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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到了15世纪末，特别是燕山君（1495—1505年）时期，即李退溪出生的前后几年，社会趋于停滞和衰落，开始走下坡路。到了16世纪，便出现内忧外患交织，天灾人祸频仍，危机此起彼伏。一方面，倭寇经常袭击南方沿海一带，屡禁不绝，造成国家巨大的物质损失和社会的不安定；北方的满人经常骑马南下，大肆掠夺，也构成严重的威胁。李退溪曾叹息，“我国家三面受敌，百年升平”①时期已经过去！南北外患使朝廷动员大量人力和物力去对付，消耗了国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另一方面，由于权门豪强势力的增长，肆意兼并土地，以致迫使朝廷废除职田制，更助长了土地兼并的发展。这样，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破产而成为流民。当时流民团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大大削弱了朝廷的统治势力。
在李退溪生活的时代，由于反对外戚和权臣干政，统治集团内部勋旧派和士林派的斗争更为激烈，以至“士祸”迭起，使许多读书人惨遭杀害。据记载：
1506年，国都即爆发革命，废燕山君而立中宗。中宗致力于改革内政，但是又因为他求治心切，尽力压倒一切门阀世家的政权，推毁封建势力，任用前受肇祸的金宗直学派儒生赵光祖等，造成年少气锐的儒生政治，致使守旧党及封建势力怨恨日积，对中宗及赵等深表不满，竟和宫中人勾结，谗害儒生，或杀或放，使新派急进的政治陷于失败。但是，朝臣内讧朋党冤狱，还是纠结不休。仁宗继立，不及八个月而薨；其弟明宗以十二岁而即位，外戚尹任和尹元衡的争权激化，儒生派又卷入漩涡。直至明宗末年，一向恣擅政柄的尹元衡逝世，儒生派势力逐渐恢复。明宗为振肃纪纲，擢任山林之士（儒生），惜未及完成而薨。宣祖即位，他又举用儒生派，任用要职，儒生派的势力又风靡一世。号为朝鲜第一儒宗的李滉（退溪）和李珥（栗谷），都是明宗末年人。当时的思想，都是我国的朱子学说所支配。①
由燕山君、中宗（在位1506—1535年）时期（1495—1545年）短短的50年中，就发生了四次大“士祸”：“戊午士祸”［1498年，将已故大儒金宗直（1431—1492年）“剖棺斩尸”，门人10余人遭害］，“甲子士祸”（1504年，将已故名儒郑汝昌“剖棺斩尸”，金宏弼等80余名新进士林派被杀害。李退溪岳父权〓的父亲权柱在此祸中被处死，株连权〓被流放到巨济岛，株连李退溪被剥夺了授予的春秋馆记事官职位），“己卯士祸”（1519年，新进士林派领袖赵光祖等70人赐死或杖流），“乙巳士祸”（1545年，名儒李彦迪等40多人遇害）。四次“士祸”残害的知识分子达180多人，他们都是新进士林派的领袖人物和名儒。对此，李退溪曾总结说：
士林之祸有不忍言者，近有伸雪之事，自上亦必知之。而臣犹陈既往之事者，欲为将来之大戒也。……士林之祸一起，则非但伤残士林，国脉亦从而断丧！②
李退溪生活在这四次“士祸”期间，目睹亲属、好友和著名朱子学家被残害，自己也险遭不测，这就必然助长他厌恶官场，淡泊名利，誓志“敦圣学以立治本”。③
李退溪生性有强烈的忧民爱国思想。他“爱君忧国之心不因进退而有间。闻一政令之善，喜不能寐；或举措失宜，忧形于色。常以辅养君德、扶护士林为先务，出处进退一徇于义。义有未安，则必奉身而退。难进易退之节壁立万仞。尤著于晚节。”④这就决定了李退溪必然树立起正己正人成物、“内圣外王”的东方文化思想。
李退溪，名滉，字景浩，韩国庆尚道礼安县温溪（今安东郡陶山面温惠洞）人。生于李朝燕山君七年（中国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卒于李朝宣祖三年（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年）十二月八日。生未周岁而孤，由母亲和叔父松斋李堣养育和家教。他自幼好学多思，6岁学《千字文》，12岁读《论语》，20岁“讲究”《周易》，皆“殆忘饮食”。⑤27岁中进士第。历官丹阳郡守、两司玉堂知制浩、经筵侍讲、成均馆大司成、弘文馆修撰、议政府右赞成、判中枢府事等。晚年置书堂于陶山之南（即后来之陶山书院），穷究朱子学，著述讲学，门徒众多，形成为退溪学派。所著主要有《朱子书节要》、《宋季元明理学通录》、《启蒙传疑》、《西铭考证》、《心经后论》、《论四端七情书辩》、《圣学十图》等，结辑为《陶山全书》4册、《增补退溪全书》5册、《退溪学文献全集》20册。李退溪笃信朱熹，被尊为“海东之考亭”，其学说被称为退溪学。
研究退溪学的形成过程，应该从李退溪于19岁时学习《性理大全》开始。由于他读了《性理大全》，初步把握到儒家思想的精要，产生对儒学的极大兴趣，主动寻找朱熹著作进行研究。据记载：“先生自言十九岁时，初得《性理大全》首尾二卷，试读之，不觉心悦而眼开，玩熟盖久，渐见意味，似得其门路。自此始知性理之学体段自别也。”①《性理大全》为中国明朝胡广（1370—1418年）等奉成祖之命编辑的，共70卷。所采宋儒之说凡120家，其中自为卷帙者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邵雍的《皇极经世》等9种，共26卷。27卷以后，分门编纂为理气、鬼神、性理、道统、圣贤、诸儒、学、诸子、历代、君道、治道、诗、文等13类。清朝康熙皇帝命李光地（1642—1718年）撷其精华，编为《性理精义》12卷。《性理大全》是程朱理学文献的精选集。李退溪读《性理大全》，是其研治朱子学的起点。
接下，《心经附注》、《朱子大全》“对退溪学的学术思想影响很大”。②李退溪于23岁时获读《心经附注》。这是其治学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南宋末年的朱子学家真德秀（即西山）所编辑的《心经》，是采取儒家经典《诗》、《书》、《论》、《孟》、《学》、《庸》和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论心格言，附以诸家议论，自为赞语和注释，大旨为正心务本，发挥主敬操持、格物穷理、躬修践履之意。中国明代的程敏政（号篁墩，1445—1500年）对《心经》进行了注释，流传至韩国为李退溪所研治者，即是程敏政注本，所以合称为《心经附注》。值得注意的是，程敏政的《心经附注》未为中国明代及其后学者所重视，至今中国流传的是书即李退溪提倡后的韩国刻本。李退溪是通过《心经附注》继承和发展了朱子学的心学思想，建立起自己的心学思想体系的。他自称：“吾得《心经》，而后始知心学之渊源，心法之精微。”③对此，钱穆在《现代对退溪学之再认识》中说：
（程篁墩）既不为中国程朱学派所喜，乃陆王学派亦不重视，黄梨洲《明儒学案》即舍篁墩不录。而篁墩之《心经注》，因退溪提倡，在韩国极受尊重，宫内经筵讲学即以程篁墩之《心经注》为教本。退溪身后沿袭不辍。从此正见退溪学之自有其独到处，不可不特加注意。①
钱穆接着指出，“更可注意者，退溪每每称朱子学为心学，而又深辨陆王，斥之曰禅学。此处正可见退溪学之特着精神处”。这就是说，李退溪通过研治《心经附注》，形成为自己具有“心性”特点的理学，把朱子学推到一个新的阶段，使朱子学适应16至18世纪中、韩、日等东方主要国家社会文化的需要。
一般记载，李退溪是在23岁时获读《心经附注》的，而他自己却曾说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他说：
少时游学汉中，得见此书（按《心经附注》）于逆旅而求得之，虽中以病废而有晚悟难成之叹，然而其初感发兴起于此事者，此书之力也。故平生尊信此书亦不在《四子》（即《四书集注》），《近思录》之下矣！②
因此，李退溪平生对此书，敬之如神明，尊之如父母，把它作为朱子学的经典反复阅读和研究。李退溪自谓“滉鄙钝无闻，幸于此《经》此《注》中，略似有窥寻路脉处。年来随分用功多在这里。只默声诵其《经》文，已觉一生知得不能尽行，得不可穷矧乎？……《心经》苟能潜心，积功入道之门不外此。仆启发于是《经》非一，今不携来，若失严师益友。”③据李退溪的门人李德弘记载：
（先生）尝访上舍姓黄人，始见《心经附注》。其为注，皆程朱语录。人见之或不分句读，先生闭门数月，沈潜反复，自然心会。如有不得者，亦不强探力索，姑置一边，时复拈出，虚心玩味，未有不洞然处。④
又据其门人金诚一、郑逑所记载，“先生居陶山玩乐斋，鸡鸣而起，必庄诵一遍。谛听之，乃《心经附注》也”。“先生最爱《心经》，系《后论》于篁墩之书，而引鲁斋神明父母之喻。西山之后，惟先生为深知此书之味。而自西山言之，亦未为不遇后世之子云矣！”⑤
李退溪把真德秀的《心经》看成朱子学的入门书和为学的向导。“（先生）诵《心经》，因讲《论语》，其自强不息有如此者。”⑥李退溪说：
一部《心经》，为早晚诵习夹辅用功之地，则所谓障川之柱、指南之车、烛幽之鉴，皆可以于吾身亲见其实矣！①在李退溪看来，真西山的《心经》像一面镜子，把朱子学的精华都缩影在里面了。因而他把《心经》作为孔孟程朱的儒家经典的精粹读本，认为“《心经》一部书所萃，皆孔、孟、濂、洛、关、闽、湖群哲之绪言”②；“《（心经）附注》实濂、洛、关、闽之渊海”③。李退溪说：
吾观是书，其经则自《诗》、《书》、《易》以及于程朱说，皆圣贤大训也；其注则由濂、洛、闽，兼取于后来诸贤之说，无非至论也。④
这就是说，真西山的《心经》和朱熹一样，集孔孟儒家思想之大成，集濂、洛、关、闽理学之大成，因而是研究和学习朱子学的基本经典。
值得注意的是，李退溪的《心经后论》，则是其晚年66岁的作品，这时退溪学已经形成和成熟。仅此足以说明《心经附注》在李退溪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在退溪学形成和成熟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李退溪于43岁时在京城获得新刊《朱子大全》，即努力学习之；到了50岁弃官退归故里后，即全力研读。韩国李相殷在《李退溪的学术思想》中说：
在43岁时，他找到了《朱子全书》，欣喜若狂地带回家乡，从此闭门读书。他在辞官的原因中，不仅是日益衰退的身体和权力斗争二者，更由于他热爱朱子思想的研究。⑤
这里所谓《朱子全书》为《朱子大全》之误，下同。《朱子大全》即《朱文公文集》，全称为《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正、续、别集合之121卷，明朝嘉靖年间胡岳刻本较为完备。《朱子全书》66卷，清朝圣祖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李光地等奉诏编纂。李退溪从早年起就无举业之念，只是因家贫亲老，“由科第取利禄”，步入仕途。但是，他在仕途中，“处身行事，率皆大谬于古之人”⑥。于是，他到了50岁时，从急流中勇退，告老还乡，隐居山林，闭门研治朱子学。李退溪在《朱子书节要·序》中说：
晦庵朱夫子，挺亚圣之资，承河洛之统，道巍而德尊，业广而功崇，其发挥经传之旨以幸教天下后世者。既皆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
而不惑矣！夫子既殁，二王氏及余氏裒稡。夫子平日所著诗文之类为一书，名之曰《朱子大全》，总若干卷。而其中所与公卿大夫门人知旧往还书札多至四十有八卷。然此书之行于东方，绝无而仅有，故士之得见者盖寡。嘉靖癸卯（1543年）中，我中宗大王命书馆印出颁行。臣滉于是始知有是书而求得之，犹未知其为何等书也。因病罢官载归溪上，得日闭门静居而读之。自是渐觉其言之有味，其义之无穷，而于书札也犹有所感焉。盖就其全书而论文，如地负海涵。①
对于李退溪研治《朱子大全》的情况，据其门人金诚一记载，“先生家有朱子书写本一帙，卷帙甚旧，字划几剜，乃读而然也。其后人多印出，每得新帙，必校雠点窜，温习一过。章章融会，句句烂熟。其受用如手持而足蹈，耳闻而目睹！故日用之间，语默动静，辞受取予，出处进退之义，无不吻合于是书。人或质疑问难，则必授是书而答之，亦无不合于事情，宜于道义焉。是乃实见得信得及心融神会之所致，非靠书册徇口耳之所可能也。若先生可谓善读书矣！……晚年专意于朱书，平生得力处，大抵皆自此书中发也”②。上引中有谓李退溪读朱子书，“每得新帙，必校雠点窜”，就是对韩国本《朱子大全》进行点校。据李朝实录记载：
往在中朝癸未（按1533年）年间，尝印《朱子大全》，而其时校书之员多草率不精，识者恨之。今则得李滉校定之字，并以愚臣管见，合众长而正之。③
这是在李退溪逝世后三年（1573年）正月，李朝大臣柳希春向宣祖上疏中所说的。由此可知，李退溪对《朱子大全》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李退溪在精研《朱子大全》的基础上，“遂删节其要语为一帙，今之印行，《朱子书节要》是也”。④韩国李相殷在《李退溪的学术思想》中说：
《朱子大全》共有一百三十卷，其中三分之一是朱熹与弟子之间以及和当时的学者之间的信件。这些信件中包含着中国经书中道理的解释以及他个人生活起居、出处进退的种种经历。他专心地研究朱熹著作，并且编了一本《朱子书节要》。此书对韩国新儒学的发展很有贡献。⑤
《朱子大全》共131卷，非130卷。《节要》的篇幅约为《大全》中书信的三分之一，共14卷。李退溪节选的原则，“大抵《节要》书归重在于学问”①，而学问要“切于受用者，表而出之，不拘篇章，惟务得要”②。《朱子书节要》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朱熹的思想体系，也是李退溪思想体系的模型。
李退溪从43岁始读《朱子大全》，经过50岁时精研之，到56岁时辑成《朱子书节要》，恰恰是退溪学的形成时期。由此可以看出李退溪思想形成的轨迹。
李退溪思想形成于其五六十岁之间。代表退溪学思想体系的，是他于60岁前后所撰写的一系列著作。一是《天命图说》。此是李退溪于53岁时撰成、55岁时重新修定的成熟著作，精辟地论述了其理气论和心性说，退溪学的理论框架基本上都体现在里边了。二是《启蒙传疑》。此是李退溪于57岁时所撰，是其探究朱熹《易学启蒙》的成果，退溪学的易学思想主要地都集中在这里面了。三是《非理气为一物辩证》。此是李退溪于64岁时所撰，专为批判中国明代罗钦顺和韩国李朝徐敬德的主气论观点的。而坚持“理与气决是二物”的原则。四是《圣学十图》。此是李退溪68岁时向李朝宣祖进献的十个图及其解说。所谓圣学，即成圣之学，就是李退溪所说的，“圣学有大端，心法有至要。揭之以为图，指之以为说，以示人入道之门、积德之基”③。十图列表如下：
号次 图名 作者 文献依据
1．太极图 中国北宋周敦颐 周敦颐《太极图说》
2．西铭图（上下） 中国宋元间程复心 中国北宋张载《西铭》
3．小学图 韩国李朝李退溪 中国南宋朱熹《小学题辞》等
4．大学图 韩国李韩权阳村 《大学》、朱熹《大学或问》
5．白鹿洞规图 李退溪 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
6．心统性情图 程复心（上） 朱熹有关论述
（上中下） 李退溪（中下）
7．仁说图 朱熹 朱熹《仁说》
8．心学图 程复心 程复心《心学图说》
9．敬斋箴图 中国南宋王柏 朱熹《敬斋箴》
10．夙兴夜寐箴图 李退溪 陈南塘《夙兴夜寐箴》
①《答南时甫》，《增补退溪全书》第1册，第366页。
②《朱子书节要·序》，《增补退溪全书》第2册，第349页。
③《进圣学十图札》，《增补退溪全书》第1册，第195、196页。
李退溪为学一生，身体力行，最后由十个圣图把其思想和践履工夫糅合成一个整体，构成他的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其规模之宏大，逻辑之严密，构思之深蕴，操履之功用，在东方文化史上是罕见的。《圣学十图》是李退溪晚年成熟思想的综合，是退溪学的结晶。可以说，东方文化诸方面的精华都糅合在里边了。史书称李退溪为学，“诸家众说之同异得失，皆曲畅旁通，而折衷于朱子。讲究精密，践履纯笃，其造诣甚深，从游讲学者来自四方。朝鲜五百年，推为第一儒宗”①。
上面讲的是退溪学的形成过程。至于退溪的内涵，包括了朱子学的各个方面，诸如李退溪以易理推演理气不离不杂、三才一贯、太极与《圣学十图》，以及天人合一、道德伦理、民本、文以载道、教育等思想。而李退溪最具特色的是其“为己之学”，可以说是退溪学的核心。这也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东方文化最本质的东西，东西方文化相区别的标志。
东方人所追求的人的精神境界，包括个人和人类两个方面的价值的最高实现。它要求自身圆满成就内在的德性和外在的事业。对此，孔子概括为“仁”。东方人把仁作为终身奋斗的最高目标，称之为“终极关怀”。为此，必须从学入手，所以叫做“为己之学”，即孔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②在儒家看来，一个人即使财产很多，他的内心还会空虚，惟一可以克服内心空虚的，是在自己内心的方寸之地树立起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现代人一般是把道德伦理的责任归给外在的释迦、真主、耶稣，以至党派。而儒家则是把道德伦理的责任归给内在的自己的生命力，是自己的生命有这种要求。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为仁由己”③、“君子求诸己”④、“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⑤。这就是说，成功或失败完全决定于自己。孔子是肯定个人意志、人格尊严的，要求提高和升华主体的自觉性。
“终极关怀”和“为己之学”是东方文化的最大特色之一，是西方人不可思议和望之莫及的。这是由孔孟以至程朱的提倡和践履，到了十六七世纪的明代，它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内广泛传播，发扬光大，从理论和实践上凝结于李退溪身上，形成为最高模范。李退溪说：
为己之学，以道理为吾人之所当知，德行为吾人之所当行。近里着工，期在心得而躬行者是也。为人之学，则不务心得躬行，而饰虚徇外，以求名取誉者是也。①
“近里着工”，即谓深入本质，把握细微处；“期在心得而躬行”，即谓真正有所体会，并付诸于践履。这就是把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它与粉饰虚伪、专务向外“求名取誉”的“为人之学”是根本不同的。那么，“为己之学”的境界是怎样的呢？或者说，李退溪从理论和实践上所达到的“为己之学”的最高境界是怎样的呢？李退溪的门人说：
先生之学，私欲净尽，天理日明。物我之间，未见有彼此町畦。其心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有各得其所之妙。②“町畦”引申为界域。李退溪门人这里所讲的，就是李退溪所达到的“终极关怀”的境界。他的心已经有个实在的地方安顿，即“其心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这是其生命力的要求，是在他的方寸之内树立起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根本不会为外力或超自然的力量所动的。这正如李退溪自己所体会的那样。他说：
君子之学，为己而已。所谓为己者，即张敬夫所谓无所为而然也。如深山茂林之中，有一兰草终日薰香而不自知。其为香正合于君子为己之义，宜深体之。③
李退溪还把“为己之学”概括为“为学而以身体之”，就是亲身体验自己所学。由此看来，所谓“终极关怀”，是一种“无所为而然”的境界。李退溪还对此释为心中“不容物”。李退溪说：
不容物云者，言心之全体至虚至静，如明镜照物。物来则应之，而不滞物；去则如故而虚明。若系着一物如泥点，镜都不得虚明静一气象。④
李退溪把它比作为如深山茂林中兰草之“终日薰香而不自知”，就是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所要求的充分地呈露出来。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所以李退溪说“宜深体之”。
在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孔子被称为“大圣”，朱熹被称为“大贤”。李退溪“先生之学，盖以朱子为宗，不为功利所夺，不为异端所惑，博而不杂，约而不陋”①，被称为大“善士”②。朱熹曾对同僚唐仲友（1136—1186年）挟嫌报复，并对无辜的官妓严蕊严刑拷打逼供，后来中国大文豪鲁迅（1881—1936年）对此予以讥评。这虽是个别事例，而其人格毕竟是有瑕疵的。③李退溪的人格是完善无缺的，其境界是最高尚的。他本于圣贤而加之自得，故后来居上。李退溪的门人说：
（先生）论学必本于圣贤，而参之以自得之实；教人必主于彝伦，而先之以明理之功；持己则以正，而不拘为崖岸之行；议礼则援古，而不遗乎时王之制。急于修己，而不言人过；勇于从人，而不掩己短；接人以和，而人自敬；待下以宽，而下自肃；不以一节一善成名，而所学所守之正，自箕子以后，殆未有其比。④
这说明李退溪的人生哲学起于孔子而超出朱熹，在东方文化的发展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李退溪的人生哲学的诸个方面，是东方人文化心理特征的最完善的表现。
李退溪强调，首要的是以“规矩准绳”严于律己。李退溪曾制《修身十训》，提出立志、敬身、治心、读书、发言、制行、居家、接人、处事、应举等十个方面，严于律己。其《修身十训》曰：
立志当以圣贤自期，不可存毫发退托之念；敬身当以九容自持，不可有期须放倒之容；治心当务清明和静，不可坠昏沉散乱之境；读书当务研穷议理，不可为言语文字之学；发言必详审精简当理，而有益于人；制行必方言正直守道，而无污于俗；居家克孝克悌正伦理，而笃恩爱；接人克忠克信泛爱众，而亲贤士；处事深明义理之辨，惩忿窒欲；应学勿牵得失之念，居易俟命。⑤
这样，“内植其志，壁立万仞”⑥；外行其志，道德醇正，就达到修己的目的。
只有修己才能化人。化人，并不是强加于人，而是因为自己已经修正了，对人起潜移默化的作用，用自身感化别人。
在君主专政的时代，要取得化人的更大效果，首先是正君心。正君心就是化君心。他认为，君主必须作人民的表率，去掉私心。李退溪在《戊辰答》中对君主说：
私者，一心之蟊贼而万恶之根本也。自古国家治日常少，乱日常多，驯致于灭身亡国者，尽是人君不能去一私字故也。①
这种直谏正君心的言论，显示出李退溪的大无畏的精神。他直言君主只有务去骄侈之心，才不致于“灭身亡国！”君主必须做到，“内以自反于身心者，一于敬而无作辍；外以修行于政治者，一于诚而无假饰。”②李退溪特别指出，君主最忌“与小人合”而专断独行。他说：
自古人君初政清明，正人见用。君有过则谏之，有失则争之。人君必生厌苦之意，于是奸人乘隙而逢迎之。人主之心，以为若用此人，则吾所欲无不如意。自此与小人合，而正人无着手处。然后奸臣得志，招朋引类，无所不为矣。③
这是李退溪对历史上王朝治乱经验的总结，至为深切。在这里，李退溪说明了臣下正君心是不容易的，不能阿谀事君。正君心必须己修，不然就流于小人之类，这更是要严于律己。由于李退溪强调在正君心时要对君主敢于批评劝戒，他反对为保持利禄而做官。据李退溪的门人记载：
先生常谓仕所以行道，非以干禄故。筮仕四十年，更历四朝，而仕止久速，一徇于义；义有未安，则必奉身而退。如是前后凡七度。或谓先生本少宦情，非知先生者也。自通政以至崇品，尤少践履，皆辞谢不得已，然后受之，本非先生之心也。④
“仕所以行道，非以干禄故”，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而在李退溪看来，“若不顾出处之义而徒以君宠为重，则是君使臣、臣事君不以礼而爵禄也，其可乎？”⑤李退溪的原则是：“有言责者，谏于其君者，而不听则去，可也。”⑥就是说，负有向君主进言职责的人，谏君而不听，可以离开他。
李退溪对同僚、朋友、弟子和家庭亲属，都是言传身教，以德感化。例如，对兄弟有过，一般认为是最难处理的事。李退溪主张，“当致吾诚意，使之感悟”①；相反地，如致以言语责骂，反而会弄到感情疏远。对于夫妇，李退溪主张平等相待。他提出，首先是做丈夫的要“反躬自厚，绳勉善处，以不失夫妇之道”②。还说：“世俗有薄待正妻者，伉俪之谊岂宜如此。须处之有道，勿失夫妇之礼可也。”③对于家庭以外的人，李退溪提出“与人交，初若淡而久益信，人无不诚服而心悦”④。这是所谓“君子之交其淡如水”⑤，即与人交友要清白透明，无假而全真，“淡而久益信”，达到朋友有“信”。李退溪以自己的信实使之感化，发挥化人的作用。他主张不必“一切择善人为友”，可以“与恶人处”。他认为，“善则从之，恶则改之，善恶皆我师也”。按照李退溪的观点，与“胜己者”交友，可以学习其善行和优势；与“无良、无赖之徒”、“恶人”交友，也可以吸取其一端之长。⑥李退溪常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是为大善矣！”⑦这都表明李退溪的修己化人的博大胸怀。李退溪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择善而从，见恶而改（借鉴），无论正面或反面都能给自己以启发，同时也能启发和帮助别人。他“喜怒不形于色……待人甚恕，苟无大故者未尝绝之，皆容而教之，冀其迁改而自新焉”⑧。在这里，是强调人生处世的主观能动性。李退溪在修己化人中，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李退溪自谓作人和为人的原则是：“人之出处，语默如寒温、饥饱，自知斟酌，不可决之于人，亦非人所能决也。”⑨
李退溪一生为人耿直，没有媚上，更没有凌下。他维护了自身人格的尊严，同时更尊重别人的人格尊严。据记载：
处宗族必敦睦姻，待宾友一以和敬。亲疏贵贱，咸得其宜……事物应接之际，无不各得其理。由是乡党服其化，远人慕其德；贤者乐其道，不贤
者畏其义。凡有所为，必曰先生为何如。①
“必曰先生为如何”，就是人们都把李退溪看做是人格的最高境界和行为的最好标准。他平时“虽贵客至，亦不盛馔，卑幼亦不忽焉。”即使婢仆有失错，也只是教导其“此是当如是，未尝变其辞气”，使其口悦心服，感恩戴德。②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在李退溪的人伦观点中含有浓厚的“对等”思想，似乎超出了孔子、朱熹思想的樊篱。李退溪说：
君当仁，臣当敬；父当慈，子当孝，此理也。君而不仁，臣而不敬；父而不慈，子而不孝，则非其理也。③
在李退溪看来，君仁臣敬、父慈子孝是“理”，而君不仁臣不敬、父不慈子不孝是“非其理”，而臣不敬、子不孝是跟君不仁、父不慈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说，无顺道才出现逆道的问题。在君仁臣敬、父慈子孝的前提下，君臣、父子是“对等”关系，如果君不仁、父不慈，那就很难做到臣敬、子孝，封建纲常就无法维持。在这里，可以推衍出近代“平等”的意蕴，很值得学者注意。
修己化人和成物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修己化人必然有成物的结果。例如，朝廷叫李退溪出任执掌教育的成均馆大司成，谓其“合于教诲之任”，利用他的德高望重“鼓舞教化”，“以振学校，以振士习”。④
李退溪的心学具有强烈的务实精神。李退溪和其门人，大都以真心指导践履，不喜作泛论和考据，全心全意地倾注于国家事业上。在李退溪的一生中，不论在朝廷为官，还是在地方做事，都提出了一些切合时宜的治世办法和改革措施，提倡仁政、讲究教育，政绩卓越，为国家做出了一番事业，得到历代人们的崇敬。
由此可见，李退溪对人生价值的取向，首先是强调自我价值的完满实现，用儒家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格标准为准绳，突出了现实人生，由个体到群体，逐渐实现道德人格的价值和理想。
李退溪的“为己之学”，有的称其为心学。其实，他这种心学是治心之学，与心学派的心学是根本不同的。朱熹之后的朱子学者大都恪守朱熹的“心法”。例如，南宋末年的陈淳（1158—1223年），“朝夕研穷，于以探心法之渊源，究性学之奥颐，靡不豁然贯通，而后矢之于口，笔之于书，无非日用平常之理”①；明初陈真晟（1411—1473年）著《心学图》，多言心法。真德秀的《心经》和李退溪的心学，是恪守朱熹“心法”的典型。所谓心法，就是说人们的言行必须通过心，而此心非主敬无以操持之。朱熹门人黄榦在阐述朱熹的“心法”时指出：“进道之要多端，而刊落世间许多物欲外慕，一切荣辱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要直截此心无愧无惧，方见得动静语默皆是道理。”②此与佛教禅宗和陆王学派的心学不同。李退溪在《＜传习录＞论辩》中说：
圣贤之学，本诸心而贯事物。故好善则不但心好之，必遂其善于行事，如好好色而求必得之也；恶恶则不但心恶之，必去其恶于行事，如恶恶臭而务决去之也。阴阳之见，专在本心，怕有一毫外涉于事物，故只就本心上认知行为一。③
这就是说，朱子学派的心学（心法）是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论，是治心之学；心学派的心学是本体论，是把心作为万物万事的根源。
中国清朝张伯行（1652—1725年）在论到中国明朝著名的朱子学家陈真晟的心学与心学派的心学之不同的一段话，对这里评价真西山和李退溪的心学是很适用的。张伯行说：
或谓余曰：陈布衣（按真晟号）先生之书多言心学，近世立言之士谓心学异端之教也，先生以之为言可乎？予应曰：横渠谓观书当总其言以求作者之意，如不得其意而徒其言，则圣贤之言，其为异端所窃而乱之者，岂可一二数？孔子言道德，老子亦言道德，言道德同，而其为道德者不同。吾儒言心，释氏亦言心。孔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孟子亦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释氏乃曰“即心即佛”，是释氏徒事于心，何尝知学？吾儒之用功则不然，以穷理为端，以力行为务，体之于心，而实推之于家国天下而无不当，至语其本源之地，不过曰此心敬而已。自尧、舜以讫周公、孔子，自孔子以讫周、程、张、朱，未有能舍是以为学者。上蔡谢氏曰“常惺惺法”，在吾而言之则为敬，在释氏言之则为觉。先生之言心，不过谓其活变出入无时，非主敬无以操持之也。可与异端之虚无寂灭同日语哉！先生取圣要四说，系于法天之图，曰主一无适，曰整齐严肃，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敛不容一物。嘻！尽之矣。①可见，李退溪的心学与心学派的心是根本不同的。
讲到这里，我们对退溪学就可以作个界说了。钱穆在《现代对退溪学之再认识》中说：
我们东方人自有一文化传统，尤其是如退溪学，正注重此“体万物而四海底心”，主张人格“从自家上求，不去腔子外去寻”。他说：“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己之心即千万人之心。”教人以“收放心、养得性为最初下手处”。据以德，依于仁，而推广到志于道、游于艺，确为东方学术正统。我们正好从此上来自立大本，亦正如从此上来骄挽时敝。这正是我们东方人自救救人一立脚之起步处。②
综观李退溪的一生为学，他不是想构造一个思想体系，也没有注重对形上学理论的论证，而是要通过自我修养把学到的学问用“身教”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可以把退溪学叫做“身学”或“身心性命之学”。用人的整个身心去“思考”，并不是去思考某些外在的真理，而是认识自己的生命和价值，从而使其意识到自我不仅仅是个精神的产物，而是个经验的存在。
韩国尹世铃对李退溪思想的特点和其与朱熹等朱子学学者思想的关系有比较全面综合通俗的论述。尹世铃在《东方哲学家退溪李滉》中说：
退溪是将儒家思想的源泉——朱子学，从理论上加以体系化，并进一步发展为性理学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性理学本来起源于儒家思想。所谓儒家思想，是政治、伦理、哲学、宗教和教育等没有分化以前的道德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国的代表性人物是孔子和孟子，而这门学问经过许多年代，由朱熹建立很大的成就，叫做朱子学。简言之，所谓朱子学，就是主张深入修养人格和学问，正确领导社会。这种思想，是在14世纪经高丽末叶传入韩国的。然后，经过两个世纪，到退溪先生才开花结果。退溪彻底探求朱子学深奥的理气和心性原理，以学问确立了连朱熹本身也没有整理完善的部分。而退溪明确地建立朱子哲学体系的哲学著作，有《朱子书节要》、《心经释疑》等。东方哲学的代表性哲学——朱子学，其发源地固然是中国，但是在学问方面加以体系化的却是韩国的退溪先生。因而在中国和日本，至今仍然积极进行对退溪学的研究活动。虽然退溪学的深度是一般人所很难明了的，但是一言以蔽之，是主张严格地区分理和气，并以理来治气，由气顺从理，才能确立道德思想。也就是说，理智和感情应互相谐和，由理智来克制感情，社会才能发展。退溪先生，不仅是学问的境地很深，将其所学付诸实践的行动更受到人们崇敬。他曾想成为一个最完整的圣人，而且可以说是通过学而实践，终于达到圣人的境地。①
尹世铃对李退溪思想实质的评说是确切和深刻的，他说明了包括退溪学、闽学在内的朱子学的特点和实际价值。
在李退溪生活的时代，由于反对外戚和权臣干政，统治集团内部勋旧派和士林派的斗争更为激烈，以至“士祸”迭起，使许多读书人惨遭杀害。据记载：
1506年，国都即爆发革命，废燕山君而立中宗。中宗致力于改革内政，但是又因为他求治心切，尽力压倒一切门阀世家的政权，推毁封建势力，任用前受肇祸的金宗直学派儒生赵光祖等，造成年少气锐的儒生政治，致使守旧党及封建势力怨恨日积，对中宗及赵等深表不满，竟和宫中人勾结，谗害儒生，或杀或放，使新派急进的政治陷于失败。但是，朝臣内讧朋党冤狱，还是纠结不休。仁宗继立，不及八个月而薨；其弟明宗以十二岁而即位，外戚尹任和尹元衡的争权激化，儒生派又卷入漩涡。直至明宗末年，一向恣擅政柄的尹元衡逝世，儒生派势力逐渐恢复。明宗为振肃纪纲，擢任山林之士（儒生），惜未及完成而薨。宣祖即位，他又举用儒生派，任用要职，儒生派的势力又风靡一世。号为朝鲜第一儒宗的李滉（退溪）和李珥（栗谷），都是明宗末年人。当时的思想，都是我国的朱子学说所支配。①
由燕山君、中宗（在位1506—1535年）时期（1495—1545年）短短的50年中，就发生了四次大“士祸”：“戊午士祸”［1498年，将已故大儒金宗直（1431—1492年）“剖棺斩尸”，门人10余人遭害］，“甲子士祸”（1504年，将已故名儒郑汝昌“剖棺斩尸”，金宏弼等80余名新进士林派被杀害。李退溪岳父权〓的父亲权柱在此祸中被处死，株连权〓被流放到巨济岛，株连李退溪被剥夺了授予的春秋馆记事官职位），“己卯士祸”（1519年，新进士林派领袖赵光祖等70人赐死或杖流），“乙巳士祸”（1545年，名儒李彦迪等40多人遇害）。四次“士祸”残害的知识分子达180多人，他们都是新进士林派的领袖人物和名儒。对此，李退溪曾总结说：
士林之祸有不忍言者，近有伸雪之事，自上亦必知之。而臣犹陈既往之事者，欲为将来之大戒也。……士林之祸一起，则非但伤残士林，国脉亦从而断丧！②
李退溪生活在这四次“士祸”期间，目睹亲属、好友和著名朱子学家被残害，自己也险遭不测，这就必然助长他厌恶官场，淡泊名利，誓志“敦圣学以立治本”。③
李退溪生性有强烈的忧民爱国思想。他“爱君忧国之心不因进退而有间。闻一政令之善，喜不能寐；或举措失宜，忧形于色。常以辅养君德、扶护士林为先务，出处进退一徇于义。义有未安，则必奉身而退。难进易退之节壁立万仞。尤著于晚节。”④这就决定了李退溪必然树立起正己正人成物、“内圣外王”的东方文化思想。
李退溪，名滉，字景浩，韩国庆尚道礼安县温溪（今安东郡陶山面温惠洞）人。生于李朝燕山君七年（中国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卒于李朝宣祖三年（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年）十二月八日。生未周岁而孤，由母亲和叔父松斋李堣养育和家教。他自幼好学多思，6岁学《千字文》，12岁读《论语》，20岁“讲究”《周易》，皆“殆忘饮食”。⑤27岁中进士第。历官丹阳郡守、两司玉堂知制浩、经筵侍讲、成均馆大司成、弘文馆修撰、议政府右赞成、判中枢府事等。晚年置书堂于陶山之南（即后来之陶山书院），穷究朱子学，著述讲学，门徒众多，形成为退溪学派。所著主要有《朱子书节要》、《宋季元明理学通录》、《启蒙传疑》、《西铭考证》、《心经后论》、《论四端七情书辩》、《圣学十图》等，结辑为《陶山全书》4册、《增补退溪全书》5册、《退溪学文献全集》20册。李退溪笃信朱熹，被尊为“海东之考亭”，其学说被称为退溪学。
研究退溪学的形成过程，应该从李退溪于19岁时学习《性理大全》开始。由于他读了《性理大全》，初步把握到儒家思想的精要，产生对儒学的极大兴趣，主动寻找朱熹著作进行研究。据记载：“先生自言十九岁时，初得《性理大全》首尾二卷，试读之，不觉心悦而眼开，玩熟盖久，渐见意味，似得其门路。自此始知性理之学体段自别也。”①《性理大全》为中国明朝胡广（1370—1418年）等奉成祖之命编辑的，共70卷。所采宋儒之说凡120家，其中自为卷帙者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邵雍的《皇极经世》等9种，共26卷。27卷以后，分门编纂为理气、鬼神、性理、道统、圣贤、诸儒、学、诸子、历代、君道、治道、诗、文等13类。清朝康熙皇帝命李光地（1642—1718年）撷其精华，编为《性理精义》12卷。《性理大全》是程朱理学文献的精选集。李退溪读《性理大全》，是其研治朱子学的起点。
接下，《心经附注》、《朱子大全》“对退溪学的学术思想影响很大”。②李退溪于23岁时获读《心经附注》。这是其治学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南宋末年的朱子学家真德秀（即西山）所编辑的《心经》，是采取儒家经典《诗》、《书》、《论》、《孟》、《学》、《庸》和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论心格言，附以诸家议论，自为赞语和注释，大旨为正心务本，发挥主敬操持、格物穷理、躬修践履之意。中国明代的程敏政（号篁墩，1445—1500年）对《心经》进行了注释，流传至韩国为李退溪所研治者，即是程敏政注本，所以合称为《心经附注》。值得注意的是，程敏政的《心经附注》未为中国明代及其后学者所重视，至今中国流传的是书即李退溪提倡后的韩国刻本。李退溪是通过《心经附注》继承和发展了朱子学的心学思想，建立起自己的心学思想体系的。他自称：“吾得《心经》，而后始知心学之渊源，心法之精微。”③对此，钱穆在《现代对退溪学之再认识》中说：
（程篁墩）既不为中国程朱学派所喜，乃陆王学派亦不重视，黄梨洲《明儒学案》即舍篁墩不录。而篁墩之《心经注》，因退溪提倡，在韩国极受尊重，宫内经筵讲学即以程篁墩之《心经注》为教本。退溪身后沿袭不辍。从此正见退溪学之自有其独到处，不可不特加注意。①
钱穆接着指出，“更可注意者，退溪每每称朱子学为心学，而又深辨陆王，斥之曰禅学。此处正可见退溪学之特着精神处”。这就是说，李退溪通过研治《心经附注》，形成为自己具有“心性”特点的理学，把朱子学推到一个新的阶段，使朱子学适应16至18世纪中、韩、日等东方主要国家社会文化的需要。
一般记载，李退溪是在23岁时获读《心经附注》的，而他自己却曾说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他说：
少时游学汉中，得见此书（按《心经附注》）于逆旅而求得之，虽中以病废而有晚悟难成之叹，然而其初感发兴起于此事者，此书之力也。故平生尊信此书亦不在《四子》（即《四书集注》），《近思录》之下矣！②
因此，李退溪平生对此书，敬之如神明，尊之如父母，把它作为朱子学的经典反复阅读和研究。李退溪自谓“滉鄙钝无闻，幸于此《经》此《注》中，略似有窥寻路脉处。年来随分用功多在这里。只默声诵其《经》文，已觉一生知得不能尽行，得不可穷矧乎？……《心经》苟能潜心，积功入道之门不外此。仆启发于是《经》非一，今不携来，若失严师益友。”③据李退溪的门人李德弘记载：
（先生）尝访上舍姓黄人，始见《心经附注》。其为注，皆程朱语录。人见之或不分句读，先生闭门数月，沈潜反复，自然心会。如有不得者，亦不强探力索，姑置一边，时复拈出，虚心玩味，未有不洞然处。④
又据其门人金诚一、郑逑所记载，“先生居陶山玩乐斋，鸡鸣而起，必庄诵一遍。谛听之，乃《心经附注》也”。“先生最爱《心经》，系《后论》于篁墩之书，而引鲁斋神明父母之喻。西山之后，惟先生为深知此书之味。而自西山言之，亦未为不遇后世之子云矣！”⑤
李退溪把真德秀的《心经》看成朱子学的入门书和为学的向导。“（先生）诵《心经》，因讲《论语》，其自强不息有如此者。”⑥李退溪说：
一部《心经》，为早晚诵习夹辅用功之地，则所谓障川之柱、指南之车、烛幽之鉴，皆可以于吾身亲见其实矣！①在李退溪看来，真西山的《心经》像一面镜子，把朱子学的精华都缩影在里面了。因而他把《心经》作为孔孟程朱的儒家经典的精粹读本，认为“《心经》一部书所萃，皆孔、孟、濂、洛、关、闽、湖群哲之绪言”②；“《（心经）附注》实濂、洛、关、闽之渊海”③。李退溪说：
吾观是书，其经则自《诗》、《书》、《易》以及于程朱说，皆圣贤大训也；其注则由濂、洛、闽，兼取于后来诸贤之说，无非至论也。④
这就是说，真西山的《心经》和朱熹一样，集孔孟儒家思想之大成，集濂、洛、关、闽理学之大成，因而是研究和学习朱子学的基本经典。
值得注意的是，李退溪的《心经后论》，则是其晚年66岁的作品，这时退溪学已经形成和成熟。仅此足以说明《心经附注》在李退溪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在退溪学形成和成熟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李退溪于43岁时在京城获得新刊《朱子大全》，即努力学习之；到了50岁弃官退归故里后，即全力研读。韩国李相殷在《李退溪的学术思想》中说：
在43岁时，他找到了《朱子全书》，欣喜若狂地带回家乡，从此闭门读书。他在辞官的原因中，不仅是日益衰退的身体和权力斗争二者，更由于他热爱朱子思想的研究。⑤
这里所谓《朱子全书》为《朱子大全》之误，下同。《朱子大全》即《朱文公文集》，全称为《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正、续、别集合之121卷，明朝嘉靖年间胡岳刻本较为完备。《朱子全书》66卷，清朝圣祖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李光地等奉诏编纂。李退溪从早年起就无举业之念，只是因家贫亲老，“由科第取利禄”，步入仕途。但是，他在仕途中，“处身行事，率皆大谬于古之人”⑥。于是，他到了50岁时，从急流中勇退，告老还乡，隐居山林，闭门研治朱子学。李退溪在《朱子书节要·序》中说：
晦庵朱夫子，挺亚圣之资，承河洛之统，道巍而德尊，业广而功崇，其发挥经传之旨以幸教天下后世者。既皆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
而不惑矣！夫子既殁，二王氏及余氏裒稡。夫子平日所著诗文之类为一书，名之曰《朱子大全》，总若干卷。而其中所与公卿大夫门人知旧往还书札多至四十有八卷。然此书之行于东方，绝无而仅有，故士之得见者盖寡。嘉靖癸卯（1543年）中，我中宗大王命书馆印出颁行。臣滉于是始知有是书而求得之，犹未知其为何等书也。因病罢官载归溪上，得日闭门静居而读之。自是渐觉其言之有味，其义之无穷，而于书札也犹有所感焉。盖就其全书而论文，如地负海涵。①
对于李退溪研治《朱子大全》的情况，据其门人金诚一记载，“先生家有朱子书写本一帙，卷帙甚旧，字划几剜，乃读而然也。其后人多印出，每得新帙，必校雠点窜，温习一过。章章融会，句句烂熟。其受用如手持而足蹈，耳闻而目睹！故日用之间，语默动静，辞受取予，出处进退之义，无不吻合于是书。人或质疑问难，则必授是书而答之，亦无不合于事情，宜于道义焉。是乃实见得信得及心融神会之所致，非靠书册徇口耳之所可能也。若先生可谓善读书矣！……晚年专意于朱书，平生得力处，大抵皆自此书中发也”②。上引中有谓李退溪读朱子书，“每得新帙，必校雠点窜”，就是对韩国本《朱子大全》进行点校。据李朝实录记载：
往在中朝癸未（按1533年）年间，尝印《朱子大全》，而其时校书之员多草率不精，识者恨之。今则得李滉校定之字，并以愚臣管见，合众长而正之。③
这是在李退溪逝世后三年（1573年）正月，李朝大臣柳希春向宣祖上疏中所说的。由此可知，李退溪对《朱子大全》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李退溪在精研《朱子大全》的基础上，“遂删节其要语为一帙，今之印行，《朱子书节要》是也”。④韩国李相殷在《李退溪的学术思想》中说：
《朱子大全》共有一百三十卷，其中三分之一是朱熹与弟子之间以及和当时的学者之间的信件。这些信件中包含着中国经书中道理的解释以及他个人生活起居、出处进退的种种经历。他专心地研究朱熹著作，并且编了一本《朱子书节要》。此书对韩国新儒学的发展很有贡献。⑤
《朱子大全》共131卷，非130卷。《节要》的篇幅约为《大全》中书信的三分之一，共14卷。李退溪节选的原则，“大抵《节要》书归重在于学问”①，而学问要“切于受用者，表而出之，不拘篇章，惟务得要”②。《朱子书节要》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朱熹的思想体系，也是李退溪思想体系的模型。
李退溪从43岁始读《朱子大全》，经过50岁时精研之，到56岁时辑成《朱子书节要》，恰恰是退溪学的形成时期。由此可以看出李退溪思想形成的轨迹。
李退溪思想形成于其五六十岁之间。代表退溪学思想体系的，是他于60岁前后所撰写的一系列著作。一是《天命图说》。此是李退溪于53岁时撰成、55岁时重新修定的成熟著作，精辟地论述了其理气论和心性说，退溪学的理论框架基本上都体现在里边了。二是《启蒙传疑》。此是李退溪于57岁时所撰，是其探究朱熹《易学启蒙》的成果，退溪学的易学思想主要地都集中在这里面了。三是《非理气为一物辩证》。此是李退溪于64岁时所撰，专为批判中国明代罗钦顺和韩国李朝徐敬德的主气论观点的。而坚持“理与气决是二物”的原则。四是《圣学十图》。此是李退溪68岁时向李朝宣祖进献的十个图及其解说。所谓圣学，即成圣之学，就是李退溪所说的，“圣学有大端，心法有至要。揭之以为图，指之以为说，以示人入道之门、积德之基”③。十图列表如下：
号次 图名 作者 文献依据
1．太极图 中国北宋周敦颐 周敦颐《太极图说》
2．西铭图（上下） 中国宋元间程复心 中国北宋张载《西铭》
3．小学图 韩国李朝李退溪 中国南宋朱熹《小学题辞》等
4．大学图 韩国李韩权阳村 《大学》、朱熹《大学或问》
5．白鹿洞规图 李退溪 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
6．心统性情图 程复心（上） 朱熹有关论述
（上中下） 李退溪（中下）
7．仁说图 朱熹 朱熹《仁说》
8．心学图 程复心 程复心《心学图说》
9．敬斋箴图 中国南宋王柏 朱熹《敬斋箴》
10．夙兴夜寐箴图 李退溪 陈南塘《夙兴夜寐箴》
①《答南时甫》，《增补退溪全书》第1册，第366页。
②《朱子书节要·序》，《增补退溪全书》第2册，第349页。
③《进圣学十图札》，《增补退溪全书》第1册，第195、196页。
李退溪为学一生，身体力行，最后由十个圣图把其思想和践履工夫糅合成一个整体，构成他的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其规模之宏大，逻辑之严密，构思之深蕴，操履之功用，在东方文化史上是罕见的。《圣学十图》是李退溪晚年成熟思想的综合，是退溪学的结晶。可以说，东方文化诸方面的精华都糅合在里边了。史书称李退溪为学，“诸家众说之同异得失，皆曲畅旁通，而折衷于朱子。讲究精密，践履纯笃，其造诣甚深，从游讲学者来自四方。朝鲜五百年，推为第一儒宗”①。
上面讲的是退溪学的形成过程。至于退溪的内涵，包括了朱子学的各个方面，诸如李退溪以易理推演理气不离不杂、三才一贯、太极与《圣学十图》，以及天人合一、道德伦理、民本、文以载道、教育等思想。而李退溪最具特色的是其“为己之学”，可以说是退溪学的核心。这也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东方文化最本质的东西，东西方文化相区别的标志。
东方人所追求的人的精神境界，包括个人和人类两个方面的价值的最高实现。它要求自身圆满成就内在的德性和外在的事业。对此，孔子概括为“仁”。东方人把仁作为终身奋斗的最高目标，称之为“终极关怀”。为此，必须从学入手，所以叫做“为己之学”，即孔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②在儒家看来，一个人即使财产很多，他的内心还会空虚，惟一可以克服内心空虚的，是在自己内心的方寸之地树立起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现代人一般是把道德伦理的责任归给外在的释迦、真主、耶稣，以至党派。而儒家则是把道德伦理的责任归给内在的自己的生命力，是自己的生命有这种要求。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为仁由己”③、“君子求诸己”④、“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⑤。这就是说，成功或失败完全决定于自己。孔子是肯定个人意志、人格尊严的，要求提高和升华主体的自觉性。
“终极关怀”和“为己之学”是东方文化的最大特色之一，是西方人不可思议和望之莫及的。这是由孔孟以至程朱的提倡和践履，到了十六七世纪的明代，它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内广泛传播，发扬光大，从理论和实践上凝结于李退溪身上，形成为最高模范。李退溪说：
为己之学，以道理为吾人之所当知，德行为吾人之所当行。近里着工，期在心得而躬行者是也。为人之学，则不务心得躬行，而饰虚徇外，以求名取誉者是也。①
“近里着工”，即谓深入本质，把握细微处；“期在心得而躬行”，即谓真正有所体会，并付诸于践履。这就是把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它与粉饰虚伪、专务向外“求名取誉”的“为人之学”是根本不同的。那么，“为己之学”的境界是怎样的呢？或者说，李退溪从理论和实践上所达到的“为己之学”的最高境界是怎样的呢？李退溪的门人说：
先生之学，私欲净尽，天理日明。物我之间，未见有彼此町畦。其心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有各得其所之妙。②“町畦”引申为界域。李退溪门人这里所讲的，就是李退溪所达到的“终极关怀”的境界。他的心已经有个实在的地方安顿，即“其心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这是其生命力的要求，是在他的方寸之内树立起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根本不会为外力或超自然的力量所动的。这正如李退溪自己所体会的那样。他说：
君子之学，为己而已。所谓为己者，即张敬夫所谓无所为而然也。如深山茂林之中，有一兰草终日薰香而不自知。其为香正合于君子为己之义，宜深体之。③
李退溪还把“为己之学”概括为“为学而以身体之”，就是亲身体验自己所学。由此看来，所谓“终极关怀”，是一种“无所为而然”的境界。李退溪还对此释为心中“不容物”。李退溪说：
不容物云者，言心之全体至虚至静，如明镜照物。物来则应之，而不滞物；去则如故而虚明。若系着一物如泥点，镜都不得虚明静一气象。④
李退溪把它比作为如深山茂林中兰草之“终日薰香而不自知”，就是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所要求的充分地呈露出来。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所以李退溪说“宜深体之”。
在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孔子被称为“大圣”，朱熹被称为“大贤”。李退溪“先生之学，盖以朱子为宗，不为功利所夺，不为异端所惑，博而不杂，约而不陋”①，被称为大“善士”②。朱熹曾对同僚唐仲友（1136—1186年）挟嫌报复，并对无辜的官妓严蕊严刑拷打逼供，后来中国大文豪鲁迅（1881—1936年）对此予以讥评。这虽是个别事例，而其人格毕竟是有瑕疵的。③李退溪的人格是完善无缺的，其境界是最高尚的。他本于圣贤而加之自得，故后来居上。李退溪的门人说：
（先生）论学必本于圣贤，而参之以自得之实；教人必主于彝伦，而先之以明理之功；持己则以正，而不拘为崖岸之行；议礼则援古，而不遗乎时王之制。急于修己，而不言人过；勇于从人，而不掩己短；接人以和，而人自敬；待下以宽，而下自肃；不以一节一善成名，而所学所守之正，自箕子以后，殆未有其比。④
这说明李退溪的人生哲学起于孔子而超出朱熹，在东方文化的发展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李退溪的人生哲学的诸个方面，是东方人文化心理特征的最完善的表现。
李退溪强调，首要的是以“规矩准绳”严于律己。李退溪曾制《修身十训》，提出立志、敬身、治心、读书、发言、制行、居家、接人、处事、应举等十个方面，严于律己。其《修身十训》曰：
立志当以圣贤自期，不可存毫发退托之念；敬身当以九容自持，不可有期须放倒之容；治心当务清明和静，不可坠昏沉散乱之境；读书当务研穷议理，不可为言语文字之学；发言必详审精简当理，而有益于人；制行必方言正直守道，而无污于俗；居家克孝克悌正伦理，而笃恩爱；接人克忠克信泛爱众，而亲贤士；处事深明义理之辨，惩忿窒欲；应学勿牵得失之念，居易俟命。⑤
这样，“内植其志，壁立万仞”⑥；外行其志，道德醇正，就达到修己的目的。
只有修己才能化人。化人，并不是强加于人，而是因为自己已经修正了，对人起潜移默化的作用，用自身感化别人。
在君主专政的时代，要取得化人的更大效果，首先是正君心。正君心就是化君心。他认为，君主必须作人民的表率，去掉私心。李退溪在《戊辰答》中对君主说：
私者，一心之蟊贼而万恶之根本也。自古国家治日常少，乱日常多，驯致于灭身亡国者，尽是人君不能去一私字故也。①
这种直谏正君心的言论，显示出李退溪的大无畏的精神。他直言君主只有务去骄侈之心，才不致于“灭身亡国！”君主必须做到，“内以自反于身心者，一于敬而无作辍；外以修行于政治者，一于诚而无假饰。”②李退溪特别指出，君主最忌“与小人合”而专断独行。他说：
自古人君初政清明，正人见用。君有过则谏之，有失则争之。人君必生厌苦之意，于是奸人乘隙而逢迎之。人主之心，以为若用此人，则吾所欲无不如意。自此与小人合，而正人无着手处。然后奸臣得志，招朋引类，无所不为矣。③
这是李退溪对历史上王朝治乱经验的总结，至为深切。在这里，李退溪说明了臣下正君心是不容易的，不能阿谀事君。正君心必须己修，不然就流于小人之类，这更是要严于律己。由于李退溪强调在正君心时要对君主敢于批评劝戒，他反对为保持利禄而做官。据李退溪的门人记载：
先生常谓仕所以行道，非以干禄故。筮仕四十年，更历四朝，而仕止久速，一徇于义；义有未安，则必奉身而退。如是前后凡七度。或谓先生本少宦情，非知先生者也。自通政以至崇品，尤少践履，皆辞谢不得已，然后受之，本非先生之心也。④
“仕所以行道，非以干禄故”，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而在李退溪看来，“若不顾出处之义而徒以君宠为重，则是君使臣、臣事君不以礼而爵禄也，其可乎？”⑤李退溪的原则是：“有言责者，谏于其君者，而不听则去，可也。”⑥就是说，负有向君主进言职责的人，谏君而不听，可以离开他。
李退溪对同僚、朋友、弟子和家庭亲属，都是言传身教，以德感化。例如，对兄弟有过，一般认为是最难处理的事。李退溪主张，“当致吾诚意，使之感悟”①；相反地，如致以言语责骂，反而会弄到感情疏远。对于夫妇，李退溪主张平等相待。他提出，首先是做丈夫的要“反躬自厚，绳勉善处，以不失夫妇之道”②。还说：“世俗有薄待正妻者，伉俪之谊岂宜如此。须处之有道，勿失夫妇之礼可也。”③对于家庭以外的人，李退溪提出“与人交，初若淡而久益信，人无不诚服而心悦”④。这是所谓“君子之交其淡如水”⑤，即与人交友要清白透明，无假而全真，“淡而久益信”，达到朋友有“信”。李退溪以自己的信实使之感化，发挥化人的作用。他主张不必“一切择善人为友”，可以“与恶人处”。他认为，“善则从之，恶则改之，善恶皆我师也”。按照李退溪的观点，与“胜己者”交友，可以学习其善行和优势；与“无良、无赖之徒”、“恶人”交友，也可以吸取其一端之长。⑥李退溪常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是为大善矣！”⑦这都表明李退溪的修己化人的博大胸怀。李退溪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择善而从，见恶而改（借鉴），无论正面或反面都能给自己以启发，同时也能启发和帮助别人。他“喜怒不形于色……待人甚恕，苟无大故者未尝绝之，皆容而教之，冀其迁改而自新焉”⑧。在这里，是强调人生处世的主观能动性。李退溪在修己化人中，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李退溪自谓作人和为人的原则是：“人之出处，语默如寒温、饥饱，自知斟酌，不可决之于人，亦非人所能决也。”⑨
李退溪一生为人耿直，没有媚上，更没有凌下。他维护了自身人格的尊严，同时更尊重别人的人格尊严。据记载：
处宗族必敦睦姻，待宾友一以和敬。亲疏贵贱，咸得其宜……事物应接之际，无不各得其理。由是乡党服其化，远人慕其德；贤者乐其道，不贤
者畏其义。凡有所为，必曰先生为何如。①
“必曰先生为如何”，就是人们都把李退溪看做是人格的最高境界和行为的最好标准。他平时“虽贵客至，亦不盛馔，卑幼亦不忽焉。”即使婢仆有失错，也只是教导其“此是当如是，未尝变其辞气”，使其口悦心服，感恩戴德。②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在李退溪的人伦观点中含有浓厚的“对等”思想，似乎超出了孔子、朱熹思想的樊篱。李退溪说：
君当仁，臣当敬；父当慈，子当孝，此理也。君而不仁，臣而不敬；父而不慈，子而不孝，则非其理也。③
在李退溪看来，君仁臣敬、父慈子孝是“理”，而君不仁臣不敬、父不慈子不孝是“非其理”，而臣不敬、子不孝是跟君不仁、父不慈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说，无顺道才出现逆道的问题。在君仁臣敬、父慈子孝的前提下，君臣、父子是“对等”关系，如果君不仁、父不慈，那就很难做到臣敬、子孝，封建纲常就无法维持。在这里，可以推衍出近代“平等”的意蕴，很值得学者注意。
修己化人和成物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修己化人必然有成物的结果。例如，朝廷叫李退溪出任执掌教育的成均馆大司成，谓其“合于教诲之任”，利用他的德高望重“鼓舞教化”，“以振学校，以振士习”。④
李退溪的心学具有强烈的务实精神。李退溪和其门人，大都以真心指导践履，不喜作泛论和考据，全心全意地倾注于国家事业上。在李退溪的一生中，不论在朝廷为官，还是在地方做事，都提出了一些切合时宜的治世办法和改革措施，提倡仁政、讲究教育，政绩卓越，为国家做出了一番事业，得到历代人们的崇敬。
由此可见，李退溪对人生价值的取向，首先是强调自我价值的完满实现，用儒家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格标准为准绳，突出了现实人生，由个体到群体，逐渐实现道德人格的价值和理想。
李退溪的“为己之学”，有的称其为心学。其实，他这种心学是治心之学，与心学派的心学是根本不同的。朱熹之后的朱子学者大都恪守朱熹的“心法”。例如，南宋末年的陈淳（1158—1223年），“朝夕研穷，于以探心法之渊源，究性学之奥颐，靡不豁然贯通，而后矢之于口，笔之于书，无非日用平常之理”①；明初陈真晟（1411—1473年）著《心学图》，多言心法。真德秀的《心经》和李退溪的心学，是恪守朱熹“心法”的典型。所谓心法，就是说人们的言行必须通过心，而此心非主敬无以操持之。朱熹门人黄榦在阐述朱熹的“心法”时指出：“进道之要多端，而刊落世间许多物欲外慕，一切荣辱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要直截此心无愧无惧，方见得动静语默皆是道理。”②此与佛教禅宗和陆王学派的心学不同。李退溪在《＜传习录＞论辩》中说：
圣贤之学，本诸心而贯事物。故好善则不但心好之，必遂其善于行事，如好好色而求必得之也；恶恶则不但心恶之，必去其恶于行事，如恶恶臭而务决去之也。阴阳之见，专在本心，怕有一毫外涉于事物，故只就本心上认知行为一。③
这就是说，朱子学派的心学（心法）是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论，是治心之学；心学派的心学是本体论，是把心作为万物万事的根源。
中国清朝张伯行（1652—1725年）在论到中国明朝著名的朱子学家陈真晟的心学与心学派的心学之不同的一段话，对这里评价真西山和李退溪的心学是很适用的。张伯行说：
或谓余曰：陈布衣（按真晟号）先生之书多言心学，近世立言之士谓心学异端之教也，先生以之为言可乎？予应曰：横渠谓观书当总其言以求作者之意，如不得其意而徒其言，则圣贤之言，其为异端所窃而乱之者，岂可一二数？孔子言道德，老子亦言道德，言道德同，而其为道德者不同。吾儒言心，释氏亦言心。孔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孟子亦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释氏乃曰“即心即佛”，是释氏徒事于心，何尝知学？吾儒之用功则不然，以穷理为端，以力行为务，体之于心，而实推之于家国天下而无不当，至语其本源之地，不过曰此心敬而已。自尧、舜以讫周公、孔子，自孔子以讫周、程、张、朱，未有能舍是以为学者。上蔡谢氏曰“常惺惺法”，在吾而言之则为敬，在释氏言之则为觉。先生之言心，不过谓其活变出入无时，非主敬无以操持之也。可与异端之虚无寂灭同日语哉！先生取圣要四说，系于法天之图，曰主一无适，曰整齐严肃，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敛不容一物。嘻！尽之矣。①可见，李退溪的心学与心学派的心是根本不同的。
讲到这里，我们对退溪学就可以作个界说了。钱穆在《现代对退溪学之再认识》中说：
我们东方人自有一文化传统，尤其是如退溪学，正注重此“体万物而四海底心”，主张人格“从自家上求，不去腔子外去寻”。他说：“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己之心即千万人之心。”教人以“收放心、养得性为最初下手处”。据以德，依于仁，而推广到志于道、游于艺，确为东方学术正统。我们正好从此上来自立大本，亦正如从此上来骄挽时敝。这正是我们东方人自救救人一立脚之起步处。②
综观李退溪的一生为学，他不是想构造一个思想体系，也没有注重对形上学理论的论证，而是要通过自我修养把学到的学问用“身教”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可以把退溪学叫做“身学”或“身心性命之学”。用人的整个身心去“思考”，并不是去思考某些外在的真理，而是认识自己的生命和价值，从而使其意识到自我不仅仅是个精神的产物，而是个经验的存在。
韩国尹世铃对李退溪思想的特点和其与朱熹等朱子学学者思想的关系有比较全面综合通俗的论述。尹世铃在《东方哲学家退溪李滉》中说：
退溪是将儒家思想的源泉——朱子学，从理论上加以体系化，并进一步发展为性理学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性理学本来起源于儒家思想。所谓儒家思想，是政治、伦理、哲学、宗教和教育等没有分化以前的道德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国的代表性人物是孔子和孟子，而这门学问经过许多年代，由朱熹建立很大的成就，叫做朱子学。简言之，所谓朱子学，就是主张深入修养人格和学问，正确领导社会。这种思想，是在14世纪经高丽末叶传入韩国的。然后，经过两个世纪，到退溪先生才开花结果。退溪彻底探求朱子学深奥的理气和心性原理，以学问确立了连朱熹本身也没有整理完善的部分。而退溪明确地建立朱子哲学体系的哲学著作，有《朱子书节要》、《心经释疑》等。东方哲学的代表性哲学——朱子学，其发源地固然是中国，但是在学问方面加以体系化的却是韩国的退溪先生。因而在中国和日本，至今仍然积极进行对退溪学的研究活动。虽然退溪学的深度是一般人所很难明了的，但是一言以蔽之，是主张严格地区分理和气，并以理来治气，由气顺从理，才能确立道德思想。也就是说，理智和感情应互相谐和，由理智来克制感情，社会才能发展。退溪先生，不仅是学问的境地很深，将其所学付诸实践的行动更受到人们崇敬。他曾想成为一个最完整的圣人，而且可以说是通过学而实践，终于达到圣人的境地。①
尹世铃对李退溪思想实质的评说是确切和深刻的，他说明了包括退溪学、闽学在内的朱子学的特点和实际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