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基于上述，朱熹的史学跟其经学一样，主要的是通过阐述儒家典籍，根据儒家典籍中的观点和材料，评价、编纂历史。综观朱熹的主要史学著述，诸如《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八朝名臣言行录》，保存于《朱子文集》中的历史人物年谱、行状、传记和其他史学专题论文，以及《朱子语类》中的有关言论等，其历史学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正统论问题
西汉董仲舒提出的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三统”循环的五行相生相胜的君权神授的历史观，后来班固明确宣称：“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尚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①将刘汉说成是上承三代的正统王朝。
朱熹在继三代为正统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正统论。朱熹说：“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大权是否归一，是正统的首要标准。据此，宋前只有周、秦、汉、西晋、隋、唐6个统一王朝称得上正统，其他难于归正统之列。对此，有两种情况。朱熹说：
有始不得正统，而后方得者，是正统之始；有始得正统，而后不得者，是正统之余。如秦初犹未得正统，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统。晋初亦未得正统，自泰康以后，方始得正统。隋初亦未得正统，自灭陈后，方得正统。如本朝自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统。②
这是讲正统之始。至于正统之余，是指正统王朝分裂，或偏安一地，如东晋、蜀汉。在这两种情况之外，便是无正统可言，称之为僭国或篡贼。
朱熹指出，“三国当以蜀汉为正统”③。朱熹处于赵宋偏安江南，为蜀汉争正统实为赵宋争正统，以正名分，用伦理纲常来评判历史。
朱熹正统论的内在根据，是“以经为本”。他反复强调：
为学之序，为己而后可以及人，达理然后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看史，其序不可乱也。④
示谕学校曲折，具悉雅志。今时教官，能留意如此者，诚不易得。然更在勉其学业，虽未能深解义理，且得多读经史，博通古今，亦是一事，不可只念时文，为目前苟简之计也。①
示喻令学者兼看经史，甚善甚善。此间来学者少，亦欲放（仿）此接之，但少通敏之姿，只看得一经，或《论》、《孟》已无余力矣。所抄切己处，便中得数段见寄，幸甚。然恐亦当令多就经中留意为佳。盖史书闹热，经书冷淡。后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者，此亦当预防也。②
在朱熹看来，史著与经书等都是为了辨验是非、阐明义理；史著文词多寡、辞采优劣不是史著好坏标准，贯穿义理与否才是标准；史臣著史的职责（即史著的作用）在于规劝帝王弘扬德业，扬善弃恶，振兴国家。基于这种认识，朱熹对“苏黄门作《古史序篇》……于义理大纲领处，见得极分明，提得极亲切”，认为于世有补而大加褒扬。③
朱熹认为，历史上的凶吉存亡、为戒为法的“粲然之迹、必然之效”，都“莫不具于经训史册之中”。④以此来讽劝帝王读经看史，辨析义理，改邪归正，励精图治。这种劝善惩恶之意，折射出朱熹要求编纂史著时要体现这一内容，而使史著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
（二）秉笔直书
著名的史学理论家章学诚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譬人之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也。”⑤这里的义，是指思想意识、学术观点，即古人所说的史德。史学家著述，要实事求是，不能以主观的好恶去歪曲历史。义（史德）是治史的精神，再加事（掌握历史事实）、文（写作能力、文采），就能撰写出好的史书来。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把历史著述看成是实录。有史德才能实录，就是善恶皆不隐的直书。班固在评价司马迁《史记》时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⑥
朱熹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代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在朱熹看来，“史”是具有鉴戒作用的，应该“善善恶恶，是是非非，皆著存得在那里”⑦，否则难以垂训万世。只有像孔子那样据实著史，才是可以为鉴为戒的。因此，朱熹甚有感触地评论东晋陶侃之事，其引吴澥所著《辩论》曰：
庾氏世总朝权，其志一逞，遂从而诬谤之耳。秉史笔者既有所畏，何所求而不得哉！是其旁见曲出，乃所以证成其罪也。……自古欲诬人而不得者，必渝以闺房之事，以其难明故也。今《晋书》欲诬士行，而乃以梦寐之祥，是其难明殆又甚于闺房哉！①
朱熹赞同吴澥的这种史观。朱熹的这种著史不为权贵所左右的观点，据实而书，是与后来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讲的“史德”完全符合的。②
（三）主要史著
《资治通鉴纲目》59卷是书撰编于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朱熹39岁。其基础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通鉴目录》、《举要历》和胡安国的《资治通鉴举要补遗》。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序》中说：
尝过不自料，辄与同志因两公四书，别为义例，增损〓栝，以就此编。……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而两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识矣。③
参与是书编撰的有门人赵师渊等人。怕自己与参与编撰的门人离开其动机与目的，朱子特地亲手制订了19章137条的详细“凡例”，其大要是明正统、斥篡贼，立纲常、扶名教，法《春秋》、除史弊。在这里明正统是根本，因为从义理的角度看，如果法统不正，也就失去了是非得失的标准。朱熹把这部史著纳入其理学体系之中，使历史事实“会归于一理”，即归于天理的裁断，为“致知格物之学者”，读之“慨然有感于斯”。
今天读《资治通鉴纲目凡例》的19章137条，订得是那么具体，什么事该书，什么事不该书，什么事又该怎么书，这实际上是在一字定褒贬，并非直载当时之事。《资治通鉴纲目》不追求史实是否真正可靠，而是在用理学家的义理观来评估历史。
《八朝名臣言行录》24卷 包括《五朝名臣言行录》10卷（即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自赵普至苏洵等55位名臣，附5人）、《三朝名臣言行录》14卷（即神宗、哲宗、徽宗三朝自韩琦至陈师道等44位名臣）。朱熹在《八朝名臣言行录序》中说：
予读近代文集及记事之书，观其所载国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摄取其要，聚为此录，以便记览。①
据此，看出是从义理的角度上衡量的。书中所选的近百名名臣，都是关系宋朝各个时期历史发展的关键性人物，他们的言行是与宋朝的政治盛衰息息相关的。所以读这部书既能知道名臣们的为人和政治态度，又能通过他们的言行看出宋朝政治的盛衰。
《八朝名臣言行录》，以人系事，荟萃群言，又注明出处，条理清楚，叙次明白。这种编纂方法后世有仿效与接续，出现明沈应奎编的《名臣言行录新编》、编者不详的《皇明名臣言行录》、明徐咸编的《近代名臣言行录》等。这类书虽然还构不成一个系列，但说明朱熹在这方面是有开创性的。
《伊洛渊源录》14卷 此书是记录二程及其弟子的学术史。编写始终都与吕祖谦进行商量。朱熹在给吕祖谦的信中曰：
欲作《渊源录》一书，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诸人事首末。因书士龙（按指薛季宣），告为托其搜访见寄也。……《渊源》、《外书》，皆如所喻。但亦须目下不住寻访，乃有成书之日耳。②
编纂是书的动机与目的是说明圣贤之用，义理之正，标明二程思想为理学正宗，着重探讨二程以前诸儒对二程学说形成的影响源远流长。书中除了详细记述二程及程门弟子中比较著名学者的言行以外，对程门弟子言行无大影响的亦具录姓名，以志当年程门学说之盛。
《伊洛渊源录》在编纂体例上首创以事状、遗事与言论合编的形式，使读者既能从中了解当时著名学者的生平事迹，也能了解到他们的言论和学术思想。这种编纂体例，既影响了后来元代编修《宋史》时将“道学”与“儒林”分传，启发了后来谢铎、薛应旗、朱衡、张伯行等也分别编纂《伊洛渊源续录》、《考亭渊源录》、《道学源委》等书，也影响了后来周汝登编的《圣学宗传》、孙奇逢编的《理学宗传》及黄宗羲编的《明儒学案》等书。
（一）正统论问题
西汉董仲舒提出的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三统”循环的五行相生相胜的君权神授的历史观，后来班固明确宣称：“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尚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①将刘汉说成是上承三代的正统王朝。
朱熹在继三代为正统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正统论。朱熹说：“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大权是否归一，是正统的首要标准。据此，宋前只有周、秦、汉、西晋、隋、唐6个统一王朝称得上正统，其他难于归正统之列。对此，有两种情况。朱熹说：
有始不得正统，而后方得者，是正统之始；有始得正统，而后不得者，是正统之余。如秦初犹未得正统，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统。晋初亦未得正统，自泰康以后，方始得正统。隋初亦未得正统，自灭陈后，方得正统。如本朝自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统。②
这是讲正统之始。至于正统之余，是指正统王朝分裂，或偏安一地，如东晋、蜀汉。在这两种情况之外，便是无正统可言，称之为僭国或篡贼。
朱熹指出，“三国当以蜀汉为正统”③。朱熹处于赵宋偏安江南，为蜀汉争正统实为赵宋争正统，以正名分，用伦理纲常来评判历史。
朱熹正统论的内在根据，是“以经为本”。他反复强调：
为学之序，为己而后可以及人，达理然后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看史，其序不可乱也。④
示谕学校曲折，具悉雅志。今时教官，能留意如此者，诚不易得。然更在勉其学业，虽未能深解义理，且得多读经史，博通古今，亦是一事，不可只念时文，为目前苟简之计也。①
示喻令学者兼看经史，甚善甚善。此间来学者少，亦欲放（仿）此接之，但少通敏之姿，只看得一经，或《论》、《孟》已无余力矣。所抄切己处，便中得数段见寄，幸甚。然恐亦当令多就经中留意为佳。盖史书闹热，经书冷淡。后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者，此亦当预防也。②
在朱熹看来，史著与经书等都是为了辨验是非、阐明义理；史著文词多寡、辞采优劣不是史著好坏标准，贯穿义理与否才是标准；史臣著史的职责（即史著的作用）在于规劝帝王弘扬德业，扬善弃恶，振兴国家。基于这种认识，朱熹对“苏黄门作《古史序篇》……于义理大纲领处，见得极分明，提得极亲切”，认为于世有补而大加褒扬。③
朱熹认为，历史上的凶吉存亡、为戒为法的“粲然之迹、必然之效”，都“莫不具于经训史册之中”。④以此来讽劝帝王读经看史，辨析义理，改邪归正，励精图治。这种劝善惩恶之意，折射出朱熹要求编纂史著时要体现这一内容，而使史著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
（二）秉笔直书
著名的史学理论家章学诚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譬人之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也。”⑤这里的义，是指思想意识、学术观点，即古人所说的史德。史学家著述，要实事求是，不能以主观的好恶去歪曲历史。义（史德）是治史的精神，再加事（掌握历史事实）、文（写作能力、文采），就能撰写出好的史书来。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把历史著述看成是实录。有史德才能实录，就是善恶皆不隐的直书。班固在评价司马迁《史记》时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⑥
朱熹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代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在朱熹看来，“史”是具有鉴戒作用的，应该“善善恶恶，是是非非，皆著存得在那里”⑦，否则难以垂训万世。只有像孔子那样据实著史，才是可以为鉴为戒的。因此，朱熹甚有感触地评论东晋陶侃之事，其引吴澥所著《辩论》曰：
庾氏世总朝权，其志一逞，遂从而诬谤之耳。秉史笔者既有所畏，何所求而不得哉！是其旁见曲出，乃所以证成其罪也。……自古欲诬人而不得者，必渝以闺房之事，以其难明故也。今《晋书》欲诬士行，而乃以梦寐之祥，是其难明殆又甚于闺房哉！①
朱熹赞同吴澥的这种史观。朱熹的这种著史不为权贵所左右的观点，据实而书，是与后来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讲的“史德”完全符合的。②
（三）主要史著
《资治通鉴纲目》59卷是书撰编于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朱熹39岁。其基础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通鉴目录》、《举要历》和胡安国的《资治通鉴举要补遗》。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序》中说：
尝过不自料，辄与同志因两公四书，别为义例，增损〓栝，以就此编。……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而两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识矣。③
参与是书编撰的有门人赵师渊等人。怕自己与参与编撰的门人离开其动机与目的，朱子特地亲手制订了19章137条的详细“凡例”，其大要是明正统、斥篡贼，立纲常、扶名教，法《春秋》、除史弊。在这里明正统是根本，因为从义理的角度看，如果法统不正，也就失去了是非得失的标准。朱熹把这部史著纳入其理学体系之中，使历史事实“会归于一理”，即归于天理的裁断，为“致知格物之学者”，读之“慨然有感于斯”。
今天读《资治通鉴纲目凡例》的19章137条，订得是那么具体，什么事该书，什么事不该书，什么事又该怎么书，这实际上是在一字定褒贬，并非直载当时之事。《资治通鉴纲目》不追求史实是否真正可靠，而是在用理学家的义理观来评估历史。
《八朝名臣言行录》24卷 包括《五朝名臣言行录》10卷（即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自赵普至苏洵等55位名臣，附5人）、《三朝名臣言行录》14卷（即神宗、哲宗、徽宗三朝自韩琦至陈师道等44位名臣）。朱熹在《八朝名臣言行录序》中说：
予读近代文集及记事之书，观其所载国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摄取其要，聚为此录，以便记览。①
据此，看出是从义理的角度上衡量的。书中所选的近百名名臣，都是关系宋朝各个时期历史发展的关键性人物，他们的言行是与宋朝的政治盛衰息息相关的。所以读这部书既能知道名臣们的为人和政治态度，又能通过他们的言行看出宋朝政治的盛衰。
《八朝名臣言行录》，以人系事，荟萃群言，又注明出处，条理清楚，叙次明白。这种编纂方法后世有仿效与接续，出现明沈应奎编的《名臣言行录新编》、编者不详的《皇明名臣言行录》、明徐咸编的《近代名臣言行录》等。这类书虽然还构不成一个系列，但说明朱熹在这方面是有开创性的。
《伊洛渊源录》14卷 此书是记录二程及其弟子的学术史。编写始终都与吕祖谦进行商量。朱熹在给吕祖谦的信中曰：
欲作《渊源录》一书，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诸人事首末。因书士龙（按指薛季宣），告为托其搜访见寄也。……《渊源》、《外书》，皆如所喻。但亦须目下不住寻访，乃有成书之日耳。②
编纂是书的动机与目的是说明圣贤之用，义理之正，标明二程思想为理学正宗，着重探讨二程以前诸儒对二程学说形成的影响源远流长。书中除了详细记述二程及程门弟子中比较著名学者的言行以外，对程门弟子言行无大影响的亦具录姓名，以志当年程门学说之盛。
《伊洛渊源录》在编纂体例上首创以事状、遗事与言论合编的形式，使读者既能从中了解当时著名学者的生平事迹，也能了解到他们的言论和学术思想。这种编纂体例，既影响了后来元代编修《宋史》时将“道学”与“儒林”分传，启发了后来谢铎、薛应旗、朱衡、张伯行等也分别编纂《伊洛渊源续录》、《考亭渊源录》、《道学源委》等书，也影响了后来周汝登编的《圣学宗传》、孙奇逢编的《理学宗传》及黄宗羲编的《明儒学案》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