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蔡元定之曾祖父蔡克、祖父蔡谅，都是太学生。其父蔡发，子蔡渊、蔡沆、蔡沉，孙蔡格、蔡模、蔡杭、蔡权，都是著名的学者，这祖孙四代合之被世人称为“蔡氏九儒”。《宋元学案》全祖望按语曰：“蔡氏父子、兄弟、祖孙皆为朱熹干城。”④其中最有学术成就者为蔡元定和蔡沉。
蔡元定（1135—1198年），字季通，号西山，建宁府建阳县人。蔡元定多次被举荐为官，皆辞谢不就。高宗绍熙五年（1194年），宁宗继位，赵汝愚当政，朱熹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赵、朱相与推荐蔡元定，仍不出。不久赵汝愚受贬，外戚韩侂胃当政，罗织朱熹十大罪状，并谓朱熹之所以敢大肆无忌惮者，皆其从妖人蔡元定左右所致。⑤“庆元党禁”祸及蔡元定，被流放到湖南道州编管，病逝于那里，年仅64岁。
朱熹在《跋蔡神与绝笔》中说：蔡元定年10岁其父蔡发“即教使读《西铭》。稍长，则又示以程氏《语录》、邵氏《经世》、张氏《正蒙》等书。曰：‘此孔、孟之正脉也，尔其勉旃。’”⑥蔡元定“幼而沉涵其义，既长而辨析益精。”⑦
《宋史》本传谓，蔡元定“闻朱熹名，往师之。熹扣其学，大惊曰：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列。遂与对榻，讲论诸经奥义，每至夜分。”①蔡元定从学朱熹于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和考亭沧洲精舍等。朱熹在《中和旧说序》中曰：
乾道己丑之春，为友人蔡季通言之，问辨之际，予忽自疑斯理也。虽吾所默识，然亦末有不可告人者。……复取程氏书，虚心平气而徐读之，未及数行，冻解冰释，然后知情性之本然，贤圣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②
此为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之事。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的寒泉精舍建成，蔡元定每相随之左右。如书曰：
别后两日，稍得观书，多所欲论者。幸会期不远，此只八九间下寒泉，十一二间定望临顾也。③
此为寒泉相会之后两日，又再次相约。朱熹在《答范伯崇》第十、八书曰：“熹比携二子过寒泉，招季通来相聚，更有一二朋友来相聚，初不废讲议。”“伯谏前日过此，季通亦来会，相与剧论儒佛之异。”④又书曰：“此有李伯谏，往时溺于禅学，近忽微知其非。昨来此留数日，蔡季通亦来会，剧论不置，遂肯舍去旧习。”⑤
朱熹之云谷晦庵草堂于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七月建成后，蔡元定曾与朱熹频频相聚于此。朱熹有《淳熙戊戌七月二十九日与子晦、纯叟、伯谟同发屏山，西登云谷越夕乃至，而季通、德功亦自山北来会》一诗，描写的就是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与廖德明、刘纯叟、方伯谟从五夫里出发，与蔡元定等相聚于云谷的情景。⑥其《答蔡季通》第八书中有曰：
西山之约，一何拒客之深耶？俟武夷归，别当奉扣。然临风引领，似已闻采薇之歌矣。⑦
此表明朱、蔡两人的西山、云谷之约，是很频繁的。文中的“西山”，指的是蔡元定建于崇泰里的西山精舍。
蔡元定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协助朱熹编出《易学启蒙》一书。朱熹在《答陈才卿》第十四书中曰：
《启蒙》所载为有发于《易》，他则别成一家之学。季通近编出梗概欲刊行，旦夕必见之。然亦不必深究也。①
朱熹在蔡元定的诸书中有多处与之讨论《启蒙》一书的内容。淳熙十四年（1187年），蔡元定接受朱熹委托，刊刻“武夷精舍小学之书”。②同年，蔡元定著《律吕新书》成，朱熹为之序。③淳熙十六年（1189年），协助朱熹修改《大学章句》。朱熹在《答毛朋寿》书中曰：
《大学》文字，季通尚未为定本，旦夕当取来，更为改正，乃可传也。④《朱子文集》有《答蔡季通》书100多通，大都涉及“四书”、《易经》、音律、校书等问题。
《朱子语类》在《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章》中，有王过录“先生尝曰‘仁者心之德’”条，其中记载参与讨论的有蔡元定、辅广和王过；在《禘自既灌而往者章》中，有叶贺孙录“仁父问‘禘自既灌而往者’”条，参与讨论的有叶贺孙、蔡元定、徐容等。⑤
因“伪学”禁，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蔡元定被谪道州编管，朱熹率门人为之送行于净安寺。有谓，“（朱先生）坐方丈，寒暄外无嗟劳语。以连日所读《参同契》所疑扣蔡，蔡应答洒然。少迟，诸人醵酒至，饮皆醉。先生间行，列坐寺前桥上饮，回寺又饮。先生醉睡。”⑥朱熹送其至寒泉精舍，“相与订正《参同契》，终夕不寐”。此言见于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按语。可见，他们置大祸临头之不顾，唯一所关心的是学说的创立。
《宋史》蔡元定本传，称“四方来学者，熹必俾先从元定质正焉”。⑦对此，黄榦说：
西山蔡氏先生之门，从游者多矣。公（按指蔡元定）之来，先生必留数日，往往通夕对床不暇寢。从先生游者，归必过公之家，听其言论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⑧蔡元定著有《大衍详说》、《律吕新书》、《燕乐原辩》、《皇极经世指要》、《地理古经》、《发微论》、《西山公集》等。蔡元定兼取义理和象数，其思想带有明显的道家色彩。他说：
天地之间有理必有数，二者未尝相离。……一动一静之间，《易》之所谓太极也。阴阳之中又各有阴阳，刚柔之中又各有刚柔，主乎动静，所谓太极也。①
蔡元定对北宋象数理学家邵雍的《皇极经世书》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撰《皇极经世指要》3卷。他提出“数即理，理即数，在天为五行，在地为五方，在人为五常”。②他所谓数即理，理即数，就是把理判为阴、阳之二，阴阳中又有阴阳，以至无穷。这就补充了朱熹关于理（太极）生气（阴阳为气，五行为气之质），气生万物（理气合一）的逻辑结构中的若干环节。蔡元定还教人以性和天道为先，注重阴阳地理。他的《发微论》就是相地之书，大旨用地道一刚一柔来说明动静、聚散、雌雄、生死、逆顺、分合、裁成、强弱、浮沉、福祸、善恶等现象，以有形察无形。虽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和宿命论，但也有某些深刻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因素。
蔡元定对朱熹思想有较大的贡献。朱熹说：“季通平生著述多谦让，寄寓于熹书集中。”③朱熹的《易学启蒙》是蔡元定起草的，其《四书集注》他也参加了很多意见。
蔡沉（1167—1230年），亦作蔡沈，字仲默，号九峰，蔡元定季子。他一生末应科举，屡荐不出，未曾做官，始终跟朱熹学习。隐居九峰山，学者称九峰先生。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从祀孔庙。
蔡沉“少从朱熹游。熹晚欲著《书传》，未及为，遂以属沉。《洪范》之数，学者久失其传，元定独心得之，然未及论著。曰：‘成吾书者沉也。’沉受父师之托，沉潜反复者数十年，然后成书，发明先儒之所未及。”④由于蔡沉是朱熹晚年最有成就的弟子之一，故《宋元学案》为之特辟《九峰学案》。真德秀在《九峰先生蔡君墓表》中曰：
入则服膺父教，出则从文公游。文公晚年训传诸经略备，独《书》未及为，环〓门诸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属君。①
在《朱子语类》中涉及蔡沉问疑的有9条，均为黄义刚所录。例如，“义刚言：‘伯靖以为天是一日一周。’……次日，仲默附至《天说》。”文中“伯靖”，通常作伯静，乃蔡沉兄长蔡渊。又“仲默问‘有两汉水’”，以及“叔器未达”条中叔器问“使心意勉勉循循不能已”，有蔡沉的发言：如“生则恶可已也”之类。朱熹曰：“是。”在“义刚曰”条中，又有仲默问疑。还有“蔡仲默问‘相近’”、“仲默问《太玄》”、“仲默集注《尚书》”。“仲默论五刑不赎”，以及“先生命二三子说书毕，召蔡仲默及义刚语，小子侍立……仲默曰：‘作去声，也似是。’先生曰：‘据某看，只作入声亦是。’”②明确记载两人同学于朱熹之侧。黄义刚所录多是在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以后所闻。朱熹命蔡沉作书解，是在其晚年。
蔡沉撰写《梦奠记》，记载朱熹弥留之际的情形。其中有曰：
庆元庚申三月初二日丁巳，先生简附叶味道来约沈下考亭。当晚即与味道至先生侍下。是夜先生看沈《书集传》，说数十条，及时事甚悉。精舍诸生皆在。四更方退，只沈宿楼下书院。初三日戊午，先生在楼下改《书传》两章，又贴修《稽古录》一段，是夜说《书》数十条。……初九日甲子五更，令沈至卧内，先生坐床上，沈侍立，先生以手挽沈衣。令坐，若有所欲言而不言者久之。医士诸葛德裕来，令无语用治，命移寝中堂。平明，精舍诸生复来问病。味道云：“先生万一不讳，礼数用《书仪》何如？”先生摇首。益之云：“用《仪礼》何如？”先生复摇首。沈曰：“《仪礼》、《书仪》参用，何如？”先生首肯之，然不能言，意欲笔写。示左右以手版托纸进，先生执笔如平时，然力不能运，少顷置笔就枕，手误触巾，目沈正之，诸生退。沈坐首边，益之坐足边。先生上下其视，瞳犹炯然，徐徐开合，气息渐微而逝，午初刻也。③
蔡沉是朱熹门人中最有创见的一个。他根据朱熹的理气和蔡元定的象数，构成为自己具有象数学特点的理学思想体系。他用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分析《尚书·洪范》，著《洪范皇极》和《书经集传》两书。《洪范皇极》像蔡元定的《皇极经世指要》阐发阴阳、刚柔、太少一样，通过80个范畴论证天地、理气、体用、动静等，以至接触到动植物等自然现象。《书经集传》应朱熹遗嘱所撰，其中有一部分是朱熹的初稿整理而成的。是书出色地完成了朱熹交给的任务，不少地方独出新义，有创见地论证了孔孟儒学，是理学的代表性著作。《书经集传》像朱熹的《四书集注》一样，用简明浅显的文字诠释经典，阐发朱子学义理，特别论证了三纲五常等道德伦理。前一部书是理学象数派主要讲自然现象的著作，后一部书是理学正统派主要讲义理的著作，这两部书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蔡沉的哲学思想，并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有重大的影响。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年）订科举法，“五经”之《书》注释中用蔡沉《书经集传》，元明清三朝用它取士。《书经集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诗集传》及胡安国的《春秋传》等书一起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儒家学者的必读课本。蔡沉的著作扩大了朱子学在全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影响。此外，蔡沉还有《至书》1卷、《九峰公集》1卷，是用周、程、张、朱的理学思想来论述先秦儒家道统的。
蔡元定（1135—1198年），字季通，号西山，建宁府建阳县人。蔡元定多次被举荐为官，皆辞谢不就。高宗绍熙五年（1194年），宁宗继位，赵汝愚当政，朱熹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赵、朱相与推荐蔡元定，仍不出。不久赵汝愚受贬，外戚韩侂胃当政，罗织朱熹十大罪状，并谓朱熹之所以敢大肆无忌惮者，皆其从妖人蔡元定左右所致。⑤“庆元党禁”祸及蔡元定，被流放到湖南道州编管，病逝于那里，年仅64岁。
朱熹在《跋蔡神与绝笔》中说：蔡元定年10岁其父蔡发“即教使读《西铭》。稍长，则又示以程氏《语录》、邵氏《经世》、张氏《正蒙》等书。曰：‘此孔、孟之正脉也，尔其勉旃。’”⑥蔡元定“幼而沉涵其义，既长而辨析益精。”⑦
《宋史》本传谓，蔡元定“闻朱熹名，往师之。熹扣其学，大惊曰：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列。遂与对榻，讲论诸经奥义，每至夜分。”①蔡元定从学朱熹于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和考亭沧洲精舍等。朱熹在《中和旧说序》中曰：
乾道己丑之春，为友人蔡季通言之，问辨之际，予忽自疑斯理也。虽吾所默识，然亦末有不可告人者。……复取程氏书，虚心平气而徐读之，未及数行，冻解冰释，然后知情性之本然，贤圣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②
此为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之事。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的寒泉精舍建成，蔡元定每相随之左右。如书曰：
别后两日，稍得观书，多所欲论者。幸会期不远，此只八九间下寒泉，十一二间定望临顾也。③
此为寒泉相会之后两日，又再次相约。朱熹在《答范伯崇》第十、八书曰：“熹比携二子过寒泉，招季通来相聚，更有一二朋友来相聚，初不废讲议。”“伯谏前日过此，季通亦来会，相与剧论儒佛之异。”④又书曰：“此有李伯谏，往时溺于禅学，近忽微知其非。昨来此留数日，蔡季通亦来会，剧论不置，遂肯舍去旧习。”⑤
朱熹之云谷晦庵草堂于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七月建成后，蔡元定曾与朱熹频频相聚于此。朱熹有《淳熙戊戌七月二十九日与子晦、纯叟、伯谟同发屏山，西登云谷越夕乃至，而季通、德功亦自山北来会》一诗，描写的就是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与廖德明、刘纯叟、方伯谟从五夫里出发，与蔡元定等相聚于云谷的情景。⑥其《答蔡季通》第八书中有曰：
西山之约，一何拒客之深耶？俟武夷归，别当奉扣。然临风引领，似已闻采薇之歌矣。⑦
此表明朱、蔡两人的西山、云谷之约，是很频繁的。文中的“西山”，指的是蔡元定建于崇泰里的西山精舍。
蔡元定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协助朱熹编出《易学启蒙》一书。朱熹在《答陈才卿》第十四书中曰：
《启蒙》所载为有发于《易》，他则别成一家之学。季通近编出梗概欲刊行，旦夕必见之。然亦不必深究也。①
朱熹在蔡元定的诸书中有多处与之讨论《启蒙》一书的内容。淳熙十四年（1187年），蔡元定接受朱熹委托，刊刻“武夷精舍小学之书”。②同年，蔡元定著《律吕新书》成，朱熹为之序。③淳熙十六年（1189年），协助朱熹修改《大学章句》。朱熹在《答毛朋寿》书中曰：
《大学》文字，季通尚未为定本，旦夕当取来，更为改正，乃可传也。④《朱子文集》有《答蔡季通》书100多通，大都涉及“四书”、《易经》、音律、校书等问题。
《朱子语类》在《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章》中，有王过录“先生尝曰‘仁者心之德’”条，其中记载参与讨论的有蔡元定、辅广和王过；在《禘自既灌而往者章》中，有叶贺孙录“仁父问‘禘自既灌而往者’”条，参与讨论的有叶贺孙、蔡元定、徐容等。⑤
因“伪学”禁，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蔡元定被谪道州编管，朱熹率门人为之送行于净安寺。有谓，“（朱先生）坐方丈，寒暄外无嗟劳语。以连日所读《参同契》所疑扣蔡，蔡应答洒然。少迟，诸人醵酒至，饮皆醉。先生间行，列坐寺前桥上饮，回寺又饮。先生醉睡。”⑥朱熹送其至寒泉精舍，“相与订正《参同契》，终夕不寐”。此言见于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按语。可见，他们置大祸临头之不顾，唯一所关心的是学说的创立。
《宋史》蔡元定本传，称“四方来学者，熹必俾先从元定质正焉”。⑦对此，黄榦说：
西山蔡氏先生之门，从游者多矣。公（按指蔡元定）之来，先生必留数日，往往通夕对床不暇寢。从先生游者，归必过公之家，听其言论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⑧蔡元定著有《大衍详说》、《律吕新书》、《燕乐原辩》、《皇极经世指要》、《地理古经》、《发微论》、《西山公集》等。蔡元定兼取义理和象数，其思想带有明显的道家色彩。他说：
天地之间有理必有数，二者未尝相离。……一动一静之间，《易》之所谓太极也。阴阳之中又各有阴阳，刚柔之中又各有刚柔，主乎动静，所谓太极也。①
蔡元定对北宋象数理学家邵雍的《皇极经世书》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撰《皇极经世指要》3卷。他提出“数即理，理即数，在天为五行，在地为五方，在人为五常”。②他所谓数即理，理即数，就是把理判为阴、阳之二，阴阳中又有阴阳，以至无穷。这就补充了朱熹关于理（太极）生气（阴阳为气，五行为气之质），气生万物（理气合一）的逻辑结构中的若干环节。蔡元定还教人以性和天道为先，注重阴阳地理。他的《发微论》就是相地之书，大旨用地道一刚一柔来说明动静、聚散、雌雄、生死、逆顺、分合、裁成、强弱、浮沉、福祸、善恶等现象，以有形察无形。虽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和宿命论，但也有某些深刻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因素。
蔡元定对朱熹思想有较大的贡献。朱熹说：“季通平生著述多谦让，寄寓于熹书集中。”③朱熹的《易学启蒙》是蔡元定起草的，其《四书集注》他也参加了很多意见。
蔡沉（1167—1230年），亦作蔡沈，字仲默，号九峰，蔡元定季子。他一生末应科举，屡荐不出，未曾做官，始终跟朱熹学习。隐居九峰山，学者称九峰先生。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从祀孔庙。
蔡沉“少从朱熹游。熹晚欲著《书传》，未及为，遂以属沉。《洪范》之数，学者久失其传，元定独心得之，然未及论著。曰：‘成吾书者沉也。’沉受父师之托，沉潜反复者数十年，然后成书，发明先儒之所未及。”④由于蔡沉是朱熹晚年最有成就的弟子之一，故《宋元学案》为之特辟《九峰学案》。真德秀在《九峰先生蔡君墓表》中曰：
入则服膺父教，出则从文公游。文公晚年训传诸经略备，独《书》未及为，环〓门诸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属君。①
在《朱子语类》中涉及蔡沉问疑的有9条，均为黄义刚所录。例如，“义刚言：‘伯靖以为天是一日一周。’……次日，仲默附至《天说》。”文中“伯靖”，通常作伯静，乃蔡沉兄长蔡渊。又“仲默问‘有两汉水’”，以及“叔器未达”条中叔器问“使心意勉勉循循不能已”，有蔡沉的发言：如“生则恶可已也”之类。朱熹曰：“是。”在“义刚曰”条中，又有仲默问疑。还有“蔡仲默问‘相近’”、“仲默问《太玄》”、“仲默集注《尚书》”。“仲默论五刑不赎”，以及“先生命二三子说书毕，召蔡仲默及义刚语，小子侍立……仲默曰：‘作去声，也似是。’先生曰：‘据某看，只作入声亦是。’”②明确记载两人同学于朱熹之侧。黄义刚所录多是在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以后所闻。朱熹命蔡沉作书解，是在其晚年。
蔡沉撰写《梦奠记》，记载朱熹弥留之际的情形。其中有曰：
庆元庚申三月初二日丁巳，先生简附叶味道来约沈下考亭。当晚即与味道至先生侍下。是夜先生看沈《书集传》，说数十条，及时事甚悉。精舍诸生皆在。四更方退，只沈宿楼下书院。初三日戊午，先生在楼下改《书传》两章，又贴修《稽古录》一段，是夜说《书》数十条。……初九日甲子五更，令沈至卧内，先生坐床上，沈侍立，先生以手挽沈衣。令坐，若有所欲言而不言者久之。医士诸葛德裕来，令无语用治，命移寝中堂。平明，精舍诸生复来问病。味道云：“先生万一不讳，礼数用《书仪》何如？”先生摇首。益之云：“用《仪礼》何如？”先生复摇首。沈曰：“《仪礼》、《书仪》参用，何如？”先生首肯之，然不能言，意欲笔写。示左右以手版托纸进，先生执笔如平时，然力不能运，少顷置笔就枕，手误触巾，目沈正之，诸生退。沈坐首边，益之坐足边。先生上下其视，瞳犹炯然，徐徐开合，气息渐微而逝，午初刻也。③
蔡沉是朱熹门人中最有创见的一个。他根据朱熹的理气和蔡元定的象数，构成为自己具有象数学特点的理学思想体系。他用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分析《尚书·洪范》，著《洪范皇极》和《书经集传》两书。《洪范皇极》像蔡元定的《皇极经世指要》阐发阴阳、刚柔、太少一样，通过80个范畴论证天地、理气、体用、动静等，以至接触到动植物等自然现象。《书经集传》应朱熹遗嘱所撰，其中有一部分是朱熹的初稿整理而成的。是书出色地完成了朱熹交给的任务，不少地方独出新义，有创见地论证了孔孟儒学，是理学的代表性著作。《书经集传》像朱熹的《四书集注》一样，用简明浅显的文字诠释经典，阐发朱子学义理，特别论证了三纲五常等道德伦理。前一部书是理学象数派主要讲自然现象的著作，后一部书是理学正统派主要讲义理的著作，这两部书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蔡沉的哲学思想，并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有重大的影响。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年）订科举法，“五经”之《书》注释中用蔡沉《书经集传》，元明清三朝用它取士。《书经集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诗集传》及胡安国的《春秋传》等书一起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儒家学者的必读课本。蔡沉的著作扩大了朱子学在全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影响。此外，蔡沉还有《至书》1卷、《九峰公集》1卷，是用周、程、张、朱的理学思想来论述先秦儒家道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