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在朱子学学者看来，人之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是具备仁义礼智四德。仁为四德之首。朱熹指出，“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②朱熹在《玉山讲义》中也反复讲到，四德之中以仁为首，因为仁包括其他三德。程颐说：“心譬如谷种。心之性，便是仁也。”③真德秀说：
人受天地之中而生，而仁、义、礼、智之性具于其心。仁虽专主于爱而实为心之全德；礼则专主于敬而实于理之节文也。然人是身则耳、目、口、体之间不能无私欲之累，以违于礼而害夫仁。故要克己复礼为仁。欲其克去自己之私欲而复于天理之本然。④
因此，朱子学家们无日不言仁，在仁上下功夫。他们特别强调孔子讲的“为仁由己”⑤，注重人的尊严、独立人格，肯定人有内在生命价值的泉源，提高和升华主体的自觉性。
为仁之方，以敬为要。“主敬”是朱子学家的最主要的修养工夫。所谓敬，就是主一无适，把心集中于儒家的道德伦理之上。《朱子语类》之答问有曰：
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一主于此，更无内外精粗之间。……敬则万理具在。仲思问：“敬者，德之聚？”曰：“敬则德聚，不敬则都散了。”敬胜万邪。只敬，心便一。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敬不是只凭坐地。举足动步，常要此心在这里。敬非块然兀坐，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心无所思，而后谓之敬。只是有所畏谨，不敢放纵。如此则身心收敛，如有所畏。常常如此，气象自别。存得此心，乃可以为学。①在主敬修养上，他们较多地吸收了佛教禅学的心地工夫。朱熹反复表明，“佛家于心地上煞下工夫”，“佛家说心处尽有好处”，等等。他们最欣赏释、道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警省。朱熹说：
大抵学问须是警省。且如瑞岩和尚，每日间常自问：“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时学者却不如此。人之本心不明，一如睡人都昏了，不知有此身。须是唤醒，方知。恰如瞌睡，强自唤醒，唤之不已，终会醒。某看来，大要工夫只在唤醒上。然如此等处，须是体验教自分明。……心只是一个心，非是以一个心沾一个心。所谓存，所谓收，只是唤醒。人惟有一心是主，要常常唤醒。须是猛省。②
惺惺，警省意。此引前面几句，反其意是要求儒者学习释者的惺惺法。当然，儒、释所警省的内容是不同的。朱熹认为，“人心有散缓时，故立许多规矩来维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规矩内，则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规矩绳检之，此内外交相养之道也。”这里说的“规矩”，朱熹也以《禅苑清规》比之。“（或言）尝思欲做一小学规，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须有益。先生曰：做《禅苑清规》样做，亦自好。”此指唐僧怀海所制《百丈清规》。“样做”，即按《百丈清规》的形式做。朱熹又说：“某常说，吾儒这边难得如此，看他（禅者）下工夫，直是白日至夜，无一念走作别处去。学者一时一日之间，是多少闲杂念虑。如何得似他？”③这是说儒者要学习禅者的精神专一集中的修养工夫。
二是淡泊名利。朱熹曰：
某尝说，怪不得今日士大夫，是他心里无可作做，无可思量，“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自然是只随利欲走。间有务记诵为词章者，又不足以救其本心之陷溺，所以个个如此。只缘无所用心，故如此。前辈多有得于佛学，当利害祸福之际而不变者。盖佛氏“勇猛精进、清净坚固”之说，犹足以使人淡泊有守，不为外物所移也。若记览词章之学，这般伎俩，如何救拔得他那利欲底窠窟动！④
妙喜赞某禅师有曰：“当初若非这个，定是做个渠魁。”观之信然。其气貌如此，则世之所谓富贵利达，声色货利，如何能笼络得他住！他视之亦无足以动其心者。①
这是讲一些释、道之人人格高尚，很值得学习。
真德秀把持敬看成是知理之本。在他看来，“敬则意诚心正在其中矣！”②在真德秀，敬与知是相辅相成的。知而不敬于义理必无所得；敬而不知必流于释氏之虚静。他认为，儒学的持敬不同于释氏的虚静。释氏的虚静是“只见到空空荡荡”的事物；而儒学的持敬是人心中“当如明鉴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鉴明水上，其体虽静，而可以鉴物，是静中涵动，体中藏用，人心之妙正是如此”。他认为，水镜之明虽未照物，而能照理，无时不存，此即“静中涵动，体中藏用”。心之奥妙也正在这里。内心持敬专一，虽未思虑，而神明昭彻，其理已具，以此应接事物，便会得心应手，事事中理。真德秀把一些偏离社会道德的行为都看成是害敬的。因为，敬是德之聚。诸如南威之色，盘游弋射之娱，禽兽狗马之玩，有一于兹，皆是害敬。③只有诚敬才行。戒谨慎独是敬，主静是敬，学者倘能居敬以立其本而又穷理以致其知，则学问之道就无遗蕴。
朱子学家的持敬观点是本于程子。在《西山答问》中真德秀说：
程子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盖穷理以此心为主，必须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无私意邪念纷扰，然后有以为穷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须事事物物各穷其理，然后能致尽心之功。欲穷理而不知持敬以养心，则思虑纷纭，精神昏乱，于义理必无所得。知以养心矣，而不知穷理，则此心虽清明虚静，又只是个空荡荡的物事，而无许多义理以为之主，其于应事接物必不能皆当。释氏禅学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养，而又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以致其知，则于清明虚静之中，而众理悉备。其静则湛然寂然而有未发之中，其动则泛应曲当而为中节之和。天下义理，学者工夫，无以加于此者。自伊川发出，而文公又从而阐明之。《中庸》尊德性道问学章与《大学》此章（按即学问思辨章）皆同此意也。④
在真德秀看来，学者用功，须当主于一。主是念念守之而不离之意。及其涵养既熟，此心湛然，自然无二无杂，则不待主而自为一。不待主而自一，就是诚。
敬是人事之本，学者用功之要，至于诚则是达乎天道。主一是心时时专一，静时要一，动时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为时此心亦要主于一；应事接物有所作为，此心亦要主于一。此是静时敬，动时敬。静时能敬，则无思虑纷纭之患；动时能敬，则无举措烦扰之患。如此，则本心常存而不失。因此，敬为学之要。这就是说，要陶冶内心精神，使其不受外部事物的引诱和影响，使精力全部集中在道德伦理的修养和践履上。至于持敬工夫从何入手，真德秀认为，首先要对理产生崇敬畏惧心情，收敛身心，使不失规矩，不逾法度。此即他所说的，“敬奚所自始？自戒谨恐惧始。”①持身以敬，则凛如神明在上，而无非僻之侵。理义常为之主，而物欲就不能夺。这就是用信仰来确定先验之理。
陈淳也把敬与致知联系在一起，认为致知力行必须由持敬工夫来达到。“敬”就是“主一无适”，心思集中。例如，做事的时候，心思集中在这一件事上，不把第二件、第三件来参插，即是“主一”，就是不二、不三。“无适”就是“心常在这里，不走东、不走西，不之南、不之北”②，集中一处，排除其他趋向，就像手捧着一个盛满了东西的器皿，如果心不在这里，走一步就倾泼出来；一定要心常在这上面，谨慎小心地捧着，不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倾泼出来。可见，陈淳所谓“居敬”，就是无事时敬在心上，集中注意力使心不受外界的物质引诱；有事时敬在事上，处理任何事物都要合乎道德准则。
程颐讲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③，朱子学学者反复引用论说，认为致知须用涵养、涵养必用致知是入德之门。因为“此二言者，体用本末，无不该备。”“此两言者，如车两轮，如鸟两翼，未有废其一而可行可飞者也。”④
人受天地之中而生，而仁、义、礼、智之性具于其心。仁虽专主于爱而实为心之全德；礼则专主于敬而实于理之节文也。然人是身则耳、目、口、体之间不能无私欲之累，以违于礼而害夫仁。故要克己复礼为仁。欲其克去自己之私欲而复于天理之本然。④
因此，朱子学家们无日不言仁，在仁上下功夫。他们特别强调孔子讲的“为仁由己”⑤，注重人的尊严、独立人格，肯定人有内在生命价值的泉源，提高和升华主体的自觉性。
为仁之方，以敬为要。“主敬”是朱子学家的最主要的修养工夫。所谓敬，就是主一无适，把心集中于儒家的道德伦理之上。《朱子语类》之答问有曰：
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一主于此，更无内外精粗之间。……敬则万理具在。仲思问：“敬者，德之聚？”曰：“敬则德聚，不敬则都散了。”敬胜万邪。只敬，心便一。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敬不是只凭坐地。举足动步，常要此心在这里。敬非块然兀坐，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心无所思，而后谓之敬。只是有所畏谨，不敢放纵。如此则身心收敛，如有所畏。常常如此，气象自别。存得此心，乃可以为学。①在主敬修养上，他们较多地吸收了佛教禅学的心地工夫。朱熹反复表明，“佛家于心地上煞下工夫”，“佛家说心处尽有好处”，等等。他们最欣赏释、道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警省。朱熹说：
大抵学问须是警省。且如瑞岩和尚，每日间常自问：“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时学者却不如此。人之本心不明，一如睡人都昏了，不知有此身。须是唤醒，方知。恰如瞌睡，强自唤醒，唤之不已，终会醒。某看来，大要工夫只在唤醒上。然如此等处，须是体验教自分明。……心只是一个心，非是以一个心沾一个心。所谓存，所谓收，只是唤醒。人惟有一心是主，要常常唤醒。须是猛省。②
惺惺，警省意。此引前面几句，反其意是要求儒者学习释者的惺惺法。当然，儒、释所警省的内容是不同的。朱熹认为，“人心有散缓时，故立许多规矩来维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规矩内，则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规矩绳检之，此内外交相养之道也。”这里说的“规矩”，朱熹也以《禅苑清规》比之。“（或言）尝思欲做一小学规，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须有益。先生曰：做《禅苑清规》样做，亦自好。”此指唐僧怀海所制《百丈清规》。“样做”，即按《百丈清规》的形式做。朱熹又说：“某常说，吾儒这边难得如此，看他（禅者）下工夫，直是白日至夜，无一念走作别处去。学者一时一日之间，是多少闲杂念虑。如何得似他？”③这是说儒者要学习禅者的精神专一集中的修养工夫。
二是淡泊名利。朱熹曰：
某尝说，怪不得今日士大夫，是他心里无可作做，无可思量，“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自然是只随利欲走。间有务记诵为词章者，又不足以救其本心之陷溺，所以个个如此。只缘无所用心，故如此。前辈多有得于佛学，当利害祸福之际而不变者。盖佛氏“勇猛精进、清净坚固”之说，犹足以使人淡泊有守，不为外物所移也。若记览词章之学，这般伎俩，如何救拔得他那利欲底窠窟动！④
妙喜赞某禅师有曰：“当初若非这个，定是做个渠魁。”观之信然。其气貌如此，则世之所谓富贵利达，声色货利，如何能笼络得他住！他视之亦无足以动其心者。①
这是讲一些释、道之人人格高尚，很值得学习。
真德秀把持敬看成是知理之本。在他看来，“敬则意诚心正在其中矣！”②在真德秀，敬与知是相辅相成的。知而不敬于义理必无所得；敬而不知必流于释氏之虚静。他认为，儒学的持敬不同于释氏的虚静。释氏的虚静是“只见到空空荡荡”的事物；而儒学的持敬是人心中“当如明鉴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鉴明水上，其体虽静，而可以鉴物，是静中涵动，体中藏用，人心之妙正是如此”。他认为，水镜之明虽未照物，而能照理，无时不存，此即“静中涵动，体中藏用”。心之奥妙也正在这里。内心持敬专一，虽未思虑，而神明昭彻，其理已具，以此应接事物，便会得心应手，事事中理。真德秀把一些偏离社会道德的行为都看成是害敬的。因为，敬是德之聚。诸如南威之色，盘游弋射之娱，禽兽狗马之玩，有一于兹，皆是害敬。③只有诚敬才行。戒谨慎独是敬，主静是敬，学者倘能居敬以立其本而又穷理以致其知，则学问之道就无遗蕴。
朱子学家的持敬观点是本于程子。在《西山答问》中真德秀说：
程子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盖穷理以此心为主，必须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无私意邪念纷扰，然后有以为穷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须事事物物各穷其理，然后能致尽心之功。欲穷理而不知持敬以养心，则思虑纷纭，精神昏乱，于义理必无所得。知以养心矣，而不知穷理，则此心虽清明虚静，又只是个空荡荡的物事，而无许多义理以为之主，其于应事接物必不能皆当。释氏禅学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养，而又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以致其知，则于清明虚静之中，而众理悉备。其静则湛然寂然而有未发之中，其动则泛应曲当而为中节之和。天下义理，学者工夫，无以加于此者。自伊川发出，而文公又从而阐明之。《中庸》尊德性道问学章与《大学》此章（按即学问思辨章）皆同此意也。④
在真德秀看来，学者用功，须当主于一。主是念念守之而不离之意。及其涵养既熟，此心湛然，自然无二无杂，则不待主而自为一。不待主而自一，就是诚。
敬是人事之本，学者用功之要，至于诚则是达乎天道。主一是心时时专一，静时要一，动时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为时此心亦要主于一；应事接物有所作为，此心亦要主于一。此是静时敬，动时敬。静时能敬，则无思虑纷纭之患；动时能敬，则无举措烦扰之患。如此，则本心常存而不失。因此，敬为学之要。这就是说，要陶冶内心精神，使其不受外部事物的引诱和影响，使精力全部集中在道德伦理的修养和践履上。至于持敬工夫从何入手，真德秀认为，首先要对理产生崇敬畏惧心情，收敛身心，使不失规矩，不逾法度。此即他所说的，“敬奚所自始？自戒谨恐惧始。”①持身以敬，则凛如神明在上，而无非僻之侵。理义常为之主，而物欲就不能夺。这就是用信仰来确定先验之理。
陈淳也把敬与致知联系在一起，认为致知力行必须由持敬工夫来达到。“敬”就是“主一无适”，心思集中。例如，做事的时候，心思集中在这一件事上，不把第二件、第三件来参插，即是“主一”，就是不二、不三。“无适”就是“心常在这里，不走东、不走西，不之南、不之北”②，集中一处，排除其他趋向，就像手捧着一个盛满了东西的器皿，如果心不在这里，走一步就倾泼出来；一定要心常在这上面，谨慎小心地捧着，不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倾泼出来。可见，陈淳所谓“居敬”，就是无事时敬在心上，集中注意力使心不受外界的物质引诱；有事时敬在事上，处理任何事物都要合乎道德准则。
程颐讲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③，朱子学学者反复引用论说，认为致知须用涵养、涵养必用致知是入德之门。因为“此二言者，体用本末，无不该备。”“此两言者，如车两轮，如鸟两翼，未有废其一而可行可飞者也。”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