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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以德”是儒家的基本政治思想。《论语·为政》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著名论断，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此是后世德治先于法治的理论渊源。朱熹强调：
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②
“政”是指法制禁令，即统治的工具。“刑”是辅助统治的方法。“德礼”是统治工具和方法的根本。德礼高于政刑，是朱熹的基本主张。《朱子语类》记载了一段董铢录朱熹的话：
或问：为政以德。曰：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为政，亦不是块然全无所作为，但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盖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岂无所作为？但人所以归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为而天下归之，如众星之拱北极也。③
这是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
在朱熹的“为政以德”的思想中，特别强调恤民，认为“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④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又特别重视制民产。其《井田类说》曰：
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封，大夫不得专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数百千顷，富过王侯，是自封也；买卖由已，是自专其地也。⑤
他认为，土地是天下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为了改变当时豪强地主“自封”、“自专”兼并土地，他提出以“井田之法”解决。“井田之法，宜以口数占田，为立科限，民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贫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不亦宜呼？”①孟子井田制强调收什一之税，要求八家同养百亩公田，先公后私；而朱熹井田法则强调“以口数占田”（即“计口授田”）和“不得买卖（土地）”，其目的在于赡贫弱和防兼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朱熹企图以其“井田之法”来解决土地问题，虽是根本不可实现的空想，亦是难能可贵的。
朱熹在《答张敬夫书四》中又提出新的恤民构想。他认为，孟子论王道，以制民产为先。今井田之制未能遽讲，而财利之柄制于聚敛掊克之臣，朝廷不恤诸道之虚实，监司不恤州县之有无，而为州县者又不复知民间之苦乐。他说：
愚意莫若因制国用之名而遂备其实，明降诏旨，哀悯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泽之者，令逐州逐县各具：民田一亩，岁入几何？输税几何？非泛科率又几何（一县内逐乡里不同，亦依实开）？州县一岁所收金谷总计几何？诸色支费总计几何（逐项开）？有余者归之何许？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毕集，然后先忠厚通练之士数人，类会考究，而大均节之，有余者取，不足者与，务使州县贫富不至相悬，则民力之惨舒亦不至相绝矣。……是则虽未能遽复古人井田之法，而于制民产之意，亦仿佛其万一。如此，然后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②
朱熹这里所讲的普查田亩，平衡税收，取有余而与不足，是企图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
这里讲的制民产，是朱熹“经界”主张的核心。朱熹认为，丈量土地（正版籍），均田赋，就能使富者有业有税。朱熹自己说得很清楚。朱熹说：
细民业去产存，其苦固不胜言，而州县坐失常赋，日朘月削，其势亦将何所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于官府、细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奸民皆所不便。故向来议臣屡请施行，辄为浮言所沮，甚者至，以汀州盗贼藉口，恐协朝廷。殊不知往岁汀州累次贼盗，正以不曾经界，贫民失业，更被追扰，无所告诉，是以轻以从乱，其时未尝有经界之役也。③
正因为行“经界”触犯了地方豪强的实际利益，朱熹知漳州，所推行之行“经界”，结果是不了了之，没有结果。
朱熹进一步指出，省赋为恤民之本。当时，赋税名目烦多，除夏秋二税的农业正税之外，有经总制钱、月桩钱、版账钱等，其中经总制钱竟达正税的三倍。而农业正税本身也有，正税加耗、折帛钱、和买、和籴、科配等。此外，还有身丁税、商税、盐税、酒税等。朱熹认为，罢去冗费，而悉除无名之赋，方能救百姓于汤火之中。若不认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他主张须一切从正赋，凡所增各色，一齐除尽，民方始得脱净。他在知漳州任上，曾奏除属县无名之赋700万，减经制钱400万。①
荒年赈济是朱熹恤民的重要措施。最为突出的是，他到处推广社仓，为灾民提供免息贷粮。他强调，荒年所当忧者不止于饿殍，而在于盗贼，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于国家。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秋，福建崇安发生大水灾，朱熹奉府檄视察灾区。他走遍了崇安各地，认识到“今时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是难与图事”。②为了赈灾救贫，照顾鳏寡孤独，他提出设立社仓于五夫里。他在《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中说：
山谷细民无盖藏之积，新陈未接，虽乐岁，不免出倍称之息，贷食豪右，而官粟积于无用之地，后将红腐，不复可食。愿自今以来，岁一敛散，既以纾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侥幸、广储蓄。即不欲者勿强。岁或不幸，小饥则弛半息，大侵则尽蠲之。于以惠活鳏寡，塞祸乱原，甚大惠也。诸著为例。③
朱熹所创立的五夫社仓，具有官办的性质。他在《延和奏札四》中说：
臣所居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有社仓一所，系昨乾道四年，乡民难食，本府给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与本乡土居朝奉郎刘如愚共同赈贷。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间，本府复令依旧贷与人户，冬间纳还。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后逐年以此敛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饥，即尽蠲之。至今十有四年，其支息米，造成仓廒三间收贮，已将原米六百石纳还本府。其见管三千一百石，并是累年人户纳到息米。已申本府照会，将来依前敛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系臣与本乡土居官及士人数人共掌管。遇敛散时，即申府，差县官一员监视出纳。以此之故，一乡四五十里之间，虽遇凶年，人不缺食。④
朱熹在《辛丑延和奏札》中，当面请孝宗皇帝批准他的五夫社仓“行下诸路州军”。①“淳熙八年公疏其法，请行天下，从之。后寝废，今遗址犹存，条约具在。”②现遗存的五夫社仓、朱子社仓，虽是后人修复的，能反映出朱熹当年倡导社仓的情况。在朱熹创立五夫社仓的带动下，别处闻风相继设立。“立社仓崇安县凡十七所”。③
社仓不是朱熹最早提出来的。据南宋李心传记载，社（义）仓创建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他说：
惟闽中魏元履、处士朱元晦先生尝置于里社，每岁以贷乡民，至冬而取，有司不与焉。今若以义仓米置仓于乡社，命乡人立有行谊者掌之，则合先生之遗意矣。④
基于朱熹的恤民思想，其后学为政特别强调施仁政，收民心。
真德秀从其性善论出发，认为行仁政是天理决定的。真德秀在《论田里戚休之实》中说：
天地造化无他作为，惟以生物为事，观夫春夏秋冬、往古来今，生意同流何尝一息间断，天地之心于此可见。万物之生既从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按指有仁的本性），何况人为至灵，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然人有是心而私欲间断，故不能达之以用；惟圣人全体本心，私欲不杂，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无雍遏。天下虽大，运于此心而有余矣。⑤
真德秀认为，圣人全体此心随感而应，故其所行无非不忍人之政。施仁政，是真德秀在长期从政中的经验总结。他懂得人心的向背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国家的兴亡。因此，他提出收人心要做好四件事。真德秀在《奏议》中说：
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与众共之（按指要公议）。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赏罚适平，则人莫得而议；今有功罪同而赏罚异者，朝廷之于天下，当如天地之于万物，栽培倾覆，付之无心，可使一毫私意于其间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当乾淳（按即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号）间，有位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为羞。今馈赂公行，薰染成风，恬不知怪。果若使息天下之谤，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则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气象，欲其宽裕，不欲其迫促，昔已言之；故籍有讥呵之人，讥呵则已过矣，甚至于流窜焉，杀戮焉，都城之民，握手相戒；宜开密网，达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①
在这里，真德秀提出要与众共议国家大事，赏罚分明，反对行私舞弊，使民有衣食，等等，是十分深刻的。
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②
“政”是指法制禁令，即统治的工具。“刑”是辅助统治的方法。“德礼”是统治工具和方法的根本。德礼高于政刑，是朱熹的基本主张。《朱子语类》记载了一段董铢录朱熹的话：
或问：为政以德。曰：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为政，亦不是块然全无所作为，但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盖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岂无所作为？但人所以归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为而天下归之，如众星之拱北极也。③
这是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
在朱熹的“为政以德”的思想中，特别强调恤民，认为“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④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又特别重视制民产。其《井田类说》曰：
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封，大夫不得专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数百千顷，富过王侯，是自封也；买卖由已，是自专其地也。⑤
他认为，土地是天下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为了改变当时豪强地主“自封”、“自专”兼并土地，他提出以“井田之法”解决。“井田之法，宜以口数占田，为立科限，民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贫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不亦宜呼？”①孟子井田制强调收什一之税，要求八家同养百亩公田，先公后私；而朱熹井田法则强调“以口数占田”（即“计口授田”）和“不得买卖（土地）”，其目的在于赡贫弱和防兼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朱熹企图以其“井田之法”来解决土地问题，虽是根本不可实现的空想，亦是难能可贵的。
朱熹在《答张敬夫书四》中又提出新的恤民构想。他认为，孟子论王道，以制民产为先。今井田之制未能遽讲，而财利之柄制于聚敛掊克之臣，朝廷不恤诸道之虚实，监司不恤州县之有无，而为州县者又不复知民间之苦乐。他说：
愚意莫若因制国用之名而遂备其实，明降诏旨，哀悯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泽之者，令逐州逐县各具：民田一亩，岁入几何？输税几何？非泛科率又几何（一县内逐乡里不同，亦依实开）？州县一岁所收金谷总计几何？诸色支费总计几何（逐项开）？有余者归之何许？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毕集，然后先忠厚通练之士数人，类会考究，而大均节之，有余者取，不足者与，务使州县贫富不至相悬，则民力之惨舒亦不至相绝矣。……是则虽未能遽复古人井田之法，而于制民产之意，亦仿佛其万一。如此，然后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②
朱熹这里所讲的普查田亩，平衡税收，取有余而与不足，是企图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
这里讲的制民产，是朱熹“经界”主张的核心。朱熹认为，丈量土地（正版籍），均田赋，就能使富者有业有税。朱熹自己说得很清楚。朱熹说：
细民业去产存，其苦固不胜言，而州县坐失常赋，日朘月削，其势亦将何所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于官府、细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奸民皆所不便。故向来议臣屡请施行，辄为浮言所沮，甚者至，以汀州盗贼藉口，恐协朝廷。殊不知往岁汀州累次贼盗，正以不曾经界，贫民失业，更被追扰，无所告诉，是以轻以从乱，其时未尝有经界之役也。③
正因为行“经界”触犯了地方豪强的实际利益，朱熹知漳州，所推行之行“经界”，结果是不了了之，没有结果。
朱熹进一步指出，省赋为恤民之本。当时，赋税名目烦多，除夏秋二税的农业正税之外，有经总制钱、月桩钱、版账钱等，其中经总制钱竟达正税的三倍。而农业正税本身也有，正税加耗、折帛钱、和买、和籴、科配等。此外，还有身丁税、商税、盐税、酒税等。朱熹认为，罢去冗费，而悉除无名之赋，方能救百姓于汤火之中。若不认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他主张须一切从正赋，凡所增各色，一齐除尽，民方始得脱净。他在知漳州任上，曾奏除属县无名之赋700万，减经制钱400万。①
荒年赈济是朱熹恤民的重要措施。最为突出的是，他到处推广社仓，为灾民提供免息贷粮。他强调，荒年所当忧者不止于饿殍，而在于盗贼，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于国家。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秋，福建崇安发生大水灾，朱熹奉府檄视察灾区。他走遍了崇安各地，认识到“今时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是难与图事”。②为了赈灾救贫，照顾鳏寡孤独，他提出设立社仓于五夫里。他在《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中说：
山谷细民无盖藏之积，新陈未接，虽乐岁，不免出倍称之息，贷食豪右，而官粟积于无用之地，后将红腐，不复可食。愿自今以来，岁一敛散，既以纾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侥幸、广储蓄。即不欲者勿强。岁或不幸，小饥则弛半息，大侵则尽蠲之。于以惠活鳏寡，塞祸乱原，甚大惠也。诸著为例。③
朱熹所创立的五夫社仓，具有官办的性质。他在《延和奏札四》中说：
臣所居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有社仓一所，系昨乾道四年，乡民难食，本府给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与本乡土居朝奉郎刘如愚共同赈贷。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间，本府复令依旧贷与人户，冬间纳还。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后逐年以此敛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饥，即尽蠲之。至今十有四年，其支息米，造成仓廒三间收贮，已将原米六百石纳还本府。其见管三千一百石，并是累年人户纳到息米。已申本府照会，将来依前敛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系臣与本乡土居官及士人数人共掌管。遇敛散时，即申府，差县官一员监视出纳。以此之故，一乡四五十里之间，虽遇凶年，人不缺食。④
朱熹在《辛丑延和奏札》中，当面请孝宗皇帝批准他的五夫社仓“行下诸路州军”。①“淳熙八年公疏其法，请行天下，从之。后寝废，今遗址犹存，条约具在。”②现遗存的五夫社仓、朱子社仓，虽是后人修复的，能反映出朱熹当年倡导社仓的情况。在朱熹创立五夫社仓的带动下，别处闻风相继设立。“立社仓崇安县凡十七所”。③
社仓不是朱熹最早提出来的。据南宋李心传记载，社（义）仓创建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他说：
惟闽中魏元履、处士朱元晦先生尝置于里社，每岁以贷乡民，至冬而取，有司不与焉。今若以义仓米置仓于乡社，命乡人立有行谊者掌之，则合先生之遗意矣。④
基于朱熹的恤民思想，其后学为政特别强调施仁政，收民心。
真德秀从其性善论出发，认为行仁政是天理决定的。真德秀在《论田里戚休之实》中说：
天地造化无他作为，惟以生物为事，观夫春夏秋冬、往古来今，生意同流何尝一息间断，天地之心于此可见。万物之生既从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按指有仁的本性），何况人为至灵，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然人有是心而私欲间断，故不能达之以用；惟圣人全体本心，私欲不杂，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无雍遏。天下虽大，运于此心而有余矣。⑤
真德秀认为，圣人全体此心随感而应，故其所行无非不忍人之政。施仁政，是真德秀在长期从政中的经验总结。他懂得人心的向背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国家的兴亡。因此，他提出收人心要做好四件事。真德秀在《奏议》中说：
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与众共之（按指要公议）。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赏罚适平，则人莫得而议；今有功罪同而赏罚异者，朝廷之于天下，当如天地之于万物，栽培倾覆，付之无心，可使一毫私意于其间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当乾淳（按即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号）间，有位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为羞。今馈赂公行，薰染成风，恬不知怪。果若使息天下之谤，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则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气象，欲其宽裕，不欲其迫促，昔已言之；故籍有讥呵之人，讥呵则已过矣，甚至于流窜焉，杀戮焉，都城之民，握手相戒；宜开密网，达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①
在这里，真德秀提出要与众共议国家大事，赏罚分明，反对行私舞弊，使民有衣食，等等，是十分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