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生平事迹和学术特点
  李光地（1641—1718年），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学者称厚庵先生，又称榕村先生，福建安溪人。李光地是朱熹老师李侗的后代，其上祖自延平（南平）迁至安溪。清圣祖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殿试拟第一，以制策一字错误，置第五。试诏令第一，选吉常时，诏诸翰林各献所学。李光地进《河洛图说》，复拔第一。李光地历官翰林院庶吉士、乡试同考官、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掌院学士、经筵讲官、方略馆总裁、通政司通政使、兵部侍郎、直隶巡抚、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一统志馆总裁等。
  李光地的主要著述有《周易通论》、《周易观象》、《周易折中》、《尚书解义》、《洪范新旧说》、《朱子礼纂》、《大学古本说》、《春秋毁余》、《中庸章段》、《读论语札记》、《礼记述注》、《注解正蒙》、《古乐经传》、《榕村韵书》、《参同契注》、《阴符经注》、《榕村语录》等，结辑为《榕村全集》、《榕村别集》、《榕村续集》等。
  以往人们对李光地评价不好，说他出卖朋友陈梦雷以求官；父亲死了贪做官不肯奔丧；临死有个姘头所生的儿子来承受家产。①钱穆说：“光地实小人，富贵煊赫不足以掩其丑。全谢山（祖望）称其‘早年卖友、中年夺情、慕年竟居然以外妇之子来归，足称三案’。”②今人许苏民著《李光地传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对“三案”详加考证，为之辩冤。
  李光地帮助康熙皇帝平定了耿精忠、郑经等人的封建割据，收复了台湾，实现了国家统一；并采取了有利的政策，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发展。他关心民瘼，在任直隶巡抚时，皇帝经常出游其地，扈从嚣沸，民苦不堪言，他请从宽减损以纾民力。当时，漳河、子牙河、永定河等水患严重，他数疏皇帝拨款治理；他亲勘原委，督定工程，一年即见成效，为民造福不少。他建议放松海禁，使沿海居民生治安定。他重视教育事业。任地方官时，拨款修建学堂，选拔优秀教学人士，闲暇亲临讲学，追随请教者甚多，曾助许多人士在学术上获得成就，培养了不少知识分子。清唐鉴说：“本朝（按指康熙朝）诸名公，称善育才者，必以光地为首。”③
  李光地力学过人，虚心请教，知识渊博。他5岁入学，10岁能写诗作文，12岁读毕群经，18岁著《性理》，19岁著《四书解》，20岁著《周易解》，21岁著《谱太极通书相表里图》，23岁著《洪范解》、《卜书补义》，24岁著《历象要义》。29岁殿试时，富鸿基称其“忠诚君子天下才”。38岁任内阁学士。此职主于赞画枢机，分裁文献，老成知军国大体及有文章声望者，才能任此职。李光地好学至老益笃。曾问音学于顾炎武，问历算于梅文鼎，皆尽其要。与人论学，有一言之合，即改己说而从之。尝自言为学，初入馆与德子谔、徐善长相切磋，学乃一变；中岁得杨宾实、张长吏，学又一变；至晚岁，学问又进。李光地学精且博，以朱子为依归而不拘门户之见。他深究天人之际，熟悉经义性理，旁及历算、图书、象数、乐律、韵谱以至道术、兵符，无不参究，得其蕴奥。渊博的学问使他成为能左右康熙皇帝学术思想者。
  由于李光地有好的品质、学问和政绩，所以康熙皇帝对他的知遇比诸臣更隆。康熙皇帝谕大学士等曰：“李光地自任直隶巡抚以来，每年雨水调顺，五谷丰登，官吏兵民无不心服。”李光地死时，康熙帝在热河，闻之深为悯悼。谕部臣曰：“李光地久任讲幄，简任纶扉，谨慎清勤，始终如一。且学问渊博，研究经籍，讲求象数，虚心请益。知之最真，无有如朕者，知亦无有过于李光地者。”④李光地深得康熙之信任，可见其业绩之显著。
  （二）复兴朱子学和学术方法论
  李光地是朱熹的崇拜者，为清朝振兴朱子学作了不懈的努力。清唐鉴谓“光地学博而精，以朱子为依归”。①李光地曰：
  朱子之学，守章句，践规矩，故其学于诸家为无弊也。象山之学，见之者慈湖，闻之者姚江；由其言，“六经”不可作也，文、武之道尽矣，虽后有贤圣而焉师乎？②
  李光地积极向朝廷推荐朱子学。在圣祖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李光地被授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和直经筵兼充日讲起居注官之后，经常和康熙皇帝一起研究程朱理学。特别是，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后，李光地影响康熙皇帝更深，称日召入殿切磨性理，君臣相得。康熙尝谓“知光地莫若朕，知朕亦莫若光地”。③唐鉴说：“左右圣祖（按指康熙皇帝）者孝感（按指熊赐履）、安溪（按指李光地），后先相继而资赞助者，安溪为独多。”④李光地在编纂《朱子全书》过程中，每卷稿成，进呈御裁，相互商议。君臣这样深入地商议朱子学问题，足见李光地影响康熙皇帝之深。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五十四年（1715年），皇帝先后谕敕李光地编纂《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在康熙朝所编纂的一系列的大部头的典籍，编纂者皆非一个，而反映清初统治思想的《性理精义》的编纂只委命李光地一人。此足见李光地之朱子学思想在康熙皇帝眼中的地位。此外，李光地根据康熙皇帝提倡程朱理学的宗旨，摘录《朱子语类》140卷和《朱子文集》100卷中的精华，以类排比，分成19门，成《朱子全书》66卷。依李光地意，是书包含了朱熹一生之微言大义。此书以“御纂”的名义颁行全国。《性理精义》乃是赓续《全书》而作，是在明人胡广等编纂的《性理大全》的基础上选录、增益而成的。康熙皇帝在《性理精义序》文中谓，《性理大全》择焉不精，乃命李光地省其品目，撮其体要。李光地所编纂的《性理精义》是以朱熹思想为线索的。这一方面反映出朱子学在清初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也有力地说明李光地倾慕朱熹，为在清朝振兴朱子学而努力。
  李光地虽主程朱，但又不像一般朱子学者那样墨守门户之见，一味指责他人的学说或学派为非，否认别家的学术成果。李光地提出一个很有价值的见解，即认为在学术理论上不论哪家，有错误要批评，有优点要学习。他说：“夫徒以言出夫子而不敢疑之也，又乌能言？”①李光地不同意“元明以来诸儒仅守朱说”②，认为朱子之言不能无疑。他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持比较客观的公允态度。
  李光地对朱子学笃信而时有不同。李光地的易论极为有名，他最有学术成就的著作是《周易折中》。在这部书中，他对汉宋以来的诸家易论之优兼收并容，不病异同，而一切支离幻渺之说咸斥不录，成一家之言。他指出，朱熹否认王弼不应该调整《周易》经传次序的合理性，复古本经传是不对的。他遵从王弼所调整的《周易》经传，不用朱本《周易》。但是，他又认为，自己对《周易》的解释与朱熹是一致的。在他看来，朱熹的《易》之卜筮说是对易的重大贡献。他的易论与朱熹的易论有异而无背，只是发其所未备。李光地于《尚书》重考证，不据理悬揣，较符合朱熹实事求是的治学观点。李光地对《诗经》的见解与朱熹差不多，不主训诂名物，而主涵泳，文句得其美刺之旨而止。
  李光地不同意朱熹认为《大学》错乱而需要加以调整、更改，《大学》格物致知有经无传而为之补上。他认为，《大学》宜还古本，古本无误；《大学》宜以“知本”为格物第一义。他不同意朱熹把《大学》中的格物之格训为“至极”、物训为“事”，认为格物应训为“知本”。但是，李光地承认朱熹对《大学》内容解释的正确性，认为是“圣人复起，不能易焉”。③
  李光地的根本立场是站在朱熹一边的，是在此基础上调节朱子学派与其他学说的矛盾。因此，总的说来李光地是朱子学家。
  （三）哲学思想
  李光地的思想涉及许多方面。他恪奉程朱，研求经术义理，尤深究天人性命之精微，以及兵农礼乐之经纬，他于律吕、音韵、历算等，亦被称为有得。
  李光地赞同朱熹的理气观。他说：“朱子之论理气也，曰理先气后。”④在李光地看来，天地间事物都可归结为理气，理是主要的，气是理的作用或表现。
  李光地反复讲了理气的关系。他说：“气者，理之所乘也，无非心也。”⑤李光地吸取了心学派的某些因素。李光地通过理和气的关系把理和天、命、道、太极联系起来。李光地认为，气就是充满天地间的阴阳、动静、明晦、出入、浮沉、升降、清浊、融结，所以然者，谓之天、谓之命。孔子谓之道、谓之太极。程子、朱子谓之理。理和天、命、道、太极具有相同的意义，都是世界万物的主宰或本原。
  在李光地看来，天地间理和气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理是气之本，没有无理之气；气是理之用，没有无气之理。气运而不息，穷则变，变则通，从而出现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物。由于气在不停的变化，因而气有偏有中正。气不偏而中正即理之全，气偏而不正（中）则理之不全。李光地说：
  阴阳之气有中偏，故有亏全。阳有精粗，故有清浊；阴有粹驳，故有邪正。有精之精者，精之粗者，粹之粹者，粹之驳者，有多寡也，故又有厚薄亏全者。全体之中偏也，清浊、邪正一体之中偏也，厚薄中者之中偏也。
  在这里，李光地讲了由于阴阳二气有精粗、粹驳、多寡，因此产生气之正（中）偏的各种情况。李光地又说：
  理统其全，气据其偏。全乎理者中气也，过乎中、不及乎中，则谓之偏气，杂糅不齐之气而理不受焉。理者，当然也，过焉、不及焉，可谓之当然乎？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贵中，认为只有中才能有常，即具有永久性。在李光地看来，理于气之所以尚全而恶偏，是因为理全为善，从而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具备。凡人本来皆具五常之性，只是因为气偏而五常之性不显。李光地又说：
  气之推移有中偏，故有精粗，有粹驳。夫非无仁也，得仁之偏者也，仁之驳者也，则不知其为仁也；夫非无义也，得义之偏者也。义之粗者也，则不知其为义也。中则合仁与义，抑且粹然仁矣，粹然义矣。降而中（等）人焉，偏于仁，不足于义，非仁之至也。偏于义不足于仁非义之至也。降而庸恶（下等人）焉，岂无所谓爱。不得谓之仁，是无义也，并与仁而失之者也。降而盗贼焉，岂无所谓果，不得谓之义，是无仁也，并以义而失之者也。降而禽兽焉，岂能无所贪，而去仁也远矣，岂能无所决，而去义也远矣。
  这就是说，人与物之别，人们等级之别，全在于气之偏正和理之中正。理本身是无差别的，理之有别是气之偏正的表现。人之五性偏则乃事隳。隳即毁坏。李光地又说：
  万事隳，非理性本然也，气之偏者为之也。理则全而不偏，惟中者近
  之，故论道者贵中。人是理与气相结合的产物。得气不过亦无不及即不偏谓之中，中则理之全，五常之性具备。因此，儒家最为推崇适中、中庸，认为中庸之德，至高无上，即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因为它具备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①
  人具备五常之性，就是人的本性都是善的，只是有时掩于气之偏，才有所不善。李光地全面讲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人受天地之气以生，虽有偏而理未始不全赋，而性未始不全具。掩于气之偏，故微而不能自达，或感而动，或学而明，或用而觉，其微渺之端绪乃可得而见。这是因为，皆其所本有，而非其所本无。虽然其偏不能自反者，人则制之；“其美不能自达者，人则遂之。收其利，远其害，于以当理而若性一也。”“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赞化育而与天地参矣。”在李光地看来，陆王学派由于把心和理等同起来，排除理和气的关系，从而得出心无善恶的结论。李光地指出，王阳明“把心理二字往往混而为一，晚岁遂有心无善恶之说”。李光地认为，人是理与气生，不管气之偏正，“而理未始不全赋焉，而性未始不全具焉”，有时“掩于气之偏，故微而不能自达”，“要皆其所本有，而非其所本无也”。①这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善的，尽管一时显现不出来，但经过努力可以人人为善。
  李光地基于其人性论观点，提出自己的认识修养论。他生平论学要旨以志、敬、知、行为序。他对在《通书篇》中讲的，“立志所以植其本，居敬所以持其志，穷理所以致其知，躬行所以蹈其实”四事。他说：
  四事者一时并用，非今日此而明日彼。故欲行而不知，则怅怅然其何之？求知而不敬，则心昏然而不能须臾；敬而非志，则又安得所谓日强之效也。且志而非敬，则此志何以常存？敬而非知，则措其心于空虚之地；知而非行，则理皆非在我而无实矣。然四者相须并进，而其序既有先后，则得效亦有难易浅深。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志已立矣；“三十而立”，盖敬始成也；自“不惑”、“知天命”、“耳顺”，而知始精；又至“从心不踰矩”，而行始熟。先儒以为因其似以自名，为学者立法是已。古学校之教亦然，始视离经辨志，观其志之何如也；继视敬业乐群，察其能敬与否也；又视博习亲师，论学取友，则知学问思辨之日新，卒乃知类通达，强立不返，则知力行之有成矣。然此四者循环迭用，日月有日月之功，终身有终身之验，圣人有圣人之效，学者有学者之益。虽一日服行，朝暮之间，亦可以旋变。又如志于道，亦立志之谓也；据于德，亦持敬之谓也；依于仁者，真知允蹈乎天理之中；游于艺者，则义精仁熟之事也。②
  李光地这段论述是对朱熹居敬穷理之说的阐发，在《榕村语录》中此类论述甚多。李光地之所以一再强调志、敬、知、行的次序，是为校正明中叶以来颇滋流弊的王阳明知行合一说。李光地强调知先行后，指示学者以此为用功之要，知在行前，而知之先，又需有志、敬工夫。志、敬、知、行四个环节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立志是为学的开端和根本。
  对于知和行的关系，李光地反复强调，要坚持朱熹的先知后行说。“知行之序，性命之理，不可易也。”他认为，知者，学之始；行者，知之终；主敬者，学之所以成始成终也。①李光地明确讲要知先行后、知始行终，这种秩序是不可改易的。

①参见［清］全祖望：《鲒埼亭集·李文贞遗事》。 ②钱穆：《中国三百年学术思想史》，商务印书局1998年版，第157页。 ③《清儒学案·安溪学案》。 ④《清史稿》卷二六二《李光地传》。 ①《清儒学案·安溪学案》。 ②《榕村全书·诸儒》。 ③《清史稿》卷二六二《李光地传》。 ④《清儒学案·安溪学案》。 ①《尊朱要旨》。 ②《大学古本私记序》。 ③《大学古本说》。 ④《尊朱要旨》。 ⑤《孟子篇》。 ①以上见《尊朱要旨》。 ①《通书篇》。 ②《尊朱要旨》。 ①《尊朱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