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生平事迹和学术特点
  陈庆镛（1745—1858年），字乾翔，号颂南，学者称颂南先生，福州人。宣宗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历官户部主事给事中、翰林庶吉士、监察御史等。
  陈庆镛极重视经世致用，他为政“留心经济，不汲汲为仕，凡军实之所储，度支之所出，边备之所防，河渠漕挽之所疏浚，输讲画条贯物得要略而后止”。①陈庆镛主张渡江重平夷之策，反对外国侵略者。他曾向朝廷提出御寇之策。他说：
  盛京之奉天，直隶之天津，江苏之崇明，浙之定海，闽之厦门、福州，粤之虎门，山东之登州，备各战船十只或四十二只堵截要害，以俟其来者而应之，所向披靡。②
  此外，陈庆镛还屡次上疏建议朝廷在台湾加强武备，防止和抵抗英国等帝国主义者侵略。他还坚决反对外国侵略者干涉中国内政，对卖国投降官吏深恶痛绝。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批评朝廷起用已治罪的皇亲卖国贼琦善、奕经、文蔚等人是刑赏失措，致使皇帝复革琦善等人的官职，令其闭门思过。于是，陈庆镛“直声震海内”。③他以正直敢言的御史名世。
  陈庆镛服膺宋儒，而又精研汉学，覃心考据于声韵文字之学。其治经务求是，以致用为目的。他曾自题“六经宗孔孟，百行学程朱”④的楹语。陈庆镛认为，汉学、宋学的共同点都是主张明经致用，都推崇圣贤。陈庆镛说：
  汉人多讲阴阳，而宋人则专主理数。《易》旨无穷，当合汉宋而通之，无门户之见，乃可以言《易》辞，言六爻，发挥旁通。⑤
  他认为，言象言数不如言理为密。应以理为主，象次之，数更次之。陈庆镛所谓“汉人多讲阴阳”，是指西汉董仲舒一派的“天人感应论”。天人感应论通过歪曲先秦阴阳五行学说，用阴阳五行把天与人沟通起来。陈庆镛认为，《周易》的思想是极其丰富的，宋儒专讲《周易》中的理是不全面的，应吸取汉儒关于《易》象、数的观点。陈庆镛这种反对门户之见的治学方法是有可取之处的。
  陈庆镛提出对各种学说都应该兼收并蓄。他说：
  学为有用之文，则又本之《易》以导其源，本之《书》以充其识，本之《诗》以博其趣，本之《礼》以究其精微，本之《春秋》以考其得失，本之马、班、范、陈以助其波澜出入，本之管、韩、庄、列以极其苯䔿奥窔。①
  陈庆镛认为，凡是有用之文都应该学习。他举出《易》、《诗》、《礼》、《春秋》以及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管子、韩非、庄子、列子等诸子之书，都要学习。
  对于陈庆镛的人品性格、学问事功和启迪后学的情况，其门人龚显曾有一段较详细的记述，其曰：
  （吾师）诵谏草者，成舌挠不得下，海内名俊，想风望采，蹑履投刺，争以一瞻颜色者为幸，晷盖无虚。先生植品既高，文章学问，又足牢笼百氏，震动时贤。于是有阮文达公元孙，先生经世之师；何先生绍基、魏先生源、张先生穆、苗先生夔、赵先生振作、朱先生琦、梅先生曾亮诸君子为元友；何先生秋涛为之徒，相与挋刷精思，切劘道谊，学益懋，品益高，而名亦益显。然后知执一卷奏议以重先生者，其不足以概先生而儤先生也。②
  何绍基、魏源、何秋涛等是近代著名的学者，皆为陈庆镛的友徒，由此可知陈庆镛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
  陈庆镛的著述有《齐侯罍铭通释》、《籀经堂钟鼎文释题跋尾》、《说文释文校本古籀》、《三家诗考》等，结辑为《籀经堂类稿》。
  （二）器识论
  在陈庆镛的哲学思想中最有特色的是器识论。陈庆镛所谓“识”有世界观之意，是为学为文的指导思想。陈庆镛说：
  夫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无其识，其词不足以达识。苟足以达矣，而或谓过高之论，或限以一丘一壑拘于墟而不足以观河海之大也，局于量而不足以仰泰山之高也，又何以称于其后及久而不衰。③读叙谱状叔寿兄诸文，得其所以立爱之道焉；读赠言劝友慎交诸文，得其所以交游之道焉；读论经论史论子诸文，得其所以为学之道焉；读议兵、议律、议法、议钞弊、论海道诸文，得其所以行政之道焉。夫士先器识而后文艺，非其学之大不能见乎道之源也，非其议之一高不能达乎政之本。有其学有其识，宜出而膺司牧之职慰苍生之望知。④陈庆镛在这里提出的“先器识而后文艺”的命题是深刻的。学者首先要有一定的世界观，一定的理论为指导，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能“达识”，即具有高的思想境界；“见乎道之大原”、“达乎政之本”、“称于其后及久而不衰”，才能不流于就事论事、经不起时代的考验。陈庆镛还特别强调，“有其学有其识，宜出而而膺司牧之职慰苍生之望”，就是见其文和其才知其所能而为众望所归。陈庆镛的这些议论表明他主张文艺要把思想摆在第一位，艺术摆在第二位。
  陈庆镛以“器识”为中心，进一步提出明、论、辨以及精、广、妄、疏等为学诸范畴。他认为，识足以达时事之宜，明足以破千古之蔀，论足以剪繁芜之失，辨足以息群喙之鸣，然后驰骤纵横，必求于是而后止。故治经贵精力，治史贵广博，读未数行辄评隙，失之妄，读一史未及他史特下断、失之疏。在为学中，陈庆镛认为，有“识”才能为当世服务，有“明”才能破千古之蔽（蔀），有“论”才能找出发展规律，有“辨”才能胜于别人，“识”、“明”、“论”、“辨”都具备了，就能“驰骤纵横”、应心得手。“治经贵精”，才能“失之妄”；“治史贵广”、“失之疏”。①陈庆镛这种对为学之德和为学之方的概括是深刻的。
  陈庆镛还认为，学者如果没有“器识”，为学既“不能入”，尤“不能出”。“不能入”和“不能出”是学之大患。陈庆镛说：
  凡学之患，患于不能入，尤患于不能出。丛籍鳞次，手翻翻不辍，一辍辍遗，即偶有一二得心，而于古人回穴奥窔终莫能晰，饾饤耳食，如是者不能入。又或紊昔贤往事，钩稽条画，谓某也醇、某也肆、某郅隆。②
  在陈庆镛看来，所谓“不能入”就是“手翻翻不辍、一辍辍遗”，一点也学不到手；即使偶然有一点心得，也不能分析，而且一耳进一耳出，很快就会忘棹。所谓“不能出”，就是学了不能用，虽讲得头头是道，均与原意不合；特别是眼高手低，自己不会执笔为文。这种对为学之患的刻画真是绘声绘色。
  陈庆镛特强调，为学处世都要务实，他名自己的书屋为“实事求是斋”。他提出要随实应化，不能虚浮，不可拘泥于前人古人之言。“圣人不凝于物而能与世推移”。③陈庆镛说：“参伍错综，惟变所适，不可以孔子之言泥周公之言，更不可以周公之言泥文王之言。”④又说：
  列子谓燕人而长于楚者老而归于燕，过鲁之城社，或绐以为燕也，愀然变容；过冢墓以为先人之陇也，泣然流涕。及真见燕之城社庐墓悲心反减。今世之大家勋阀往往援疏旗之贵者显者联为谱系，傅会成书，相与叙及，辄曰我伯叔兄弟也，而于其真伯叔兄弟漠然概不相关，是何异燕人之见绐者据以为真而为有识者所窃笑哉。①
  陈庆镛所举的《列子》等的例子，就是强调务实，反对浮夸虚言。尽管这些例子是非常幼稚可笑的，但是它说明了认识论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陈庆镛把圣贤之道归结为仁、义、礼、智、信五伦，五伦具即为道心，并对五伦作了言简意赅的解释。陈庆镛对五伦和道心的解释有点独出心裁，值得注意。他说：
  圣贤之道无他，付诸心之谓仁，施诸当之谓义，止诸节之谓礼，达诸事之谓知，践诸实之谓信，全而合之之谓道心。得乎道之谓德。圣人之所为，不过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日用易知易从之事，如是焉已。众人之所为，亦不过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与日用易知易从之事，如是焉已。孟子曰：圣人，人伦之至也；又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与人同耳，尧舜无难知难从之事，而人则不如尧、不如舜者，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于是卤莽灭裂之言盈天下，张道益炽而离道益歧。②
  陈庆镛认为，圣人和众人之所为是一样的，皆为“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与日用易知易从之事”，因此尧舜与人同耳。尽管这种“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古已有之，但是陈庆镛这里是为说明“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是有现实意义的。③
  陈庆镛提出要从自己日常生活和周围具体事物做起，就能达到所要求的思想境界。陈庆镛曾谓：“儒者有闻过相规，见善相示，余常持此以论交。”④

①《李梅生小芋香馆诗钞序》。 ②《苏鳌石亦佳室诗文钞序》。 ③道光《福建通志》总卷三八·分卷五。 ④道光《福建通志》总卷三八·分卷五。 ⑤《蒋慕生“易”说引》。 ①《彭仲山无近名斋文钞序》。 ②《籀经堂类稿序》。 ③《郑云麓先生文集序》。 ④《彭仲山无近名斋文钞序》。 ①《吕西邨类稿序》。 ②《吕西邨类稿序》。 ③《蒋恭生易说引》。 ④《易经儿说序》。 ①《福州郭氏族谱序》。 ②《郭榴山易录序》。 ③《郭榴山易录序》。 ④《张石洲烟雨归耕图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