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中国是一个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由于中国各地居民所处自然环境、民族特点和社会历史的差异，便形成了中国各地区的思想文化的不同特点和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离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较远，与中原地区相比，原是十分落后的。春秋时，越人的一支闽越族散居在今福建北部和浙江南部一带。据记载，“叔熊居濮如蛮，后子从分为七种，故称七闽”。①此时处于断发纹身崖葬的阶段，而中原已出现《诗三百》这样的不朽作品，闽中与中原文化上的差异是非常悬殊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置“闽中都”。②汉高祖封闽越国，另设县治，隶属会稽郡；相传越王勾践的后裔无诸受封为闽越王，治东冶（今福州）。南朝陈武帝永定年间（557—559年）置闽州。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置福建经略使，首次出现“福建”名称；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年）始用古闽中或闽。此前，今福建区域或属扬州、江州、东扬州，或称建安、晋安等。南宋时，福建行政单位有一府，即建宁府；二军，即邵武军、兴化军；五州，即南剑州、福州、泉州、漳州、汀州。府、军、州合之称为八闽。元惠宗至正十六年（1356年）才设立福建省。“闽”字是门字内加虫字。在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闽字不是放在门部，而是放在虫部，意为此地多虫，即野兽多，不开化。唐朝人还视闽为瘴疠地、蛮夷之邦。唐朝以前到福建任职的官员多出于贬谪。③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从隋朝开始的，至唐朝全国普遍。但是，闽人由于读书少，应科举考试的人屈指可数，以至被中原人耻笑闽人未知学。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登第的长乐人薛令之，是福建第一个进士。唐昭宗天祐四年（907年）的进士福建晋江人欧阳詹在《上郑相公书》中说：
某代居闽越，自闽至于吴，则绝（无）同乡之人矣！自吴至于楚，则绝（无）同方之人矣！过宋由郑而周到秦，朝无一命之亲，路无回眸之相。④
说明当时福建文化落后，北上宦游之士极少。就是到北宋初年，北方人还视闽浙等地“南人”文化水平低，如当时福建南安人刘昌言，虽官至同知枢密院地位，同僚耻笑他语带闽腔。①福建的文化与全国文化的形势相比，不能不承认落后了一大截。
福建至宋代文化迅速昌盛起来，超迈而走上全国的步伐，有谓当时福建“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②，被称为“海滨邹鲁”③，大有咄咄逼人、駸駸凌驾于中原之势。究其原因，除了两宋中州士人再次大量南迁、中国政治经济重心南移、闽地商品经济发达、航海对外贸易繁荣等外，就是由于游酢、杨时、朱熹及其后学极力提倡和发展理学（新儒学），创立闽学，大力兴办教育，才使得僻处海隅的福建的文化有彻底改观的历史机遇。
当闽学于宋元间超出闽浙赣范围而成为国家的正宗思想后，它在其故乡福建仍继续演变发扬光大，至清末，具有十分丰富的学术文化内容，不仅充实和发展了朱熹的思想体系，并成为福建文化的核心思想。
对于福建文化的研究始于上世纪30年代。当时福建协和大学的一批学者，成立了福建文化研究会，出版《福建文化》杂志。该刊出版“福建理学专号”④，标志着他们由研究福建“大文化”进而探讨福建文化的核心部分，遂使“福建文化”成为一个学术概念。中华民族文化的一般特征，是福建文化的主体部分，而它的区域性特点也十分显著，独呈异彩。基于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思想在福建士人中根深蒂固，学、农、商相结合的观念，应该是福建文化的一大特征。南宋福建莆田人刘克庄在《泉州南郭诗》中曰：“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惟有桐城南郭处，朝为原宪暮陶朱。”桐城即泉州。原宪很会读书，是孔子学生中唯一的江南人。陶朱（范蠡）很会作生意，他辅助越王勾践兴越灭吴后，弃官从商而大富。在闽学的创始者的思想里，也反映出这种学、农、商相结合的观念。朱熹的父亲朱松，曾“下从算商之役于岭海鱼蝦无人之境”贩卖。⑤“文字钱”⑥是朱熹经济收入中的来源之一。此是朱熹为人撰书文字酬劳金和“设书肆刊印书册所贸之钱”。⑦对朱熹经营刻书售书之业，其友人张栻认为有损其名誉。⑧在福建，重商趋利已形成一重传统观念，认为是建家立业的必要手段。福建朱子学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这种观念。这种颇具近代意义的经济观念，似乎萌发得比人文发达的中原地区早了很多时间。包括福建朱子学学者在内的一些官僚士绅认为，“生意为求财之路，财物为养命之源，行货曰商，居货曰贾，皆所以为财也。礼义生于富足，财也安可少哉！”①在一些地方，“子弟二十尚无足观，便当弃儒就贾，次则习艺，再则农耕”。②中国古老的“崇本抑末”观念，在福建文化中被颠倒了。此外，尚习行讲气节、独立冒险、重地域血缘、宗派等观念，以及宗教信仰的浓厚，都是福建文化的特色，都与朱子学有关。
一 教育事业
福建至宋代文化迅速兴盛起来，朱熹等历代朱子学学者极力推行书院制度和民间自由讲学是一个主要原因。这些福建朱子学学者散居在福建各州县，创办官学和私学，以书院为据点，著书立说，登台授徒，接引后学，“一日不讲学，则惕然以为忧”③，为历代国家培养出大批人才，使福建遂有“海滨邹鲁”之称，跟中国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山东邹县、曲阜相媲美。
朱熹在世时，他亲自办了多处县学、精舍、书院，有门人四五百人。今人陈荣捷在《朱熹与书院》中说：
朱子个人与二十四所书院有关，其中包括三所精舍。若干种类是相跨的。例如，朱子在这些书院中讲学，他也为这些书院题匾额。还有许多其他书院的关系，未记载或者隐没在地方志里，许多庙宇都建立起来祭祀他，还有许多祠堂的建立是为纪念他的来访。后来这些大多数的祠堂，都变成书院。戴铣在1506年所写的《朱子实纪》，他列举书院达二十八所。王先谦这位湖南大儒在1888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仅湖南一处，他举书院十所。除了一所以外，所有书院都在一种或他种方式与朱子有关。至少朱子有八位门人建立书院，其中尚有门人之父与门人之孙先后承建者。又至少有七人充任堂长。还有至少有六七人在书院中讲授，其中尚有一位门人有随游者数百人。还有至少三人很有名地在推行白鹿洞学规。朱子及其门人，在推行书院制度上，在宋代较之其他社团，更为积极与活跃，那是毫无疑问的。④陈氏所述与朱熹有关的精舍、县学、书院等数字，因其资料不足，是最低限度的，但是足以说明朱熹推行书院制度和民间讲学对文化的重大贡献。不仅朱熹及其门人所建县学、精舍、书院历代延续并扩大起来，而且纪念他们的祠堂、过化处等也大都改为书院和成为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中心。这样，与朱熹等福建朱子学学者有关的书院或教育中心，遍布福建各州县以至乡里，形成为南宋元明清时代福建全省的教育网。这是福建宋代以后文化兴盛的基础。
我们先看闽北。朱熹在武夷山一带，“先后办起了南浦（浦城）、吟室（松溪）、紫阳（崇安）、考亭（建阳）等书院，闽北书院盛行。尹德新、王炳照、盛郎中的《中国书院制度》所辑的宋代书院六十家中，闽北占十三家。其实，仅建阳一地就有云谷、庐峯、云庄、瑞樟、同文、环文、潭溪、鳌峯等十四所”。①这里所列有福建朱子学学者为纪念朱熹所建的。朱熹之后，闽北书院代代相延，长盛不衰。据记载：
六朝时，自顾野王讲授其中（按指武夷山），文学以显。至宋赵清献筑吏隐亭于三曲，其后杨文肃、胡文定昌道于此。及朱子开紫阳书院，诸大儒云从星拱，风流相继。迄元明以至于今，而闽学集濂洛关之大成，则皆讲学于此山者，而山之名遂甲于天下。②迄朱文公开紫阳书院，四方向道者云集，诸贤儒相继星拱，如蔡氏之咏归堂、南山书屋，游氏之水云寮，熊氏之洪源书院，真氏与詹氏筑室慢亭峰，其最著者。且与文公前后主管（武夷）冲祐观者，共二十有四人，皆当时名儒。是终宋之世，诸名贤之行藏出处，皆名山所托重也。后乎宋者，元则有杜清碧以平川结思学斋、怀友轩，授徒讲学，名闻朝野。时有陈霍童居武夷，修明朱子之学，从遊者数百人，称为石堂先生。詹月厓、唐白雲具为武夷山长。虞伯仁作《太和宫记》，称隐空、建宫，以文公旧遊为得也。明郭青螺《记武夷山房》谓，自文公五百年来，继以王文成、李见罗，为名山大川托重。高贤皆为笃论也。明清望重艺林者，如湛甘泉、邹东廓、唐荆川、罗念庵、黄石斋诸儒，皆先后讲学于武夷。③
我们再看福州一带。朱熹在《福州州学经史阁记》中说：“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④朱熹高弟黄榦在福州附近的闽县办学，“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编札著书，目不暇给，夜与之讲论经理，亹亹不倦”。①在朱熹、黄榦等朱子学学者的影响和带动下，在福州，宋代有书院54所，其后元、明、清时代又有很大的发展。据记载，福州每岁节院五日，各遣弟子入学。“凡乡里各有书社。龙昌期咏福州诗云：‘是处人家爱读书。’程守师孟诗云：‘城里人家半读书。’又云：‘学校未尝虚里卷。’”②此是指朱熹前后，真是一幅全城为学的兴旺景象。此外，朱熹高弟陈淳在闽南办学，“漳泉士人争师之”，波及莆田等地，也是“比屋业儒，俊造如”。③
这样，朱熹和门人及其后学所创之县学、精舍、书院遍布全省，形成了南宋元明清时代福建全省的文化教育网。
这里，对在福建境内与朱熹有关的主要书院做些简单介绍。
南溪书院 福建尤溪水南毓秀峰下郑厝郑安道宅是朱熹诞生之地。后来，朱熹于其地建尤溪县学。“宋乾道七年，文公四十二岁，至尤溪访其友人石子重（按此时为尤溪知县），商为其先君兴建韦斋（按朱熹父朱松之号）事”。④“兴建韦斋”，即建尤溪县学。到了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朱熹还撰写《南剑州尤溪县学记》⑤。到了南宋恭宗德祐元年（1275年），尤溪县学改为南溪书院，敕赐南溪学院额，是朱熹死后75年的事。元明清民初南溪书院的演变和修建情况，据记载：
元至正四年，闽县佥事赵承禧分立二祠，改创四斋，曰明德、复礼、持志、率性。国朝永乐十二年，知县汪诚、雷殷相继修葺；正统十三年，寇毁，惟存敕赐门额；景泰二年，监察御史许仕达命通判杨季琦重创祠堂，匾以旧额。⑥光绪十九年，邑绅卢知章偕同志倡捐重修。民国十年夏五月，被北兵癫狂毁折贤像。十一年七月，阖城绅士倡捐重新道貌。卢师长兴邦亦捐资购置神龛。⑦
现在，后人修复过的南溪书院相当完好。近年，在书院内发现朱熹墨迹“韦斋旧治”石碣等。
兴贤书院 朱熹14岁时，遵父遗言迁居崇安五夫里，由刘子羽为其盖房安家，朱熹匾其厅曰紫阳书堂。此是朱熹住宅和幼年受学于刘子翚、刘勉之、胡原仲之处。有谓胡原仲建兴贤书院。朱熹中年在五夫里学习和讲学的地方相传是兴贤书院。清德宗光绪年间（1875—1908年）修复之兴贤书院现状相当完好。大门上方有“兴贤书院”四个大字石刻。厅内遗存有木刻匾“升高望远”、“继往开来”。此是从“朱紫阳以命世之才继往开来”①的意义来的。屋顶绘有太极图。此书院是五夫里历代文化教育的中心之一。
屏山书院 在崇安五夫里屏山下。宋刘子翚奉祠归隐后创建。原为刘氏家塾，名为“六经堂”。朱熹少年时，曾就读于此，后亦在此讲学。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故，朱熹遵父遗嘱，从学于五夫里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和胡原仲。高兴建炎四年（1130年），刘子翚兴建此书院。与朱熹同时在刘氏家塾就读的，还有魏〓之、刘懋、黄铢、方士繇、欧阳光祖等。②南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年），宋理宗为褒扬刘子翚的教育功绩，敕命扩建为“屏山书院”。书院额为朱熹手书。据五夫《刘氏家谱》载，书院建筑宏伟宽敞，共分三进。内设六经堂、燕居室，东为蒙斋，西为复斋，左右有庑廊，设塾匾曰“读书”。朱熹后来在武夷山各处讲学，也曾在此教授《易》理。元初，书院毁于兵火。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裔孙刘张于旧址重建，张矩为之记。③
云根书院 在政和县治西。北宋徽宗宣和间（1119—1125年），朱松任政和县尉时，建于县西之黄熊山上。朱熹“岁时来谒祖茔，必住宿于此而去”④，并曾“读书其处”⑤。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32年），政和知县俞时歆曾重建于福庆堂后，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1572年）毁于火。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583年）又经邑人重建，置朱子祠。清世宗雍正三年（1725年），知县刘廷翰捐俸重修。清高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知县谭桓建校舍、书房等。今在遗址基础上扩建，至为宏伟壮丽。
湛庐书院 在松溪湛庐山坡。朱熹祖父朱森墓在政和星溪护国寺，距湛庐20里。朱熹“自后往来祭扫，侨寓此读书”⑥，在寓所筑“吟室”。后人因创建书院以祀之。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邑人建。从元惠宗元统元年（1333年）起，杨时的七世孙杨缨在此担任书院山长，四方就学者甚众。元惠宗至正十六年（1356年），福建行省参知政事阮德柔曾拓而新之，并增建讲堂、文公祠等建筑。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御赐“湛庐书院”额。①明清两代，曾屡加重修。今仅存遗址。
瑞樟书院 在建阳县麻沙渡头。建阳刘氏始祖唐代刘翱卜居于此，手植樟树，大数十围，根盘环屈曲。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1年），九世孙浔州太守刘中创“樟塘书院”。正堂名“道源”，东厅名“义斋”，与族兄刘子翚讲道其中，而朱熹亦从刘子翚讲学于此。其后人刘崇之、刘子寰等人，俱在此受业于朱熹。据迈记载，“此木之荣枯，实关刘氏子孙之盛衰”②；此后子孙果登科第，樟树必开花，以启其兆，故朱熹改名为“瑞樟书院”。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敕“瑞樟书院”匾额。③由宋至清，多次重修，今废。
同安县学 朱熹首次为官是任泉州府同安县主簿。他职兼学事，到任后不久即创办同安县学。朱熹曾撰《同安县学经史阁上梁文》、《泉州同安县学故书目序》等。他办同安县学的宗旨是：“使义理有以博其心，规矩有以约其外。”④朱熹死后不久，即宁宗嘉定初年（约1210年），知县毛当时就同安县学改建文公祠，叶适作《同安县朱文公祠堂记》。到了元武宗至正十年（1350年），县令孔公俊扩建文公祠，请皇帝赐名曰大同，遂称大同书院。据记载：
明洪武二年己酉，知县吕复以书院旧遗建儒学，祀文公于学宫之西。成化十二年丙申，知县张逊移建今所，中为正堂，后为方庭，北作畏垒庵，缭以周垣，赵瑶为记。后废。嘉靖十一年壬辰，提学朱衡檄知县彭士卓重建于大轮山，林希元为纪。⑤
朱衡、林希元都是著名的朱子学家。现在，大轮山下的大同书院遗址内遗存有朱熹画像石刻，疑是南宋末或元明作品，极为珍贵。⑥
凤山书院 朱熹任同安主簿期间及其以后，数至安溪，与诸生讲学。后于其遗址建凤山书院，或曰考亭书院。“考亭书院在城隍庙东。明正德十六年，知县龚颖改凤池庵为凤山书院，祀朱子，邹鲁为纪”。⑦此是讲凤山书院建于1521年。又据记载：“（凤）山顶有庵曰通元观，有池曰凤池。宋朱文公按事于此，题句庵壁曰：‘心外无法，满目青山；通玄顶峰，不是人间。’国朝令龚颖改庵为文公书院。”①现在，原凤山书院遗存有朱熹墨迹“仙苑”等石刻。
石井书院 现在泉州安海镇遗存的石井书院，是朱熹早年讲学之地。方志记载曰：
石井书院在府域西南安平镇，名鳌头精舍。宋绍兴初，吏部郎朱松尝为镇官，与士人讲学。后其子熹官同安，至镇访父时事，与父老耆士论说经义，镇人益勤于学。嘉定四年，镇官游绎白郡守邹应龙建书院于镇西，如州县学之制，命通判朱在（在为文公子）董其事。建大成殿、尊德堂，立富文、敏政、移忠、立信四斋，绘二先生像于尊德堂，异室而祀焉。留元刚为记。宝庆初，郡守游九功拨五废寺田以禀事。岁久倾圮。明成化十二年，知府徐源、推官柯汉重建，塑文公像祀之。堂之东北有小山丛竹，西北为古坛。弘治十年，县知罗惠重建。门外立石华表，匾曰石井书院。传凯为记。清康熙三十九年，知县陈炎就址鼎新，塑像行祀。乾隆九年，知府王廷诤复倡建韦斋祠；十四年，通判马路修鸠绅士创台门及两庑，聚生徒肄业其中。②石井镇是朱熹最早讲学之处，被称为“闽学开宗”之地，在闽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美其名曰“石井书香”。据现代编修的《安海志·选举》卷的统计，“历代进士、举人有名可考者达319人，其中文武解元9人。真是文化昌盛、人物荟萃之地”。③
小山丛竹书院 朱熹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前后4年，后又数次至泉州游玩访友，加之泉州是唐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港口之一，因此它成为闽南文化的中心。在其文化发展中占重要地位的是小山丛竹书院。据记载：
小山丛竹书院在府城隍庙旁，地处高阜，其气独温，温陵之名实肇于此。宋朱文公种竹、建亭、讲学其中。匾为朱子手书，镌于石。厥石废坠，匾石为人所盗。嘉靖间，通判陈公尧典，重构斯亭，更名过化，且镂文公遗像于石，以崇祀之；复匾，集文公遗墨，得四字，揭诸亭前；而自记其事，勒石亭前石阶。清初，毁于兵燹，其址占为民居，石数没于卒伍，像碎为三，移置五贤祠壁隙。康熙四十年，通判徐公之霖捐奉重建，穷诘石额，还故旧物，补缀石像祀于亭中，又于亭左建讲堂，故曰诚正堂；后构书屋前后六间，额曰瞻紫亭。①
现遗址仅存朱熹墨迹“小山丛竹”石刻横额等。笔力遒劲有力，颇得学者赞赏。
朱文公书院 又名凤山书院，在安溪县西凤山。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官同安主簿，曾往安溪按事三日，撰写了《安溪道中泉石奇甚绝类建剑间山水佳处也》、《安溪书事》等诗。②并在西凤庵留下题辞。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0年），邹鲁在《改建朱文公书院记》中曰：
绍兴中，我晦庵朱夫子来簿同安，时以按事留县三日，极爱县之泉石奇峭，谓绝类建、剑山水佳处，往往发泄于吟咏之间，尝于庵题句有云：“心外无情，满目青山。通玄峰顶，不是人间。”③为纪念朱熹，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年），知县龚颖将凤山庵改建为书院，塑像奉祀。
延平书院 朱熹数次到延平（南平）拜见李侗住西林寺，后其寺改建延平书院。“延平书院在城东南。宋嘉定二年，郡守陈宓以延平为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贤讲道之乡，因仿白鹿洞规式建书院，为奉祀讲学之地。光绪七年，巡道朱明亮、知府张国正重建。民国三年，建安道尹蔡凤机重修”。④现在，延平书院仅存屋迹，正在修复之中。
寒泉精舍 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3年）九月，朱熹母亲祝氏卒，翌年正月葬于建阳县崇泰里后山天湖之阳，名曰寒泉坞（村），即马伏太平山麓，离建阳县城约20公里，属莒口镇辖地。朱熹居丧尽礼，旦望则居墓则奠几筵。为此，朱熹约于母卒后四年筑寒泉精舍于墓侧。据记载：
寒泉精舍在崇泰里寒泉村。宋乾道庚寅，朱子葬其母祝夫人于天湖之南，遂筑室焉。淳熙乙未，朱子与吕祖谦编《近思录》于此。⑤
住在其附近的朱熹门人之首蔡元定也常到寒泉精舍与之论学。朱熹晚年在“庆元党禁”时期，其门人吴叔夏“徒步走寒泉精舍，就正所学”。⑥可见，在此与朱熹论学的友徒甚众。朱熹死后，寒泉精舍改为云谷书院。“成化十七所辛丑，按察佥事谈俊捐奉，命朱子九世孙（朱格）改为书院。今圮”。⑦
云谷晦庵草堂 在建阳县崇泰里云谷山庐峰之巅。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过此，见其山水清幽而爱之，遂委托蔡元定在此建草堂三间，于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七月建成，榜曰“晦庵”。朱熹撰有《云谷记》，赞此地“旷然者可望，奥然者可居”，希望能在此“耕山钓水，养性读书，弹琴鼓缶，以咏先王之风”。朱熹还在此建有“道源堂”，朱熹的三传弟子熊禾有《道源堂》诗。当时，从朱熹在晦庵草堂讲学、著述的弟子有蔡元定、刘爚、刘炳、廖德明、刘纯叟、吴公济，友人有魏元履、丘子服等人。蔡元定还于崇泰里建西山精舍，与朱熹云谷晦庵草堂遥遥相对，有疑难则彼此悬灯，相约次日聚首，以解难释疑。朱熹在晦庵草堂的著述有诗《云谷二十六咏》、《云谷杂诗十二首》、《云谷次吴公济韵》、《云谷合记事目效俳体戏作三诗寄季通》、《云谷怀魏元履》等。①《西铭解》虽成书于晦庵草堂建成之前，但最初的写作起因，却与朱熹登云谷山有关。朱熹曾对门人叶贺孙说：
向要到云谷，自下上山，半途大雨，通身皆湿，得到地头，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时季通及某人同在那里。某因各人解此两句，自亦作两句解。后来看，也自说得着，所以迤逦便作《西铭》等解。②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在南康知军任上，仍十分怀念他在云谷的读书、著述生活，以及此地的优美风光。他在一幅名画的题跋中说：
建阳崇安之间，有大山横出，峰峦特秀，余尝结茆其巅小平处。每当晴昼，白云坌入窗子牖间，辄咫尺不可辨。尝题小诗云：“闲云无四时，散漫此山谷。幸乏霖雨姿，何妨媚幽独。”下山累月，每窃讽此诗，未尝不怅然自失。③
晚年在考亭沧洲精舍讲学之时，对其门人沈侗说：“某尝登云谷，晨起穿林薄中，并无露水沾衣。但见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群山仅露峰尖，烟云环绕往来，山如移动，天下之奇观也！”④
云谷晦庵草堂于元季倾圮。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年），福建提刑按察司佥事、德清人氏谈俊捐奉命朱熹九世孙朱格重建，改名为“云谷书院”。⑤今仅存遗址。
星溪书院 在政和县治之南正拜山下。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朱松任尤溪尉时建。“以供职事之余，读书观理而养其高大之趣，于以风化县人子弟，使知兴学”。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1年），为祭扫祖墓，朱熹曾随父在此读书。“元至正间，邑人因为祠，祀松及其子熹”。明清两代，曾历经重修。今圮。①
环溪精舍 在瓯宁（今建瓯）县城南紫芝上坊，是朱熹童年时随父寓居读书之所。高宗绍兴十年（1140年）三月，时任吏部员外郎的朱松以不附秦桧和议，“出知饶州，旋请祠，朱子传家庭”。②明汪佃《环溪精舍记》曰：“先生出知饶州，未赴，丐祠禄，乐建州城南溪山之胜，筑环溪精舍寓居，徜徉终焉。”③实际上，从绍兴十年至十四年（1140—1144）三月即朱松逝世为止，朱熹均在环溪精舍从父学。朱熹自言：“某自丱角读‘四书’，甚辛苦。”“某向丱角读《论》、《孟》，自后欲一本高似《论》、《孟》者，竟无之。”“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今方觉得难。”④朱熹在《论语要义目录序》中说：
熹年十三四岁时，受其（按指《论语》）说于先君，未通大义，而先君弃诸孤。⑤
书院前有画卦洲，相传为朱熹童年画卦处。
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朱氏后裔曾重建精舍，祀朱松而以朱熹配，匾曰“朱韦斋先生祠”。⑥
螺峰书院 在古田九都螺坑（今凤都乡螺坑村）。“宋时建，朱晦翁与黄勉斋讲学于此，今废为田，惟存朱晦翁‘文昌阁’三字。”⑦另据记载：“黄榦，字直卿，闽县人。亦以伪学之禁，寓九都族人家，与朱晦庵先生讲道论德，悠然也。文公书其读书处，曰‘螺峰书院’。”⑧
石湖书院 在福鼎县潋城村（今秦屿镇冷城村）。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朱熹为避伪学之禁，避地闽东，转道福鼎，寄居门人杨楫家，讲学于“石湖观”，从游者甚众。杨楫因设石湖书院。朱熹曾为撰对联一副：“溪流石作柱，湖影月为潭。”勒于门石。①
晦翁书院 又称朱韦斋祠。在福安县北，原名龟龄寺。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秋，因建州范汝为起义，朱松携家人与幼子朱熹避难于此。南宋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年），朱熹避伪学之禁，又讲学于龟龄寺。后人因建书院以祀。
台溪精舍 在邵武城东，朱子门人何镐读书处。“叔京从朱熹游，熹尝造焉。以地近七台之麓、小溪之滨，故名。今乡人称为学堂。”②其堂名“味道”，朱熹曾为之撰《味道堂记》。③
蒙谷精舍 在邵武城北故县之泉山。宋黄中致仕后读书讲学之所。取《易经》蒙卦之义，名蒙谷。又建果亭、育亭于泉山之上。朱熹曾过从其间，为其书匾。④
龙江书院 在漳州西北芝山，上有临漳台，下有开元寺。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出守临漳，“登兹台而爱之，欲筑读书之室，不果”。⑤题句台上曰：“十二峰送青排闼，自天宝以飞来；五百年逃墨归儒，跨开元之顶上。”南宗理宝庆元年（1225年），郡守危稹始筑龙江书院于台之下，以“成夫子之志”。⑥朱熹在漳州期间，据记载：
每旬之二日，必领官属下州学视诸生，讲小学以正其义。六日下县，亦如此。又创受成斋，教养武生，新射圃时督之射。又择士之有义行、知廉耻者，列学职为诸生倡。⑦
朱熹在漳州的最初教学之地叫道源堂，取道需穷根源之意。道源堂后改为龙江书院。元虞集在《漳州路新建龙江书院记》中说：
漳州龙江书院者，本在郡城西北登高之山，徽国朱文公守漳州爱其地高爽，将筑室讲学，未及有作而去。后数十年，守臣危镇始克为之，谓之龙江书院，置弟子员，以成文公之志。又后二十余年，守臣方来即书院复建道源堂，礼朱子及其门弟子。①
南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郡守方来又在书院讲堂之东建朱子祠以祀朱熹，而以门人陈淳、黄榦配祀，名“道源堂”。元儒黄元渊以私资重修之，虞集为记。元渊是黄榦七世孙。明代重修，改名“芝山书院”。②清德宗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废科举制度，龙溪知县陈嘉言把书院改为漳州中学堂。这一地区，历代是漳州的文化教育中心。
龙峰书院 在长乐方安里筹峰山。据记载：“宋儒刘砥、刘砺读书处。朱文公避学禁寓此，二刘从之受业。”③又据记载，朱熹曾手题“读书处”三字镌于石门之上。④明孝宗弘治年间（1488—1505年），长乐知县潘府建为书院祀朱熹，以二刘、黄榦、李木开配祀。但是，朱熹《跋刘司理行实》中曰：“长乐刘砥及其弟砺相与来学，累年于兹，更历变故，志尚愈坚。”后署“庆元己未（1199年）四月乙酉新安朱熹书”。⑤陈荣捷《朱子门人》曰：“刘砥1190年初事朱子。其弟1198年方来，1199年同归。……履之曾录语类庚戊（1190年）所闻约七十条。”⑥则二刘从学朱熹应在建阳考亭而不在长乐，故此书院不应列为朱熹讲学之所，而应只是题词之处。⑦
芗江书院 据载：
芗江书院，在漳州府城东北二十里。国朝洪武三十三年知府钱古训建，中塑朱子像，以陈淳、黄榦、刘宗周配享。⑧
明何乔远所记载与此略同，则此书院乃后人为纪念朱熹曾官漳州知府所建，与朱熹生前事迹无关。
建安书院 据载：“建安书院，在建宁府治北。宋嘉熙二年，郡守王埜建，而以真德秀配享。理宗赐名建安书院。故址改知府廨。”⑨明万历《建宁府志》所载与此略同，其王埜传曰：
王埜，字子文，金华人。知建宁府事，陛辞，理宗命曰：“游、胡、朱、真风流未泯，表宅里以率其民，则予汝怿。”至郡，以游酢、胡安国旧尝有祠，乃创建安书院祠朱熹，而以真德秀配享。①
由此可知，建安书院之创，亦朱熹卒后。
同文书院 是书院在云谷山附近，位置建阳县城西南约四五十里。此书院之建可能是在朱熹死后，元初熊禾撰有《同文书院上梁文》。②明人戴铣曰：
同文书院在建阳县崇化里书坊，宋乾道间朱子建，以贮书籍。后遭兵燹。元大德五年，泉州总管府推官张元祖重建。岁久倾圮。国朝洪武二十七年，礼部侍郎张智重建。复圮。正统三年，提学佥事高超修葺之。典史廖荣又建前堂东厅。今藏诸官书板刻于其中。③
崇化里（今书坊）和永忠里（今麻沙）合称为建阳书坊，又称潭阳书社，是我国古代图书之府。
武夷精舍 紫阳书院 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四月，朱熹于崇安武夷山大隐屏下建武夷精舍。据朱熹在《武夷精舍杂咏·序》中所述，舍内有仁智堂、隐求室、石门坞、止宿寮、观善斋、寒栖馆、晚对亭、铁笛亭、柴扉，以及附近的钓矶、茶灶、渔艇等，总共12个部分。④朱熹在此著述、讲学10年。学者云集，著名者有蔡元定、游九言、刘爚、黄榦、詹体仁、李闵祖、李方子、叶味道等。史有“紫阳夫子讲习武夷”⑤语。朱熹死后，精舍改为文公祠，再后又曰紫阳书院。历代复建的紫阳书院至20世纪50年代还相当完好。近年重视，规模壮丽。
蓝田书院 1981年3月，福建古田杉洋挖掘出朱熹讲过学的蓝田书院遗址，并有朱熹墨迹“蓝田书院”匾一块。清人朱珪在《重修蓝田书院记》中曰：
庆元间，紫阳文公至此，书“蓝田书院”刻于石壁。其西五里为西斋书院，曰擢秀书斋者。时余公隅字占文，偕其侄亮从文公游，与东莱、勉斋为友，著《克斋集》。同邑蒋康国、林夔孙、林大春、林允中皆游文公门。盖地邻延、建，近大贤之居，宜夫一时贤哲，闻风蔚兴。⑥
现在，此地还遗存有“朱文公遗迹”石碣。后人修复过的蓝田书院相当完好。
溪山书院 在古田县北。始建于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朱熹避“伪学”禁至此，书其匾曰：“溪山第一”。书院前有欣木亭，朱熹门人林用中建，有朱熹《题欣木亭》五言诗佚文。明世宗嘉靖二十年（1549年），书院圮于水。明思宗崇祯年间（1628—1644年），知县杨德周重建。今废。①
竹林精舍 考亭书院 南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朱熹遵父遗言，迁居建阳考亭。绍熙五年（1194年），因来学者益多，朱熹于其居之东建竹林精舍，取其地皆竹林也。“竹林精舍在考亭，宋淳熙间，朱子建”。②“竹林精舍后更匾曰沧洲”③，因舍路壖有洲，“旧名曰龙舌，盖以形象，文公更曰沧洲”④，故竹林精舍又称沧洲精舍。朱熹自号沧洲病叟，并留下一首有名的《沧洲歌》。
朱熹死后，于宁宗宝庆元年（1225年）建阳县令刘克庄辟祠祀朱熹。朱熹死后44年，即理宗淳祐四年（1244年），御书“考亭书院”匾额，精舍才开始称考亭书院。考亭书院历代进行修复。明英宗十二年（1447年），参政彭森在考亭路口立“道学渊源坊”。据记载：
（康熙）四十四年，圣祖南巡，又书“大儒世泽”额，并“诚意正心，阐邹鲁之实学；主敬穷理，绍濂洛之真传”联，颁于考亭家祠。⑤
民国初年，考亭书院尚在，不久书院无存，只剩下一座高大壮丽的书院门前的石坊屹立着，上刻有南宋理宗所书“考亭书院”横额。据陈荣捷辨析，此匾额是原南宋“理宗所书”，两边石柱刻有上述清圣祖康熙所书联语。⑥
福建书院教育和民间自由讲学的内容，全是孔孟程朱思想。早在朱熹时，就主张“‘六经’、《语》、《孟》，皆圣贤遗书，皆当读”。⑦朱熹早年强调儒家经典都要读，中年以后提出书院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陈荣捷说：
在《朱子文集》卷七四，在《白鹿洞书院堂策问》与《白鹿洞书院学规》两者所保存的文献，都显示出其重点多在《语》、《孟》。除强调读书之要外，对《语》、《孟》这些经典，都有专篇。与朱子在1153—1156年任县主簿时，同安县学中授课与问答相较显而易见也，以前侧重者为所有儒家经典，而现在则仅侧重选授几种。朱子在1190年编辑《大学》、《论语》、《孟子》以及《中庸》为四子书，在以后的数百年，“四书”支配了中国人的思想。我们可以设想，在白鹿洞书院所授的课程，乃是从一般儒家经典演进到四子书的一个过渡时期呢！①
在朱熹之后的福建朱子学书院中，皆以朱子学为宗。张伯行在讲到崇安武夷山紫阳书院时说：
钦定《紫阳全书》以教天下万世，其论遂归于一。始知学者之所以为学与教者之所以为教，当以紫阳为宗。而俗学、异学有不得易参焉者矣。不佞乐与多士恪遵圣教，讲明朱子之道，而身体之。②
书院的教学目标，大抵以朱熹的《白鹿洞学规》为准，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治国平天下。书院的主持人和教授，大都是著名的闽学家和乡贤，如“鳌峰书院，延揽名儒，讲求程朱之学，有罗源蔡学博，训士有方，日近诸生，教以修身厉行之旨，不专器人于语言文字之间”。③蔡氏品学兼优，循循善诱，年60仍亲自讲论，诸生服教。像林则徐、陈化成等这样出类拔萃的人物，就是出身于鳌峰书院。
应该特别强调的，大多数的福建朱子学书院是以教育为中心，同时又是学术研究的胜地，他们把教学、研究和收藏图书、刊刻经籍等结合起来。因此，书院的教学研究内容是多方面的。再加上教育的普及，“有教无类”，各界士子都可以入学。方大琮在《与乡守项寺丞书》中说：
吾邑（按福州永福县）家书玄诵，人试律令，非独士为然，工农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食盍妇，亦能口诵古人语言。④
这说明福州古代教育的普及程度。工农商等各行各业皆能重视对子弟的教育。不少商人为了达到经商的需要，更为重视教育。福建历史上许多商人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一般认为，闽商的文化素质高，经商能力强，到海外得到当地统治者的重视。宋代以来，中国著名的海商大都是福建人。到了近代，由于西学的传入，书院也涉及西学的许多方面，结合探讨朱子学的致用精神。
我们知道了上面这些，对福建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就不奇怪了。
二 刻版印刷业
雕版印刷是我国对世界文化的三大贡献之一。宋代的雕版印刷业，“其精杭为最，其多闽为最，蜀皆次之”。①福建历史上刻版印刷业兴盛于宋代，是与朱熹及其后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据有关资料表明，朱熹在书画和金石镌刻上都有很高的造诣。朱熹在任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主簿的三四年中，抛弃县官陋俗，与下层人士接近，教授其从事金石镌刻，培养工艺人才，促进了泉州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据考察，泉州历代雕版刻工俱出于近郊涂门的田庵村，而其祖传的刻艺为朱熹所传授，福建历史上的刻版印刷业是直接渊源于朱熹的。
①［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最能说明朱熹对刻版印刷业贡献的，是闽北刻版印刷业的兴盛。祝穆曰：“建宁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馆之府。”①麻沙即今麻沙镇，崇化即今书坊，两地相离约7公里，离建阳县城约30公里，南宋时两地并称为刻版印刷的中心。但是，崇化较为偏僻，交通不便，刻版印刷业不如麻沙先进发达，所以“建本”只称“麻沙本”。南宋时，麻沙的刻版印刷业全闽最盛，匠户人口当以数千计。朱熹在《建阳县学藏书记》中曰：“建阳版本书籍行于四方者，无远不至。”②当时泉州海船还把建本图书远销海外。因为建本图书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麻沙、崇化两坊便有“图书之府”的美称，还有“小邹鲁”的雅号。
对于闽北刻版印刷业之盛，很早就有人和朱熹联系在一起。南宋著名学者刘克庄曰：“巍巍考亭，为宋阙里，两坊文籍大备。”宋末元初的著名学者熊禾曰：“文公之文，如日丽天；书坊之书，独水行地。”这两桩盛事确实是有必然的联系的。③
闽北刻版印刷业的兴盛，主要是基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原因。但是，朱熹的直接推动作用，却是不能忽视的。前面讲到，朱熹和其后学在闽北所办书院、精舍，比比皆是。除大量学徒外，还吸引来自各地众多的知名学者。由于朱熹等的影响，闽北有良好的读书风气，如建阳是“明星在天灯影灿，满城书声起夜半”。④此外，朱熹还提倡藏书，除私藏外，办经史阁、小书楼等。当时那里的同文书院，是朱熹为贮藏图书而建造的。这样，就给闽北的刻版印刷业提供了市场，为书籍的发行提供了广大的读者。朱熹在《建阳县学藏书记》中说：“学于县之学者，乃以无书可读为恨。”⑤可见当时刻版印刷出来的书是供不应求的。因此，当时一些书院也自己刻书出售，如建安书院刻《周易玩词》16卷；武夷精舍刻《小学》6卷，封面题曰“武夷精舍《小学》之书”。朱熹还委托蔡元定为之刊行《中庸章句》、《诗经集传》；委托蔡渊刊行《魏书》、《参同契》等。⑥书院刻书因不完全是为了盈利，比坊间所刻之书在印刷和校勘上都质量较高。如朱熹的《韩文考异》10卷、《阴符经考异》1卷等，在被建阳的书院刻版过程中作者亲自校勘。应该说明的，明朝人谢肇淛《五杂俎》所谓“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次，福建最下。……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是指朱熹之后的建本图书。
书院内自行刻书是朱子学书院的传统。唐朝的集贤殿书院也是“掌刊辑经籍”①的。在朱熹之后的朱子学书院，如刊刻先儒遗著，清代福州的鳌峯书院有55种，正谊书院有525种，等等。
在明嘉靖《建阳县志》里有篇《书坊书目》，列书目382种。从中可以看出来朱熹为书坊提供了许多书稿，请其刻印，其中有《近思录》、《小学》、《周易本义》等。据考证，朱熹的著作在闽北刊行的很多，是首刊还是复刊难以区分，如《论孟精义》34卷、《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〇、《资治通鉴纲目》59卷等。朱熹所编撰的《楚辞集注》，完稿后即交建阳书坊刊刻。此刻今已无从查找，但是其《文集》内有所记载，如他在《答巩仲至》中说：
《楚辞》当俟面议。元本字亦不小，便可以小竹纸草印一本，携以见示。此间工匠工于剪贴，若只就此订证，将来便可上板，不须再写，又生一重脱误，亦省事也。②
鉴于朱熹名重，所著书销路广，有的私自刊印，引起朱熹的气愤。如朱熹在《答吕伯恭》第二十八书中说，《论孟精义》为义乌人翻印，如劝说不止，乃状告之。③为了提高刊刻朱熹著作的质量，其师友都大力帮助。朱熹又说：“《诗传》欲改数行……幸付匠者正之。便中印一纸来。《中庸》必已了矣！”④
由于朱熹等朱子学学者的大力倡导，有力地推动了福建的刻版印刷业。在南宋元明清时代，福建的刻版印刷业十分活跃，各方面刻书的很多，有官署刻、书院刻、寺院刻、书坊刻，也有家塾刻，先后出现许多刻书家，有的全家、全村、全镇以刻书为业。他们所刻印的书，在中国雕版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后世的藏书家们为之重视。现在，福州鼓山涌泉寺藏经阁还保存有明清民国时代的佛藏刻版，数量丰富，极为珍贵，应该引起有关文物单位的重视。对此，弘一法师曾有所述及。他在《福州鼓山庋藏经版目录序》中说：
昔年余游鼓山，览彼所雕《法华》、《楞严》、《永嘉集》等楷字方册，精妙绝伦。以书法言，亦足媲美唐宋，而雕工之巧，可称神技。虽版角少有腐阙者，亦复何伤，弥益古趣尔。又复查彼巨帙，有清初刊《华严经》及《华严疏论纂要》、憨山《萝遊集》等，而《华严疏论纂要》为近代所稀见者。余因倡言印布，并以十数部赠与扶桑诸寺，乃彼邦人士获斯密宝，欢喜雀跃，遂为摄影镂版，报诸报章，布播遐迩。因是彼邦佥知震旦鼓山为庋藏佛典古版之宝窟。然鼓山经版虽驰誉于异域，而吾国犹复湮没无闻。①
弘一法师在鼓山所发现的《华严疏论纂要》是极其珍贵的，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中未有收录。这部佛学要典得以重新流布，应归功于弘一法师。特别是，弘一法师认为，“鼓山为庋藏佛典古版之宝窟”，“以书法言，亦足媲美唐宋，而雕工之巧，可称神技”，“楷字方册，精妙绝伦”，实际上是对福建历史上的刻版图书的一种评价。鼓山的佛藏刻版技艺，是继承了建本刻版传统的，所以才能达到如此高超的水平。②我们要对建本图书进行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如果只停留在上引谢肇淛等人的评价上，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总之，宋元明清时代福建的刻版印刷业的兴盛是与朱熹等朱子学学者有直接的关系，它对福建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它是福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 从祀孔庙和著述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者，被尊为圣人，各地立孔庙以祀之。历代对儒家学说卓有贡献、在道德伦理和为官从政上卓越者，亦被抬进孔庙陪祀。这些从祀孔庙人物在世时，多为立书院以教，著书立说，事功气节为后人楷模，被尊为先贤，从而对当地的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中国各地从祀孔庙人物的多寡，反映出它们之间思想文化水平的高低。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历史上各地区思想文化发展的水平，可以从各地区从祀孔庙人物的多寡上来看。
早在春秋末年的鲁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即孔子卒之第二年，就“立庙于旧宅（按山东曲阜孔宅），守陵庙百户”③，开始祀孔。后来，孔子的77弟子和历代先贤作为陪祀。④至清溥仪宣统三年（1911年），两千多年先后从祀孔庙者共152人，其中孔门弟子77人，生于宋朝以前者31人，以后者44人。在宋朝以后的44人中，福建有13人（其余是浙江6人、河南6人、江西5人、江苏3人、陕西3人、湖南2人、四川2人、河北2人、广东1人、山西1人），占三分之一多，居全国各省之首。
福建13个从祀孔庙人物是：崇安胡安国［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从祀］、建阳游酢［清德宗光绪十八年（1892年）从祀］、将乐杨时［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年）从祀］、沙县罗从彦［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从祀］、南平李侗［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从祀］、邵武李纲［清文宗咸丰元年（1851年）从祀］、建阳朱熹［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从祀，清圣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升祀十哲之次］、闽县黄榦［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从祀］、建阳蔡沉［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从祀］、龙溪陈淳［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从祀］、浦城真德秀［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从祀］、晋江蔡清［清世宗雍正二年（1437年）从祀］、漳浦黄道周［清宣宗道光五年（1825年）从祀］。这些从祀孔庙人物，除李纲外，都是理学家，都和朱熹有学术关系，其中6人生卒于朱熹之前，6人是朱熹门人和其后学。
和上述相联系的，在宋元明清时代，福建学者人数亦居全国诸省之先。《宋史》《道学传》、《儒林传》列福建17人，居全国诸省第一。明人杨应诏的《闽学源流》，记载从杨时到蔡清的福建儒学人物有195人。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等的《宋元学案》，立案哲学家共988人，其中福建籍有178人，其他省浙江157人、江西149人、四川142人、湖南141人为较多，都比不上福建。就《宋元学案》所立92个学案中，福建籍学者学案有17个，似乎占五分之一，亦是全国诸省之首。清人张伯行增补《道南源委》，从杨时到黄道周，共列了148人。清人李清馥编《全国道学总纂》，从北宋到清道光前，共列福建儒学家156人。据我们初步研究，从宋朝至清末，福建有思想家200多人，称得上哲学家的有80多人。《宋史·文苑传》列福建8人，仅次于河南、江苏、四川、山东、江西，居第6位。《全宋词》辑录了1000多位词的作者，福建有77人，仅次于浙江、江西，名列全国第三位。据王应山《闽大记》所载，宋代福建进士有5985人，其中南宋的是3482人，比唐朝58人多了百多倍。《宋史》列福建居宰辅地位的有18人，仅次于浙江、河南，居全国第三位。
由于福建学者辈出，其著作极为丰富。据初步统计，福建学者所撰著作有数千部，28000多卷，其中哲学著作有800多部，2000余卷。这些著作大都阐述孔孟程朱思想，发扬儒家传统和朱子学精神。由于他们之中不少人不是为科举仕途而学，治学超出“四书”和朱熹《四书集注》的范围。他们视野广泛，涉猎各种儒家经典和古籍，在福建不同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学风和派别，如晋江的《易》、莆田的《书》、漳浦的《诗》等，全国闻名。
包括朱子学学者在内的福建学者的思想极为丰富，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为全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宋元明清四朝中有三朝是异族人入主中原，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不愿为异族服务，退居福建隐居治学。因此，在福建学者中，除了像蔡清、林希元、李光地等部分人高官厚禄外，大部分隐居不仕或仕途失意，主要精力从事于儒家学说的研究。他们对哲学的重要范畴，如理与气、道与器、一与多、一与两、知与行、理与欲、性与情、格物致知、生生不穷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深入探讨，充实和完善了这些范畴的内容。特别是，他们扩大了儒学研究的范围，开阔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具备了新的思想境界。例如，元朝莆田人陈旅，反对朱陆两家门户之见，主张互相取善，这对学术派别和学术观点的融合提出了方向；明朝晋江人王春复，提出“格物即是亲手习其事”①的命题，把理学家的体验论改造为格物致知论。他们在伦理学、人性论方面突出地发展了朱熹的思想，如黄榦的体用论、陈淳的知行论、真德秀的性情说、熊禾的全体大用论、吴海的气节论、陈真晟的心学图、蔡清的虚静论、陈琛的事在人为说、林希元的依可而行论、蔡世远的志气说、孟超然的变化气质论、陈庚焕的好善论等，大都为朱熹言而未详而详之，或为朱熹之后的新论说。福建学者不是像一般理学家那样空谈心性，他们十分强调学以致用，强经世治国平天下。他们为官有较好的政绩，在籍能为乡里办事，有较高的名声，为乡人所推重。②
某代居闽越，自闽至于吴，则绝（无）同乡之人矣！自吴至于楚，则绝（无）同方之人矣！过宋由郑而周到秦，朝无一命之亲，路无回眸之相。④
说明当时福建文化落后，北上宦游之士极少。就是到北宋初年，北方人还视闽浙等地“南人”文化水平低，如当时福建南安人刘昌言，虽官至同知枢密院地位，同僚耻笑他语带闽腔。①福建的文化与全国文化的形势相比，不能不承认落后了一大截。
福建至宋代文化迅速昌盛起来，超迈而走上全国的步伐，有谓当时福建“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②，被称为“海滨邹鲁”③，大有咄咄逼人、駸駸凌驾于中原之势。究其原因，除了两宋中州士人再次大量南迁、中国政治经济重心南移、闽地商品经济发达、航海对外贸易繁荣等外，就是由于游酢、杨时、朱熹及其后学极力提倡和发展理学（新儒学），创立闽学，大力兴办教育，才使得僻处海隅的福建的文化有彻底改观的历史机遇。
当闽学于宋元间超出闽浙赣范围而成为国家的正宗思想后，它在其故乡福建仍继续演变发扬光大，至清末，具有十分丰富的学术文化内容，不仅充实和发展了朱熹的思想体系，并成为福建文化的核心思想。
对于福建文化的研究始于上世纪30年代。当时福建协和大学的一批学者，成立了福建文化研究会，出版《福建文化》杂志。该刊出版“福建理学专号”④，标志着他们由研究福建“大文化”进而探讨福建文化的核心部分，遂使“福建文化”成为一个学术概念。中华民族文化的一般特征，是福建文化的主体部分，而它的区域性特点也十分显著，独呈异彩。基于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思想在福建士人中根深蒂固，学、农、商相结合的观念，应该是福建文化的一大特征。南宋福建莆田人刘克庄在《泉州南郭诗》中曰：“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惟有桐城南郭处，朝为原宪暮陶朱。”桐城即泉州。原宪很会读书，是孔子学生中唯一的江南人。陶朱（范蠡）很会作生意，他辅助越王勾践兴越灭吴后，弃官从商而大富。在闽学的创始者的思想里，也反映出这种学、农、商相结合的观念。朱熹的父亲朱松，曾“下从算商之役于岭海鱼蝦无人之境”贩卖。⑤“文字钱”⑥是朱熹经济收入中的来源之一。此是朱熹为人撰书文字酬劳金和“设书肆刊印书册所贸之钱”。⑦对朱熹经营刻书售书之业，其友人张栻认为有损其名誉。⑧在福建，重商趋利已形成一重传统观念，认为是建家立业的必要手段。福建朱子学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这种观念。这种颇具近代意义的经济观念，似乎萌发得比人文发达的中原地区早了很多时间。包括福建朱子学学者在内的一些官僚士绅认为，“生意为求财之路，财物为养命之源，行货曰商，居货曰贾，皆所以为财也。礼义生于富足，财也安可少哉！”①在一些地方，“子弟二十尚无足观，便当弃儒就贾，次则习艺，再则农耕”。②中国古老的“崇本抑末”观念，在福建文化中被颠倒了。此外，尚习行讲气节、独立冒险、重地域血缘、宗派等观念，以及宗教信仰的浓厚，都是福建文化的特色，都与朱子学有关。
一 教育事业
福建至宋代文化迅速兴盛起来，朱熹等历代朱子学学者极力推行书院制度和民间自由讲学是一个主要原因。这些福建朱子学学者散居在福建各州县，创办官学和私学，以书院为据点，著书立说，登台授徒，接引后学，“一日不讲学，则惕然以为忧”③，为历代国家培养出大批人才，使福建遂有“海滨邹鲁”之称，跟中国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山东邹县、曲阜相媲美。
朱熹在世时，他亲自办了多处县学、精舍、书院，有门人四五百人。今人陈荣捷在《朱熹与书院》中说：
朱子个人与二十四所书院有关，其中包括三所精舍。若干种类是相跨的。例如，朱子在这些书院中讲学，他也为这些书院题匾额。还有许多其他书院的关系，未记载或者隐没在地方志里，许多庙宇都建立起来祭祀他，还有许多祠堂的建立是为纪念他的来访。后来这些大多数的祠堂，都变成书院。戴铣在1506年所写的《朱子实纪》，他列举书院达二十八所。王先谦这位湖南大儒在1888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仅湖南一处，他举书院十所。除了一所以外，所有书院都在一种或他种方式与朱子有关。至少朱子有八位门人建立书院，其中尚有门人之父与门人之孙先后承建者。又至少有七人充任堂长。还有至少有六七人在书院中讲授，其中尚有一位门人有随游者数百人。还有至少三人很有名地在推行白鹿洞学规。朱子及其门人，在推行书院制度上，在宋代较之其他社团，更为积极与活跃，那是毫无疑问的。④陈氏所述与朱熹有关的精舍、县学、书院等数字，因其资料不足，是最低限度的，但是足以说明朱熹推行书院制度和民间讲学对文化的重大贡献。不仅朱熹及其门人所建县学、精舍、书院历代延续并扩大起来，而且纪念他们的祠堂、过化处等也大都改为书院和成为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中心。这样，与朱熹等福建朱子学学者有关的书院或教育中心，遍布福建各州县以至乡里，形成为南宋元明清时代福建全省的教育网。这是福建宋代以后文化兴盛的基础。
我们先看闽北。朱熹在武夷山一带，“先后办起了南浦（浦城）、吟室（松溪）、紫阳（崇安）、考亭（建阳）等书院，闽北书院盛行。尹德新、王炳照、盛郎中的《中国书院制度》所辑的宋代书院六十家中，闽北占十三家。其实，仅建阳一地就有云谷、庐峯、云庄、瑞樟、同文、环文、潭溪、鳌峯等十四所”。①这里所列有福建朱子学学者为纪念朱熹所建的。朱熹之后，闽北书院代代相延，长盛不衰。据记载：
六朝时，自顾野王讲授其中（按指武夷山），文学以显。至宋赵清献筑吏隐亭于三曲，其后杨文肃、胡文定昌道于此。及朱子开紫阳书院，诸大儒云从星拱，风流相继。迄元明以至于今，而闽学集濂洛关之大成，则皆讲学于此山者，而山之名遂甲于天下。②迄朱文公开紫阳书院，四方向道者云集，诸贤儒相继星拱，如蔡氏之咏归堂、南山书屋，游氏之水云寮，熊氏之洪源书院，真氏与詹氏筑室慢亭峰，其最著者。且与文公前后主管（武夷）冲祐观者，共二十有四人，皆当时名儒。是终宋之世，诸名贤之行藏出处，皆名山所托重也。后乎宋者，元则有杜清碧以平川结思学斋、怀友轩，授徒讲学，名闻朝野。时有陈霍童居武夷，修明朱子之学，从遊者数百人，称为石堂先生。詹月厓、唐白雲具为武夷山长。虞伯仁作《太和宫记》，称隐空、建宫，以文公旧遊为得也。明郭青螺《记武夷山房》谓，自文公五百年来，继以王文成、李见罗，为名山大川托重。高贤皆为笃论也。明清望重艺林者，如湛甘泉、邹东廓、唐荆川、罗念庵、黄石斋诸儒，皆先后讲学于武夷。③
我们再看福州一带。朱熹在《福州州学经史阁记》中说：“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④朱熹高弟黄榦在福州附近的闽县办学，“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编札著书，目不暇给，夜与之讲论经理，亹亹不倦”。①在朱熹、黄榦等朱子学学者的影响和带动下，在福州，宋代有书院54所，其后元、明、清时代又有很大的发展。据记载，福州每岁节院五日，各遣弟子入学。“凡乡里各有书社。龙昌期咏福州诗云：‘是处人家爱读书。’程守师孟诗云：‘城里人家半读书。’又云：‘学校未尝虚里卷。’”②此是指朱熹前后，真是一幅全城为学的兴旺景象。此外，朱熹高弟陈淳在闽南办学，“漳泉士人争师之”，波及莆田等地，也是“比屋业儒，俊造如”。③
这样，朱熹和门人及其后学所创之县学、精舍、书院遍布全省，形成了南宋元明清时代福建全省的文化教育网。
这里，对在福建境内与朱熹有关的主要书院做些简单介绍。
南溪书院 福建尤溪水南毓秀峰下郑厝郑安道宅是朱熹诞生之地。后来，朱熹于其地建尤溪县学。“宋乾道七年，文公四十二岁，至尤溪访其友人石子重（按此时为尤溪知县），商为其先君兴建韦斋（按朱熹父朱松之号）事”。④“兴建韦斋”，即建尤溪县学。到了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朱熹还撰写《南剑州尤溪县学记》⑤。到了南宋恭宗德祐元年（1275年），尤溪县学改为南溪书院，敕赐南溪学院额，是朱熹死后75年的事。元明清民初南溪书院的演变和修建情况，据记载：
元至正四年，闽县佥事赵承禧分立二祠，改创四斋，曰明德、复礼、持志、率性。国朝永乐十二年，知县汪诚、雷殷相继修葺；正统十三年，寇毁，惟存敕赐门额；景泰二年，监察御史许仕达命通判杨季琦重创祠堂，匾以旧额。⑥光绪十九年，邑绅卢知章偕同志倡捐重修。民国十年夏五月，被北兵癫狂毁折贤像。十一年七月，阖城绅士倡捐重新道貌。卢师长兴邦亦捐资购置神龛。⑦
现在，后人修复过的南溪书院相当完好。近年，在书院内发现朱熹墨迹“韦斋旧治”石碣等。
兴贤书院 朱熹14岁时，遵父遗言迁居崇安五夫里，由刘子羽为其盖房安家，朱熹匾其厅曰紫阳书堂。此是朱熹住宅和幼年受学于刘子翚、刘勉之、胡原仲之处。有谓胡原仲建兴贤书院。朱熹中年在五夫里学习和讲学的地方相传是兴贤书院。清德宗光绪年间（1875—1908年）修复之兴贤书院现状相当完好。大门上方有“兴贤书院”四个大字石刻。厅内遗存有木刻匾“升高望远”、“继往开来”。此是从“朱紫阳以命世之才继往开来”①的意义来的。屋顶绘有太极图。此书院是五夫里历代文化教育的中心之一。
屏山书院 在崇安五夫里屏山下。宋刘子翚奉祠归隐后创建。原为刘氏家塾，名为“六经堂”。朱熹少年时，曾就读于此，后亦在此讲学。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故，朱熹遵父遗嘱，从学于五夫里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和胡原仲。高兴建炎四年（1130年），刘子翚兴建此书院。与朱熹同时在刘氏家塾就读的，还有魏〓之、刘懋、黄铢、方士繇、欧阳光祖等。②南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年），宋理宗为褒扬刘子翚的教育功绩，敕命扩建为“屏山书院”。书院额为朱熹手书。据五夫《刘氏家谱》载，书院建筑宏伟宽敞，共分三进。内设六经堂、燕居室，东为蒙斋，西为复斋，左右有庑廊，设塾匾曰“读书”。朱熹后来在武夷山各处讲学，也曾在此教授《易》理。元初，书院毁于兵火。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裔孙刘张于旧址重建，张矩为之记。③
云根书院 在政和县治西。北宋徽宗宣和间（1119—1125年），朱松任政和县尉时，建于县西之黄熊山上。朱熹“岁时来谒祖茔，必住宿于此而去”④，并曾“读书其处”⑤。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32年），政和知县俞时歆曾重建于福庆堂后，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1572年）毁于火。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583年）又经邑人重建，置朱子祠。清世宗雍正三年（1725年），知县刘廷翰捐俸重修。清高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知县谭桓建校舍、书房等。今在遗址基础上扩建，至为宏伟壮丽。
湛庐书院 在松溪湛庐山坡。朱熹祖父朱森墓在政和星溪护国寺，距湛庐20里。朱熹“自后往来祭扫，侨寓此读书”⑥，在寓所筑“吟室”。后人因创建书院以祀之。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邑人建。从元惠宗元统元年（1333年）起，杨时的七世孙杨缨在此担任书院山长，四方就学者甚众。元惠宗至正十六年（1356年），福建行省参知政事阮德柔曾拓而新之，并增建讲堂、文公祠等建筑。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御赐“湛庐书院”额。①明清两代，曾屡加重修。今仅存遗址。
瑞樟书院 在建阳县麻沙渡头。建阳刘氏始祖唐代刘翱卜居于此，手植樟树，大数十围，根盘环屈曲。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1年），九世孙浔州太守刘中创“樟塘书院”。正堂名“道源”，东厅名“义斋”，与族兄刘子翚讲道其中，而朱熹亦从刘子翚讲学于此。其后人刘崇之、刘子寰等人，俱在此受业于朱熹。据迈记载，“此木之荣枯，实关刘氏子孙之盛衰”②；此后子孙果登科第，樟树必开花，以启其兆，故朱熹改名为“瑞樟书院”。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敕“瑞樟书院”匾额。③由宋至清，多次重修，今废。
同安县学 朱熹首次为官是任泉州府同安县主簿。他职兼学事，到任后不久即创办同安县学。朱熹曾撰《同安县学经史阁上梁文》、《泉州同安县学故书目序》等。他办同安县学的宗旨是：“使义理有以博其心，规矩有以约其外。”④朱熹死后不久，即宁宗嘉定初年（约1210年），知县毛当时就同安县学改建文公祠，叶适作《同安县朱文公祠堂记》。到了元武宗至正十年（1350年），县令孔公俊扩建文公祠，请皇帝赐名曰大同，遂称大同书院。据记载：
明洪武二年己酉，知县吕复以书院旧遗建儒学，祀文公于学宫之西。成化十二年丙申，知县张逊移建今所，中为正堂，后为方庭，北作畏垒庵，缭以周垣，赵瑶为记。后废。嘉靖十一年壬辰，提学朱衡檄知县彭士卓重建于大轮山，林希元为纪。⑤
朱衡、林希元都是著名的朱子学家。现在，大轮山下的大同书院遗址内遗存有朱熹画像石刻，疑是南宋末或元明作品，极为珍贵。⑥
凤山书院 朱熹任同安主簿期间及其以后，数至安溪，与诸生讲学。后于其遗址建凤山书院，或曰考亭书院。“考亭书院在城隍庙东。明正德十六年，知县龚颖改凤池庵为凤山书院，祀朱子，邹鲁为纪”。⑦此是讲凤山书院建于1521年。又据记载：“（凤）山顶有庵曰通元观，有池曰凤池。宋朱文公按事于此，题句庵壁曰：‘心外无法，满目青山；通玄顶峰，不是人间。’国朝令龚颖改庵为文公书院。”①现在，原凤山书院遗存有朱熹墨迹“仙苑”等石刻。
石井书院 现在泉州安海镇遗存的石井书院，是朱熹早年讲学之地。方志记载曰：
石井书院在府域西南安平镇，名鳌头精舍。宋绍兴初，吏部郎朱松尝为镇官，与士人讲学。后其子熹官同安，至镇访父时事，与父老耆士论说经义，镇人益勤于学。嘉定四年，镇官游绎白郡守邹应龙建书院于镇西，如州县学之制，命通判朱在（在为文公子）董其事。建大成殿、尊德堂，立富文、敏政、移忠、立信四斋，绘二先生像于尊德堂，异室而祀焉。留元刚为记。宝庆初，郡守游九功拨五废寺田以禀事。岁久倾圮。明成化十二年，知府徐源、推官柯汉重建，塑文公像祀之。堂之东北有小山丛竹，西北为古坛。弘治十年，县知罗惠重建。门外立石华表，匾曰石井书院。传凯为记。清康熙三十九年，知县陈炎就址鼎新，塑像行祀。乾隆九年，知府王廷诤复倡建韦斋祠；十四年，通判马路修鸠绅士创台门及两庑，聚生徒肄业其中。②石井镇是朱熹最早讲学之处，被称为“闽学开宗”之地，在闽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美其名曰“石井书香”。据现代编修的《安海志·选举》卷的统计，“历代进士、举人有名可考者达319人，其中文武解元9人。真是文化昌盛、人物荟萃之地”。③
小山丛竹书院 朱熹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前后4年，后又数次至泉州游玩访友，加之泉州是唐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港口之一，因此它成为闽南文化的中心。在其文化发展中占重要地位的是小山丛竹书院。据记载：
小山丛竹书院在府城隍庙旁，地处高阜，其气独温，温陵之名实肇于此。宋朱文公种竹、建亭、讲学其中。匾为朱子手书，镌于石。厥石废坠，匾石为人所盗。嘉靖间，通判陈公尧典，重构斯亭，更名过化，且镂文公遗像于石，以崇祀之；复匾，集文公遗墨，得四字，揭诸亭前；而自记其事，勒石亭前石阶。清初，毁于兵燹，其址占为民居，石数没于卒伍，像碎为三，移置五贤祠壁隙。康熙四十年，通判徐公之霖捐奉重建，穷诘石额，还故旧物，补缀石像祀于亭中，又于亭左建讲堂，故曰诚正堂；后构书屋前后六间，额曰瞻紫亭。①
现遗址仅存朱熹墨迹“小山丛竹”石刻横额等。笔力遒劲有力，颇得学者赞赏。
朱文公书院 又名凤山书院，在安溪县西凤山。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官同安主簿，曾往安溪按事三日，撰写了《安溪道中泉石奇甚绝类建剑间山水佳处也》、《安溪书事》等诗。②并在西凤庵留下题辞。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0年），邹鲁在《改建朱文公书院记》中曰：
绍兴中，我晦庵朱夫子来簿同安，时以按事留县三日，极爱县之泉石奇峭，谓绝类建、剑山水佳处，往往发泄于吟咏之间，尝于庵题句有云：“心外无情，满目青山。通玄峰顶，不是人间。”③为纪念朱熹，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年），知县龚颖将凤山庵改建为书院，塑像奉祀。
延平书院 朱熹数次到延平（南平）拜见李侗住西林寺，后其寺改建延平书院。“延平书院在城东南。宋嘉定二年，郡守陈宓以延平为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贤讲道之乡，因仿白鹿洞规式建书院，为奉祀讲学之地。光绪七年，巡道朱明亮、知府张国正重建。民国三年，建安道尹蔡凤机重修”。④现在，延平书院仅存屋迹，正在修复之中。
寒泉精舍 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3年）九月，朱熹母亲祝氏卒，翌年正月葬于建阳县崇泰里后山天湖之阳，名曰寒泉坞（村），即马伏太平山麓，离建阳县城约20公里，属莒口镇辖地。朱熹居丧尽礼，旦望则居墓则奠几筵。为此，朱熹约于母卒后四年筑寒泉精舍于墓侧。据记载：
寒泉精舍在崇泰里寒泉村。宋乾道庚寅，朱子葬其母祝夫人于天湖之南，遂筑室焉。淳熙乙未，朱子与吕祖谦编《近思录》于此。⑤
住在其附近的朱熹门人之首蔡元定也常到寒泉精舍与之论学。朱熹晚年在“庆元党禁”时期，其门人吴叔夏“徒步走寒泉精舍，就正所学”。⑥可见，在此与朱熹论学的友徒甚众。朱熹死后，寒泉精舍改为云谷书院。“成化十七所辛丑，按察佥事谈俊捐奉，命朱子九世孙（朱格）改为书院。今圮”。⑦
云谷晦庵草堂 在建阳县崇泰里云谷山庐峰之巅。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过此，见其山水清幽而爱之，遂委托蔡元定在此建草堂三间，于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七月建成，榜曰“晦庵”。朱熹撰有《云谷记》，赞此地“旷然者可望，奥然者可居”，希望能在此“耕山钓水，养性读书，弹琴鼓缶，以咏先王之风”。朱熹还在此建有“道源堂”，朱熹的三传弟子熊禾有《道源堂》诗。当时，从朱熹在晦庵草堂讲学、著述的弟子有蔡元定、刘爚、刘炳、廖德明、刘纯叟、吴公济，友人有魏元履、丘子服等人。蔡元定还于崇泰里建西山精舍，与朱熹云谷晦庵草堂遥遥相对，有疑难则彼此悬灯，相约次日聚首，以解难释疑。朱熹在晦庵草堂的著述有诗《云谷二十六咏》、《云谷杂诗十二首》、《云谷次吴公济韵》、《云谷合记事目效俳体戏作三诗寄季通》、《云谷怀魏元履》等。①《西铭解》虽成书于晦庵草堂建成之前，但最初的写作起因，却与朱熹登云谷山有关。朱熹曾对门人叶贺孙说：
向要到云谷，自下上山，半途大雨，通身皆湿，得到地头，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时季通及某人同在那里。某因各人解此两句，自亦作两句解。后来看，也自说得着，所以迤逦便作《西铭》等解。②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在南康知军任上，仍十分怀念他在云谷的读书、著述生活，以及此地的优美风光。他在一幅名画的题跋中说：
建阳崇安之间，有大山横出，峰峦特秀，余尝结茆其巅小平处。每当晴昼，白云坌入窗子牖间，辄咫尺不可辨。尝题小诗云：“闲云无四时，散漫此山谷。幸乏霖雨姿，何妨媚幽独。”下山累月，每窃讽此诗，未尝不怅然自失。③
晚年在考亭沧洲精舍讲学之时，对其门人沈侗说：“某尝登云谷，晨起穿林薄中，并无露水沾衣。但见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群山仅露峰尖，烟云环绕往来，山如移动，天下之奇观也！”④
云谷晦庵草堂于元季倾圮。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年），福建提刑按察司佥事、德清人氏谈俊捐奉命朱熹九世孙朱格重建，改名为“云谷书院”。⑤今仅存遗址。
星溪书院 在政和县治之南正拜山下。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朱松任尤溪尉时建。“以供职事之余，读书观理而养其高大之趣，于以风化县人子弟，使知兴学”。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1年），为祭扫祖墓，朱熹曾随父在此读书。“元至正间，邑人因为祠，祀松及其子熹”。明清两代，曾历经重修。今圮。①
环溪精舍 在瓯宁（今建瓯）县城南紫芝上坊，是朱熹童年时随父寓居读书之所。高宗绍兴十年（1140年）三月，时任吏部员外郎的朱松以不附秦桧和议，“出知饶州，旋请祠，朱子传家庭”。②明汪佃《环溪精舍记》曰：“先生出知饶州，未赴，丐祠禄，乐建州城南溪山之胜，筑环溪精舍寓居，徜徉终焉。”③实际上，从绍兴十年至十四年（1140—1144）三月即朱松逝世为止，朱熹均在环溪精舍从父学。朱熹自言：“某自丱角读‘四书’，甚辛苦。”“某向丱角读《论》、《孟》，自后欲一本高似《论》、《孟》者，竟无之。”“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今方觉得难。”④朱熹在《论语要义目录序》中说：
熹年十三四岁时，受其（按指《论语》）说于先君，未通大义，而先君弃诸孤。⑤
书院前有画卦洲，相传为朱熹童年画卦处。
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朱氏后裔曾重建精舍，祀朱松而以朱熹配，匾曰“朱韦斋先生祠”。⑥
螺峰书院 在古田九都螺坑（今凤都乡螺坑村）。“宋时建，朱晦翁与黄勉斋讲学于此，今废为田，惟存朱晦翁‘文昌阁’三字。”⑦另据记载：“黄榦，字直卿，闽县人。亦以伪学之禁，寓九都族人家，与朱晦庵先生讲道论德，悠然也。文公书其读书处，曰‘螺峰书院’。”⑧
石湖书院 在福鼎县潋城村（今秦屿镇冷城村）。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朱熹为避伪学之禁，避地闽东，转道福鼎，寄居门人杨楫家，讲学于“石湖观”，从游者甚众。杨楫因设石湖书院。朱熹曾为撰对联一副：“溪流石作柱，湖影月为潭。”勒于门石。①
晦翁书院 又称朱韦斋祠。在福安县北，原名龟龄寺。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秋，因建州范汝为起义，朱松携家人与幼子朱熹避难于此。南宋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年），朱熹避伪学之禁，又讲学于龟龄寺。后人因建书院以祀。
台溪精舍 在邵武城东，朱子门人何镐读书处。“叔京从朱熹游，熹尝造焉。以地近七台之麓、小溪之滨，故名。今乡人称为学堂。”②其堂名“味道”，朱熹曾为之撰《味道堂记》。③
蒙谷精舍 在邵武城北故县之泉山。宋黄中致仕后读书讲学之所。取《易经》蒙卦之义，名蒙谷。又建果亭、育亭于泉山之上。朱熹曾过从其间，为其书匾。④
龙江书院 在漳州西北芝山，上有临漳台，下有开元寺。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出守临漳，“登兹台而爱之，欲筑读书之室，不果”。⑤题句台上曰：“十二峰送青排闼，自天宝以飞来；五百年逃墨归儒，跨开元之顶上。”南宗理宝庆元年（1225年），郡守危稹始筑龙江书院于台之下，以“成夫子之志”。⑥朱熹在漳州期间，据记载：
每旬之二日，必领官属下州学视诸生，讲小学以正其义。六日下县，亦如此。又创受成斋，教养武生，新射圃时督之射。又择士之有义行、知廉耻者，列学职为诸生倡。⑦
朱熹在漳州的最初教学之地叫道源堂，取道需穷根源之意。道源堂后改为龙江书院。元虞集在《漳州路新建龙江书院记》中说：
漳州龙江书院者，本在郡城西北登高之山，徽国朱文公守漳州爱其地高爽，将筑室讲学，未及有作而去。后数十年，守臣危镇始克为之，谓之龙江书院，置弟子员，以成文公之志。又后二十余年，守臣方来即书院复建道源堂，礼朱子及其门弟子。①
南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郡守方来又在书院讲堂之东建朱子祠以祀朱熹，而以门人陈淳、黄榦配祀，名“道源堂”。元儒黄元渊以私资重修之，虞集为记。元渊是黄榦七世孙。明代重修，改名“芝山书院”。②清德宗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废科举制度，龙溪知县陈嘉言把书院改为漳州中学堂。这一地区，历代是漳州的文化教育中心。
龙峰书院 在长乐方安里筹峰山。据记载：“宋儒刘砥、刘砺读书处。朱文公避学禁寓此，二刘从之受业。”③又据记载，朱熹曾手题“读书处”三字镌于石门之上。④明孝宗弘治年间（1488—1505年），长乐知县潘府建为书院祀朱熹，以二刘、黄榦、李木开配祀。但是，朱熹《跋刘司理行实》中曰：“长乐刘砥及其弟砺相与来学，累年于兹，更历变故，志尚愈坚。”后署“庆元己未（1199年）四月乙酉新安朱熹书”。⑤陈荣捷《朱子门人》曰：“刘砥1190年初事朱子。其弟1198年方来，1199年同归。……履之曾录语类庚戊（1190年）所闻约七十条。”⑥则二刘从学朱熹应在建阳考亭而不在长乐，故此书院不应列为朱熹讲学之所，而应只是题词之处。⑦
芗江书院 据载：
芗江书院，在漳州府城东北二十里。国朝洪武三十三年知府钱古训建，中塑朱子像，以陈淳、黄榦、刘宗周配享。⑧
明何乔远所记载与此略同，则此书院乃后人为纪念朱熹曾官漳州知府所建，与朱熹生前事迹无关。
建安书院 据载：“建安书院，在建宁府治北。宋嘉熙二年，郡守王埜建，而以真德秀配享。理宗赐名建安书院。故址改知府廨。”⑨明万历《建宁府志》所载与此略同，其王埜传曰：
王埜，字子文，金华人。知建宁府事，陛辞，理宗命曰：“游、胡、朱、真风流未泯，表宅里以率其民，则予汝怿。”至郡，以游酢、胡安国旧尝有祠，乃创建安书院祠朱熹，而以真德秀配享。①
由此可知，建安书院之创，亦朱熹卒后。
同文书院 是书院在云谷山附近，位置建阳县城西南约四五十里。此书院之建可能是在朱熹死后，元初熊禾撰有《同文书院上梁文》。②明人戴铣曰：
同文书院在建阳县崇化里书坊，宋乾道间朱子建，以贮书籍。后遭兵燹。元大德五年，泉州总管府推官张元祖重建。岁久倾圮。国朝洪武二十七年，礼部侍郎张智重建。复圮。正统三年，提学佥事高超修葺之。典史廖荣又建前堂东厅。今藏诸官书板刻于其中。③
崇化里（今书坊）和永忠里（今麻沙）合称为建阳书坊，又称潭阳书社，是我国古代图书之府。
武夷精舍 紫阳书院 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四月，朱熹于崇安武夷山大隐屏下建武夷精舍。据朱熹在《武夷精舍杂咏·序》中所述，舍内有仁智堂、隐求室、石门坞、止宿寮、观善斋、寒栖馆、晚对亭、铁笛亭、柴扉，以及附近的钓矶、茶灶、渔艇等，总共12个部分。④朱熹在此著述、讲学10年。学者云集，著名者有蔡元定、游九言、刘爚、黄榦、詹体仁、李闵祖、李方子、叶味道等。史有“紫阳夫子讲习武夷”⑤语。朱熹死后，精舍改为文公祠，再后又曰紫阳书院。历代复建的紫阳书院至20世纪50年代还相当完好。近年重视，规模壮丽。
蓝田书院 1981年3月，福建古田杉洋挖掘出朱熹讲过学的蓝田书院遗址，并有朱熹墨迹“蓝田书院”匾一块。清人朱珪在《重修蓝田书院记》中曰：
庆元间，紫阳文公至此，书“蓝田书院”刻于石壁。其西五里为西斋书院，曰擢秀书斋者。时余公隅字占文，偕其侄亮从文公游，与东莱、勉斋为友，著《克斋集》。同邑蒋康国、林夔孙、林大春、林允中皆游文公门。盖地邻延、建，近大贤之居，宜夫一时贤哲，闻风蔚兴。⑥
现在，此地还遗存有“朱文公遗迹”石碣。后人修复过的蓝田书院相当完好。
溪山书院 在古田县北。始建于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朱熹避“伪学”禁至此，书其匾曰：“溪山第一”。书院前有欣木亭，朱熹门人林用中建，有朱熹《题欣木亭》五言诗佚文。明世宗嘉靖二十年（1549年），书院圮于水。明思宗崇祯年间（1628—1644年），知县杨德周重建。今废。①
竹林精舍 考亭书院 南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朱熹遵父遗言，迁居建阳考亭。绍熙五年（1194年），因来学者益多，朱熹于其居之东建竹林精舍，取其地皆竹林也。“竹林精舍在考亭，宋淳熙间，朱子建”。②“竹林精舍后更匾曰沧洲”③，因舍路壖有洲，“旧名曰龙舌，盖以形象，文公更曰沧洲”④，故竹林精舍又称沧洲精舍。朱熹自号沧洲病叟，并留下一首有名的《沧洲歌》。
朱熹死后，于宁宗宝庆元年（1225年）建阳县令刘克庄辟祠祀朱熹。朱熹死后44年，即理宗淳祐四年（1244年），御书“考亭书院”匾额，精舍才开始称考亭书院。考亭书院历代进行修复。明英宗十二年（1447年），参政彭森在考亭路口立“道学渊源坊”。据记载：
（康熙）四十四年，圣祖南巡，又书“大儒世泽”额，并“诚意正心，阐邹鲁之实学；主敬穷理，绍濂洛之真传”联，颁于考亭家祠。⑤
民国初年，考亭书院尚在，不久书院无存，只剩下一座高大壮丽的书院门前的石坊屹立着，上刻有南宋理宗所书“考亭书院”横额。据陈荣捷辨析，此匾额是原南宋“理宗所书”，两边石柱刻有上述清圣祖康熙所书联语。⑥
福建书院教育和民间自由讲学的内容，全是孔孟程朱思想。早在朱熹时，就主张“‘六经’、《语》、《孟》，皆圣贤遗书，皆当读”。⑦朱熹早年强调儒家经典都要读，中年以后提出书院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陈荣捷说：
在《朱子文集》卷七四，在《白鹿洞书院堂策问》与《白鹿洞书院学规》两者所保存的文献，都显示出其重点多在《语》、《孟》。除强调读书之要外，对《语》、《孟》这些经典，都有专篇。与朱子在1153—1156年任县主簿时，同安县学中授课与问答相较显而易见也，以前侧重者为所有儒家经典，而现在则仅侧重选授几种。朱子在1190年编辑《大学》、《论语》、《孟子》以及《中庸》为四子书，在以后的数百年，“四书”支配了中国人的思想。我们可以设想，在白鹿洞书院所授的课程，乃是从一般儒家经典演进到四子书的一个过渡时期呢！①
在朱熹之后的福建朱子学书院中，皆以朱子学为宗。张伯行在讲到崇安武夷山紫阳书院时说：
钦定《紫阳全书》以教天下万世，其论遂归于一。始知学者之所以为学与教者之所以为教，当以紫阳为宗。而俗学、异学有不得易参焉者矣。不佞乐与多士恪遵圣教，讲明朱子之道，而身体之。②
书院的教学目标，大抵以朱熹的《白鹿洞学规》为准，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治国平天下。书院的主持人和教授，大都是著名的闽学家和乡贤，如“鳌峰书院，延揽名儒，讲求程朱之学，有罗源蔡学博，训士有方，日近诸生，教以修身厉行之旨，不专器人于语言文字之间”。③蔡氏品学兼优，循循善诱，年60仍亲自讲论，诸生服教。像林则徐、陈化成等这样出类拔萃的人物，就是出身于鳌峰书院。
应该特别强调的，大多数的福建朱子学书院是以教育为中心，同时又是学术研究的胜地，他们把教学、研究和收藏图书、刊刻经籍等结合起来。因此，书院的教学研究内容是多方面的。再加上教育的普及，“有教无类”，各界士子都可以入学。方大琮在《与乡守项寺丞书》中说：
吾邑（按福州永福县）家书玄诵，人试律令，非独士为然，工农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食盍妇，亦能口诵古人语言。④
这说明福州古代教育的普及程度。工农商等各行各业皆能重视对子弟的教育。不少商人为了达到经商的需要，更为重视教育。福建历史上许多商人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一般认为，闽商的文化素质高，经商能力强，到海外得到当地统治者的重视。宋代以来，中国著名的海商大都是福建人。到了近代，由于西学的传入，书院也涉及西学的许多方面，结合探讨朱子学的致用精神。
我们知道了上面这些，对福建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就不奇怪了。
二 刻版印刷业
雕版印刷是我国对世界文化的三大贡献之一。宋代的雕版印刷业，“其精杭为最，其多闽为最，蜀皆次之”。①福建历史上刻版印刷业兴盛于宋代，是与朱熹及其后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据有关资料表明，朱熹在书画和金石镌刻上都有很高的造诣。朱熹在任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主簿的三四年中，抛弃县官陋俗，与下层人士接近，教授其从事金石镌刻，培养工艺人才，促进了泉州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据考察，泉州历代雕版刻工俱出于近郊涂门的田庵村，而其祖传的刻艺为朱熹所传授，福建历史上的刻版印刷业是直接渊源于朱熹的。
①［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最能说明朱熹对刻版印刷业贡献的，是闽北刻版印刷业的兴盛。祝穆曰：“建宁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馆之府。”①麻沙即今麻沙镇，崇化即今书坊，两地相离约7公里，离建阳县城约30公里，南宋时两地并称为刻版印刷的中心。但是，崇化较为偏僻，交通不便，刻版印刷业不如麻沙先进发达，所以“建本”只称“麻沙本”。南宋时，麻沙的刻版印刷业全闽最盛，匠户人口当以数千计。朱熹在《建阳县学藏书记》中曰：“建阳版本书籍行于四方者，无远不至。”②当时泉州海船还把建本图书远销海外。因为建本图书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麻沙、崇化两坊便有“图书之府”的美称，还有“小邹鲁”的雅号。
对于闽北刻版印刷业之盛，很早就有人和朱熹联系在一起。南宋著名学者刘克庄曰：“巍巍考亭，为宋阙里，两坊文籍大备。”宋末元初的著名学者熊禾曰：“文公之文，如日丽天；书坊之书，独水行地。”这两桩盛事确实是有必然的联系的。③
闽北刻版印刷业的兴盛，主要是基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原因。但是，朱熹的直接推动作用，却是不能忽视的。前面讲到，朱熹和其后学在闽北所办书院、精舍，比比皆是。除大量学徒外，还吸引来自各地众多的知名学者。由于朱熹等的影响，闽北有良好的读书风气，如建阳是“明星在天灯影灿，满城书声起夜半”。④此外，朱熹还提倡藏书，除私藏外，办经史阁、小书楼等。当时那里的同文书院，是朱熹为贮藏图书而建造的。这样，就给闽北的刻版印刷业提供了市场，为书籍的发行提供了广大的读者。朱熹在《建阳县学藏书记》中说：“学于县之学者，乃以无书可读为恨。”⑤可见当时刻版印刷出来的书是供不应求的。因此，当时一些书院也自己刻书出售，如建安书院刻《周易玩词》16卷；武夷精舍刻《小学》6卷，封面题曰“武夷精舍《小学》之书”。朱熹还委托蔡元定为之刊行《中庸章句》、《诗经集传》；委托蔡渊刊行《魏书》、《参同契》等。⑥书院刻书因不完全是为了盈利，比坊间所刻之书在印刷和校勘上都质量较高。如朱熹的《韩文考异》10卷、《阴符经考异》1卷等，在被建阳的书院刻版过程中作者亲自校勘。应该说明的，明朝人谢肇淛《五杂俎》所谓“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次，福建最下。……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是指朱熹之后的建本图书。
书院内自行刻书是朱子学书院的传统。唐朝的集贤殿书院也是“掌刊辑经籍”①的。在朱熹之后的朱子学书院，如刊刻先儒遗著，清代福州的鳌峯书院有55种，正谊书院有525种，等等。
在明嘉靖《建阳县志》里有篇《书坊书目》，列书目382种。从中可以看出来朱熹为书坊提供了许多书稿，请其刻印，其中有《近思录》、《小学》、《周易本义》等。据考证，朱熹的著作在闽北刊行的很多，是首刊还是复刊难以区分，如《论孟精义》34卷、《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〇、《资治通鉴纲目》59卷等。朱熹所编撰的《楚辞集注》，完稿后即交建阳书坊刊刻。此刻今已无从查找，但是其《文集》内有所记载，如他在《答巩仲至》中说：
《楚辞》当俟面议。元本字亦不小，便可以小竹纸草印一本，携以见示。此间工匠工于剪贴，若只就此订证，将来便可上板，不须再写，又生一重脱误，亦省事也。②
鉴于朱熹名重，所著书销路广，有的私自刊印，引起朱熹的气愤。如朱熹在《答吕伯恭》第二十八书中说，《论孟精义》为义乌人翻印，如劝说不止，乃状告之。③为了提高刊刻朱熹著作的质量，其师友都大力帮助。朱熹又说：“《诗传》欲改数行……幸付匠者正之。便中印一纸来。《中庸》必已了矣！”④
由于朱熹等朱子学学者的大力倡导，有力地推动了福建的刻版印刷业。在南宋元明清时代，福建的刻版印刷业十分活跃，各方面刻书的很多，有官署刻、书院刻、寺院刻、书坊刻，也有家塾刻，先后出现许多刻书家，有的全家、全村、全镇以刻书为业。他们所刻印的书，在中国雕版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后世的藏书家们为之重视。现在，福州鼓山涌泉寺藏经阁还保存有明清民国时代的佛藏刻版，数量丰富，极为珍贵，应该引起有关文物单位的重视。对此，弘一法师曾有所述及。他在《福州鼓山庋藏经版目录序》中说：
昔年余游鼓山，览彼所雕《法华》、《楞严》、《永嘉集》等楷字方册，精妙绝伦。以书法言，亦足媲美唐宋，而雕工之巧，可称神技。虽版角少有腐阙者，亦复何伤，弥益古趣尔。又复查彼巨帙，有清初刊《华严经》及《华严疏论纂要》、憨山《萝遊集》等，而《华严疏论纂要》为近代所稀见者。余因倡言印布，并以十数部赠与扶桑诸寺，乃彼邦人士获斯密宝，欢喜雀跃，遂为摄影镂版，报诸报章，布播遐迩。因是彼邦佥知震旦鼓山为庋藏佛典古版之宝窟。然鼓山经版虽驰誉于异域，而吾国犹复湮没无闻。①
弘一法师在鼓山所发现的《华严疏论纂要》是极其珍贵的，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中未有收录。这部佛学要典得以重新流布，应归功于弘一法师。特别是，弘一法师认为，“鼓山为庋藏佛典古版之宝窟”，“以书法言，亦足媲美唐宋，而雕工之巧，可称神技”，“楷字方册，精妙绝伦”，实际上是对福建历史上的刻版图书的一种评价。鼓山的佛藏刻版技艺，是继承了建本刻版传统的，所以才能达到如此高超的水平。②我们要对建本图书进行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如果只停留在上引谢肇淛等人的评价上，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总之，宋元明清时代福建的刻版印刷业的兴盛是与朱熹等朱子学学者有直接的关系，它对福建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它是福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 从祀孔庙和著述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者，被尊为圣人，各地立孔庙以祀之。历代对儒家学说卓有贡献、在道德伦理和为官从政上卓越者，亦被抬进孔庙陪祀。这些从祀孔庙人物在世时，多为立书院以教，著书立说，事功气节为后人楷模，被尊为先贤，从而对当地的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中国各地从祀孔庙人物的多寡，反映出它们之间思想文化水平的高低。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历史上各地区思想文化发展的水平，可以从各地区从祀孔庙人物的多寡上来看。
早在春秋末年的鲁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即孔子卒之第二年，就“立庙于旧宅（按山东曲阜孔宅），守陵庙百户”③，开始祀孔。后来，孔子的77弟子和历代先贤作为陪祀。④至清溥仪宣统三年（1911年），两千多年先后从祀孔庙者共152人，其中孔门弟子77人，生于宋朝以前者31人，以后者44人。在宋朝以后的44人中，福建有13人（其余是浙江6人、河南6人、江西5人、江苏3人、陕西3人、湖南2人、四川2人、河北2人、广东1人、山西1人），占三分之一多，居全国各省之首。
福建13个从祀孔庙人物是：崇安胡安国［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从祀］、建阳游酢［清德宗光绪十八年（1892年）从祀］、将乐杨时［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年）从祀］、沙县罗从彦［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从祀］、南平李侗［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从祀］、邵武李纲［清文宗咸丰元年（1851年）从祀］、建阳朱熹［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从祀，清圣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升祀十哲之次］、闽县黄榦［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从祀］、建阳蔡沉［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从祀］、龙溪陈淳［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从祀］、浦城真德秀［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从祀］、晋江蔡清［清世宗雍正二年（1437年）从祀］、漳浦黄道周［清宣宗道光五年（1825年）从祀］。这些从祀孔庙人物，除李纲外，都是理学家，都和朱熹有学术关系，其中6人生卒于朱熹之前，6人是朱熹门人和其后学。
和上述相联系的，在宋元明清时代，福建学者人数亦居全国诸省之先。《宋史》《道学传》、《儒林传》列福建17人，居全国诸省第一。明人杨应诏的《闽学源流》，记载从杨时到蔡清的福建儒学人物有195人。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等的《宋元学案》，立案哲学家共988人，其中福建籍有178人，其他省浙江157人、江西149人、四川142人、湖南141人为较多，都比不上福建。就《宋元学案》所立92个学案中，福建籍学者学案有17个，似乎占五分之一，亦是全国诸省之首。清人张伯行增补《道南源委》，从杨时到黄道周，共列了148人。清人李清馥编《全国道学总纂》，从北宋到清道光前，共列福建儒学家156人。据我们初步研究，从宋朝至清末，福建有思想家200多人，称得上哲学家的有80多人。《宋史·文苑传》列福建8人，仅次于河南、江苏、四川、山东、江西，居第6位。《全宋词》辑录了1000多位词的作者，福建有77人，仅次于浙江、江西，名列全国第三位。据王应山《闽大记》所载，宋代福建进士有5985人，其中南宋的是3482人，比唐朝58人多了百多倍。《宋史》列福建居宰辅地位的有18人，仅次于浙江、河南，居全国第三位。
由于福建学者辈出，其著作极为丰富。据初步统计，福建学者所撰著作有数千部，28000多卷，其中哲学著作有800多部，2000余卷。这些著作大都阐述孔孟程朱思想，发扬儒家传统和朱子学精神。由于他们之中不少人不是为科举仕途而学，治学超出“四书”和朱熹《四书集注》的范围。他们视野广泛，涉猎各种儒家经典和古籍，在福建不同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学风和派别，如晋江的《易》、莆田的《书》、漳浦的《诗》等，全国闻名。
包括朱子学学者在内的福建学者的思想极为丰富，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为全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宋元明清四朝中有三朝是异族人入主中原，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不愿为异族服务，退居福建隐居治学。因此，在福建学者中，除了像蔡清、林希元、李光地等部分人高官厚禄外，大部分隐居不仕或仕途失意，主要精力从事于儒家学说的研究。他们对哲学的重要范畴，如理与气、道与器、一与多、一与两、知与行、理与欲、性与情、格物致知、生生不穷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深入探讨，充实和完善了这些范畴的内容。特别是，他们扩大了儒学研究的范围，开阔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具备了新的思想境界。例如，元朝莆田人陈旅，反对朱陆两家门户之见，主张互相取善，这对学术派别和学术观点的融合提出了方向；明朝晋江人王春复，提出“格物即是亲手习其事”①的命题，把理学家的体验论改造为格物致知论。他们在伦理学、人性论方面突出地发展了朱熹的思想，如黄榦的体用论、陈淳的知行论、真德秀的性情说、熊禾的全体大用论、吴海的气节论、陈真晟的心学图、蔡清的虚静论、陈琛的事在人为说、林希元的依可而行论、蔡世远的志气说、孟超然的变化气质论、陈庚焕的好善论等，大都为朱熹言而未详而详之，或为朱熹之后的新论说。福建学者不是像一般理学家那样空谈心性，他们十分强调学以致用，强经世治国平天下。他们为官有较好的政绩，在籍能为乡里办事，有较高的名声，为乡人所推重。②
附注
①《周礼·夏官司马》。
②《史记·东越列傅》。
③以上参见［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673页；陈庆元：《福建古代地方文学鸟瞰》，《福建学刊》1991年第2期。
④《欧阳行周集》卷三。
①参见朱维干：《福建史稿》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47页。
②［宋］洪迈：《容斋四笔》卷五。
③［清］蒋垣：《八闽理学源流》卷二。
④第4卷第24期，1937年4月。
⑤《朱子文集》卷九七《皇考朱公行状》。
⑥《朱子文集·别集》卷六《与林择之六》。
⑦《答李仲久问目》，《增补退溪全书》第1册，第313页。
⑧参见《张南轩集》卷二一《致朱元晦》。
①《求可堂两世遗书》卷三方冀亨《求可家训》。
②民国《上杭县志》卷二三雷赞明《溟池遗训序》。
③《勉斋集》卷八《朱子行状》。
④台北《史学评论》1985年第9期。
①章廷泗：《对宋代闽北文化全盛的思考》，《福建学刊》，1989年第2期。
②乾隆《武夷山志》卷首史贻直《武夷山志序》。
③乾隆《武夷山志》卷首何瀚《武夷山志序》。
④《朱子文集》卷八〇。
①《宋史》卷四二〇《黄榦传》。
②淳熙《三山志》卷四〇《世俗类》。
③《宋史》卷四二〇《陈淳传》。
④康熙《南溪书院》卷一《朱子年谱》。
⑤《朱子文集》卷七七。
⑥［明］戴铣：《朱子实纪》卷七《书院》。
⑦民国《尤溪县志》卷四《祠庙》。
①雍正《崇安县志》卷六《科弟》。
②［民国］詹继良：《五夫子里志》卷一一《游寓》。
③康熙《建宁府志》卷一〇《书院》。
④嘉靖《建宁府志》卷一七《学校志》。
⑤民国《政和县志》卷三《名胜志》。
⑥康熙《建宁府志》卷五《山川》下。
①嘉靖《建宁府志》卷一七元揭汯《重建湛庐书院记》。
②《夷坚志》。
③麻沙：《刘氏忠贤传》卷九。
④《朱子文集》卷八五、卷七五、卷七四《论诸职事》。
⑤［清］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第1册卷三《历代褒典》。
⑥参见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303页。
⑦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六三《学校·安溪县》。
①［明］何乔远：《闽书》卷一一《方域·泉州府·安溪县》。
②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六六《学校·泉州府》。
③洪谷：《安海古镇》，《厦门日报》1984年1月16日。
①乾隆《晋江县志》卷四《学校·书院》。
②《朱子文集》卷五。
③嘉靖《安溪县志》卷七。
④民国《南平县志》卷一〇《学校》。
⑤民国《建阳县志》卷一〇《艺文》，《朱子文集》卷八七《祭何叔京知县文》。
⑥陈荣捷：《朱子门人》，第93页。
⑦［清］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第1册卷三《历代褒典》。
①《朱子文集》卷七八《云谷记》、卷六；嘉靖《建宁府志》卷二〇《古迹》。
②《朱子语类》卷五《性理二》。
③转引自《式古堂书画汇考·画考》卷一三。
④《朱子语类》卷二《理气下》。
⑤嘉靖《建阳县志》卷五《学校志》。
①康熙《建宁府志》卷四四［明］林雍：《星溪书院记》、卷一〇《书院志》。
②［明］戴铣：《朱子年谱》卷一。
③嘉靖《建宁府志》卷一七。
④《朱子语类》卷一〇四《自论为学工夫》。
⑤《朱子文集》卷七五。
⑥嘉靖《建宁府志》卷一一《祀典》。
⑦弘治《八闽通志》卷四四《学校志》。
⑧乾隆《古田县志》卷七《寓贤》。
①嘉庆《福鼎县志》卷六《流寓》。
②弘治《八闽通志》卷四五《学校》。
③《朱子文集》卷七七。
④弘治《八闽通志》卷四五《学校》。
⑤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六四《学校志》。
⑥《闽书》卷三七《建置志·漳州府》。
⑦光绪《漳州府志》卷二四《官绩·朱熹》。
①光绪《龙溪县志》卷二四《艺文》。
②［明］戴铣：《朱子实纪》卷七。
③《闽书》卷三二《建置志》。
④民国《福建通志》卷一一《金石志》。
⑤《朱子文集》卷八四。
⑥陈荣捷：《朱子门人》，台北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35页。
⑦《闽书》卷三二《建置志》。
⑧光绪《紫阳朱氏建安谱》。
⑨光绪《紫阳朱氏建安谱》。
①万历《建宁府志》卷三三《名宦志》。
②民国《建阳县志》卷一〇《艺文》。
③《朱子实纪》卷七《书院》。
④《朱子文集》卷九。
⑤乾隆《武夷山志》卷五《五曲》。
⑥民国《古田县志》卷二四《艺文》。
①乾隆《古田县志》卷四、八。
②民国《建阳县志》卷三《名胜》。
③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六五《学校·建阳县》。
④［明］朱世泽：《考亭志》卷一《沧洲形胜·考亭图说》。
⑤乾隆《武夷山志》卷一六《名贤·理学》。
⑥《朱子遗迹访问记》，载香港《明报月刊》1985年2月号。
⑦《学规类编》。
①《朱子与书院》，台北《史学评论》1985年第9期。
②《正谊堂文集》卷九《紫阳书院碑记》。
③《正谊堂文集》卷一二《蔡恭靖先生墓志铭》。
④《钱庵方公文集》卷二一。
①［宋］祝穆：《方舆胜览》。
②《朱子文集》卷七八。
③嘉靖《建阳县志》卷六、卷五。
④郑志路：《书灯田》，《清词锋》，第35页。
⑤《朱子文集》卷七八。
⑥《朱子文集》续集卷二《答蔡季通六四》。
①《新唐书》卷一八《百官志》。
②《朱子文集》卷六四《答巩仲至二〇》。
③《朱子文集》卷三三。
④《朱子文集》卷四〇《答何叔京三》。
①《福州鼓山庋藏经版目录》卷首。
②《福州鼓山庋藏经版目录》卷首。
③孔传：《东家雜记》卷上《历代崇奉》。
④参见郎廷极：《文庙从祀先贤先儒考》。
①《四书疑略》卷一。
②以上参见笔者与友人陈其芳：《关于研究福建地方哲学的几个问题》，福建省中国哲学史学会1984年印。
相关地名
福建省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