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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贤使能”是儒家的一贯政治主张。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朱熹释之说：
  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欲尽亲亲之仁，必由尊贤之义，故又当知人。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皆天理也，故又当知天。①
  所以，他提出：“治天下莫过于亲贤。”“所谓亲贤者，乃治天下者不易之务，若当务之急，是随其时势之不同，尧之历象治水，舜之举相去凶，汤之伐夏救民，皆所务之急者。”②朱熹强调，“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③
  朱熹认为，当时之急务是进贤退奸。朱熹曰：“大开公正之路，使宗社尊安，生灵有庇。”④他特别强调，不成才之人，不能参与政治。朱熹反复指出，“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会事，且恁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一切刓方为圆，且恁随俗苟且，自道是高见识长进。”这是讲得过且过的官员。他接着说：
  当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见吏民，不治事为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会。庶几民自不来，以此为正讼之道。民有冤抑，无处伸诉，只得忍遏；便有讼者，半年周岁，不见消息，不得了决，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为无讼之可听。风俗如此，可畏！可畏！⑤
  这种不治事的官吏，不顾民之死活，真是可怕！这样下去，国家能太平吗？
  因此，只有选拔才能做官，才能把国家治好。朱熹在《己酉拟上封事》中提出选才之标准：
  选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则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则彼得以尽其献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经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选天下直谅敢言之士，使为台谏、给舍，以参其议论，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于贤士大夫，而不在于群小；陟罚臧否之柄，常在于廊庙，而不出于私门。如此而主威不立、国势不强、纲维不举、刑政不清、民力不裕、军政不修者，臣不信也。①
  在朝廷和地方政权中都是刚明公正不谋私利的贤士，国家就必然纲纪立、刑政清、军政修、民力裕，从而国势强。
  对于选拔才能做官，真德秀有进一步的说明。他认为，做官必须做到四事而能去民十害。他在《谭州谕同官咨目》中说：
  何谓四事？曰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于公、莅事以勤是也。何谓十害？曰断狱不公、淹延囚系、惨酷用刑、泛滥追呼、招引告讦、重叠催税、纠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是也。②
  由此，他提出为官要依身作则。他在《矩堂记》中说：
  始吾患隶于己者之不忠也，故立朝不敢不以父事吾君；患长吏者之不仁也，故居官不敢不以子视吾民。尝以椽属其府矣，其情不吾定，吾患焉，故为长吏必视有以通下情；当以监司临所部矣，其令不吾行，吾病焉，故虽帅一道，而于吏者之命未当忽。私居而挠公府，吾当不平之，故于其所属不敢以毫发干焉；大家而侵细民，吾当不直之，故于乡党邻里，虽无以厚之，而亦不敢伤之也。③
  朱熹特别强调改革地方吏治。朱熹说：国初，缘藩镇强，故收其兵权，置通判官。今已无前日可防之弊，却依旧守此法，可谓不知变也。置通判是要何用？谬者事事不管，只任知州自为，强者又必妄作，以挠郡政，是何益哉？④
  他提出各路只置一人为刺史之职，称之为按察使，其下却置判官数员以佐之，如转运判官、刑狱判官、农田判官之类。农田专主婚田，转运专主财赋，刑狱专主盗贼，刺史总之。有事上奏朝廷，则由刺史为之发奏，如果刺史不肯发，则许判官自径申御史台、尚书省，以分刺史之权。这就会除暴安民，社会稳定。
  朱熹激烈反对当时压抑人才的“荫恩”、“资考”制度。“荫恩”制是宋代官禄的世袭制度。曾经与国家共休戚而有卓著建树的公卿，其子孙可以世袭继承其前辈祖先的爵禄与官职。朱熹认为，这些公卿的子孙，既不知义理，又莫不骄奢淫逸，参与治理国家有害而无利。他主张以德才兼备的“草茅新进之士”取而代之，将他们破格晋升为公卿之位。“资考”制则是宋代凭资格晋升官职的制度。朱熹认为，官吏晋升不能凭“资考”，而应当选用贤能。他说：“今日学官，只是计资考迁用，又学识短浅，学者亦不尊向。”①朱熹的这种主张是很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