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朱子学超出闽、浙、赣范围，差不多又经过了三四十年，至元仁宗时（1312—1320年）就遍及全国。朱子学在福建的传衍和分化是个雏型，全国朱子学的派别和衍变是其在福建传衍和分化的扩大和发展。
由于朱熹综罗百代、集诸儒学之大成，非某个后继者所能全面继承和发展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其集大成，体系庞大，因而具有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地显露出来。对全国朱子学衍变的内在倾向，今人蒙培元有比较详细的研究。他说：
简单地说，在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体系中有两个最基本的矛盾。一个是理本体论同气化学说的矛盾，即唯心主义体系同唯物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一是理本体论同心本体论的矛盾，即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同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矛盾。此外，方法论和体系之间也有矛盾，最明显的是他的“格物穷理”说同“明明德”的根本目的之间的矛盾。就是说，在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包含着某些唯物主义因素，同时又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这些矛盾是朱熹本人无法解决的。这就决定了朱熹哲学必然要分化。①
蒙培元对南宋末、元、明时代哪个朱子学家属于哪一哲学倾向，以及按唯物论和唯心论来划分中国古代哲学，还可以深入讨论，但是其这里的概括说明是很确切的，为研究朱子学在全国的衍化提供了指导性线索。
朱子学超出闽、浙、赣范围成为整个国家的正宗思想后，它根据理论自身的规律和社会经济政治的需要进行衍化。基于上述黄榦是朱子学由闽至全国的桥梁，朱子学在全国的衍化是在黄榦思想中开其端的。黄榦固守师说，只是在体之用上有所阐发。南宋末黄震曰：
晦庵论近思先太极说；勉斋则谓名近思反若远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愠，惟成德者能之；勉斋提云：是君子然后能不愠，非不愠然后为君子。晦翁解敏于事而慎于言，以慎为不敢尽其所有余；勉斋提慎字本无不敢尽之意，特以言易肆，故当谨耳。②
这里黄震叙述了黄榦思想与朱熹思想之不同，在黄榦思想中就埋下朱子学日后分化的根苗。体用关系体现为理一分殊，在伦理上表现为道德的先验原则与现实人的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他引用孟子的四端说来说明道德的体用关系。黄榦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非道之用乎？仁、义、礼、智非道之体乎？”③这就是说，仁、义、礼、智是道德之体，有此体必然表现为与此体相联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道德之实践（用）；抽象的天理世俗化，为人人得以遵循的道德准则，通过格物明理实现人内心先天具有的仁、义、礼、智道德之善；实际上，格物明理和明内心的道德之善是对立的。这是黄榦哲学中的三种思想倾向。
朱子学于元初盛行于全国之后，其衍化大致有三派：一是以赵复、许衡为代表的北方一派，一是以何基、许谦为代表的浙江金华北山学派，一是以饶鲁、吴澄为代表的江西广汉双峰学派。这三派大致按上述黄榦思想中的三种倾向进行衍变和分化，走向不同的学术道路，因而使朱子学原来理论上的裂痕走向解体的道路。
朱熹思想的解体和分化促使朱子学的演进，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基于朱熹集大成的思想体系，它包含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各个方面，其本身的发展必然会解体和分化，同时其庞大的思想体系也不是其后一二个后继者所能继承和发展的。南宋至明朝末年，朱熹思想向两个方向分化和发展：一是经由南宋末年的真德秀、魏了翁，元朝的许衡、吴澄，明朝的吴与弼、陈献章等人，演变为以明朝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一是经由南宋末年的黄震、文天祥，元、明朝的刘因、薛瑄等人，演变为以明朝罗钦顺、王廷相等为代表的气学。罗钦顺与王阳明的论争，就是这两种方向发展的结果。最后出现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陈献章、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和以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气学，都是从朱熹思想体系中分化和发展起来的。
南宋末年至明末清初朱子学的发展过程，由内圣成德而外王事功，中国社会由古代孕育着近代。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孔子之后的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到朱熹，其内圣成德达到了成熟和综合点，其后以此为新的起点往前发展，即向外王事功、治国平天下的近代化的方向发展。而这个时期，西方社会也正开始近代化，出现“文艺复兴”。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由古代进入近代是与西方同步的，或者说早于西方。牟宗三在讲到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思想家时，深刻指出：
三大儒的意识是顺着宋明数百年内圣学之成熟而要求开外王事功的意识。这一意识正合乎西方17、18、19世纪300年开近代文明的方向。时间即相合，方向也相同。那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这其中的历史运会当该切实正视。须知三大儒的思想不幸被满清的民族军事统治堵回去了，开发不出来。所以黄梨洲有《明夷待访录》、王船山有《黄书》之作。满清200余年的统治，文化由封闭而趋向僵滞，整个民族元气日趋衰竭，而西方世界正好在这两三百年之间蒸蒸日上，开拓变化。这两个方向一上
一下，相去遂不可以道里计。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①
孙中山之所以伟大，就是他顺应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趋势，继承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的理想往前发展，推翻清王朝，开出一个外王事功的大时代，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
由于朱熹综罗百代、集诸儒学之大成，非某个后继者所能全面继承和发展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其集大成，体系庞大，因而具有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地显露出来。对全国朱子学衍变的内在倾向，今人蒙培元有比较详细的研究。他说：
简单地说，在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体系中有两个最基本的矛盾。一个是理本体论同气化学说的矛盾，即唯心主义体系同唯物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一是理本体论同心本体论的矛盾，即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同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矛盾。此外，方法论和体系之间也有矛盾，最明显的是他的“格物穷理”说同“明明德”的根本目的之间的矛盾。就是说，在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包含着某些唯物主义因素，同时又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这些矛盾是朱熹本人无法解决的。这就决定了朱熹哲学必然要分化。①
蒙培元对南宋末、元、明时代哪个朱子学家属于哪一哲学倾向，以及按唯物论和唯心论来划分中国古代哲学，还可以深入讨论，但是其这里的概括说明是很确切的，为研究朱子学在全国的衍化提供了指导性线索。
朱子学超出闽、浙、赣范围成为整个国家的正宗思想后，它根据理论自身的规律和社会经济政治的需要进行衍化。基于上述黄榦是朱子学由闽至全国的桥梁，朱子学在全国的衍化是在黄榦思想中开其端的。黄榦固守师说，只是在体之用上有所阐发。南宋末黄震曰：
晦庵论近思先太极说；勉斋则谓名近思反若远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愠，惟成德者能之；勉斋提云：是君子然后能不愠，非不愠然后为君子。晦翁解敏于事而慎于言，以慎为不敢尽其所有余；勉斋提慎字本无不敢尽之意，特以言易肆，故当谨耳。②
这里黄震叙述了黄榦思想与朱熹思想之不同，在黄榦思想中就埋下朱子学日后分化的根苗。体用关系体现为理一分殊，在伦理上表现为道德的先验原则与现实人的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他引用孟子的四端说来说明道德的体用关系。黄榦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非道之用乎？仁、义、礼、智非道之体乎？”③这就是说，仁、义、礼、智是道德之体，有此体必然表现为与此体相联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道德之实践（用）；抽象的天理世俗化，为人人得以遵循的道德准则，通过格物明理实现人内心先天具有的仁、义、礼、智道德之善；实际上，格物明理和明内心的道德之善是对立的。这是黄榦哲学中的三种思想倾向。
朱子学于元初盛行于全国之后，其衍化大致有三派：一是以赵复、许衡为代表的北方一派，一是以何基、许谦为代表的浙江金华北山学派，一是以饶鲁、吴澄为代表的江西广汉双峰学派。这三派大致按上述黄榦思想中的三种倾向进行衍变和分化，走向不同的学术道路，因而使朱子学原来理论上的裂痕走向解体的道路。
朱熹思想的解体和分化促使朱子学的演进，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基于朱熹集大成的思想体系，它包含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各个方面，其本身的发展必然会解体和分化，同时其庞大的思想体系也不是其后一二个后继者所能继承和发展的。南宋至明朝末年，朱熹思想向两个方向分化和发展：一是经由南宋末年的真德秀、魏了翁，元朝的许衡、吴澄，明朝的吴与弼、陈献章等人，演变为以明朝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一是经由南宋末年的黄震、文天祥，元、明朝的刘因、薛瑄等人，演变为以明朝罗钦顺、王廷相等为代表的气学。罗钦顺与王阳明的论争，就是这两种方向发展的结果。最后出现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陈献章、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和以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气学，都是从朱熹思想体系中分化和发展起来的。
南宋末年至明末清初朱子学的发展过程，由内圣成德而外王事功，中国社会由古代孕育着近代。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孔子之后的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到朱熹，其内圣成德达到了成熟和综合点，其后以此为新的起点往前发展，即向外王事功、治国平天下的近代化的方向发展。而这个时期，西方社会也正开始近代化，出现“文艺复兴”。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由古代进入近代是与西方同步的，或者说早于西方。牟宗三在讲到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思想家时，深刻指出：
三大儒的意识是顺着宋明数百年内圣学之成熟而要求开外王事功的意识。这一意识正合乎西方17、18、19世纪300年开近代文明的方向。时间即相合，方向也相同。那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这其中的历史运会当该切实正视。须知三大儒的思想不幸被满清的民族军事统治堵回去了，开发不出来。所以黄梨洲有《明夷待访录》、王船山有《黄书》之作。满清200余年的统治，文化由封闭而趋向僵滞，整个民族元气日趋衰竭，而西方世界正好在这两三百年之间蒸蒸日上，开拓变化。这两个方向一上
一下，相去遂不可以道里计。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①
孙中山之所以伟大，就是他顺应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趋势，继承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的理想往前发展，推翻清王朝，开出一个外王事功的大时代，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