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早在中国东晋初年，通过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就开始把中国儒学传至日本。到了隋唐时代，随着中日经济关系的更加密切，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特别是日本直接派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和佛家僧侣的往来，中国儒家的主要经典基本上都传至日本。儒学传入日本后，浸润于日本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对其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中国儒学适应于日本的社会需要形成为日本儒学后，儒学便成为日本的正宗思想。
  由于日本社会需要儒学，当中国的新儒学（理学）朱子学形成后即向日本传播。早在朱熹逝世那年的南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闽学就开始向日本传播。当时，正是日本镰仓幕府（1192—1333年）初期。这年日本京都泉涌寺开山大师俊芿（1116—1227年）率弟子安秀、长贺入宋，先在明州（今宁波）、临安（今杭州）和秀州（今嘉兴）等地参禅学法，后住临安（当时南宋首都）下天竺。他们在学佛之余，又和临安的钱相公、史丞相、楼参政、杨中郎等博学儒士相交，学习朱子学。他们留学中国12年，学习了朱子学等儒家思想。南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他们返回时携回中国书籍2013卷，其中有儒书256卷。当时，正是程朱理学复兴，真德秀、魏了翁大力提倡朱子学，使朱熹学说受到宁宗皇帝的褒扬（嘉定三年，朱熹被赐曰文，称朱文公），其《四书集注》恰是在俊芿回国时的1211年刻刊的，俊芿带至日本。日本伊地知秀安说：“宋书之入本邦，益首乎俊芿，多购儒书回自宋。”①接着，日本临济宗祖师圆尔（1202—1280年），于南宋理宗瑞平二年（1235年）来宋，在宋6年，他受教于无准、北磵、痴绝等禅师。北磵和痴绝都是当时南宋禅门中的著名“儒学家”，力主儒学与禅教结合。他们在1241年回国时，携回典籍数千卷，除佛教经论章疏僧传外，还有儒书、诗文集、医书、字帖等。其中有朱熹的《晦庵大学或问》、《晦庵中庸或问》、《论语精义》、《孟子精义》、《五先生语录》等著作。他们将这些书籍藏于普门院，亲手编写了《三教典籍目录》。圆尔回国后，曾为北条时赖讲授《大明录》，介绍二程、朱熹的思想，大量引用二程、游酢、杨时、朱熹、张栻等理学家的言论，阐述儒、佛要旨，主张理学与佛学相结合。再往下，又有一批日本僧人道元、绍明等来中国留学，学习佛学和朱子学。
  同时，中国僧人也在闽、浙沿海一带赴日本，他们在传授佛学的同时，亦传授程朱理学。道隆（俗姓冉，字兰溪，1212—1278年，四川涪江人），是无准、痴绝、北磵等禅师的弟子，于1246年东渡日本。他应北条时赖的邀请，先住镰仓常乐寺，后为建长寺的祖师。他死于日本，赐曰大觉禅师。他有《语录》3卷，主张理学与佛学相结合。他说：
  盖载发育，无出于天地。所以，圣人以天地为本，故曰圣希天。行三纲五常，辅国弘化，贤者以圣德为心，故曰贤希圣。正心诚意，去佞绝奸，英士踏贤人之踪，故曰士希贤。乾坤之内，兴教化，济黎民，实在于人耳。①
  “正心诚意”出自《大学》第一章。此四字为朱熹学说的核心。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59年）六月，朱熹奏事延和殿。事前有人劝告他，“正心诚意，为皇帝所厌闻”，不要再在皇帝面前讲了。朱熹回之曰：“吾平生所得，唯此四字，岂可回互而欺吾君！”②朱熹时年59岁。大休（1215—1235年，温州永嘉人），临济宗禅僧，曾从石溪心月学禅，承其法脉。他于南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去日本，受北条时赖之请，先后主持禅兴、建兴、圆觉诸寺，后为净智寺开山祖师。卒于日本。他强调三教合一、多用宋学基本观念，注重存养省察功夫。一宁（俗姓胡，字一山，1247—1317年，浙江临海人）是元代庆元府普陀山的名僧，奉朝廷使命持国书于1299年到日本的博多。他带到日本大量中国书籍，其中有许多朱熹的著作。他在东京等地讲学，日本名僧虎关、梦窗、中岩、龙山等都曾拜在他的门下，传播他的思想。日本木宫泰彦说：“弘安以来，几乎断绝之中国留学，所以能再盛者，全由一宁刺戟而成。”③一宁对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还有中国元庵普宁、大修正念、兀学祖元等先后于1260、1269、1279年在闽、浙、江沿海一带赴日本，他们在日本都传授佛学和程朱理学。
  在日本镰仓时期，中日民间僧侣的交往十分频繁。日本曾仿南宋五山禅院制度而建立自己的五山十刹制度，中日两国名僧荟萃于此。据日本《五山诗僧传》记载，日本入宋求法者有37人，宋元游日禅僧有21人，中日禅僧互相研讨佛学、汉诗文及程朱理学，形成日本历史上有名的五山学和五山文学。因此，可以断言，朱子学引进日本绝不只是由二三名高僧，而是由中日来往的广大禅僧共同努力传播之结果。
  朱子学之传入日本，除禅僧之外，尚有宋末元初去海外的儒学家。据记载：南宋末有个儒学家李用（字叔大、号竹隐），于1276年“浮海至日本，以诗书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称曰夫子。”①李用不是禅僧，不受日本武士们的欢迎，影响也不大。但是至少可以说明，把朱子学介绍到日本，在禅僧之外尚有儒学家之功劳。
  镰仓时代的日本是以武士为中心的封建社会，而禅宗不立文字、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简捷哲学，深受日本武士欢迎。禅与武士相联系，朱子学又与禅学相联系。武士好禅，自然也喜欢朱子学，这些去日本的禅僧均被统治者北条氏奉为上宾，这对朱子学的传入和传播起了促进作用。
  到了14世纪时，朱子学逐渐深入宫廷，打破了禅僧独占儒学的局面，出现了以北砥亲房等人为代表的研习朱子学的公卿贵族学者。他们不像禅僧那样偏重于禅学与朱子学的联系及其哲学认识论方面，而是注重伦理纲常、经世治国方面。这时，对朱子学的仁义道德哲学研究逐渐代替了明经训诂的日本儒学，从而打破了平安朝以来营原氏、大江氏、清原氏、中原氏四家的世袭家传的儒学传统。至室町时代后期，日本逐渐形成了博士公卿、萨南、海南三个研究儒学的学派，其中萨南和海南是属地方朱子学派。博士公卿派的代表人物是清原业忠、清原宣贤、一条兼良等，主要成员是朝臣和贵族。他们宣讲儒学全部采用朱熹注，明显地表现出了朱子学的倾向。萨南（九州）学派的代表人物桂庵玄树于1467年到明朝，1473年回日本，在明朝6年，回国后在九州介绍朱子学，其贡献在于完成了“四书和化”的工作。他认为，儒学不源于晦庵者不以为学焉；违背晦庵之义的皆不敢取。桂庵玄树是萨南学派的开创者，其门下出了一大批学者。另一个受地方大力支持而发展起来、活跃于土佐（今四国）的海南学派，其始祖南村梅轩是“大和民族中彼殆与王阳明同时出世，从程朱学入，自立一家之说。他们学问的根柢未脱禅学之心法”。他说：
  三纲五常之道真是以维持天地，诸子百家之学亦无可更改，但了悟此心，未有若禅法者，心者身之主，万事之根也。心未定静以何办事？②
  梅轩虽属朱子学系统，但是其思想具有阳明学和禅学倾向。
  朝鲜朱子学之退溪学，对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室町幕府时期，日本与朝鲜互派使节多达60多次，两国文化经贸往来频繁。1590年（即天正十八年），李退溪（1501—1570年）的弟子金诚一（1538—1593年）作为使节出使日本，日本朱子学派创始人藤原惺窝（1561—1615年，名肃，字敛夫，兵库县人）负责接待他，并从金氏那里得知李退溪的朱子学研究情况。著名的学者朱谦之说：
  惺窝读佛书，而志在儒学。所以，在他30岁时，因与朝鲜所称朱子学派李退溪门人金诚一、许箴之等接触之下，终于放弃了佛教思想。①
  李退溪所研究朱子学的著作《朱子书节要》、《延平答问》、《天命图说》、《自省录》、《朱子行状辑注》等数十种流传到日本，并经日本学者加上训点，重刊出版，有力地促进了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
  由镰仓时代经吉野时代（1334—1392年）至窒町时代（1392—1602年）这四百多年，是朱子学传入日本的时期。其途径除通过中日往来的僧侣外，还通过日朝之间的往来，将朝鲜所得到的朱子学和其他儒学书籍流传至日本。这主要是在中国元、明时代。在朱子学传入日本的时期，朱子学从属于佛教，基本上只是搬用中国朱子学。由于朱子学等儒学书籍又是很好的文学作品和教材，日本僧侣和知识分子读起来比读佛经更有趣味，导致后来只重视读儒家经典不读佛经的趋势。德川初期的日本朱子学家藤原惺窝说：
  日本诸家言儒者，自古至今惟传汉儒之学，而未知宋儒之理。四百年来，不可改其旧习之弊。②
  这就是说，在朱子学传入日本的四百年间，学者们生搬活吞中国朱子学，在理论上没有创新。
  日本经镰仓幕府至德川幕府，由庄园割据走向全国统一，形成了以江户（今东京）为中心的德川幕府掌握实权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基于国家政治经济的统一，也需要思想上的统一，于是“将儒学朱子学，作为德川幕府的公认之学”。③在德川时代前期（1603—1735年），朱子学在日本进入兴盛时期。其标志，一方面是朱子学脱离佛教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是朱子学与日本原有的神道相结合，形成日本化的朱子学。
  在这期间，中国朱子学著作和不同派别的思想继续向日本输入。明末的隐元（1592—1673年，福建福清人，中国禅宗临济宗杨岐派）禅师于1654年赴日，与在日本的浙江杭州人逸然禅师共创日本黄檗宗。此后，隐元所住持的日本万福寺的第十三代住持均为闽浙一带的中国僧人。他们都在日本传授禅学和朱子学。明末清初的朱之瑜（1600—1682年，号舜水，浙江余姚人），于1659年到达日本长崎，卒于日本。他在日本讲学23年，被尊为国师。他“专在理上研究”，主张“实理实学”。①朱子瑜对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这期间，日本朱子学形成了许多派别，主要有以藤原惺窝为首的京师朱子学派，以安东省庵为首的大阪朱子学派，等等。各朱子学派之间虽有一定的差别，而他们的基本点是一致的。日本朱子学是整个德川时代（1603—1867年）思想文化的主线。
  藤原惺窝首先举起排“异端”的旗帜，使朱子学取代佛教的主导地位。但是，他又对佛学、阳明学和日本固有思想武士道、神道等兼包并用，主张神儒佛调和，使中国朱子学日本化，形成为日本朱子学。他认为，佛教“以施慈悲于人最为重要”②，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其言似异而入处不别”③，“日本之神道亦以正我心义怜万民施慈悲为奥秘，尧舜之道亦以此为奥秘也。唐士曰儒道，日本曰神道，名变而心一也”④，等等。不过，他的重点还是志在朱子学。惺窝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日本朱子学思想体系，被尊为日本朱子学的创始人，并形成为以他为首的京师朱子学派。据清人黄遵宪在其《学术志》中说：
  自藤原始为程朱学，师其学者凡百五十人。……时海内丧乱，日寻干戈，文教扫地，而惺窝独唱道学之说。先是讲宋学者以僧元惠为始，而其学不振。自惺窝专奉朱说，林罗山、那波活所皆出其门。于是朱学大兴。⑤
  这样，到了17世纪初，朱子学在日本社会上层建筑中占了主导地位，出现了日本朱子学的全面发展时期。惺窝说：
  我有如明镜，物来即应。释氏如暗镜，却弃绝物。镜中本来固有之明，而欲暗之，是害理也。⑥这是惺窝所阐述的格物穷理的方法。
  惺窝有林罗山、那波活所、管得庵、松永尺五、堀杏庵等5大弟子，其中林罗山（1583—1657年，名忠，字子信）的朱子学更具有特点。他“始读朱子《四书集注》，心服之，遂聚徒讲朱注”。①他认为，朱熹是儒家的正统，“朱子家风慕二程，千家道统有谁争？”②他的朱子学具有把神道和儒道相结合的特点。他在《随笔》中说：
  或问神道和儒道如何别之？曰：自我观之，理一而已矣，其为异耳？夫守屋大连没而神道不行，空海法师出而神法忽亡，异端之为害者大矣！……呜呼！王道一变至于神道，神道一变至于道。道，吾所谓儒道也，非所谓外道也。外道也者，佛道也。③
  在理气、心性等问题上，他主张理气合一、心统性情和性情一境。他在《随笔》中又说：“理、气一而二，二而一，是宋儒之意也。然阳明弟子曰：‘理者，气之条理；气者，理之运用。’由之思焉，则彼有支离之弊。……心统性情，元是一心也。若果是四端发自理，七情发自气，还是二心也欤？”④他认为，人心只有一个，性、情同时包容于心中。如果认为四端发自理、七情发自气，就会导致承认人心有两个，这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
  在惺窝为首的京师朱子学派外，其他朱子学派可分为主气和主理两大派。主理者主要以海南朱子学派的谷时中、山崎闇斋及其门人浅见䌹斋、三宅尚斋、佐藤直方等为代表。谷时中（1598—1649年）严守朱子学的性理之说，他“唱程朱之学于土州，当时称之南学，从游甚众”。他特别重视朱子学的“存养践履之实行，笃学缜密，厚重拘束，一身动静周旋，平常尤瑾”。⑤山崎闇斋（1618—1682年）从礼教伦理、道德践履方面修正中国朱子学，把仁、敬看成是礼教的最高目标、道德的最完善的准则。他认为，仁是人的本质，敬为身体力行。在他看来，中国明代的朱子学者虽主张由敬至仁，但是只在心上做工夫，只讲穷理，不讲实践，忘记了在日常生活中去做去行。他说：
  盖求仁，首先在于理解名义，体认其意义意味；其次在敬、恕上下工夫，致力于克己复礼，则仁可得矣！此为朱子教人求仁之本意也。①
  他强调借着体认存养工夫深入仁的深处，体会仁的滋味、精微之处。这是他的朱子学思想的特色。由此，他提出“敬义内外”说。“敬内”即修身（己），而不是养心；“义外”即以义来治国家天下，就是治人。他说：
  “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工夫使人一生受用不尽，朱子之说不我欺也。《论语》中的“君子修己以敬”，就是“敬以直内”的工夫，而“修己以安人、以安百姓”就是“义以方外”的工夫。②
  他的《藏柱之铭》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夹持，出入无悖”。③他认为，内有敬之心，谨慎谦虚；外行宜以适事宜，则德不孤立而渐趋于盛大。以谷时中、山崎闇斋为代表的日本主理派朱子学，能给人以坚强的信仰和毅力，成为德川幕府教育国民忠君爱国、仁勇信诚、自强不息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主气者主要以海南朱子学派的安东省庵、贝原益轩和大阪朱子学派的五井持轩、中井履轩等为代表。主气派受中国宋儒张载和明儒朱之瑜的影响较大。安东省庵（1622—1701年，名守约，字鲁默）是朱之瑜的门人，他用实学改造朱子学，倾向于中国明儒罗整庵的气一元论。安东省庵说：
  罗整庵曰：“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转折之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其间而使之然，此即所以有理之名。易有太极，即谓此。若与转折之处看得分明，自然皆和。”此说极明，要需省悟。④
  跟安东省庵同时的贝原益轩（1630—1714年）原是主理派的朱子学者，晚年提倡理气合一。他说：
  理是气之理，理气不可分为二物，且无先后、无离合。故愚以为理气决是一物。朱子以理气为二物，是所以吾皆愚迷而未能信服也。⑤
  日本主气派朱子学注重格物笃实，具有经世、求实的特色。五井持轩（16411721年）早年与贝原益轩相交，受其影响，强调气的作用。他“初宗宋儒，晚有所见，不拘守，如有其论证，专以气质为说”。⑥日本梁田蜕言在为其所作的传记中说：
  先生尝谓人能得以通“四子”，可以识宇宙第一程；乃得而躬焉，则天下之能事毕矣。以故，说书循环《学》、《庸》、《语》、《孟》，未尝及其他。此间坊间诸贾，命其业曰某屋，如所谓茶屋、酒屋之类；摄人细目先生，谓曰“书屋加助”。①
  由此可见，他以朱熹所撰《四书集注》为教材，深入体会其义理。在大阪那个追求金钱价值的城市里，他在数十年中却以教朱子学、教人为职为业，那里的商人讽讥他和其住所为“书屋加助”。中井履轩（1732—1816年）是大阪朱子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他站在商人的立场上，发展了持轩重“气质”的思想。他的朱子学的一个特色，就是用近代欧洲人道主义思想解释朱子学。他说：
  人者，人道之谓也，此对禽兽而言，乃于亲亲尤为切矣。禽兽唯知营食字，知避害趋利而已，无仁义之性。人则异乎此。自五伦之亲爱，推而至于博爱，所谓人道也，即是仁矣。②
  他既重视传统儒学中的“亲亲”、“五伦”，又将其解释为“博爱”、“人道”，使其有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特色。在他的学说中，非常强调务实。他不空谈性义，认为有利于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才能称得上朱子学之大道。他在批评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命题时说：
  非备于我而何？若以为当然之理，则理在于物，而不在于我，岂得言备于我哉？我唯识其理而应接处置焉已。③
  他指出，理在事物之中，是我认识了物中之理，而不是“理”在我心中。他的思想为日本明治维新的出现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除了上述日本朱子学派别之外，还有以源光圆（1628—1700年）为首的水户朱子学派。他们讲究大义名分，以朱熹的《通鉴纲目》为模式编写日本历史，实际上是以史学为主的儒学综合派，其朱子学思想已经不那么纯粹。
  自德川幕府后期至明治维新之前（1736—1867年），日本朱子学日趋衰落，古汉学、阳明学抬头并繁荣盛行起来。这时，虽然出现了像柴野栗山（1734—1807年）那样的以“振兴学政”为旗帜的朱子学家，但是他没有提出新的理论，只是衰弱中的回光返照而已。到了明治维新开始以后，有的朱子学者提倡儒道即神道、皇国即神国的军国主义思想，实际上已超出了朱子学的范围，不是真正的朱子学了。
  朱子学在日本的兴盛，除朱子学派的发展外，还表现为朱子学研究著作的繁荣。朱子学传入之初，学者们大都禅僧兼儒佛于一身，他们对朱子学的理解和阐述大都夹杂在禅僧语录中，像《大觉禅师语录》、《大休语录》等，接着出现了比《语录》高一级的论文集，如虎关师炼的《济北集》、义堂周信的《空华日工集》等，他们以专题论文的形式阐述宋学，后来出现了理学研究的系统性专著，最早出现的专著是云章一庆研究理气之说的《理气性情图》、《一气五性例儒图》等，可惜已经失传。现在最早的宋学研究著作是云章晚年讲授的《百丈清规》讲义（日名《百丈清规云桃抄》），以及《报恩章》论儒学传统，《大众章》论心性之学，《尊祖章》论儒佛不二，《住持章》论三纲领八条目、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等。到江户时代，朱子学研究著作层出不穷。如安东守约著有《初学问答》、《耻斋漫录》、《省安遗集》等；贝原益轩著有《慎思录》、《大疑录》、《初学知要》、《自娱集》、《益轩十训》等，藤原惺窝、林罗山和山崎闇斋著述就更多了。大批朱子学研究著作问世，表现出了朱子学日本化的发展。
  朱子学对日本民族文化的渗透，具体表现朱子学日本化，如朱子学的正统论、大义名分论融注于日本的史学思想里。日本南朝（当时日本有南北二朝廷，两个天皇）大臣北亲房曾从玄慧法师受学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深得朱熹史学的蕴奥，使之融注于日本史学。他著《神皇正统记》，以君臣大义创日本皇族系天神子孙万世一系之说，并特别阐扬南朝为皇室正统，以正大义名分。德川光国继承北亲房的史学精神，设立史局，广招海内学者，从事《大日本史》（397卷）的编撰。再如，日本朱子学所提倡的道德之理是德川时代武士道的核心内容，武士道精神以程朱理学为中心，并带有日本民间的习俗风尚，是以日本封建制度为背景而发展出来的一种特殊文化。
  可以说武士道是日本式的儒教。德川幕府曾多次制订和修改《武家诸法度》，用朱子学的人伦道德来加强武士道精神。德川家宣（六代将军）修改《武家诸法度》，突出儒家的“仁政”、“忠孝”思想，强调武士之责在于修文武之道，明人伦，正风俗。德川末期，把忠孝、武勇、信义、名誉、礼仪、质朴、廉洁等德目作为武士必须恪守的信条，进一步强化武士道精神。日本新稻户造在其英文著作《武士道》中说：“儒家思想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渊源。”
  进入江户时代中期，朱子学受到古学派、阳明学派和国学的挑战，日趋衰落。但是，德川幕府为巩固封建制度，在思想上实行“异学之禁”（1790年），因而朱子学虽然在逐渐衰微下去，仍然保持着官学地位，直到明治维新。
  在朱子学风靡日本天下之际，出现了与之对抗的古学派。古学派以山鹿
  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为代表。他们原来都是朱子学说的追随者，后来怀疑朱子学与孔孟思想不同，而另立学派。他们提倡从《论语》、《孟子》原文把握古义，以领会孔孟的真精神。山鹿素行（1622—1685年）是古学派的开山祖师，早年从学于林罗山，信奉朱子学。40岁以后，他渐疑心性理气之说，以为宋学为太高远。他学《论语》、《孟子》，不借古来一切注疏，直接熟读精研，探究孔孟本意。他著《四书句读大全》与《圣学要录》，直返孔子。他鸣古学于江户，排斥汉唐宋明诸儒。他认为，理为圣理，性为理气妙合，以无极而太极为异端，而以伦理释太极；《大学》以实在道德为标准而不重格致。他反对持敬静坐。因其重行，提倡武士道。从之者众，支配了江户时期的思想文化界。伊藤仁斋（1627—1705年）原宗信朱子学，37岁始出己见，宣扬古学于京都，与山鹿素行东西相呼应。他说：
  予自十六七岁，深好宋儒之学，尊信《近思录》、《性理大全》等。……其后三十七八岁，始觉明镜止水之旨非是，渐渐类推，要之实理，衅隙百出，而及读《语》、《孟》二书，明白端的，殆若逢旧相识矣。心中欢喜，不可言喻，顾视旧学，若将误一生。①
  这是伊藤氏自述“学问次第”变化过程。“明镜止水之旨”，是指朱熹的“读书法”。朱熹说：“心不定故见理不得，今且要读书须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镜，暗镜如何照物？”②伊藤氏否定了朱熹的读书法，表明他超出了朱子学。他的答问说：“问先生学问之家法曰：吾无家法，就《论语》、《孟子》正文理会，是吾家法耳。”他评《论》、《孟》说：“包含天下之理而无缺，荟萃百家之典而不遗。”③他视《论》、《孟》为本经，儒家其他著作均为旁经。他说《大学》非孔氏遗书，《中庸》乃《论语》之衍义。并著《论语古义》10卷、《孟子古义》7卷，以明其说，是其终生研究孔孟的结晶。伊藤氏很重视圣道实践，重视朱熹所倡导的思辨思想，为当时学术界注入了新的学风。他从朱熹信徒转而创立具有鲜明实学特点的古学。荻生徂徕（1666—1728年）是当时萱园学派的创立者。他25岁讲程朱理学，僧侣儒生听者数百人，才学声望均高。他虽属古学派，但与山鹿和伊藤之学有别，是以古文辞学作为进入经学研究的阶梯。他广读诗文，浏览“四书”，写文章自由发挥。他说孔子不谈理气、天理人欲，而只谈治国平天下。他以“萱园社”吸引了一世文人才子，使其辞学风行一世。
  与古学派差不多同时兴起的阳明学派，与朱子学派抗衡，它的代表人物有中江藤树、熊泽蕃山和富永仲基。中江（1608—1648年）初修习朱子学，后读阳明学，醉心于阳明的“致良知”之说。他自称得朱子的圣人之教，又藉阳明的知行合一而加以实行，并努力使阳明学和日本神道相结合。他说：
  夫神道以正直为体，以爱敬为心，以无事为行。然正直、爱敬、无事三者，与彼《中庸》所谓知仁勇三者通。①
  熊泽蕃山（1619—1691年）为中江之门生。他承其师说，把“知行合一”的思想贯彻于政治行动之中，对阳明学的讲习与宣传是颇有成绩的。他任备前藩藩士时，与藩主地田光政相配合，进行藩政改革。富永仲基（1654—1727年）笃信阳明学。他认为中国的儒学、印度的佛教、日本的神道三者是相通的。他把三者统归于“诚”道。他所说的“诚”道，就是《论语》的“忠信”、《孟子》的“诚”，朱子的“穷理尽性”和王阳明的“致良知”。到德川幕府末期，朱子学派与阳明学派在“忠孝一本”说与“神儒一致”说上趋向合流。
  18世纪，日本神道复兴，同时折衷学派和考证学派抬头，对朱子学派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这时，虽然出现了象冈田寒泉、柴野栗山（1734—1807年）和尾藤二州那样一些以“振兴学政”为旗帜的朱子学家，但是他们没有提出新的理论，只是衰弱中的回光返照而已。特别是，1790年宽政改革，禁止异学，最后导致1866年萨摩藩和长州藩联合发起讨幕运动。至此，经历270多年的德川幕府拉下了帷幕，朱子学也由此退出了官学的地位。
  明治维新（1868年）之后，日本确立了资本主义体制，吸取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学界批判封建文化，因此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学被作为“虚学”受到批判。经过“文明开化”的冲击，朱子学在日本的作用日益缩小。虽然，日本天皇于1890年公布《教育敕语》，确立了以儒家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国民道德教育方针，朱子学又在近代日本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这种影响已经不能与德川时代朱子学同日而语了。
  从上面的论述可知，朱子学自镰仓时代传入日本后，经儒佛合流，又与日本原有的神道相结合，表现出了朱子学日本化的开始。德川时代（即江户时代）朱子学派别纷立，研究著作层出不穷，朱子学走向兴盛，出现了日本朱子学思想体系，成为德川幕府治国的思想武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朱子学衰弱，但是朱子学的“经世致用”、“格物穷理”思想，使日本追求自然之研究，并以此作为摄取西方科学技术的母体，从而很快实现了现代化，变成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这是日本朱子学与中国朱子学不同的地方，也是日本朱子学一个显著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