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经学是指训解、阐述和研究儒家经典之学。战国时的儒家学者已开始阐释儒家经典，好经术，尚礼乐。至汉代，经学大盛。然经学之名则见于《汉书》：兒宽“见上（汉武帝），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③
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作为注释和研究的对象，并结合各个时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些新见解，为现实社会服务。离开了儒学，便无经学。而离开了经学，也谈不上儒学的流传和发展。既不能把经学与儒学混为一谈，亦不可把二者截然分开，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
先秦儒家经典主要有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因为《乐》有目无书，说法不一，汉代人删去而增进《孝》《论语》，合称七经。唐代人又扩至九经或十二经：把《礼》析为《周礼》、《仪礼》、《礼记》，再增进《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以及《尔雅》。宋代人增进《孟子》，总称“十三经”。朱熹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加上《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是经书的选集。历代对经书的研究和注释著作难以胜数，其中宋朱熹的《四书集注》是儒家经典的精选读本，最有学习研究的价值。
朱熹在汉唐训诂注疏之经学的基础上，在其理学思想的指导下，结合时代的需要，提出自己系统的经学思想，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关于朱熹之经学，周予同、邱汉生、蔡方鹿、林庆彰、姜广辉等有全面深刻的论述。①朱熹的经学，包括了经学的各个领域，诸如“四书”学、《易》学、《诗经》学、《尚书》学、《礼》学、《春秋》学、《孝》学等。这里，主要论述朱熹的“四书”学。
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在漳州刊“四书”，并为之作注。“四书”之名由此始。周予同说：
按《论语》，汉文帝时曾立博士，《汉书·艺文志》附于六经之末。《孟子》本战国儒家之一支派；赵岐《孟子题词》虽谓文帝时亦尝立博士，然其说不可甚信；《汉志》以来，向列于子部儒家，与《荀子》并称《孟》、《荀》。至于《大学》与《中庸》，本《小戴礼记》中之二篇；《汉志》有《中庸说》二篇、《隋志》有戴颙《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中庸》别行，古已有之；唯《大学》一篇，向附《戴记》，李唐以前，未有别行之本。自宋儒性理之学兴，于是开《孟子》以配《论语》，出《学》、《庸》以别《戴记》。……朱熹承小程之学，以《四书》为其哲学上之论据，于是殚精悉力，从事训释。既成《四书章句集注》十九卷，复撰《四书或问》三十九卷，而其他《论孟精义》、《论孟要义》、《学庸详说》等之初稿尚不计焉。②
朱熹积40年之功，对“四书”精加注释，将其《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刻，成《四书章句集注》。用“四书”取代传统的“六经”，用“四书”义理建立起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正宗思想。朱熹的“四书”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个里程碑。
朱熹的“四书”学以明道为宗旨，因此他以理学的逻辑顺序排列“四书”次序。对此，黄榦有所概括：
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以《论》、《孟》，则无以融合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①
对此，朱熹提出如下的学研“四书”的次序。他说：
《论》、《孟》、《中庸》，待《大学》贯通浃洽，无可得看后方看，乃佳。道学不明，元来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无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实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践履自然纯熟。非但读书一事也。②
在朱熹看，《大学》不仅是“四书”之先，而且是整个学问之先务。这是因为，《大学》系统地论述了三纲领、八条目，以及治学、践履次第，是修身治国的纲领。通过治《大学》，打下根基，才能真正明白儒学。这里，一是先难后易，遵循渐进的为学原则；二是依据儒学的内在逻辑结构，就更掌握理学的内容实质。
汉唐儒者大多用对“六经”训诂注疏的方法来治经，不太注重通过治“六经”来阐发义理。而宋学学者，尤其是宋代理学家，主要是通过治“四书”来阐发义理和新儒学的天理论，故“六经”和“四书”分别为汉学学者和宋学学者所看重，而成为各自治经学所主要依据的经典。这在朱熹提出“四书”重于“六经”思想后的南宋更是如此。
朱熹在二程等思想的基础上，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以理学理论为标准，倾其毕生的精力注解“四书”，从中发挥新儒学的义理，用重义理及天理论的理学思维模式取代传统汉学的单纯注经模式，强调“四书”重于“六经”，从而确立了“四书”在中国经学史上的主体地位。据研究，《四书章句集注》引用历代注家50多处，其中主要是理学家的注疏，引二程言论239处，居于首位，其次是二程的弟子及后学，张载等理学家的言论也有所引，再就是苏轼、王安石、吴棫等宋学学者的材料。至于汉学学者的言论，朱熹虽也加以征引，如郑玄、马融、赵岐等，但条数则较少。由此可见朱熹对理学、宋学、汉学的远近亲疏的认同程度。
朱熹之所以强调“四书”重于“六经”，是因为在他看来，《诗》、《书》、《易》、《春秋》等“六经”与圣人本意之间已隔有一两重，乃至三四重，所以与其求之于“六经”，不如直接从《论语》、《孟子》等“四书”中领会圣人之本意。他说：
《春秋》义例、《易》爻象，虽是圣人立下，今说者用之，各信己见，然于人伦大纲皆通，但未知曾得圣人当初本意否。……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先须于《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①
这即是说，《论语》、《孟子》直接记载了孔孟之言，传道立说，深得圣人之旨。通过“专意”读其书，便可掌握圣人本意，即求得儒家圣人之道。而《诗》、《书》、《易》、《春秋》等“六经”并非治经之急务，其本义皆非为阐发义理而作。因此，朱熹指出，如果要探求圣人之道，不须急于理会“六经”，只要先从《论语》、《孟子》中专心领会即可，把“六经”置于从属于《论语》等“四书”的位置。他强调：“《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②显然认为《论语》、《孟子》等“四书”的重要性和适用效果超过“六经”。
朱熹认为，儒家思想主要蕴涵在“四书”之中，而“六经”只是间接与圣人之道有关。这与汉唐经学以“六经”为主，重视训诂注疏的治经路向形成对照。重义理，从“四书”中阐发理学思想；还是重训诂，注重对“六经”的注疏，这是朱熹经学与汉唐经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相互区别的标帜。在程朱“四书”学内部，以“四书”阐发义理，是二程与朱熹的大同；而朱熹在追求义理为宗旨的前提下，亦不忽视训诂注疏，主张以义理为主而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是二程与朱熹的小异。此小异反映出了朱熹经学的特点，以及对二程“四书”学的发展，亦是对汉唐经学的否定之否定，辩证的发展。
朱熹之治“四书”，遵循其先后之序，由《大学》，而《论语》，而《孟子》，而《中庸》，一步一步地阐发义理，使其新儒学的义理不断丰富完善和体系化，建立起以“四书”学为核心的新经学思想体系，其中包含了史学、哲学等重要内容，最终是为其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作论证。③
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作为注释和研究的对象，并结合各个时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些新见解，为现实社会服务。离开了儒学，便无经学。而离开了经学，也谈不上儒学的流传和发展。既不能把经学与儒学混为一谈，亦不可把二者截然分开，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
先秦儒家经典主要有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因为《乐》有目无书，说法不一，汉代人删去而增进《孝》《论语》，合称七经。唐代人又扩至九经或十二经：把《礼》析为《周礼》、《仪礼》、《礼记》，再增进《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以及《尔雅》。宋代人增进《孟子》，总称“十三经”。朱熹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加上《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是经书的选集。历代对经书的研究和注释著作难以胜数，其中宋朱熹的《四书集注》是儒家经典的精选读本，最有学习研究的价值。
朱熹在汉唐训诂注疏之经学的基础上，在其理学思想的指导下，结合时代的需要，提出自己系统的经学思想，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关于朱熹之经学，周予同、邱汉生、蔡方鹿、林庆彰、姜广辉等有全面深刻的论述。①朱熹的经学，包括了经学的各个领域，诸如“四书”学、《易》学、《诗经》学、《尚书》学、《礼》学、《春秋》学、《孝》学等。这里，主要论述朱熹的“四书”学。
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在漳州刊“四书”，并为之作注。“四书”之名由此始。周予同说：
按《论语》，汉文帝时曾立博士，《汉书·艺文志》附于六经之末。《孟子》本战国儒家之一支派；赵岐《孟子题词》虽谓文帝时亦尝立博士，然其说不可甚信；《汉志》以来，向列于子部儒家，与《荀子》并称《孟》、《荀》。至于《大学》与《中庸》，本《小戴礼记》中之二篇；《汉志》有《中庸说》二篇、《隋志》有戴颙《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中庸》别行，古已有之；唯《大学》一篇，向附《戴记》，李唐以前，未有别行之本。自宋儒性理之学兴，于是开《孟子》以配《论语》，出《学》、《庸》以别《戴记》。……朱熹承小程之学，以《四书》为其哲学上之论据，于是殚精悉力，从事训释。既成《四书章句集注》十九卷，复撰《四书或问》三十九卷，而其他《论孟精义》、《论孟要义》、《学庸详说》等之初稿尚不计焉。②
朱熹积40年之功，对“四书”精加注释，将其《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刻，成《四书章句集注》。用“四书”取代传统的“六经”，用“四书”义理建立起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正宗思想。朱熹的“四书”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个里程碑。
朱熹的“四书”学以明道为宗旨，因此他以理学的逻辑顺序排列“四书”次序。对此，黄榦有所概括：
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以《论》、《孟》，则无以融合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①
对此，朱熹提出如下的学研“四书”的次序。他说：
《论》、《孟》、《中庸》，待《大学》贯通浃洽，无可得看后方看，乃佳。道学不明，元来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无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实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践履自然纯熟。非但读书一事也。②
在朱熹看，《大学》不仅是“四书”之先，而且是整个学问之先务。这是因为，《大学》系统地论述了三纲领、八条目，以及治学、践履次第，是修身治国的纲领。通过治《大学》，打下根基，才能真正明白儒学。这里，一是先难后易，遵循渐进的为学原则；二是依据儒学的内在逻辑结构，就更掌握理学的内容实质。
汉唐儒者大多用对“六经”训诂注疏的方法来治经，不太注重通过治“六经”来阐发义理。而宋学学者，尤其是宋代理学家，主要是通过治“四书”来阐发义理和新儒学的天理论，故“六经”和“四书”分别为汉学学者和宋学学者所看重，而成为各自治经学所主要依据的经典。这在朱熹提出“四书”重于“六经”思想后的南宋更是如此。
朱熹在二程等思想的基础上，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以理学理论为标准，倾其毕生的精力注解“四书”，从中发挥新儒学的义理，用重义理及天理论的理学思维模式取代传统汉学的单纯注经模式，强调“四书”重于“六经”，从而确立了“四书”在中国经学史上的主体地位。据研究，《四书章句集注》引用历代注家50多处，其中主要是理学家的注疏，引二程言论239处，居于首位，其次是二程的弟子及后学，张载等理学家的言论也有所引，再就是苏轼、王安石、吴棫等宋学学者的材料。至于汉学学者的言论，朱熹虽也加以征引，如郑玄、马融、赵岐等，但条数则较少。由此可见朱熹对理学、宋学、汉学的远近亲疏的认同程度。
朱熹之所以强调“四书”重于“六经”，是因为在他看来，《诗》、《书》、《易》、《春秋》等“六经”与圣人本意之间已隔有一两重，乃至三四重，所以与其求之于“六经”，不如直接从《论语》、《孟子》等“四书”中领会圣人之本意。他说：
《春秋》义例、《易》爻象，虽是圣人立下，今说者用之，各信己见，然于人伦大纲皆通，但未知曾得圣人当初本意否。……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先须于《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①
这即是说，《论语》、《孟子》直接记载了孔孟之言，传道立说，深得圣人之旨。通过“专意”读其书，便可掌握圣人本意，即求得儒家圣人之道。而《诗》、《书》、《易》、《春秋》等“六经”并非治经之急务，其本义皆非为阐发义理而作。因此，朱熹指出，如果要探求圣人之道，不须急于理会“六经”，只要先从《论语》、《孟子》中专心领会即可，把“六经”置于从属于《论语》等“四书”的位置。他强调：“《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②显然认为《论语》、《孟子》等“四书”的重要性和适用效果超过“六经”。
朱熹认为，儒家思想主要蕴涵在“四书”之中，而“六经”只是间接与圣人之道有关。这与汉唐经学以“六经”为主，重视训诂注疏的治经路向形成对照。重义理，从“四书”中阐发理学思想；还是重训诂，注重对“六经”的注疏，这是朱熹经学与汉唐经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相互区别的标帜。在程朱“四书”学内部，以“四书”阐发义理，是二程与朱熹的大同；而朱熹在追求义理为宗旨的前提下，亦不忽视训诂注疏，主张以义理为主而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是二程与朱熹的小异。此小异反映出了朱熹经学的特点，以及对二程“四书”学的发展，亦是对汉唐经学的否定之否定，辩证的发展。
朱熹之治“四书”，遵循其先后之序，由《大学》，而《论语》，而《孟子》，而《中庸》，一步一步地阐发义理，使其新儒学的义理不断丰富完善和体系化，建立起以“四书”学为核心的新经学思想体系，其中包含了史学、哲学等重要内容，最终是为其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作论证。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