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一 由闽中而全国
以朱熹为代表的福建朱子学（闽学）是闽中之学，是与濂、洛、关等之学相并称的地域性的理学学派。但是，由于它在创立时期形成的思想体系，其理论价值和社会作用被统治者所认识，很快由初期活动的闽、浙、赣地区而全国，成为控制整个国家社会意识形态的官方哲学和正宗思想，成为国家和民族的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生活方式。
前面讲到，朱熹在世时福建朱子学已形成了比较严密的学术派别。数百名朱熹门人分别来自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江苏、四川、湖北、广东、河南、山西等地。在“庆元党禁”时期和朱熹死后，他们大都返回原籍，在全国各地传播朱子学。清人黄百家在论到朱熹浙江崇德籍门人辅广传播朱子学的情况时说：
所传之学，蜀则有魏鹤山了翁；闽则有熊勿轩禾、陈石堂普；吾东浙，
自韩恂斋翼甫传子庄节性、余端臣，再传而有黄文洁震。①这就是说，辅广通过四川的魏了翁、浙江的韩翼甫及其子韩性、余端臣、黄震，把朱子学传至四川、浙江。对于魏了翁，据记载：
丁生父忧，解官心丧。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于辅广、李燔者，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②
李燔是江西永修籍朱熹门人。李燔除把朱子学传给魏了翁外，还亲自在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传播朱子学。据记载：
往建阳从朱熹学。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语。且曰：“致远固以毅，而任重贵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斋，而自儆焉。至岳州（按即今湖南岳阳），教士以古文六艺，不因时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则文武兼焉。”即武学诸生文振而识高者，拔之辟射圃令其习射，禀老将之长于艺者以率偷惰……改襄阳府（按今属湖北）教授。复往见熹。熹嘉之，凡诸生未达者，先令访燔，俟有所发，乃从熹折衷。诸生畏服。熹谓人曰：“燔交友有益，而进学可畏；且直谅朴实，处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熹殁，学禁严，燔率同门往会葬，视封窆不少怵。及诏访遗逸，九江（按今属江西）守以燔荐。召赴都堂审察，辞；再召，再辞。郡守请为白鹿书院堂长。学者云集，讲学之盛，他郡无与比。①
非福建籍的朱熹门人大都像辅广、李燔这样在各地传播朱子学，从而朱子学流传到全国，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不同的朱子学系，如江西系、浙江系等。
在朱熹门人传播朱子学的过程中，福建籍朱熹门人黄榦居首要地位。他以得朱熹遗命自任，以墨子辟杨墨自励，呼喊着“卫道岂可以不严乎”。他曾讲学于江西庐山白鹿书院，“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编礼著书，日不暇给，夜与之讲论经理，亹亹不倦，借邻邦寺以处之”。②黄百家说：
黄勉斋榦得朱子之正统。其门人一传于金华何北山基，以递传于王鲁斋柏、金仁山履祥、许白云谦，又于江右传饶双峰鲁。其后遂有吴草庐澄上接朱子之经学。可谓盛矣！③
此叙朱子学由宋而元，路线分明。全国各地初传之朱子学，大多出于黄榦之门。黄榦曾知江西临川。浙江金华人何基之父为临川主簿，命何基师事黄榦。黄榦“告以必有真实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先生悚惕受命”。金华人王柏闻何基从学黄榦得朱子学之正传，乃往学于何基，何基告以“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④金华金履祥从学王柏、何基，得朱子学真传。金华人许谦又受学于金履祥。此所谓“金华四先生”皆出黄榦之门，“推源统绪，以为朱熹之世适”。⑤朱子学盛行于浙江，实黄榦之力也。
黄榦为江西新淦县令时，其地饶鲁（号双峰）从其学。因此，“双峰亦勉斋之一支也，累传而得草庐”。①全祖望说：
草庐出于双峰，固朱子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盖草庐又师程氏（按程若庸），绍开程氏，常筑道一书院，思合会两家。然草庐之著书终近乎朱。②
这就是元代江西朱子学之源流，亦是以黄榦为纽带。
朱子学流传于北方，与黄榦曾知德安（今湖北汉阳）有关。窦默避元兵逃至德安，县令以程朱性理之书予之，可知黄榦把朱子学传至德安。③后来，元兵入侵德安。杨维中为大将军，其幕僚有姚枢从俘虏中求儒者数十人，其中有赵复等人，带自燕京（今北京），建太极书院，由赵复等人讲学，授程朱所著与其诸经传注，门徒数百人。此亦知赵复等人之学亦是在德安由黄榦所传。朱子学传之北方自此始。姚枢在北方刊朱熹《论孟或问》、《小学》等书。其后，姚枢居辉县（今属河南）苏门，河南沁阳许衡至，尽录程朱传注以归。上述杨惟中、窦默、姚枢、赵复、许衡等，皆是元初名儒。可见，北方朱子学之传播，亦渊源于黄榦。
对于朱熹门人和再传门人传播福建朱子学和福建朱子学流传的情况，清人蒋垣有概括的叙述。他说：
朱门受业为多，最知名者黄榦、李燔、张治、陈淳、李方子、黄颢、蔡沉、辅广等。而黄榦门人最多，潘柄、杨复、陈宏、何基、饶鲁皆其高弟。基传之王柏，柏传之金履祥，履祥传之许谦，饶鲁传之吴中行，中行传之朱公迁。时与朱熹同任道学者吕祖谦、张栻。祖谦受业于侯官林之奇。当时杨、胡、林、朱、黄、蔡之学盛行于江之东南。张拭，成都锦竹人。至宗、宁间，魏了翁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辅广、李燔之学授教生徒，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则闽学传之西蜀矣！理宗时，杨惟中建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君子配。又姚枢隐居苏门，以道学自任，刊《小学》、“四书”，及蔡氏《书传》、胡氏《春秋传》，而闽学至于河溯矣！此八闽道学（理学）源流之大概也。④
河溯（朔），泛指黄河以北。《书·泰誓中》有“王次于河朔”之语，孔传谓“渡（黄）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由此可见，闽学传播至全国。清人张伯行在《道南源委·序》中说：
至考亭朱子、勉斋黄氏，师弟子之授受，朋友之讲习，奋然兴起者，如云汉之昭回，如江河之莫御。理学名区，独盛于闽，不惟比拟伊洛，直与并称邹鲁。而程子“道南”一语，遂符合如左券。噫嘻，闽滨东海，屹立武夷诸名胜，元气融液，人与地会，当吾世复有兴者。乌知后之视今，不犹今之视昔也。尔诸生景行前哲，能自振拔，以斯道为己任。吾见闽学之盛行，且自南而北，而迄于东西，不局于一方，不限于一时，源远流长，汪洋澎湃。道之所谓流动而充满、弥沦而布濩者，于是乎统贯于“载道”之人矣！①
到了明清时代，福建朱子学学者还致力于把闽学往外省传播。例如，清初福建人龚景瀚在关中、李光地在河北河南、蔡世远在江浙、蓝鼎元在广东台湾、阮旻锡在山东、林嗣环在海南岛、黄志璋在广西两湖、林之浚在云南贵州、朱兆纲在山西安徽、吴鸿锡在四川等，传播朱子学。
据以上诸家论述，朱子学由闽中而全国的大概情况如下：
二 国家的正宗思想
随着朱子学超出福建范围向全国传播，统治者也逐步认识到它对社会的重要价值。早在朱熹死后的第二年（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十月，宁宗皇帝就下诏赐谥，除朱熹“华文阁待制与致仕恩泽”。②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十月，诏赐谥朱熹曰文。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为信国公。理宗皇帝在封制中谓，朱熹遗著“有补于治道”。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九月，朱熹被追封为徽国公。理宗皇帝谓，“深有不同时之恨。每阅‘四书’之奥旨，允为庶政之良矩”。①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理宗皇帝诏学宫列朱子从祀庙堂。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年），复科举，诏定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惠宗至元元年（1335年），诏建朱子祠，“立徽国文公之庙”。②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皇帝命礼部传谕规定：
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今后务需颁降“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历代诰律、典制等书。③
这些书基本上都是朱熹、真德秀等福建朱子学学者的经典注疏。清圣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升朱熹配祀孔庙十哲之列；康熙皇帝先后谕敕福建朱子学学者李光地编辑《朱子大全》、《性理精义》等，颁行全国。由上可见，在南宋末和元、明、清时代，朱熹的《四书集注》等成为法定的教科书，是学者必读的课本，文官考试不出朱子学界限。朱子学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和正宗思想，成为统治者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和思想武器。
在朱子学控制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七八百年中，其渗透到思想意识的各个领域之中。近代著名的福建籍学者严复说：“吾侪今日（按19世纪末）思想、风俗、政治，直接间接可于宋元明史籀其因果律。”④“籀”即归纳推理。意思是说，宋元明时代的思想意识都渊源于程朱理学，而集理学之大成的朱子学（闽学）即发源于福建。
以朱熹为代表的福建朱子学（闽学）是闽中之学，是与濂、洛、关等之学相并称的地域性的理学学派。但是，由于它在创立时期形成的思想体系，其理论价值和社会作用被统治者所认识，很快由初期活动的闽、浙、赣地区而全国，成为控制整个国家社会意识形态的官方哲学和正宗思想，成为国家和民族的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生活方式。
前面讲到，朱熹在世时福建朱子学已形成了比较严密的学术派别。数百名朱熹门人分别来自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江苏、四川、湖北、广东、河南、山西等地。在“庆元党禁”时期和朱熹死后，他们大都返回原籍，在全国各地传播朱子学。清人黄百家在论到朱熹浙江崇德籍门人辅广传播朱子学的情况时说：
所传之学，蜀则有魏鹤山了翁；闽则有熊勿轩禾、陈石堂普；吾东浙，
自韩恂斋翼甫传子庄节性、余端臣，再传而有黄文洁震。①这就是说，辅广通过四川的魏了翁、浙江的韩翼甫及其子韩性、余端臣、黄震，把朱子学传至四川、浙江。对于魏了翁，据记载：
丁生父忧，解官心丧。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于辅广、李燔者，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②
李燔是江西永修籍朱熹门人。李燔除把朱子学传给魏了翁外，还亲自在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传播朱子学。据记载：
往建阳从朱熹学。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语。且曰：“致远固以毅，而任重贵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斋，而自儆焉。至岳州（按即今湖南岳阳），教士以古文六艺，不因时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则文武兼焉。”即武学诸生文振而识高者，拔之辟射圃令其习射，禀老将之长于艺者以率偷惰……改襄阳府（按今属湖北）教授。复往见熹。熹嘉之，凡诸生未达者，先令访燔，俟有所发，乃从熹折衷。诸生畏服。熹谓人曰：“燔交友有益，而进学可畏；且直谅朴实，处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熹殁，学禁严，燔率同门往会葬，视封窆不少怵。及诏访遗逸，九江（按今属江西）守以燔荐。召赴都堂审察，辞；再召，再辞。郡守请为白鹿书院堂长。学者云集，讲学之盛，他郡无与比。①
非福建籍的朱熹门人大都像辅广、李燔这样在各地传播朱子学，从而朱子学流传到全国，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不同的朱子学系，如江西系、浙江系等。
在朱熹门人传播朱子学的过程中，福建籍朱熹门人黄榦居首要地位。他以得朱熹遗命自任，以墨子辟杨墨自励，呼喊着“卫道岂可以不严乎”。他曾讲学于江西庐山白鹿书院，“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编礼著书，日不暇给，夜与之讲论经理，亹亹不倦，借邻邦寺以处之”。②黄百家说：
黄勉斋榦得朱子之正统。其门人一传于金华何北山基，以递传于王鲁斋柏、金仁山履祥、许白云谦，又于江右传饶双峰鲁。其后遂有吴草庐澄上接朱子之经学。可谓盛矣！③
此叙朱子学由宋而元，路线分明。全国各地初传之朱子学，大多出于黄榦之门。黄榦曾知江西临川。浙江金华人何基之父为临川主簿，命何基师事黄榦。黄榦“告以必有真实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先生悚惕受命”。金华人王柏闻何基从学黄榦得朱子学之正传，乃往学于何基，何基告以“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④金华金履祥从学王柏、何基，得朱子学真传。金华人许谦又受学于金履祥。此所谓“金华四先生”皆出黄榦之门，“推源统绪，以为朱熹之世适”。⑤朱子学盛行于浙江，实黄榦之力也。
黄榦为江西新淦县令时，其地饶鲁（号双峰）从其学。因此，“双峰亦勉斋之一支也，累传而得草庐”。①全祖望说：
草庐出于双峰，固朱子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盖草庐又师程氏（按程若庸），绍开程氏，常筑道一书院，思合会两家。然草庐之著书终近乎朱。②
这就是元代江西朱子学之源流，亦是以黄榦为纽带。
朱子学流传于北方，与黄榦曾知德安（今湖北汉阳）有关。窦默避元兵逃至德安，县令以程朱性理之书予之，可知黄榦把朱子学传至德安。③后来，元兵入侵德安。杨维中为大将军，其幕僚有姚枢从俘虏中求儒者数十人，其中有赵复等人，带自燕京（今北京），建太极书院，由赵复等人讲学，授程朱所著与其诸经传注，门徒数百人。此亦知赵复等人之学亦是在德安由黄榦所传。朱子学传之北方自此始。姚枢在北方刊朱熹《论孟或问》、《小学》等书。其后，姚枢居辉县（今属河南）苏门，河南沁阳许衡至，尽录程朱传注以归。上述杨惟中、窦默、姚枢、赵复、许衡等，皆是元初名儒。可见，北方朱子学之传播，亦渊源于黄榦。
对于朱熹门人和再传门人传播福建朱子学和福建朱子学流传的情况，清人蒋垣有概括的叙述。他说：
朱门受业为多，最知名者黄榦、李燔、张治、陈淳、李方子、黄颢、蔡沉、辅广等。而黄榦门人最多，潘柄、杨复、陈宏、何基、饶鲁皆其高弟。基传之王柏，柏传之金履祥，履祥传之许谦，饶鲁传之吴中行，中行传之朱公迁。时与朱熹同任道学者吕祖谦、张栻。祖谦受业于侯官林之奇。当时杨、胡、林、朱、黄、蔡之学盛行于江之东南。张拭，成都锦竹人。至宗、宁间，魏了翁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辅广、李燔之学授教生徒，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则闽学传之西蜀矣！理宗时，杨惟中建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君子配。又姚枢隐居苏门，以道学自任，刊《小学》、“四书”，及蔡氏《书传》、胡氏《春秋传》，而闽学至于河溯矣！此八闽道学（理学）源流之大概也。④
河溯（朔），泛指黄河以北。《书·泰誓中》有“王次于河朔”之语，孔传谓“渡（黄）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由此可见，闽学传播至全国。清人张伯行在《道南源委·序》中说：
至考亭朱子、勉斋黄氏，师弟子之授受，朋友之讲习，奋然兴起者，如云汉之昭回，如江河之莫御。理学名区，独盛于闽，不惟比拟伊洛，直与并称邹鲁。而程子“道南”一语，遂符合如左券。噫嘻，闽滨东海，屹立武夷诸名胜，元气融液，人与地会，当吾世复有兴者。乌知后之视今，不犹今之视昔也。尔诸生景行前哲，能自振拔，以斯道为己任。吾见闽学之盛行，且自南而北，而迄于东西，不局于一方，不限于一时，源远流长，汪洋澎湃。道之所谓流动而充满、弥沦而布濩者，于是乎统贯于“载道”之人矣！①
到了明清时代，福建朱子学学者还致力于把闽学往外省传播。例如，清初福建人龚景瀚在关中、李光地在河北河南、蔡世远在江浙、蓝鼎元在广东台湾、阮旻锡在山东、林嗣环在海南岛、黄志璋在广西两湖、林之浚在云南贵州、朱兆纲在山西安徽、吴鸿锡在四川等，传播朱子学。
据以上诸家论述，朱子学由闽中而全国的大概情况如下：
二 国家的正宗思想
随着朱子学超出福建范围向全国传播，统治者也逐步认识到它对社会的重要价值。早在朱熹死后的第二年（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十月，宁宗皇帝就下诏赐谥，除朱熹“华文阁待制与致仕恩泽”。②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十月，诏赐谥朱熹曰文。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为信国公。理宗皇帝在封制中谓，朱熹遗著“有补于治道”。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九月，朱熹被追封为徽国公。理宗皇帝谓，“深有不同时之恨。每阅‘四书’之奥旨，允为庶政之良矩”。①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理宗皇帝诏学宫列朱子从祀庙堂。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年），复科举，诏定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惠宗至元元年（1335年），诏建朱子祠，“立徽国文公之庙”。②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皇帝命礼部传谕规定：
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今后务需颁降“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历代诰律、典制等书。③
这些书基本上都是朱熹、真德秀等福建朱子学学者的经典注疏。清圣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升朱熹配祀孔庙十哲之列；康熙皇帝先后谕敕福建朱子学学者李光地编辑《朱子大全》、《性理精义》等，颁行全国。由上可见，在南宋末和元、明、清时代，朱熹的《四书集注》等成为法定的教科书，是学者必读的课本，文官考试不出朱子学界限。朱子学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和正宗思想，成为统治者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和思想武器。
在朱子学控制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七八百年中，其渗透到思想意识的各个领域之中。近代著名的福建籍学者严复说：“吾侪今日（按19世纪末）思想、风俗、政治，直接间接可于宋元明史籀其因果律。”④“籀”即归纳推理。意思是说，宋元明时代的思想意识都渊源于程朱理学，而集理学之大成的朱子学（闽学）即发源于福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