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雕版印刷是我国对世界文化的三大贡献之一。宋代的雕版印刷业，“其精杭为最，其多闽为最，蜀皆次之”。①福建历史上刻版印刷业兴盛于宋代，是与朱熹及其后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据有关资料表明，朱熹在书画和金石镌刻上都有很高的造诣。朱熹在任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主簿的三四年中，抛弃县官陋俗，与下层人士接近，教授其从事金石镌刻，培养工艺人才，促进了泉州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据考察，泉州历代雕版刻工俱出于近郊涂门的田庵村，而其祖传的刻艺为朱熹所传授，福建历史上的刻版印刷业是直接渊源于朱熹的。
  ①［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最能说明朱熹对刻版印刷业贡献的，是闽北刻版印刷业的兴盛。祝穆曰：“建宁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馆之府。”①麻沙即今麻沙镇，崇化即今书坊，两地相离约7公里，离建阳县城约30公里，南宋时两地并称为刻版印刷的中心。但是，崇化较为偏僻，交通不便，刻版印刷业不如麻沙先进发达，所以“建本”只称“麻沙本”。南宋时，麻沙的刻版印刷业全闽最盛，匠户人口当以数千计。朱熹在《建阳县学藏书记》中曰：“建阳版本书籍行于四方者，无远不至。”②当时泉州海船还把建本图书远销海外。因为建本图书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麻沙、崇化两坊便有“图书之府”的美称，还有“小邹鲁”的雅号。
  对于闽北刻版印刷业之盛，很早就有人和朱熹联系在一起。南宋著名学者刘克庄曰：“巍巍考亭，为宋阙里，两坊文籍大备。”宋末元初的著名学者熊禾曰：“文公之文，如日丽天；书坊之书，独水行地。”这两桩盛事确实是有必然的联系的。③
  闽北刻版印刷业的兴盛，主要是基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原因。但是，朱熹的直接推动作用，却是不能忽视的。前面讲到，朱熹和其后学在闽北所办书院、精舍，比比皆是。除大量学徒外，还吸引来自各地众多的知名学者。由于朱熹等的影响，闽北有良好的读书风气，如建阳是“明星在天灯影灿，满城书声起夜半”。④此外，朱熹还提倡藏书，除私藏外，办经史阁、小书楼等。当时那里的同文书院，是朱熹为贮藏图书而建造的。这样，就给闽北的刻版印刷业提供了市场，为书籍的发行提供了广大的读者。朱熹在《建阳县学藏书记》中说：“学于县之学者，乃以无书可读为恨。”⑤可见当时刻版印刷出来的书是供不应求的。因此，当时一些书院也自己刻书出售，如建安书院刻《周易玩词》16卷；武夷精舍刻《小学》6卷，封面题曰“武夷精舍《小学》之书”。朱熹还委托蔡元定为之刊行《中庸章句》、《诗经集传》；委托蔡渊刊行《魏书》、《参同契》等。⑥书院刻书因不完全是为了盈利，比坊间所刻之书在印刷和校勘上都质量较高。如朱熹的《韩文考异》10卷、《阴符经考异》1卷等，在被建阳的书院刻版过程中作者亲自校勘。应该说明的，明朝人谢肇淛《五杂俎》所谓“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次，福建最下。……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是指朱熹之后的建本图书。
  书院内自行刻书是朱子学书院的传统。唐朝的集贤殿书院也是“掌刊辑经籍”①的。在朱熹之后的朱子学书院，如刊刻先儒遗著，清代福州的鳌峯书院有55种，正谊书院有525种，等等。
  在明嘉靖《建阳县志》里有篇《书坊书目》，列书目382种。从中可以看出来朱熹为书坊提供了许多书稿，请其刻印，其中有《近思录》、《小学》、《周易本义》等。据考证，朱熹的著作在闽北刊行的很多，是首刊还是复刊难以区分，如《论孟精义》34卷、《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〇、《资治通鉴纲目》59卷等。朱熹所编撰的《楚辞集注》，完稿后即交建阳书坊刊刻。此刻今已无从查找，但是其《文集》内有所记载，如他在《答巩仲至》中说：
  《楚辞》当俟面议。元本字亦不小，便可以小竹纸草印一本，携以见示。此间工匠工于剪贴，若只就此订证，将来便可上板，不须再写，又生一重脱误，亦省事也。②
  鉴于朱熹名重，所著书销路广，有的私自刊印，引起朱熹的气愤。如朱熹在《答吕伯恭》第二十八书中说，《论孟精义》为义乌人翻印，如劝说不止，乃状告之。③为了提高刊刻朱熹著作的质量，其师友都大力帮助。朱熹又说：“《诗传》欲改数行……幸付匠者正之。便中印一纸来。《中庸》必已了矣！”④
  由于朱熹等朱子学学者的大力倡导，有力地推动了福建的刻版印刷业。在南宋元明清时代，福建的刻版印刷业十分活跃，各方面刻书的很多，有官署刻、书院刻、寺院刻、书坊刻，也有家塾刻，先后出现许多刻书家，有的全家、全村、全镇以刻书为业。他们所刻印的书，在中国雕版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后世的藏书家们为之重视。现在，福州鼓山涌泉寺藏经阁还保存有明清民国时代的佛藏刻版，数量丰富，极为珍贵，应该引起有关文物单位的重视。对此，弘一法师曾有所述及。他在《福州鼓山庋藏经版目录序》中说：
  昔年余游鼓山，览彼所雕《法华》、《楞严》、《永嘉集》等楷字方册，精妙绝伦。以书法言，亦足媲美唐宋，而雕工之巧，可称神技。虽版角少有腐阙者，亦复何伤，弥益古趣尔。又复查彼巨帙，有清初刊《华严经》及《华严疏论纂要》、憨山《萝遊集》等，而《华严疏论纂要》为近代所稀见者。余因倡言印布，并以十数部赠与扶桑诸寺，乃彼邦人士获斯密宝，欢喜雀跃，遂为摄影镂版，报诸报章，布播遐迩。因是彼邦佥知震旦鼓山为庋藏佛典古版之宝窟。然鼓山经版虽驰誉于异域，而吾国犹复湮没无闻。①
  弘一法师在鼓山所发现的《华严疏论纂要》是极其珍贵的，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中未有收录。这部佛学要典得以重新流布，应归功于弘一法师。特别是，弘一法师认为，“鼓山为庋藏佛典古版之宝窟”，“以书法言，亦足媲美唐宋，而雕工之巧，可称神技”，“楷字方册，精妙绝伦”，实际上是对福建历史上的刻版图书的一种评价。鼓山的佛藏刻版技艺，是继承了建本刻版传统的，所以才能达到如此高超的水平。②我们要对建本图书进行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如果只停留在上引谢肇淛等人的评价上，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总之，宋元明清时代福建的刻版印刷业的兴盛是与朱熹等朱子学学者有直接的关系，它对福建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它是福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①［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①［宋］祝穆：《方舆胜览》。 ②《朱子文集》卷七八。 ③嘉靖《建阳县志》卷六、卷五。 ④郑志路：《书灯田》，《清词锋》，第35页。 ⑤《朱子文集》卷七八。 ⑥《朱子文集》续集卷二《答蔡季通六四》。 ①《新唐书》卷一八《百官志》。 ②《朱子文集》卷六四《答巩仲至二〇》。 ③《朱子文集》卷三三。 ④《朱子文集》卷四〇《答何叔京三》。 ①《福州鼓山庋藏经版目录》卷首。 ②《福州鼓山庋藏经版目录》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