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一）生平事迹和学术特点
孟超然（1730—1797年），字朝举，号瓶庵，福建闽县（今福州闽侯）人。高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乡试第一，次年进士。历官翰林院庶吉士、吏部郎中、广西典试、顺天乡试同考官、四川督学等。
孟超然从政廉正，遇士有礼。《清史稿》孟超然本传谓他督学四川时，以蜀民父子兄弟异居者众，曾作《厚俗论》以箴其失。后来蜀民为之立“去思碑”。其他任职，亦政绩显著。①孟超然的主导思想比较守旧。例如，说王安石变法弃诚而怀诈、兴利而忘义、尚功而悖道，并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把王安石视同蔡京、秦桧等。
孟超然于42岁时以亲老辞官归隐，杜门不出，潜心读书。后来主讲于福州鳌峰书院。孟超然在书院终日与门人谈经论艺。清代著名的经学家陈寿祺就是其门人。孟超然在《晚闻录序》等著述中，极力推崇朱熹思想，如谓“《朱子全集》其精深博大，不可不涉猎竟也”。孟超然面对当时汉学盛行，极力维护宋学的学术地位。他认为，宋学在某些支节上可能有所失，但是它是“王制”，是先王之道，是正统的孔孟之道，而汉学（“新学”）非王制。这是宋学和汉学根本区别之所在。其实汉学也是宣扬王制，他们注释的经书都是儒家经典；宋学和汉学的区别不在王制，而是在治学方法之不同。孟超然是从门户之见出发的。
孟超然的著述有《孟氏八录》（包括《丧礼略》、《诚是录》、《焚香录》、《求复录》、《晚闻录》、《广爱录》、《家诚录》、《瓜棚避暑录》）、《使粤日记》、《使蜀日记》、《屏庵居士诗文钞》等，结辑为《亦园亭全集》、《屏庵先生遗书》等。
（二）世界观
孟超然基于其“阴阳自然之理”、“天地一元之气只有水、火、木、金、土”②的世界观，提出“人之贵贱寿夭系于天（按指自然之理），贤愚系于人（按指事在人为），固无关预于葬”③，不是天命决定的。孟超然认为星命堪舆之说的要害在于不相信人的作为，经不住实践检验，一经实践其原形即毕露。孟超然所撰述的《诚是录》、《丧礼略》等数篇，就是为破除星命堪舆家的风水迷信思想的，是孟超然思想中较为有价值的部分。
孟超然在《书熊公子星命册后》中对人的所谓命运进行了新的解释。他反对星命学家的宿命论，提出“不伐其天机”的“安命之说”，即认为顺其天理自然即是命。在孟超然看来，客观事物有一定的发展规律，如做生意者每日“赢缩大略可睹”。所谓“不伐其天机”，就是不要违反天时地利，遵循其发展规律。
孟超然认为，朱熹是反对风水迷信的。他说：
福建江西之明地理者以为朱子笃信堪舆。不知韦斋公之葬始或未善，则不得不迁（按指朱熹改葬父墓）。而孝宗山陵用台史言，则明置之迫狭之所、水石沙砾之中，为人臣子于此诚有所不安者，岂笃信葬师之谓乎（按指朱熹上疏极言不宜专用台史之说）？《尧山堂外纪》载：朱子为同安主簿日，民以有力得人善地者，索笔题云：此地不灵是无地理；此地若灵是无天理。①
对于朱熹两次迁韦斋墓、上书言孝宗山陵问题以及《尧山堂外纪》记载等是否因朱熹笃信堪舆，可以具体分析。但是，在朱熹思想中，相信堪舆星命还是比较严重的，如为其妻刘氏和自己选择墓地等。这里，孟超然是从门户之见出发的。
孟超然带头破除迷信，破除陋俗。他在《诚是录》中说：“我家葬未尝以一言询阴阳家，迄无他故。吾尝疾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为世患，于丧家尤甚。”②孟超然又说：
（其父死）去俗惑，初终不设乐师醮，不延僧道哭灵舆，饭舍时不易吉服，死之者不以僧道报亡，七七不作佛事，不祭冥王，朔奠不改晦日不设酒，三年内不赴酒食之会，不贺人喜庆事，凡此者皆反俗所为。③
孟超然以父丧破时俗，其目的是使人们“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视吾祖；欲知葬书之不足信，视吾家。”④孟超然的这种做法和这种思想是值得肯定的。
孟超然指出，破除风水迷信是为了加强伦理道德修养。他说：
濂浦林氏三世五尚书……子孙数传俱谨守名节，不附权贵，簪缨累代。谁曰不宜？若使如严分宜（嵩）父子揽权纳贿，江西杨廖蔡师如林，能使之不倾覆乎？呜呼！观此亦可以悟矣。①
因此，孟超然提出只要一切举动“合乎理”就可以了。孟超然对“早晚于祖宗神明前再拜焚香”也做了说明，认为是“收摄心之法”，“心境一收摄，觉吾身无不当敬之事”。②
（三）内省体验的认识论
孟超然认为，众理先天地具于人的心中。“人具七尺之躯，除了此心之理，便无可贵。”心中所具之理，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本性。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反是者为失其本心。庄周之非尧舜犹为寓言，嵇康之薄汤武亦有微指。其曰：“李贽之讥濂洛、毛奇龄之薄程朱，皆可谓之失其本心者也。”③因此，在孟超然看来，所谓认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存心。就是使心不要失散。孟超然说：“圣贤之学惟以存心为本。心存故一，一故能通。通者澄然莹澈，广大光明，而群妄自然退，视听言动一循乎理，好恶用舍各中乎节。”④又说：
暇时速须敛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义理。事物之来，随事省察，务令动静有节，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则内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众理易明矣。此外别无着力处。⑤
这就是说，人之先天固有的仁、义、礼、智道德本性，因有外界“物欲”所诱惑，有放逸、散失的可能，必须存心、守心。二是收放心。孟超然用《易经》复卦解释“收放心”，提出“思复知其在《易》损益二卦之象”⑥等，以说明把失、放逸的仁、义、礼、智道德之心寻找回来。
对于如何达到存心和收放心的目的，孟超然提出主敬致知穷理。他认为，主敬致知穷理的过程就是存心和收放心的过程。孟超然说：
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进学之功，二者交相发焉，则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旧习之非，将日改月化于冥冥之中矣。（《晚闻录》）主敬致知，谨之于细微杂乱之域，而养之于虚间静说之中。⑦
孟超然认为，主敬为存心之要，致知为收放心（进学）之功，二者交发使用，则天理于心益固。在孟超然看来，这种主敬致知穷理的过程，是细微虚静，潜移默化的过程。
孟超然在《瓜棚避暑录》中反复说明，认识要接触实际。他提出“体贴人情即是体认天理”、“境遇中千头万绪皆是磨炼德性之资”。认识要学习和思考，主张“学须博乃可精”。孟超然曾提出为学四戒。其曰：“专守一家言者，隘也；泛涉而无归宿者，滥也；出言不知拣择者，秽也；务为夸大者，妄也。去此四病乃可以言诗言文。”①孟超然所概括的隘、滥、秽、妄四字学戒，确为至言，值得借鉴。孟超然提出静思的认识论。他说：
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②
认识要无偏见。他又说：“学者正欲胸中廓然大公明白四达，方于致知穷理有得力处。”③“胸中廓然大公明白四达”，就是思想上没有偏见，认识事物时没有成见，不带老框框。
（四）道德修养论
孟超然认为，道德修养的根本问题是治心，治心之要是“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八个字。孟超然说：“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八个字，是为学之要。所以修身立命者全在此。近分为四门备载先儒之语，时时观览可以治心。”④“学治心之法，以惩忿窒欲为事，或冀持之，久久可以究养。”⑤“治心”、“究养”就是治本，“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以培壅本根，澄清正本，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益光大而光明矣。”在孟超然看来，治本是对照圣贤教导，有过必改，就是变化气质。孟超然说：
吕成公（按指吕泾野）少卞急，一日诵《论语》，躬身厚而薄责于人。平时忿懥，涣然冰释。朱子尝曰：学如伯恭（按指吕祖谦），方是能变化气质。⑥
孟超然这里所讲的转变卞急（躁急）性格，就是变化气质。人的本性（仁、义、礼、智）虽然都是天理的体现，但是天理要和人的气质相结合，必须使气禀由浑浊变化的清明，愚不肖即为智贤。“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就是对己严，待人宽；自己严格履行伦理道德，以身作则，有利于影响别人。这即是道德修养的提高，气质的变化。
孟超然的这种通过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变化气质的道德修养论，是与其世界观和认识论联系在一起的。孟超然以《周易》剥、复两卦和损益两卦所包含的“阴阳消长之机”加以论证。他认为，《易》言阴阳消长之机莫著于剥复（两卦）。《系辞》曰复以自知而不远之复，惟颜子能之；其次则困心衡为频复之厉最下迷复凶矣。他说：
吾不有自知者存耶？其往者或以为缘尘变灭然，吾不知之思复知其在《易》损益二卦之象。《象》曰山泽之象深下增高有损道焉，君子则以惩忿窒欲；风雷之象奋发疾速有益道焉，君子则以迁善改过矣。惩窒迁改惟日不足，其于复也或庶几乎！①
孟超然把这种“阴阳自然之理”用于道德修养上，就得出“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命题。“惩窒、迁改惟日不足”，反复下去，就可达到变化气质的目的。
孟超然在《瓜棚避暑录》进一步提出“纯乎天理”的道德境界。他又在《焚香录》中认为，这种境界是“仁体事而无不在，故道德统贯以仁”。就是说，“纯乎天理”的境界在道德行为上主要是表现为仁。在这里，孟超然还提出仁和孝的关系，认为仁中有孝，只是未发露出来。他说：
天下无性外之物，岂性外别有一物名孝悌乎？但方在性中，即但见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摄孝悌在其中，但未发出来，未有孝悌之名耳，非孝悌与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仁而无孝悌也，犹天地一元之气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河淮济，言木而不曰梧檟樲棘（枣），非有彼而无此也。②
在这里，孟超然论证性与仁（包括孝悌）、义、礼、智中概括出来的一般（共性），犹如气是从水、火、木、金、土和木是从梧、檟、樲、棘中概括出来的一般（共性）一样。但是，孟超然所讲的仁、义、礼、智的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是无稽之谈。
孟超然极端鄙视那些言清行浊、言过其实的伪君子。例如，孟超然讲到湛甘泉时说：
湛甘泉讲学当时以为儒宗，又享眉寿。余最恨其晚年序《严分宜文集》云：知天之所以为天，文之所以为文，则知钤山之文矣。以八十岁老尚书献媚同年宰辅至于此极哉！近读嘉靖十一年冯子仁恩应诏上疏备指大臣邪正中云：礼部左侍郎湛若水聚徒讲学素行未合人心，则知为侍郎日已不免人訾议矣。甘泉论学以随处体认天理为言，吾不知其所言是何天理也？③此亦可从反面看出孟超然之高尚。
孟超然（1730—1797年），字朝举，号瓶庵，福建闽县（今福州闽侯）人。高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乡试第一，次年进士。历官翰林院庶吉士、吏部郎中、广西典试、顺天乡试同考官、四川督学等。
孟超然从政廉正，遇士有礼。《清史稿》孟超然本传谓他督学四川时，以蜀民父子兄弟异居者众，曾作《厚俗论》以箴其失。后来蜀民为之立“去思碑”。其他任职，亦政绩显著。①孟超然的主导思想比较守旧。例如，说王安石变法弃诚而怀诈、兴利而忘义、尚功而悖道，并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把王安石视同蔡京、秦桧等。
孟超然于42岁时以亲老辞官归隐，杜门不出，潜心读书。后来主讲于福州鳌峰书院。孟超然在书院终日与门人谈经论艺。清代著名的经学家陈寿祺就是其门人。孟超然在《晚闻录序》等著述中，极力推崇朱熹思想，如谓“《朱子全集》其精深博大，不可不涉猎竟也”。孟超然面对当时汉学盛行，极力维护宋学的学术地位。他认为，宋学在某些支节上可能有所失，但是它是“王制”，是先王之道，是正统的孔孟之道，而汉学（“新学”）非王制。这是宋学和汉学根本区别之所在。其实汉学也是宣扬王制，他们注释的经书都是儒家经典；宋学和汉学的区别不在王制，而是在治学方法之不同。孟超然是从门户之见出发的。
孟超然的著述有《孟氏八录》（包括《丧礼略》、《诚是录》、《焚香录》、《求复录》、《晚闻录》、《广爱录》、《家诚录》、《瓜棚避暑录》）、《使粤日记》、《使蜀日记》、《屏庵居士诗文钞》等，结辑为《亦园亭全集》、《屏庵先生遗书》等。
（二）世界观
孟超然基于其“阴阳自然之理”、“天地一元之气只有水、火、木、金、土”②的世界观，提出“人之贵贱寿夭系于天（按指自然之理），贤愚系于人（按指事在人为），固无关预于葬”③，不是天命决定的。孟超然认为星命堪舆之说的要害在于不相信人的作为，经不住实践检验，一经实践其原形即毕露。孟超然所撰述的《诚是录》、《丧礼略》等数篇，就是为破除星命堪舆家的风水迷信思想的，是孟超然思想中较为有价值的部分。
孟超然在《书熊公子星命册后》中对人的所谓命运进行了新的解释。他反对星命学家的宿命论，提出“不伐其天机”的“安命之说”，即认为顺其天理自然即是命。在孟超然看来，客观事物有一定的发展规律，如做生意者每日“赢缩大略可睹”。所谓“不伐其天机”，就是不要违反天时地利，遵循其发展规律。
孟超然认为，朱熹是反对风水迷信的。他说：
福建江西之明地理者以为朱子笃信堪舆。不知韦斋公之葬始或未善，则不得不迁（按指朱熹改葬父墓）。而孝宗山陵用台史言，则明置之迫狭之所、水石沙砾之中，为人臣子于此诚有所不安者，岂笃信葬师之谓乎（按指朱熹上疏极言不宜专用台史之说）？《尧山堂外纪》载：朱子为同安主簿日，民以有力得人善地者，索笔题云：此地不灵是无地理；此地若灵是无天理。①
对于朱熹两次迁韦斋墓、上书言孝宗山陵问题以及《尧山堂外纪》记载等是否因朱熹笃信堪舆，可以具体分析。但是，在朱熹思想中，相信堪舆星命还是比较严重的，如为其妻刘氏和自己选择墓地等。这里，孟超然是从门户之见出发的。
孟超然带头破除迷信，破除陋俗。他在《诚是录》中说：“我家葬未尝以一言询阴阳家，迄无他故。吾尝疾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为世患，于丧家尤甚。”②孟超然又说：
（其父死）去俗惑，初终不设乐师醮，不延僧道哭灵舆，饭舍时不易吉服，死之者不以僧道报亡，七七不作佛事，不祭冥王，朔奠不改晦日不设酒，三年内不赴酒食之会，不贺人喜庆事，凡此者皆反俗所为。③
孟超然以父丧破时俗，其目的是使人们“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视吾祖；欲知葬书之不足信，视吾家。”④孟超然的这种做法和这种思想是值得肯定的。
孟超然指出，破除风水迷信是为了加强伦理道德修养。他说：
濂浦林氏三世五尚书……子孙数传俱谨守名节，不附权贵，簪缨累代。谁曰不宜？若使如严分宜（嵩）父子揽权纳贿，江西杨廖蔡师如林，能使之不倾覆乎？呜呼！观此亦可以悟矣。①
因此，孟超然提出只要一切举动“合乎理”就可以了。孟超然对“早晚于祖宗神明前再拜焚香”也做了说明，认为是“收摄心之法”，“心境一收摄，觉吾身无不当敬之事”。②
（三）内省体验的认识论
孟超然认为，众理先天地具于人的心中。“人具七尺之躯，除了此心之理，便无可贵。”心中所具之理，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本性。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反是者为失其本心。庄周之非尧舜犹为寓言，嵇康之薄汤武亦有微指。其曰：“李贽之讥濂洛、毛奇龄之薄程朱，皆可谓之失其本心者也。”③因此，在孟超然看来，所谓认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存心。就是使心不要失散。孟超然说：“圣贤之学惟以存心为本。心存故一，一故能通。通者澄然莹澈，广大光明，而群妄自然退，视听言动一循乎理，好恶用舍各中乎节。”④又说：
暇时速须敛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义理。事物之来，随事省察，务令动静有节，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则内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众理易明矣。此外别无着力处。⑤
这就是说，人之先天固有的仁、义、礼、智道德本性，因有外界“物欲”所诱惑，有放逸、散失的可能，必须存心、守心。二是收放心。孟超然用《易经》复卦解释“收放心”，提出“思复知其在《易》损益二卦之象”⑥等，以说明把失、放逸的仁、义、礼、智道德之心寻找回来。
对于如何达到存心和收放心的目的，孟超然提出主敬致知穷理。他认为，主敬致知穷理的过程就是存心和收放心的过程。孟超然说：
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进学之功，二者交相发焉，则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旧习之非，将日改月化于冥冥之中矣。（《晚闻录》）主敬致知，谨之于细微杂乱之域，而养之于虚间静说之中。⑦
孟超然认为，主敬为存心之要，致知为收放心（进学）之功，二者交发使用，则天理于心益固。在孟超然看来，这种主敬致知穷理的过程，是细微虚静，潜移默化的过程。
孟超然在《瓜棚避暑录》中反复说明，认识要接触实际。他提出“体贴人情即是体认天理”、“境遇中千头万绪皆是磨炼德性之资”。认识要学习和思考，主张“学须博乃可精”。孟超然曾提出为学四戒。其曰：“专守一家言者，隘也；泛涉而无归宿者，滥也；出言不知拣择者，秽也；务为夸大者，妄也。去此四病乃可以言诗言文。”①孟超然所概括的隘、滥、秽、妄四字学戒，确为至言，值得借鉴。孟超然提出静思的认识论。他说：
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②
认识要无偏见。他又说：“学者正欲胸中廓然大公明白四达，方于致知穷理有得力处。”③“胸中廓然大公明白四达”，就是思想上没有偏见，认识事物时没有成见，不带老框框。
（四）道德修养论
孟超然认为，道德修养的根本问题是治心，治心之要是“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八个字。孟超然说：“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八个字，是为学之要。所以修身立命者全在此。近分为四门备载先儒之语，时时观览可以治心。”④“学治心之法，以惩忿窒欲为事，或冀持之，久久可以究养。”⑤“治心”、“究养”就是治本，“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以培壅本根，澄清正本，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益光大而光明矣。”在孟超然看来，治本是对照圣贤教导，有过必改，就是变化气质。孟超然说：
吕成公（按指吕泾野）少卞急，一日诵《论语》，躬身厚而薄责于人。平时忿懥，涣然冰释。朱子尝曰：学如伯恭（按指吕祖谦），方是能变化气质。⑥
孟超然这里所讲的转变卞急（躁急）性格，就是变化气质。人的本性（仁、义、礼、智）虽然都是天理的体现，但是天理要和人的气质相结合，必须使气禀由浑浊变化的清明，愚不肖即为智贤。“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就是对己严，待人宽；自己严格履行伦理道德，以身作则，有利于影响别人。这即是道德修养的提高，气质的变化。
孟超然的这种通过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变化气质的道德修养论，是与其世界观和认识论联系在一起的。孟超然以《周易》剥、复两卦和损益两卦所包含的“阴阳消长之机”加以论证。他认为，《易》言阴阳消长之机莫著于剥复（两卦）。《系辞》曰复以自知而不远之复，惟颜子能之；其次则困心衡为频复之厉最下迷复凶矣。他说：
吾不有自知者存耶？其往者或以为缘尘变灭然，吾不知之思复知其在《易》损益二卦之象。《象》曰山泽之象深下增高有损道焉，君子则以惩忿窒欲；风雷之象奋发疾速有益道焉，君子则以迁善改过矣。惩窒迁改惟日不足，其于复也或庶几乎！①
孟超然把这种“阴阳自然之理”用于道德修养上，就得出“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命题。“惩窒、迁改惟日不足”，反复下去，就可达到变化气质的目的。
孟超然在《瓜棚避暑录》进一步提出“纯乎天理”的道德境界。他又在《焚香录》中认为，这种境界是“仁体事而无不在，故道德统贯以仁”。就是说，“纯乎天理”的境界在道德行为上主要是表现为仁。在这里，孟超然还提出仁和孝的关系，认为仁中有孝，只是未发露出来。他说：
天下无性外之物，岂性外别有一物名孝悌乎？但方在性中，即但见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摄孝悌在其中，但未发出来，未有孝悌之名耳，非孝悌与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仁而无孝悌也，犹天地一元之气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河淮济，言木而不曰梧檟樲棘（枣），非有彼而无此也。②
在这里，孟超然论证性与仁（包括孝悌）、义、礼、智中概括出来的一般（共性），犹如气是从水、火、木、金、土和木是从梧、檟、樲、棘中概括出来的一般（共性）一样。但是，孟超然所讲的仁、义、礼、智的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是无稽之谈。
孟超然极端鄙视那些言清行浊、言过其实的伪君子。例如，孟超然讲到湛甘泉时说：
湛甘泉讲学当时以为儒宗，又享眉寿。余最恨其晚年序《严分宜文集》云：知天之所以为天，文之所以为文，则知钤山之文矣。以八十岁老尚书献媚同年宰辅至于此极哉！近读嘉靖十一年冯子仁恩应诏上疏备指大臣邪正中云：礼部左侍郎湛若水聚徒讲学素行未合人心，则知为侍郎日已不免人訾议矣。甘泉论学以随处体认天理为言，吾不知其所言是何天理也？③此亦可从反面看出孟超然之高尚。
附注
①《清史稿》卷四七九《孟超然传》。
②《瓜棚避暑录》。
③《诚是录》。
①《诚是录》。
②《诚是录》。
③《丧礼辑录序》。
④《诚是录》。
①《诚是录》。
②《瓜棚避暑录》。
③《瓜棚避暑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