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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主要倾向。但是，也有讲天人对列的，如荀子说：“凡以（可）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他还提出“制天命而用之”④。在认识论上，朱熹沿着荀子指引的方向往前发展。
中国古代的认识论是围绕《大学》提出的“格物”而展开的。朱熹在《答江德功》第二书中说：“自十五六始，知读是书（按《大学》）而不晓格物之义，往来于心三十余年。”⑤可见，其都在用力于格物上。格，意为至、极，也可以理解为接近。物即事物。本来主要指事，即伦理道德关系，而朱熹提出“天下之事皆谓之物”⑥，包括自然界中的各种现象。因为《大学》提出“格物”概念，却无具体内容。朱熹认为，《大学》之格物内容遗失，于是他为之补传。
朱熹指出，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格物而穷理。他说：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⑦
朱熹所说的物，是理一分殊的天下万物，包括了一切自然和社会的现象，当然也有心理现象和道德规范。在这里，朱熹十分明确的把主客观置于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认识论的里程碑，由此《大学》提出的“格物”，便由格心引向格客观事物的方向，为近代科学认识论意识开辟出思路。
朱熹提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为格物之事。其在《朱子语类》中随时答问，皆讲此四目。如其谓，“且就事上格去。如读书，便就文字上格。听人说话，便就说话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他。”身之内与身外之物，都要格。“须是四方八面都理会教通晓，仍更理会向理来，譬如吃果子一般。先去其皮壳，然后食其肉。又更和那中间核子都咬破，始得。”格物之目的是穷理。“所谓穷理者，事事物物各有个事物的理，穷之须要周尽。”朱熹与门人问答，每每以“格物穷理”连用，因为物内有理，通过格物而穷其理。在格物穷理中，读书是重要方法。①朱熹之《白鹿洞书院揭示（学规）》中提出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虽为修养身心之道德原则，也是读书所应遵循的。②
格物就能致知。致，推极、推出之意。《朱子语类》多处谓，推到极处，穷究彻底，真见得其意如此。以类推之，得道（规律）而通其余。格物是逐物而格，致知是逐类旁通，以共性知个性。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是理与心之关系。格物是就个性说，致知是就共性（全体）说。这样说来，两者是合一的，“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无两样功夫”。③此即谓，致知在格物之中，非格物之外另有致知，两者是同时的。
格物致知是与知行联系在一起的。朱熹进一步指出，“格物致知为用力之始，然非谓初不涵养践履，而直从于此也；又非谓物未格、知未至，则意可以不诚、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齐也。”④格物致知是知，涵养践履是行。“知与行工夫须着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⑤由此，朱子学学者深刻论述了知行的问题。
知行是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知行先后、难易之争贯串了中国哲学史的始终。朱熹在知行先后上，犹如其理气论一样，本无先后，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而推论之也可以说知先行后。朱熹反复强调，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二者皆不可偏废。朱熹在《杂学辨》中进一步指出：
知而未能行，乃未得之于己。此所谓知者，亦非真知也。真知则未有不能行者。①
真知则必行，因为能行才算真知。此与后来王阳明所说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②之知行合一论是一样的。其所不同的，朱熹的知是通过格物穷理所得，而王阳明是由良知所得，不须格物。
在陈淳的认识论中，也特别强调格物穷理。他认为，认识必须通过格物才能穷理，如果扫除格物一段工夫，如无星之称、无寸之尺，默然存想，是不可能穷理的。他把格物作为认识具体事物取得认识的开端。他认为，格物致知就是致知力行，简称知行。他说：圣门用功节目，其大要不过致知力行而已。行不力，则虽精义入神，亦徒为空言。因此，他强调致知力行当齐头着力并作，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交进而互发。“故心之明则行愈达，而行之力则所知益精。”③朱熹有时讲只有明白了义理（知），才能做出合乎义理的事（行），才能以知为标准来判断行的是非；而陈淳明确提出知行当齐头并进。至于陈淳所讲的如何力行和力行的内容，有包括客观事物，而主要仍然是道德的践履。这是朱子学家所共同的观点。
在认识论上，黄榦有四个方面的贡献。
（一）提出“物格知至”的命题。他在《复杨志仁》中认为，“物格”是指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能够推想得明白透彻；“知至”是指人们的知识富足，没有什么不知的。人们的认识达到这样的程度，则“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因为“心便是性，性便是心”。又由于性即理，心中具有万事万物之理，“物格知至”，就能达到心中之理全然明白。④
黄榦在《复叶味道》中认为，认识的对象不是了解世界某一部分事物的现象，而是领会（探索）整个世界事物之理，穷理就是穷尽天下万事万物之理。但是，天下事物之理多至不可胜数，尽我们毕生精力也不能件件都穷得，因而必须用致知工夫才行。致知是指从已知之理推及未知之理。只要已知之理积累很多，就可以穷尽未知之理。黄榦在《复杨志仁》中又说：“万物之理各是一样，
故须穷理致知而万事万物之理方始贯通。”人们的知识的确有许多是从推理得来的。黄榦的这种思想是有一定合理性的。①
（二）提出“主敬致知两事相为经纬”的观点。他在《复胡伯量》中说：
致知持敬，两事相发。人心如火，遇水即焚，遇事即应。惟于世间利害得丧，及一切好乐见得分明，则此心亦自然不为之动，而所为持守者始易为力。若利欲为此心之主，则虽是强加控制，此心随所动而发，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强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压草，石去而草复生矣。此不可不察也。②
在黄榦看来，致知能更好地持敬，持敬也能更好地致知。致知与持敬不能相互分离，它们是统一的、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在这里，黄榦把认识论和道德修养结合在一起了。致知是知理，这是认识论；持敬是存心，这是道德修养。上引他的《复叶味道》中又说：“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从“自性观之，万物只是一样；自道观之，一物各是一样。惟其只是一样，故但存此心而万事万物之理无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样，故须穷理致知而万事万物之理方始贯通。以此推之，圣贤言语更相发明只是一义，岂不自博而反约哉！”③由此可见，黄榦的认识论不是建立在社会实践上，而是讲体察圣贤言语。
（三）提出“默认实体”的修养原则。他在《答陈泰之》中说：
致知非易事，须要默认实体，方见端的。不然，则只是讲说文字，终日〓〓，而真实体段不能识。故其说易差，而其见不实；动静表里，有未能合一。④
黄榦认为，人的感觉器官容易受外界事物的蒙蔽，因而闻见之知不可靠，而只有义理为心之主的德性之知才可靠。这就需要人们存天理去人欲，用义理之心去默识体认天理，方才对万事万物的理有所认识。若是一知半解，专从文字上去认识圣贤书上所讲的天理，终日高谈阔论，而真实体段原不曾识；其见不实，其说易差，与动静表里未能合一者，皆谈不上致知。
（四）强调“致知力行”。他在《中庸总说》中说：
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皆生于气禀之清浊、物欲之多寡而有异
也。故必知之明，行之力，而终之以勇，而后气禀物欲不能以累其固有而无不善也。……天下之理无不实用其力以全天理之实。①
黄榦认为，只讲致知不行，而要力行，而且力行要勇往直前，才能确实体会到天下万事万物之理，才能成全天命所赋予人的善性。
黄榦的认识论是道德实践论，他的认识的目的是完善人的道德品质。在黄榦看来，人的认识对象是天理所赋予的善性，认识的途径是内心体认善性；认识的方法是持敬（即心中时时保持善德）。这是一种从思想到思想的唯理的认识论。
中国古代的认识论是围绕《大学》提出的“格物”而展开的。朱熹在《答江德功》第二书中说：“自十五六始，知读是书（按《大学》）而不晓格物之义，往来于心三十余年。”⑤可见，其都在用力于格物上。格，意为至、极，也可以理解为接近。物即事物。本来主要指事，即伦理道德关系，而朱熹提出“天下之事皆谓之物”⑥，包括自然界中的各种现象。因为《大学》提出“格物”概念，却无具体内容。朱熹认为，《大学》之格物内容遗失，于是他为之补传。
朱熹指出，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格物而穷理。他说：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⑦
朱熹所说的物，是理一分殊的天下万物，包括了一切自然和社会的现象，当然也有心理现象和道德规范。在这里，朱熹十分明确的把主客观置于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认识论的里程碑，由此《大学》提出的“格物”，便由格心引向格客观事物的方向，为近代科学认识论意识开辟出思路。
朱熹提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为格物之事。其在《朱子语类》中随时答问，皆讲此四目。如其谓，“且就事上格去。如读书，便就文字上格。听人说话，便就说话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他。”身之内与身外之物，都要格。“须是四方八面都理会教通晓，仍更理会向理来，譬如吃果子一般。先去其皮壳，然后食其肉。又更和那中间核子都咬破，始得。”格物之目的是穷理。“所谓穷理者，事事物物各有个事物的理，穷之须要周尽。”朱熹与门人问答，每每以“格物穷理”连用，因为物内有理，通过格物而穷其理。在格物穷理中，读书是重要方法。①朱熹之《白鹿洞书院揭示（学规）》中提出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虽为修养身心之道德原则，也是读书所应遵循的。②
格物就能致知。致，推极、推出之意。《朱子语类》多处谓，推到极处，穷究彻底，真见得其意如此。以类推之，得道（规律）而通其余。格物是逐物而格，致知是逐类旁通，以共性知个性。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是理与心之关系。格物是就个性说，致知是就共性（全体）说。这样说来，两者是合一的，“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无两样功夫”。③此即谓，致知在格物之中，非格物之外另有致知，两者是同时的。
格物致知是与知行联系在一起的。朱熹进一步指出，“格物致知为用力之始，然非谓初不涵养践履，而直从于此也；又非谓物未格、知未至，则意可以不诚、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齐也。”④格物致知是知，涵养践履是行。“知与行工夫须着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⑤由此，朱子学学者深刻论述了知行的问题。
知行是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知行先后、难易之争贯串了中国哲学史的始终。朱熹在知行先后上，犹如其理气论一样，本无先后，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而推论之也可以说知先行后。朱熹反复强调，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二者皆不可偏废。朱熹在《杂学辨》中进一步指出：
知而未能行，乃未得之于己。此所谓知者，亦非真知也。真知则未有不能行者。①
真知则必行，因为能行才算真知。此与后来王阳明所说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②之知行合一论是一样的。其所不同的，朱熹的知是通过格物穷理所得，而王阳明是由良知所得，不须格物。
在陈淳的认识论中，也特别强调格物穷理。他认为，认识必须通过格物才能穷理，如果扫除格物一段工夫，如无星之称、无寸之尺，默然存想，是不可能穷理的。他把格物作为认识具体事物取得认识的开端。他认为，格物致知就是致知力行，简称知行。他说：圣门用功节目，其大要不过致知力行而已。行不力，则虽精义入神，亦徒为空言。因此，他强调致知力行当齐头着力并作，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交进而互发。“故心之明则行愈达，而行之力则所知益精。”③朱熹有时讲只有明白了义理（知），才能做出合乎义理的事（行），才能以知为标准来判断行的是非；而陈淳明确提出知行当齐头并进。至于陈淳所讲的如何力行和力行的内容，有包括客观事物，而主要仍然是道德的践履。这是朱子学家所共同的观点。
在认识论上，黄榦有四个方面的贡献。
（一）提出“物格知至”的命题。他在《复杨志仁》中认为，“物格”是指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能够推想得明白透彻；“知至”是指人们的知识富足，没有什么不知的。人们的认识达到这样的程度，则“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因为“心便是性，性便是心”。又由于性即理，心中具有万事万物之理，“物格知至”，就能达到心中之理全然明白。④
黄榦在《复叶味道》中认为，认识的对象不是了解世界某一部分事物的现象，而是领会（探索）整个世界事物之理，穷理就是穷尽天下万事万物之理。但是，天下事物之理多至不可胜数，尽我们毕生精力也不能件件都穷得，因而必须用致知工夫才行。致知是指从已知之理推及未知之理。只要已知之理积累很多，就可以穷尽未知之理。黄榦在《复杨志仁》中又说：“万物之理各是一样，
故须穷理致知而万事万物之理方始贯通。”人们的知识的确有许多是从推理得来的。黄榦的这种思想是有一定合理性的。①
（二）提出“主敬致知两事相为经纬”的观点。他在《复胡伯量》中说：
致知持敬，两事相发。人心如火，遇水即焚，遇事即应。惟于世间利害得丧，及一切好乐见得分明，则此心亦自然不为之动，而所为持守者始易为力。若利欲为此心之主，则虽是强加控制，此心随所动而发，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强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压草，石去而草复生矣。此不可不察也。②
在黄榦看来，致知能更好地持敬，持敬也能更好地致知。致知与持敬不能相互分离，它们是统一的、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在这里，黄榦把认识论和道德修养结合在一起了。致知是知理，这是认识论；持敬是存心，这是道德修养。上引他的《复叶味道》中又说：“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从“自性观之，万物只是一样；自道观之，一物各是一样。惟其只是一样，故但存此心而万事万物之理无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样，故须穷理致知而万事万物之理方始贯通。以此推之，圣贤言语更相发明只是一义，岂不自博而反约哉！”③由此可见，黄榦的认识论不是建立在社会实践上，而是讲体察圣贤言语。
（三）提出“默认实体”的修养原则。他在《答陈泰之》中说：
致知非易事，须要默认实体，方见端的。不然，则只是讲说文字，终日〓〓，而真实体段不能识。故其说易差，而其见不实；动静表里，有未能合一。④
黄榦认为，人的感觉器官容易受外界事物的蒙蔽，因而闻见之知不可靠，而只有义理为心之主的德性之知才可靠。这就需要人们存天理去人欲，用义理之心去默识体认天理，方才对万事万物的理有所认识。若是一知半解，专从文字上去认识圣贤书上所讲的天理，终日高谈阔论，而真实体段原不曾识；其见不实，其说易差，与动静表里未能合一者，皆谈不上致知。
（四）强调“致知力行”。他在《中庸总说》中说：
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皆生于气禀之清浊、物欲之多寡而有异
也。故必知之明，行之力，而终之以勇，而后气禀物欲不能以累其固有而无不善也。……天下之理无不实用其力以全天理之实。①
黄榦认为，只讲致知不行，而要力行，而且力行要勇往直前，才能确实体会到天下万事万物之理，才能成全天命所赋予人的善性。
黄榦的认识论是道德实践论，他的认识的目的是完善人的道德品质。在黄榦看来，人的认识对象是天理所赋予的善性，认识的途径是内心体认善性；认识的方法是持敬（即心中时时保持善德）。这是一种从思想到思想的唯理的认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