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黄榦（1152—1221年），字季直，一字直卿，号勉斋。世居长乐县，后徙居闽县（今闽侯）。父黄瑀，曾任朝散郎、监察御史，有政绩；逝世后，朱熹应黄榦之请为其撰写墓志铭，即《朝散黄公墓志铭》。黄榦官至州知府，为政政绩卓越。坚决主张抗金，并在汉阳、安庆任内反击金兵侵掠。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从祀孔庙。
  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黄榦仲兄黄东官吉州，黄榦从行，因得识庐陵名士刘清之，遂向刘清之求学。刘清之便把他转荐给朱熹。这年冬天，黄榦冒雪来到崇安五夫，适逢朱熹外出，他寄居客栈，一直等到淳熙三年（1176年）春朱熹归来。①从此，黄榦随朱熹学，为学艰苦，夜不设榻，衣不解带。黄榦为朱熹所器重，谓“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须吃些辛苦，亦可望也”。②黄榦后来在《祭晦庵朱先生》中回忆他初从朱熹的情景时写道：
  榦丙申之春，师门始登，诲语谆谆，情犹父兄。春山朝荣，秋堂夜清，或执经于坐隅，或散策于林坰，或谈笑而舂容，或切至而叮咛。始受室于潭溪，复问舍于星亭。③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赴南康军任，黄榦随行，帮助处理一些学术上的事务。朱熹在《答吕伯恭》第十九书中曰：熹来此，日间应接衮衮，暮夜稍得闲问书册，则精神已昏，思就枕矣。
  以此两月间只看得两篇《论语》，亦是黄直卿先为看过，参考同异了，方为折中。①
  朱熹又在《答刘子澄》第九书曰：“旧书且得直卿在此商量，逐日改得些少，比旧尽觉精密。且令写出净本，未知向后看得又如何也。”②此书作于淳熙十一年（1184年）春正月，文中提到朱熹于此时为刘子澄所撰《鄂州社稷坛记》。③
  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四月，朱熹知漳州，黄榦曾一度随侍左右。朱熹之考亭竹林精舍建成，黄榦亦续学于此，并担任部分教学工作。朱熹在《答黄直卿》第七八书中曰：
  见谋于屋后园中作精舍，规模甚广，他时归里，便可请直卿挂牌秉拂也。作此之后，并为直卿作小屋，亦不难矣。④
  朱熹此书约写于绍熙五年（1194年）沧洲精舍建成之时。据《勉斋集·年谱》记载，这时期黄榦频繁地跟朱熹问学。先是黄榦以恩荫补将仕郎（次年四月授迪功郎监台州户部赡军酒库）。五月，朱熹赴潭州任，黄榦随行；十一月，“文公奉祠居家，先生（指黄榦）自京还，留文公之侧”。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年），黄榦往来于福州、建阳考亭两地。庆元三年（1197年），朱熹为黄榦“筑室于考亭新居之旁”。朱熹在《答巩仲至》第十二书中曰：“直卿久不得书，闻有徙家之兴，此固所欲，但于渠聚徒之计，则恐失之便，无以为生，亦须细商量耳。”后黄榦一直延至庆元五年（1199年）十一月，才迁于考亭新居。⑤朱熹在《答余占之》第四书中曰：“直卿已归在此，今年往来亦有一二十人相过讲习。”⑥胡泳录朱熹语曰：
  庚申二月既望，先生有书与黄寺丞商伯云：“伯量依旧在门馆否？《礼书》近得黄直卿与长乐一朋友在此，方得下手整顿。但疾病昏倦时多，又为人事书尺妨废，不能得就绪。直卿又许了乡人馆，未知如何？若不能留，尤觉失助。甚恨乡时不曾留得伯量相与协力！若渠今年不作书会，则烦为道意，得其一来为数月留，千万幸也！”⑦庚申为庆元六年（1200年），此为其逝世前一月所书。文中所言《礼书》，指的是《仪礼经传通解》，黄榦负责其中《丧礼》、《祭礼》部分。此书在朱熹生前未完稿。一直到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夏，黄榦所撰这一部分方成书，名《仪礼经传通解续卷》。有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李方子、甘节、萧佐三人同录“吉甫问：‘仁义礼智，立名还有意义否？’”一条，其中有黄榦的答语；杨至录“吉甫问恭敬”一条，其中也有直卿之名。有郑南升录“仁者爱之理”条，参与讨论者有黄榦、汪正甫、暖亚夫；郑南升录“问‘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条，以及“问‘贫而无诌’章”条，均录有黄榦的议论。庆元三年（1197年），黄义刚录“直卿劝先生且谢宾客数日，将息病”，义刚又录“先生问直卿：‘何不移入新屋居？’曰：‘外门未立。’”①
  宁宗嘉定九年（1216年）四月，黄榦在离汉阳知军任后，回到阔别已久的考亭，时朱熹已逝世16年。黄榦在竹林精舍讲学，诸生云集。黄榦在此撰写了《竹林精舍祠堂讲义》，并开始草撰《朱子行状》。在《行状》中，他高度概括了朱熹“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的一生坎坷的事迹，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人品道德，并给朱熹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的高度评价。②
  黄榦是朱熹之婿，其学术思想和亲属感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坚守师说最严，特别是完成了朱熹未完成的《仪礼经传通释》。其著有《论语注语问答通释》、《周易系辞传解》、《孝经本旨》、《圣贤道统传授总序说》、《朱子行状》等。
  黄榦对闽学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体用论。清人全祖望说：“嘉定而后，足以光其师传而为有体有用之儒者，勉斋黄文肃公。”③体是指本体，即理、太极，用是指理之流行发用。体用关系表现为“理一分殊”，即一理散为万物，万物复归一理。黄榦说：
  道（理、太极）之在天下，一体一用而已。体则一本，用则万殊。一本者，天命之性；万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所以语大莫能载，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语小莫能破。语大莫能载，是万物统体一太极也；语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极也。万物统体一太极，此天下无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极，此性无不在也。①在这里，黄榦对朱熹理的应用方面的理论有所充实。黄榦还用实际行动实践他的有体有用之学，如他在从政期间筹备边防和全民作战等。在黄榦看来，理不是寂然不动的，它通过阴阳五行，化生男女雌雄丰富多彩的世界万物。这样，朱子学思想中的世界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比较具体化了。二是论定朱熹在道统中的地位。朱熹提出的道统论，已把其本人放入孟轲之后道统的继承者之中，但是朱熹本人不好说自己在道统中的重要地位。黄榦专门撰写《圣贤道统传授总序说》，把“传承道统”看作是朱熹的最大成就，并把道统的内涵概括为“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三是把闽学推广至全国。
  对黄榦在阐扬朱熹学术思想方面的贡献，时人及后人均评价颇高。真德秀在《勉斋先生祝文》中说：“惟公之在考亭，犹颜、曾之在洙泗。发幽阐微，既有补于学者；继志述事，又有功于师门。”②
  黄榦的著述，还有《勉斋讲义》、《勉斋诗钞》等，结辑为《勉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