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以民为本”是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礼记·缁衣》曰：“君以民为本。”《尚书·五子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尽心下》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哀公》以舟水喻君民关系，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来警戒和防范君主们的为所欲为。朱子学学者的政治学说，就是以此为前提和基础的。
朱熹认为，正君心是天下事之大根本，其余都是小根本。这是因为，君权神授，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无一不本于人主之一心。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能得于正。君心正则以正朝廷，正朝廷则以正百官，正百官则以正万民，正万民则以正四方。他强调，南宋王朝只剩下东南—隅之半壁江山，都是因为不讲帝王之学、不讲正心，以致君心不正；君主的心术正与不正，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眼下最要紧的是正君心，这乃是治国之首先要做的。①
朱熹据《大学》中所说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强调“盖欲治人者不可不先治己，欲体道者不可不先知道。此则天下国家之达道通义，而为人君者，尤不可以不审”。按照《大学》之“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要达到三个目的，即上引“三纲领”，就是朱熹所说的“明明德于天下，自新以新其民”，以及止于至善。明德的实质，归结为自觉辨别邪正，去私而立公，把自己内在的德性充分地表达出来，从而把亲民达到至善的地步。而修身的方法，就是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朱熹曰：
格物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知既
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②“诚意”是“无自欺”、“慎其独”。《大学》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独也。”所谓自欺，就是知为善去恶而心之所发未实之。谦，足；独，人所不知己所独知。这就是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在个人独处时也一定要不做亏心事，使其恶臭则如恶恶臭，好色则如好好色。这里的关键是一个“诚”字，就是诚信无欺。
朱熹的正君心，是其反对君主专制的开明专制论。朱熹曰：
盖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虽有不当，天下亦皆晓然知其谬之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独任其责。臣下欲议之者，亦得以极意尽言而无所惮。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勿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大臣与不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况中外传闻，无不疑惑，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议乎！此弊不革，臣恐名为独断，而主威不免于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于致乱。①
他把君主制定政令，与大臣、官吏公议，共同制定决策，提高到“古今之常理”、“祖宗之家法”的高度，目的在于促使大臣、官吏公议朝政，得以极意尽言而无所畏惧。朱熹曰：
朝廷正而内外远近莫敢不一于正矣。监司得其人而后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后属县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责其成，举其善以惩其恶。夫如是，则事之所谓利，民之所谓休，将无所不举；事之所谓病，民之所谓戚，将无所不除。②
这种开明专制论表达出了中下层官僚地主士大夫谋求参政的强烈要求。
对于正君心，真德秀在《帝王为治之序》中说：
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则发号施令，罔有不藏，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则贤不肖有别，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自此而不特举而措之耳。夫天之与人本同一气，人气正则正气应之，善祥之所由集；人事不正则邪气应之，此灾异之所由臻也。其本在人君之一心而已。③
真德秀鉴于当时纲常废弛、士气衰退的情况，劝导君主以身作则，在当时是很有意义的。真德秀特别强调君主要依理而行。他接着说：“道即理也。天下之大，同此一理。人君所为，循理则治，悖理则乱，故曰治之在道；四海虽远，同此一心，人君心正则治，心不正则乱。故曰治之在心。一理可以贯万事，治大不在小乎？一心可以宰万物，治远不在迩乎？”这是把君主的行为限制在天理的范围之内。在这里，他还提出，“人君行事当以古人为师，若自任己意不师古昔，而能长治治久者，无是理也。”恢复三代之政治，是朱子学家的共同主张。
在正君问题上，真德秀还特别强调臣要以道事君，不从君之欲。真德秀又说：
道者，正理也。大臣以正理事君，君之所行有不合正理者，必规之拂之不苟从也。道有不合则去之，无苟留也。或谓不合则法，毋乃非事君之意乎？曰此所以为爱君也。君臣之交于道合，非利之也。①
由此，真德秀接着提出，臣下处理政事要“随事而顺理，因时而处宜”，处事之方不过本于义理而参之以时与势而已，不能以君的主观意志而定。
真德秀所说的以道事君，是基于其天命论的。真德秀提出，对待天命，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的人，都必须绝对服从。真德秀在任宋理宗经筵侍读过程中，反复劝君“修德以格天”、“祈天永命”。他在《事天之敬》中说：
帝王当尊者莫如天，所当从事者莫如敬？……夫天道甚明，不可欺也。天命惟艰，不易保也。昧者徒曰“高高在上，不与人接”，而不知人君一升一降于事为之间，天之监视未尝不一日在此也。②
在这里，真德秀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引入其理学中。无怪乎真德秀谓“西汉儒者惟一仲舒，其学纯乎孔孟”，推崇备至。当然，真德秀不是重复董仲舒的天为人格神那一套。真德秀认为，天之所以能主宰万物，是因其本身蕴含着秩序万物的理。真德秀把理规定为社会纲常秩序，又把社会纲常秩序归之于天，从而显示出社会纲常秩序的神圣尊严。如果损害这种天理，社会国家就不能维持。君是受天命来执行纲常的，是国家的体现。真德秀在《帝王为治之序》中说：
君者神人之主。君为贵，社稷次之，而民又次之，乃其常也。而孟子顾反言之（按指孟子曰“民贵君轻”）何哉？战国之时，视民如草芥，不知兴废存亡皆由此出，故其言若此。③
这样，真德秀把孟子的一点反君主专制的思想也去掉了，明确地为君主专制辩护。
朱熹认为，正君心是天下事之大根本，其余都是小根本。这是因为，君权神授，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无一不本于人主之一心。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能得于正。君心正则以正朝廷，正朝廷则以正百官，正百官则以正万民，正万民则以正四方。他强调，南宋王朝只剩下东南—隅之半壁江山，都是因为不讲帝王之学、不讲正心，以致君心不正；君主的心术正与不正，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眼下最要紧的是正君心，这乃是治国之首先要做的。①
朱熹据《大学》中所说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强调“盖欲治人者不可不先治己，欲体道者不可不先知道。此则天下国家之达道通义，而为人君者，尤不可以不审”。按照《大学》之“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要达到三个目的，即上引“三纲领”，就是朱熹所说的“明明德于天下，自新以新其民”，以及止于至善。明德的实质，归结为自觉辨别邪正，去私而立公，把自己内在的德性充分地表达出来，从而把亲民达到至善的地步。而修身的方法，就是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朱熹曰：
格物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知既
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②“诚意”是“无自欺”、“慎其独”。《大学》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独也。”所谓自欺，就是知为善去恶而心之所发未实之。谦，足；独，人所不知己所独知。这就是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在个人独处时也一定要不做亏心事，使其恶臭则如恶恶臭，好色则如好好色。这里的关键是一个“诚”字，就是诚信无欺。
朱熹的正君心，是其反对君主专制的开明专制论。朱熹曰：
盖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虽有不当，天下亦皆晓然知其谬之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独任其责。臣下欲议之者，亦得以极意尽言而无所惮。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勿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大臣与不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况中外传闻，无不疑惑，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议乎！此弊不革，臣恐名为独断，而主威不免于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于致乱。①
他把君主制定政令，与大臣、官吏公议，共同制定决策，提高到“古今之常理”、“祖宗之家法”的高度，目的在于促使大臣、官吏公议朝政，得以极意尽言而无所畏惧。朱熹曰：
朝廷正而内外远近莫敢不一于正矣。监司得其人而后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后属县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责其成，举其善以惩其恶。夫如是，则事之所谓利，民之所谓休，将无所不举；事之所谓病，民之所谓戚，将无所不除。②
这种开明专制论表达出了中下层官僚地主士大夫谋求参政的强烈要求。
对于正君心，真德秀在《帝王为治之序》中说：
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则发号施令，罔有不藏，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则贤不肖有别，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自此而不特举而措之耳。夫天之与人本同一气，人气正则正气应之，善祥之所由集；人事不正则邪气应之，此灾异之所由臻也。其本在人君之一心而已。③
真德秀鉴于当时纲常废弛、士气衰退的情况，劝导君主以身作则，在当时是很有意义的。真德秀特别强调君主要依理而行。他接着说：“道即理也。天下之大，同此一理。人君所为，循理则治，悖理则乱，故曰治之在道；四海虽远，同此一心，人君心正则治，心不正则乱。故曰治之在心。一理可以贯万事，治大不在小乎？一心可以宰万物，治远不在迩乎？”这是把君主的行为限制在天理的范围之内。在这里，他还提出，“人君行事当以古人为师，若自任己意不师古昔，而能长治治久者，无是理也。”恢复三代之政治，是朱子学家的共同主张。
在正君问题上，真德秀还特别强调臣要以道事君，不从君之欲。真德秀又说：
道者，正理也。大臣以正理事君，君之所行有不合正理者，必规之拂之不苟从也。道有不合则去之，无苟留也。或谓不合则法，毋乃非事君之意乎？曰此所以为爱君也。君臣之交于道合，非利之也。①
由此，真德秀接着提出，臣下处理政事要“随事而顺理，因时而处宜”，处事之方不过本于义理而参之以时与势而已，不能以君的主观意志而定。
真德秀所说的以道事君，是基于其天命论的。真德秀提出，对待天命，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的人，都必须绝对服从。真德秀在任宋理宗经筵侍读过程中，反复劝君“修德以格天”、“祈天永命”。他在《事天之敬》中说：
帝王当尊者莫如天，所当从事者莫如敬？……夫天道甚明，不可欺也。天命惟艰，不易保也。昧者徒曰“高高在上，不与人接”，而不知人君一升一降于事为之间，天之监视未尝不一日在此也。②
在这里，真德秀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引入其理学中。无怪乎真德秀谓“西汉儒者惟一仲舒，其学纯乎孔孟”，推崇备至。当然，真德秀不是重复董仲舒的天为人格神那一套。真德秀认为，天之所以能主宰万物，是因其本身蕴含着秩序万物的理。真德秀把理规定为社会纲常秩序，又把社会纲常秩序归之于天，从而显示出社会纲常秩序的神圣尊严。如果损害这种天理，社会国家就不能维持。君是受天命来执行纲常的，是国家的体现。真德秀在《帝王为治之序》中说：
君者神人之主。君为贵，社稷次之，而民又次之，乃其常也。而孟子顾反言之（按指孟子曰“民贵君轻”）何哉？战国之时，视民如草芥，不知兴废存亡皆由此出，故其言若此。③
这样，真德秀把孟子的一点反君主专制的思想也去掉了，明确地为君主专制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