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南宋末年浙江朱子学有辅广系黄震、黄榦系金华四先生等。对此，《宋元学案》有所综合评述。其曰：
四明之传，宗朱氏者，东发（黄震）为最。……晦翁平生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即江西）诸子支离、舛戾、固陋无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师弟子（金华四先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黄震）折衷诸儒，即与考亭亦不肯苟同，其所自得者深也。②
浙江的朱子学，对朱熹的思想，黄震有较大的修正，金华四先生则是墨守朱熹家法，因此分开论述。
黄震（约1213—1280年），字东发，学者称于越先生、文洁先生，浙江慈溪人。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进士。历官吴县、华亭县、长洲县尉，史馆校阅，广协、绍兴通判，抚州知府，江西、浙东提举常平等。宋亡后，“日惟一食，仰天长恨，祈速死”，最终“饿于宝幢而卒”③。其著作有《黄氏日抄》（即《慈湖黄氏日钞分类》）、《古今纪要》、《古今纪要逸编》、《戊辰修史传》、《仰天遗草》等。
黄震对天理的论述，基本上与朱熹同。而在讲到理与道的关系时却对朱熹有所修正。如黄震说：
夫道，即日用常行之理。不谓之理而谓之道者，道者大路之称。即其所易见，形其所难见，使知人之未有不由于理，亦犹人之未有不由于路。故谓理为道，而凡粲然天地间，人之所常行者皆道矣。奈何世衰道微，横议者作，创以恍惚窈冥为道。若以道为别有一物，超出天地之外，使人谢绝生理，离形去智，终其身以求之而终无得焉。吁，可怪也！④
黄震强调，道不在天地人事之外。这跟朱熹的讲法是有所不同的。朱熹认为，作为道德伦理准则的理，是人道；作为万物本原的理，是天道，而天之道则是独立存在于天地之外的。这就对朱熹之“理在事先”的观点有所修正。由此，黄震批评了朱熹后学之“道不必贯而本一”的观点。他说：
谓不必言贯，此道不必贯而本一。呜呼！此“有物混成”之说也，而可以乱圣言哉！①
他认为，朱熹后学“舍孝弟忠信不讲而独讲一贯”②的倾向，是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道”论的断章取义，是道家《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观点。
黄震认为，朱熹等的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说，是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不一致的。他说：
人生而有性，已是气质之性。天地之性已自付与在其中。所谓天地之性，既非未生以前虚空中别可言性，则亦不逃乎性相近之说也。③
他认为，“性相近”包括了气质和天地之性，而不是朱熹等所说的只是“气质之性”的观点。朱熹认为，“韩退之《原性》中说三品，说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说是气质之性耳。性哪里有三品来？”④在朱熹看来，韩愈的性三品是指气质之性，而天地之性没有三品的问题。对此，黄震说：
性有三品之说，正从孔子上智、下愚不移中来，于理无毫发之背。至伊、洛添气质之说，又较精微。盖风气日开，议论日精，得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对说，而后孟子专指性善之说举以属之天地之性，其说方使无偏。此于孟子之说有功而于孔子之说无伤。实则孔子言性，包举大体；孟子之说，特指本源而言。性无出于孔子者矣！奈何三品之说本于上智、下愚之说，而后进喜闻伊、洛近日之说，或至攻诋昌黎耶？⑤
在黄震看来，韩愈之性三品说，同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二程张载的“天地之性”“气质之性”是一致的，而朱熹却说性三品不包括天地之性，不是相矛盾吗？
在知行问题上，黄震强调躬行。他说：
自晦翁之学盛行，而义理之说大明。天下虽翕然而向方，流弊亦随之而渐生。盖论说之求多，恐躬行之或缺，苟曾用力于躬行，何暇往事乎口说？某行天下，今踰半生，凡见言晦翁之学者几人，往往不知其躬行。
……世所谓《中庸》、《大学》者，身未必行，惟见笔舍华靡。①
在这里，黄震批评了朱熹后学“笔舌华靡”的空谈义理、不知躬行的行为。
由上可见，黄震对朱熹并不盲目信从，而是有所立异的。因此，黄震在朱子学发展史上，不仅有继承，也是有所发展的，是有一定的学术地位的。
金华四先生，即何基（1188—1269年，字子恭，学者称北山先生）及其弟子王柏（1192—1274年，字会之，号鲁斋）、柏弟子金履祥（1232—1303年，又名祥、开祥，字吉父，号次农，因家居仁山下，学者称仁山先生）、祥弟子许谦（1270—1337年，字益子，自号白云山人，学者称白云先生），是朱子学浙江金华之主要传人，被朝廷列为朱子学的正宗。《宋元学案》专立《北山四先生学案》，详述其朱子学思想。
北山学派的何基等人，严守朱子学门户，强调读书传览为格物致知的笃实工夫。《何基语录》说：
治经当谨守精玩，不必多起议论，有欲为后学言者，谨之又谨可也。“四书”当以《集注》为主，而《语录》辅翼之。《语录》既出众手，不无失真，当以《集注》之精微折衷《语录》之疏密，以《语录》之详明发挥《集注》之曲折。②
他们抱住朱熹的《四书集注》寸步不离，确守师说。清初黄宗羲说：
北山之宗旨，熟读“四书”而已。北山晚年之论曰：“《集注》义理自足，若添入诸家语，反觉缓散。”③
北山学派由确守师说，只注重读书穷理，继承和发挥朱子学训释儒家经典的传统，虽然扩大了朱子学的影响，但是由于走向章句训诂的道路，使朱子学变成烦琐哲学，没有开辟出新的境界。特别是其中的王柏，他的《诗疑》、《书疑》，原是对朱熹《诗集传》的继承，却走向极端，偏离了儒学正统，受到后世朱子学者的批评。
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王阳明心学的兴盛，更觉朱子学正统派的空言无实。清代前期，虽有福建朱子学学者李光地及其他理学名臣大倡朱子学，使其一时兴盛；清末有朱次琦（1807—1881年，广东南海人）、杨昌济（1871—1920年，湖南长沙人）、辜鸿铭（1897—1928年，福建厦门人）等人提出重整朱子学，只是回光返照而已。和朱次琦同时的文廷式（光绪帝珍妃的老师）曾谓朱熹“训门人语多痛切，数十世后如见其人”。①朱次琦提出“朱子百世之师”，朱子“会同‘六经’，权衡‘四书’，使孔子之道大著于天下。宋末以来，杀身成仁之士，远轶前古，皆朱子之力也”。②
杨昌济曾先后留学日、英、德等国9年。他在五四运动前期的中西哲学论争中，采取调和折衷态度，主张“合中西两洋文化一炉而冶之”，实际上他立足于程朱理学。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时讲授伦理学。他说：
所谓不限于西洋之理论学说，中国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③
在杨昌济看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相比，中学应为体（正宗），特别是朱熹的著作应尊为儒家思想的典范。他为讲授伦理学而编写的《论语类钞》共38条，其中有朱熹语录释《论语》者达22条，占三分之二。如第22条释孔子“吾道一以贯之”，首先就引用了朱熹一大段语录，即：
夫子一理浑然，而泛应曲道，譬则天地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
这就是说，太极（道之体、一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它体现在一切事物之中。“万殊各得其所”就是太极（道之体、一本）的体现或作用。这段是朱熹“理一分殊”的典型表述，杨昌济解释说：
宇宙为一全体（即一本、太极），宇宙间所有一切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同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④
在《论语类钞》第二条引了朱熹下列一段话，其曰：“吾子之学乃铢积寸累而得之，若南轩则大本卓然有见者也。”⑤杨昌济用朱熹格物致知的观点来论证如何积累知识和知识积累的重要性。此外，杨昌济还通过研究曾国藩的理学思想吸取和发扬朱子学。
由上可见，直到清末和民初，朱子学正统派在一些学者中和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市场。但是，就全国来说，朱子学终未能真正恢复其元气，在理论上未有多大进展，而且趋于终结，这就是由自我窒息而后日趋沉寂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
四明之传，宗朱氏者，东发（黄震）为最。……晦翁平生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即江西）诸子支离、舛戾、固陋无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师弟子（金华四先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黄震）折衷诸儒，即与考亭亦不肯苟同，其所自得者深也。②
浙江的朱子学，对朱熹的思想，黄震有较大的修正，金华四先生则是墨守朱熹家法，因此分开论述。
黄震（约1213—1280年），字东发，学者称于越先生、文洁先生，浙江慈溪人。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进士。历官吴县、华亭县、长洲县尉，史馆校阅，广协、绍兴通判，抚州知府，江西、浙东提举常平等。宋亡后，“日惟一食，仰天长恨，祈速死”，最终“饿于宝幢而卒”③。其著作有《黄氏日抄》（即《慈湖黄氏日钞分类》）、《古今纪要》、《古今纪要逸编》、《戊辰修史传》、《仰天遗草》等。
黄震对天理的论述，基本上与朱熹同。而在讲到理与道的关系时却对朱熹有所修正。如黄震说：
夫道，即日用常行之理。不谓之理而谓之道者，道者大路之称。即其所易见，形其所难见，使知人之未有不由于理，亦犹人之未有不由于路。故谓理为道，而凡粲然天地间，人之所常行者皆道矣。奈何世衰道微，横议者作，创以恍惚窈冥为道。若以道为别有一物，超出天地之外，使人谢绝生理，离形去智，终其身以求之而终无得焉。吁，可怪也！④
黄震强调，道不在天地人事之外。这跟朱熹的讲法是有所不同的。朱熹认为，作为道德伦理准则的理，是人道；作为万物本原的理，是天道，而天之道则是独立存在于天地之外的。这就对朱熹之“理在事先”的观点有所修正。由此，黄震批评了朱熹后学之“道不必贯而本一”的观点。他说：
谓不必言贯，此道不必贯而本一。呜呼！此“有物混成”之说也，而可以乱圣言哉！①
他认为，朱熹后学“舍孝弟忠信不讲而独讲一贯”②的倾向，是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道”论的断章取义，是道家《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观点。
黄震认为，朱熹等的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说，是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不一致的。他说：
人生而有性，已是气质之性。天地之性已自付与在其中。所谓天地之性，既非未生以前虚空中别可言性，则亦不逃乎性相近之说也。③
他认为，“性相近”包括了气质和天地之性，而不是朱熹等所说的只是“气质之性”的观点。朱熹认为，“韩退之《原性》中说三品，说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说是气质之性耳。性哪里有三品来？”④在朱熹看来，韩愈的性三品是指气质之性，而天地之性没有三品的问题。对此，黄震说：
性有三品之说，正从孔子上智、下愚不移中来，于理无毫发之背。至伊、洛添气质之说，又较精微。盖风气日开，议论日精，得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对说，而后孟子专指性善之说举以属之天地之性，其说方使无偏。此于孟子之说有功而于孔子之说无伤。实则孔子言性，包举大体；孟子之说，特指本源而言。性无出于孔子者矣！奈何三品之说本于上智、下愚之说，而后进喜闻伊、洛近日之说，或至攻诋昌黎耶？⑤
在黄震看来，韩愈之性三品说，同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二程张载的“天地之性”“气质之性”是一致的，而朱熹却说性三品不包括天地之性，不是相矛盾吗？
在知行问题上，黄震强调躬行。他说：
自晦翁之学盛行，而义理之说大明。天下虽翕然而向方，流弊亦随之而渐生。盖论说之求多，恐躬行之或缺，苟曾用力于躬行，何暇往事乎口说？某行天下，今踰半生，凡见言晦翁之学者几人，往往不知其躬行。
……世所谓《中庸》、《大学》者，身未必行，惟见笔舍华靡。①
在这里，黄震批评了朱熹后学“笔舌华靡”的空谈义理、不知躬行的行为。
由上可见，黄震对朱熹并不盲目信从，而是有所立异的。因此，黄震在朱子学发展史上，不仅有继承，也是有所发展的，是有一定的学术地位的。
金华四先生，即何基（1188—1269年，字子恭，学者称北山先生）及其弟子王柏（1192—1274年，字会之，号鲁斋）、柏弟子金履祥（1232—1303年，又名祥、开祥，字吉父，号次农，因家居仁山下，学者称仁山先生）、祥弟子许谦（1270—1337年，字益子，自号白云山人，学者称白云先生），是朱子学浙江金华之主要传人，被朝廷列为朱子学的正宗。《宋元学案》专立《北山四先生学案》，详述其朱子学思想。
北山学派的何基等人，严守朱子学门户，强调读书传览为格物致知的笃实工夫。《何基语录》说：
治经当谨守精玩，不必多起议论，有欲为后学言者，谨之又谨可也。“四书”当以《集注》为主，而《语录》辅翼之。《语录》既出众手，不无失真，当以《集注》之精微折衷《语录》之疏密，以《语录》之详明发挥《集注》之曲折。②
他们抱住朱熹的《四书集注》寸步不离，确守师说。清初黄宗羲说：
北山之宗旨，熟读“四书”而已。北山晚年之论曰：“《集注》义理自足，若添入诸家语，反觉缓散。”③
北山学派由确守师说，只注重读书穷理，继承和发挥朱子学训释儒家经典的传统，虽然扩大了朱子学的影响，但是由于走向章句训诂的道路，使朱子学变成烦琐哲学，没有开辟出新的境界。特别是其中的王柏，他的《诗疑》、《书疑》，原是对朱熹《诗集传》的继承，却走向极端，偏离了儒学正统，受到后世朱子学者的批评。
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王阳明心学的兴盛，更觉朱子学正统派的空言无实。清代前期，虽有福建朱子学学者李光地及其他理学名臣大倡朱子学，使其一时兴盛；清末有朱次琦（1807—1881年，广东南海人）、杨昌济（1871—1920年，湖南长沙人）、辜鸿铭（1897—1928年，福建厦门人）等人提出重整朱子学，只是回光返照而已。和朱次琦同时的文廷式（光绪帝珍妃的老师）曾谓朱熹“训门人语多痛切，数十世后如见其人”。①朱次琦提出“朱子百世之师”，朱子“会同‘六经’，权衡‘四书’，使孔子之道大著于天下。宋末以来，杀身成仁之士，远轶前古，皆朱子之力也”。②
杨昌济曾先后留学日、英、德等国9年。他在五四运动前期的中西哲学论争中，采取调和折衷态度，主张“合中西两洋文化一炉而冶之”，实际上他立足于程朱理学。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时讲授伦理学。他说：
所谓不限于西洋之理论学说，中国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③
在杨昌济看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相比，中学应为体（正宗），特别是朱熹的著作应尊为儒家思想的典范。他为讲授伦理学而编写的《论语类钞》共38条，其中有朱熹语录释《论语》者达22条，占三分之二。如第22条释孔子“吾道一以贯之”，首先就引用了朱熹一大段语录，即：
夫子一理浑然，而泛应曲道，譬则天地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
这就是说，太极（道之体、一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它体现在一切事物之中。“万殊各得其所”就是太极（道之体、一本）的体现或作用。这段是朱熹“理一分殊”的典型表述，杨昌济解释说：
宇宙为一全体（即一本、太极），宇宙间所有一切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同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④
在《论语类钞》第二条引了朱熹下列一段话，其曰：“吾子之学乃铢积寸累而得之，若南轩则大本卓然有见者也。”⑤杨昌济用朱熹格物致知的观点来论证如何积累知识和知识积累的重要性。此外，杨昌济还通过研究曾国藩的理学思想吸取和发扬朱子学。
由上可见，直到清末和民初，朱子学正统派在一些学者中和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市场。但是，就全国来说，朱子学终未能真正恢复其元气，在理论上未有多大进展，而且趋于终结，这就是由自我窒息而后日趋沉寂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