五经”、《小学集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等书大量印行，同时允许民间印刷销售，使这些书籍流布全国，从而达到广泛传播朱子学之目的。从嘉隆到嗣德年间（嗣德元年为1847年），是越南朱子学发展的全盛时期。
朱子学自南宋末传入越南后，对越南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它渗透和支配了越南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现今保存的越南国史——《大越史记全书》（1697年），就明显地受到朱熹撰著的《资治通鉴纲目》思想的影响。从吴士连对《全书凡例》所作的说明，以及范公著在《本纪续凡例》中的纪年原则，都可以清楚看出受到朱熹《纲目》思想的影响。《纲目》的扶纲常植名教的鲜明特点在《全书》中亦得到充分体现。黎朝著名学者阮荐撰写的《平吴大浩》，在越南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全书贯穿着儒家仁义思想。黎朝进士吴士连用汉文撰写的《大越史记全书》，是一部越南通史，从书中可看出作者对程朱理学的造诣很深。
越南统治者用朱熹讲的伦理纲常名教规范人们的行为，如依照《朱子家礼》对越南的传统婚娶方式进行变革，明确规定“凡娶妻，先使媒聘往来定议，然后定亲礼；亲礼既毕，然后议纳聘。……其仪序节文，遵如颁奉行，不得如前”。对“家道不齐，无媒妁之言，为窬墙之态”者绳之以法，并将嫁娶能否遵循礼仪当作官吏迁升的一个重要条件。越南《洪德法典》（1483年颁布）和《教化四七条》（1663年颁布）就是据朱熹《四书集注》的道德伦理关系撰写的。有谓儒学（主要指朱子学）在越南取得非凡地位，它们把“五伦”尤其是家庭关系的伦理在社会中扩展到最大限度。①
此外，朱熹自然科学思想对越南亦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例如，黎朝裴壁从朱子由高山上的螺蚌而推论远古那里曾是沧海这一理论，认为越南演州东城县的那块神秘的蚌蛤地原本也是海，由于海底隆起，海浪作用而使蚌蛤堆积至岸边，再经过长期日晒雨淋风吹而形成的，并非如人们所说的神仙之地。
1885年，中法签订《越南条约》，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越南朱子学开始衰落。朱子学在越南社会起主导作用有600多年的历史，其影响是深远的。
三 泰国
中国儒家文化在泰国得到华人的认同。泰国华人领袖郑午楼博士说：
我们海外华人，在保持中华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事实上，儒家思想早已通过历史塑造出华人特有的心态和生活方式。我们身居竞争性工商社会，深知对西方社会价值观念所造成的弊端。如果得到经济现代化，却失去了儒家传统，那将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因此，我们必须在投身于一个工商社会以求生存发展的同时，努力保存并发扬华人的道德理性，实践东西文化共同冶于一炉的中庸之道。①
泰国学者郑彝元的《儒家思想导论》一书，在泰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本书主要的内容是：道德就是天人合契之道与仁义礼智信五德；伦理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四个实践道德伦理的步骤。作者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所在，是华人社会关系的基础；要继承这种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弘扬儒家的价值观念和理性精神，荡涤一切歪曲误解的尘垢，恢复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本来面目。
《儒家思想导论》的作者还着重分析了汉唐前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与宋明来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家的不同特点。他认为，两者具有前后相继的关系，前者强调知天，即对天地人三才一贯的客观认识，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后者强调敬天，强调人的主观精神，提倡“存天理，去人欲”、“养浩然之气”的内圣心学和践履诚敬的道德修养学，具有强烈的宗教倾向。其人伦精神逊于先秦儒家。对于宋明以后新儒学的发展，郑彝元说：
宋代儒学融合佛学，特别是朱熹把经学和理学共冶于一炉，使儒学大放光芒。宋明儒学由于解释心物、性理的侧重点不同，从二程开始，逐渐分化出偏于道问学的程朱学派别与偏于尊德性的陆王学派别。明代儒学以王阳明为代表，以“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为主旨的心学大行其道，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大儒力矫王学的流弊，提倡致用实学，并在满清政府压迫的特殊环境中导出乾嘉时期的考据学，使儒家学风由尊德性向道问学阶段推移。②
在这段话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理学之朱陆学派与明清唯理、唯心和唯气的分野联系起来，认为它们是宋明理学衍变过程的必然结果。
《儒家思想导论》的作者还特别研究了朱熹的人性论，认为“朱熹觉得个人人格的发展，不要说成圣成贤，就是堂堂正正地做人，都是非常困难的。这就说明朱熹对人性中的本能，即恶的倾向，具有相当深刻的体会”。作者还说：
朱熹能够把人性的善恶与天理人欲两者联系起来讲，表明他已看到
了本能（人欲）与理性（天理）同善恶的相互关系。但是，他把理性说成天理，表明他还不明白理性发源于人的社会属性，是人类社会意识的表现。其次，他对人欲和天理、本能与理性的依存性（并有之物）缺乏明确认识，不明白两者之间的对立并非绝对，只能互相制衡而不能独立存在。①
郑彝元这种分析是深刻的，是有新意的。
四 马来西亚 印尼 老挝 柬埔寨 菲律宾
马来西亚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全国人口有2200多万，其中华人占四分之一。华人在马来西亚社会有一定的势力，他们创办华文日报20多种，其中《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日发行量都达到20万份。他们还创办各类学校1000多所。自1984年起，每年还由各州华人社团轮流主办华人社团文化节。通过各个方面多种形式的倡导，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马来西亚有很深刻的影响。1993年，华人社团对华族文化发展方向做出新的总结：“创造大马华族文化的独特性，提升华族文化内涵……致力使华族文化为国人所接受及认同，并引以为荣。”②
印度尼西亚有华人500多万。早在1875年，就在东爪哇洒水创建了“文庙”。19世纪末，印尼中华会馆成立，其宗旨是弘扬儒家学说。该会馆成立后，即组织出版朱熹著作译本，如陈庆忠和尤才祥合译了“四书”中的《大学》和《中庸》（1900年），陈文盛将《孝经》译成马来文（1925年）。《四书》在华人中广为流传。中华会馆还在印尼创办华文学校200多所（1919年统计），以及《孔教月报》、《华侨》等报刊，为儒家文化在印尼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此外，在老挝、柬埔寨、文莱、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儒家文化都构成了当地华族文化发展的共同基础，华人社团、华文学校和华文报刊都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他们在所在国极力倡导儒家文化，有力地推动了华人的文化认同，并促进了儒家文化在其国的传播和发展。
上面，通过对朱子学在东南亚的传播和发展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它在东南亚各国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深刻的。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将与东南亚各国的主流文化相互交流融合而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我们海外华人，在保持中华文化传统中有着重要地位。事实上，儒家思想早己通过历史塑造出华人特有的心态和生活方式。我们身居竞争性工商社会，深知社会价值观念西方化所造成的弊端。如果得到经济现代化，却失去了儒家传统，那将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因此，我们必须在投身于一个工商社会以求生存发展的同时，努力保存并发扬华人的道德理性，实践东西文化同冶于一炉的中庸之道。①
朱子学思想文化影响和传播于东南亚国家最深者有新加坡、越南、泰等国。
一 新加坡
新加坡主要是由华人组成的城市国家。它在19世初开埠，随即儒学传入。那时，华人由中国的福建、广东等地移民过去，“他们身体力行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忠信勤俭、勇恕正直、慎终追远的美德，使得他们能够与各族居民和谐共处，同创一个新的国家”。从福建去新加坡的华人，他们把朱熹在福建创立的新儒学——朱子学，带到那里。1949年创办的第一所华文学校“崇文阁”，以及随后创办的华文学校“萃英书院”、“养正书院”等，其教学宗旨皆以“究洛闽之奥”②，用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为教材。现在，新加坡的中学高年级大都设有“儒家伦理”这门课程。③新加坡华人把自己的文化历史看成是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延续。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
我们的历史并不是在祖先初到新加坡时才开始的，它早在五千多年前中国文明初创立时就已经开始。这段历史是我们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继承了这个系统和文化。④
上述情况，主要是讲在民间。从整个新加坡国家来看，他们是全盘西化的。由于工业化的成功，人民生活有很大的提高，逐步赶上最发达的国家。由此，西方文化也随之在新加坡泛滥。个人主义、物质享乐主义普遍流行。人际关系紧张，家庭结构解体，出现社会的不稳定。这就是说，无法解决物质文明所带来的精神危机。
于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政府组织对国家的教育进行了全面检讨，对东西文化进行比较，“深感新加坡必须对道德教育进行全面改革，否则培养出来的新科技人才没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就很难把新加坡真正带进二十一世纪”。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新加坡朝野同倡儒学。李光耀总理在1982年元宵节献辞中，号召新加坡人要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他还按照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提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并将“八德”具体化，赋予现代化和新加坡化的内容。它既是每一个新加坡人必须保持和发扬的八种美德，也是新加坡政府一直贯彻执行的治国之纲。同年2月，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博士，根据李光耀总理的建议，提出在新加坡发展儒家伦理教育，并成立了以吴德耀教授为首的“儒家伦理教育委员会”，协助教育部拟订课程纲要。6月，吴庆瑞博士特地率团抵美国，同那里的华裔学者商讨推行儒家伦理教育的问题，并先后邀请华裔朱子学研究专家余英时、杜维明等学者到新加坡举办座谈和演讲，帮助推行儒家伦理教育计划。接着，教育部宣布，自1984年起，中学三、四年级学生必须选修一门包括“儒家伦理”课程在内的宗教课程。1983年3月，新加坡政府还拔出一笔相当大的款项，由民间建立“东亚哲学研究所”。研究的主要课题是“儒家伦理与东亚实际发展的关系”、“儒家思想与现代新加坡”等。所谓现代儒学，主要是指朱子学，因为朱熹是孔子之后儒学的最主要的代表者，他对儒家经典进行了全面整理和广泛注释，今天研究儒家思想，实际上是研究朱熹的儒家思想。现在，新加坡已成为儒学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它的社会制度虽然是资本主义的，而其精神源泉却主要来自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特别是，他们对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新加坡大学等，已初步形成了东南亚儒学研究中心，世界各国不少学者到那里进行儒学研究。①
新加坡的儒学研究成果已很显著，出版了不少专著。就其对朱子学的研究来说，1985年5月出版了新加坡大学龚道运博士的《朱学论丛》一书，对朱熹及元代著名朱子学者金履祥、郝经、许衡、许谦等人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根据国家提倡儒家伦理学的宗旨，全面研究朱子学的心性践履之学，提出朱子学也有心学。龚道运说：
朱熹禀气质实，由工夫之践履，以体会心不即是理，而主性即理。此一体系盖会通宋儒所言心体、性体而由尽心以证诚者。余以心学名朱学，即欲由工夫以契入其理论体系，而窥其会通者也。朱子以降，世之治朱学者，其人之气质类与朱子相近，观乎元儒许衡、郝经、金履祥、许谦皆以质实而规模朱子，益见气禀及工夫与理论体系之不相离矣！①儒家之哲学，以道德为依归。其言道德，则落实于心。……顾儒家自孔、孟以降，其最具影响力之代表人物，厥为南宋朱熹。②
龚道运认为，朱熹的心学义理系统，是对儒学心学的特殊贡献。他又说：
朱熹由尽心工夫以体会不直下如理，因言理超越于一般心理活动、事物与气之上，由是彰显理之至尊无上，斯乃朱熹对心学之最大贡献。③
特别是，朱熹的心学对今日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龚道运说：
朱熹心学所启示于今日吾人者，则凡欲修养其精神生命，升华其道德人格，以为安身立命者，皆需依本身气质之所近，以从事切实之践履。所践履者既切，则其由迁善改过所成就之德性之学，自亦无不实矣！④
龚道运在《朱学论丛》中，对元代朱子学者金履祥等诸人，也是按由气质契入其切实践履之工夫的心学义理系统进行研究的。1987年12月初，龚道运应邀出席了笔者主持的厦门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他在会上以《朱熹心学的特质》为题作了学术演讲，讲述了他的新的研究成果。龚道运博士的朱子学研究，充分显示出了当代新加坡儒学研究重视伦理道德问题的新特点。
朱熹的道德伦理思想对新加坡影响很深。李光耀说：如果孝道不受重视，生存的体系就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变得粗野。⑤
新加坡的领导人和学者把“孝”看作是伦理的起点，在对父母讲“孝”的基础上向外推行，由此推论出对国家要讲“忠”。于是，“孝亲”与“爱国”便成为一体。以“孝亲”与“爱国”为核心的道德价值再继续向外推行，便形成了“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妻、长幼、朋友），并通过“五伦”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道德价值观的影响下，新加坡三世同堂的家庭普遍受到社会尊重。三世同堂家庭中的祖父母、父母，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地传给下一代，使之能够世代相续，发扬光大。不仅如此，新加坡政府每年都要开展全国性的文明礼貌月、敬老周以及华族文化节等活动，许多领导人也亲自参加，身体力行，希望通过这种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养成一种敬老尊老、讲礼貌、讲文明的良好社会风气。
朱熹的义利观对新加坡经济行为的扩张和经济秩序的建立起了积极的作用。朱熹说：“义者，利之和也。”①“利之和”是指把“利”放在合宜的地位，就是不要简单的以“义”制“利”，而是具有自行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利益的深刻内涵。朱熹在“义利之辨”中还特别强调“利”要合乎“义”，即物质利益的取得要在一定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的制约下有秩序地、合理地进行。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新加坡推崇“重道义，尊德性”的价值追求，并用以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正确辩证关系。在新加坡，“争权夺利”式的价值观在年轻人的心目中并不重要。他们较为看中的是“道德情操”，即个人的道德修养，对于新加坡的热爱，爱国的价值观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新加坡人（特别是华人）亦很重“信义”，即尚义。早期的华裔一般都缺少文化或文化低，有些人连自己的姓名都写不来。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仅凭口头的君子协定，双方记个数以备忘。这种信用关系完全靠双方的道德观念，是由相互信任来维持的。所以，美国社会学家德鲁克说：“海外华人的成功，应归因于他们把家庭变成现代企业的能力。他们组织跨国集团，主要靠的既不是股份，也不是合同，而是家庭成员间的互相信任和互相服务。”②
二 越南
越南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古代起就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约于10世纪形成为封建国家。1226年，越南陈朝建立。陈氏政权建立之初，亟需一种适应封建专制制度发展的意识形态，而朱子学正具有这一鲜明的特点。陈太宗实行科举选官制度，并创立国学院，重修国子监。陈太宗元丰三年（1252年）九月，诏天下儒士诣国学院，讲“四书”、“六经”。这表明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已传入越南。陈圣宗于1272年下诏：求贤良，能讲“四书”、“五经”之义者。这时，出现了一批在越南积极传播朱子学的先驱者，如朱文安、黎文休、陈时见、段汝谐、张汉超、黎括等。
早期越南朱子学的代表人物朱文安（？—1370年），以毕生的精力研究朱子学，同时致力于朱子学的传播与普及。陈顺宗时，他曾任职国子监司业，给太子讲授“四书”、“五经”。陈裕宗主政后，朝中奸臣横行，世风日下，朱文安因对时政不满而辞官回乡，授徒讲学。范孟、黎伯适等著名的越南朱子学家都是他的学生。他撰著的《四书说约》反映出了其对朱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朱文安的学术思想被概括为“穷理、正心、除邪、拒嬖”。①朱文安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越南朱子学的一代宗师。
明朝成祖永乐五年（1406年），明成祖应越南故王陈日奎之弟陈天平之请，平定了陈朝外戚胡季犁的叛乱，改安南为交趾（安南、交趾都是越南的古称），并于1407年在越南设交趾布政使司，并在越南广开学校。据记载，当时越南在全国开办设立的学校有161所（其中府学14所，州学34所，县学113所）。明朝还派遣监生唐义颁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书给安南各府州县学校，作为教材，供莘莘学子学习。1427年，明朝军队撤退，安南复国。明朝在越南的短暂统治，加速了朱子学在越南的传播。②
1428年，黎利灏即帝位，是为圣宗。黎朝“立国之初，首兴学校，祠孔子以太学，其崇重至矣”。③儒学主要是朱子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1434年，越南举行科举考试，所有试场都考“四书”。与此同时，新刻《四书大全》大量印行。黎圣宗在位38年，是黎朝享国最久的君主。他大力传播朱子学，将儒学确立为正统的国家哲学，作为其建国治民的指导思想。此后，黎玄宗（1663—1671年在位）、黎裕宗（1705—1728年在位）都尊崇朱子学。黎朝儒者辈出，造就了一批著名的朱子学家，其中以黎贵惇（1726—1784年）最为杰出。他三元及第，学识渊博，著作丰赡，所著《四书略解》，反映出他对朱子学的深入研究。在“理”与“气”的关系上，他认为理与气并非两位对立，具有同等的地位，不像阴与阳、奇与偶、知与行、体和用那样可分主次。他说：“阴、阳，奇、偶，知和行，体和容（按当为用），皆可相对而言，理与气则不可。”可谓得朱子学理气观之宗旨。在政治上，黎贵惇坚持儒家的“仁政”、“民本”思想，认为“民为国之本，本固则邦宁”，主张“宽民力”，减轻刑罚与捐税，以巩固封建制度。此外，黎朝统治者还利用朱熹学说来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调节其利益的再分配，如在废除功臣子孙的仕宦特权等方面都起到良好的效果。
1802年，阮福映称帝，建元嘉隆，定都顺化。阮朝初，阮福映帝遣使者向清朝纳贡请封，并求改定国号。当时，清朝仁宗皇帝封阮福映为国王，命用“越南”为国名。因当时清朝极为崇尚朱子学，所以越南也尊崇朱子学。嘉隆八年（1809年），清朝商人将真德秀撰写的《大学衍义》带到越南，北城总镇阮文诚将此书进献给阮福映帝，随即下诏重印，颁发各地。明命帝（1820—1840年在位）时，还规定越南儿童七八岁上学，先读《忠经》、《孝经》，以及《小学》、“四书”，然后再读“五经”。1835年，明命帝还诏谕将“四书”、“五经”、《小学集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等书大量印行，同时允许民间印刷销售，使这些书籍流布全国，从而达到广泛传播朱子学之目的。从嘉隆到嗣德年间（嗣德元年为1847年），是越南朱子学发展的全盛时期。
朱子学自南宋末传入越南后，对越南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它渗透和支配了越南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现今保存的越南国史——《大越史记全书》（1697年），就明显地受到朱熹撰著的《资治通鉴纲目》思想的影响。从吴士连对《全书凡例》所作的说明，以及范公著在《本纪续凡例》中的纪年原则，都可以清楚看出受到朱熹《纲目》思想的影响。《纲目》的扶纲常植名教的鲜明特点在《全书》中亦得到充分体现。黎朝著名学者阮荐撰写的《平吴大浩》，在越南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全书贯穿着儒家仁义思想。黎朝进士吴士连用汉文撰写的《大越史记全书》，是一部越南通史，从书中可看出作者对程朱理学的造诣很深。
越南统治者用朱熹讲的伦理纲常名教规范人们的行为，如依照《朱子家礼》对越南的传统婚娶方式进行变革，明确规定“凡娶妻，先使媒聘往来定议，然后定亲礼；亲礼既毕，然后议纳聘。……其仪序节文，遵如颁奉行，不得如前”。对“家道不齐，无媒妁之言，为窬墙之态”者绳之以法，并将嫁娶能否遵循礼仪当作官吏迁升的一个重要条件。越南《洪德法典》（1483年颁布）和《教化四七条》（1663年颁布）就是据朱熹《四书集注》的道德伦理关系撰写的。有谓儒学（主要指朱子学）在越南取得非凡地位，它们把“五伦”尤其是家庭关系的伦理在社会中扩展到最大限度。①
此外，朱熹自然科学思想对越南亦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例如，黎朝裴壁从朱子由高山上的螺蚌而推论远古那里曾是沧海这一理论，认为越南演州东城县的那块神秘的蚌蛤地原本也是海，由于海底隆起，海浪作用而使蚌蛤堆积至岸边，再经过长期日晒雨淋风吹而形成的，并非如人们所说的神仙之地。
1885年，中法签订《越南条约》，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越南朱子学开始衰落。朱子学在越南社会起主导作用有600多年的历史，其影响是深远的。
三 泰国
中国儒家文化在泰国得到华人的认同。泰国华人领袖郑午楼博士说：
我们海外华人，在保持中华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事实上，儒家思想早已通过历史塑造出华人特有的心态和生活方式。我们身居竞争性工商社会，深知对西方社会价值观念所造成的弊端。如果得到经济现代化，却失去了儒家传统，那将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因此，我们必须在投身于一个工商社会以求生存发展的同时，努力保存并发扬华人的道德理性，实践东西文化共同冶于一炉的中庸之道。①
泰国学者郑彝元的《儒家思想导论》一书，在泰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本书主要的内容是：道德就是天人合契之道与仁义礼智信五德；伦理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四个实践道德伦理的步骤。作者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所在，是华人社会关系的基础；要继承这种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弘扬儒家的价值观念和理性精神，荡涤一切歪曲误解的尘垢，恢复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本来面目。
《儒家思想导论》的作者还着重分析了汉唐前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与宋明来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家的不同特点。他认为，两者具有前后相继的关系，前者强调知天，即对天地人三才一贯的客观认识，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后者强调敬天，强调人的主观精神，提倡“存天理，去人欲”、“养浩然之气”的内圣心学和践履诚敬的道德修养学，具有强烈的宗教倾向。其人伦精神逊于先秦儒家。对于宋明以后新儒学的发展，郑彝元说：
宋代儒学融合佛学，特别是朱熹把经学和理学共冶于一炉，使儒学大放光芒。宋明儒学由于解释心物、性理的侧重点不同，从二程开始，逐渐分化出偏于道问学的程朱学派别与偏于尊德性的陆王学派别。明代儒学以王阳明为代表，以“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为主旨的心学大行其道，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大儒力矫王学的流弊，提倡致用实学，并在满清政府压迫的特殊环境中导出乾嘉时期的考据学，使儒家学风由尊德性向道问学阶段推移。②
在这段话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理学之朱陆学派与明清唯理、唯心和唯气的分野联系起来，认为它们是宋明理学衍变过程的必然结果。
《儒家思想导论》的作者还特别研究了朱熹的人性论，认为“朱熹觉得个人人格的发展，不要说成圣成贤，就是堂堂正正地做人，都是非常困难的。这就说明朱熹对人性中的本能，即恶的倾向，具有相当深刻的体会”。作者还说：
朱熹能够把人性的善恶与天理人欲两者联系起来讲，表明他已看到
了本能（人欲）与理性（天理）同善恶的相互关系。但是，他把理性说成天理，表明他还不明白理性发源于人的社会属性，是人类社会意识的表现。其次，他对人欲和天理、本能与理性的依存性（并有之物）缺乏明确认识，不明白两者之间的对立并非绝对，只能互相制衡而不能独立存在。①
郑彝元这种分析是深刻的，是有新意的。
四 马来西亚 印尼 老挝 柬埔寨 菲律宾
马来西亚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全国人口有2200多万，其中华人占四分之一。华人在马来西亚社会有一定的势力，他们创办华文日报20多种，其中《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日发行量都达到20万份。他们还创办各类学校1000多所。自1984年起，每年还由各州华人社团轮流主办华人社团文化节。通过各个方面多种形式的倡导，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马来西亚有很深刻的影响。1993年，华人社团对华族文化发展方向做出新的总结：“创造大马华族文化的独特性，提升华族文化内涵……致力使华族文化为国人所接受及认同，并引以为荣。”②
印度尼西亚有华人500多万。早在1875年，就在东爪哇洒水创建了“文庙”。19世纪末，印尼中华会馆成立，其宗旨是弘扬儒家学说。该会馆成立后，即组织出版朱熹著作译本，如陈庆忠和尤才祥合译了“四书”中的《大学》和《中庸》（1900年），陈文盛将《孝经》译成马来文（1925年）。《四书》在华人中广为流传。中华会馆还在印尼创办华文学校200多所（1919年统计），以及《孔教月报》、《华侨》等报刊，为儒家文化在印尼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此外，在老挝、柬埔寨、文莱、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儒家文化都构成了当地华族文化发展的共同基础，华人社团、华文学校和华文报刊都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他们在所在国极力倡导儒家文化，有力地推动了华人的文化认同，并促进了儒家文化在其国的传播和发展。
上面，通过对朱子学在东南亚的传播和发展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它在东南亚各国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深刻的。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将与东南亚各国的主流文化相互交流融合而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