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北宋确立后，理学在北方中原一带传播，形成为中国文化的重心。到了北宋后期，便向全国各地衍化，而真正成长壮大起来却是在闽中福建。基于闽中有理学的基础，北宋理学诸子的理学思想便通过各种途径由北往南而入闽。
理学开始时称为道学，其创造者是唐人韩愈，他提出一个与佛教法统相对立的儒家道统。与韩愈同登“龙虎榜”（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进士的闽中晋江人欧阳詹（字行周，生卒不详），差不多与韩愈同时提出儒家道统。据记载，他曾任“国子监四门助教，率其徒伏阙下举（韩）愈博士，卒年四十，崔群哭之甚，愈为詹哀辞，自书以遗群”。①从明代起，有人认为欧阳詹也是理学（道学）的开创者。清人李清馥认为，“闽中儒学开先始于唐欧阳四门。”“闽学开自唐欧阳四门倡起，彼时人文未著也。”②这里所谓闽学即理学（道学）。欧阳詹的理学观点和韩愈差不多，只是在文学和反佛方面没有韩愈出名。现遗存有欧阳詹后人搜集其遗文编辑的《欧阳詹公文集》7卷。和欧阳詹同时的闽中莆田人林蕴［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进士，生卒不详］，也和韩愈、欧阳詹一起提倡儒家道统，亦反对佛教。林蕴的著作原有10多卷，大部分散佚，今遗存有《林邵世集》2卷（因其任过邵州刺使，故名）。基于当时中国古代社会才开始向后期过渡，适应这种社会性质需要的韩愈、欧阳詹、林蕴的理学（道学）思想也未充分发展起来，正如上引李清馥所说的，“彼时人文未著也”。值得注意的是，欧阳詹、林蕴的理学（道学）思想，却说明了早在唐代理学萌芽阶段，闽中就出现理学了。
北宋初，闽中侯官人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与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徂徕（石介）在朝廷往来，同时倡导理学，后来他们又倡道于闽中，被称为在闽首倡理学的“海滨四先生”。对于“海滨四先生”，清人李清馥说：“宋初海滨四先生与安定胡氏诸公同时倡道，有鲁一变之风，然派别未著也。”①清人蒋垣亦谓，海滨四先生与孙复、胡瑗、周敦颐等人“开宋朝理学之始，自杨时传二程之理学于闽，其道大行，而海滨四先生之学乃寝息”。②
在“海滨四先生”中，陈襄（1017—1080年）最为有名。陈襄字述古，号古灵，学者称为古灵先生，北宋侯官（今福州市闽侯县）人。他26岁登进士，授官浦城县主簿、代县令，后历官仙居县令、著作佐郎、开封府推官、常州陈州知府、应天府留守、陕西转运使、天章阁侍讲等。陈襄的著作有《易讲义》、《奉使录》、《中庸讲义》、《国信语录》、《郊庙奉祀礼文》、《州县莅民提纲》、《陈古灵奏议》、《古灵先生文集》等。其中《中庸讲义》较全面地论述了他的理学思想。他的哲学体系以“诚”为最高范畴。他说：“诚者，天之道。诚者，物之始终。”他认为，天离不开“诚”，物也离不开“诚”。“诚”是天地万物的主宰者。“诚即神”。人得到了“诚”，也就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诚”是有高明博厚的，有了“诚”就有了最完善的道德品质，就能确定各种事物应如何来处理。谁能得到“诚”呢？他认为，圣人生来就有“诚”的美德，因此对于仁义礼智信等人伦道德，不学而知，懂得“天理”，一言一行皆符合天理；而一般人呢？虽然没有圣人那样的先知先觉，但是可以通过学习，明白了“天理”、“圣道”而达到“诚”。一般人要达到“诚”的美德，就要存正去邪，即保存礼义之正，去异端邪念；要存公去私，即保存国家之公，清除个人之私欲。他认为，时时按此办理，那就会达到“诚”。对于道德修养，陈襄认为，人不能丧失本心，丧失了本心就要加强道德修养，恢复本心。他所谓本心，是指遵守三纲五常的善心。他还认为，人最重要的是“道”，道就是“义”；“不苟且求利，不苟且求进，不苟且求得，只在于求义”，一言一行都要符合于义。在认识论上，陈襄提出：“好学以尽心，诚心以尽物，推物以尽理，明理以尽性。”这是说通过学习儒家经典以达到尽知人的仁义礼智的善心；要诚心诚意地待人接物，通过对事物的观察以达到尽知事物的道理；明白了事物的道理，才能尽知自己的本性。在陈襄看来，人的本性和事物的道理都是上天给的，是先天就有的。①
北宋闽中崇安人胡安国（字康侯，号武夷，1074—1138年）向朝廷进《春秋传》，加安国宝文阁直学士。其学一方面直接来源于孙复，另一方面来源于二程的四大弟子之中游酢、谢上蔡。胡安国潜心《春秋》20多年，所著《春秋传》是理学的重要著作。当时学者研究《春秋》的著作甚多，唯胡安国的《春秋传》最为出名。元明科举取士，五经之《春秋》用胡安国之《传》。胡安国还编著《上蔡语录》、《通鉴举要补遗》、《春秋年表》等。胡安国为学强调穷理尽性。胡安国说：
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贯之，知之重也。……致知为始，穷理为要，知致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万象皆见。②
胡安国之学传其子胡宏（字仁仲，号五峰，？—1161年）是闽中理学的一大学系。胡氏父子之学衍化为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之学。
北宋朝廷曾任命今陕西关中理学的创始人张载为崇文院校书，闽中古田邵清及门学《易》。邵清［字彦明，北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3年）太学生，生卒不详］专治《易》理。明人朱衡认为，邵清从张载学《易》，回闽筑室先人墓侧，聚书千卷，角巾鹤敝，乡里敬之。邵清的哲学思想近于张载，具有气一元论的倾向。③
周敦颐理学之教得程颢、程颐而益盛。闽福清王蘋、将乐杨时、建阳游酢游醇、沙县陈渊陈瓘皆从二程受业。濂、洛之教入闽亦由此而盛。王蘋（字信伯，赐进士，生卒不详）资禀清粹，充养纯固，为程门高弟。明人朱衡记载了王蘋上疏论学，其中有曰：
人心广大无垠，万善皆备，盛得大业，由此而成。故欲传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扩充是心焉尔。④
王蘋的思想倾向于心学，可以说是南宋陆九渊心学的先驱者。王蘋的著作有《论语集解》6卷、《震泽记善录》7卷等。杨时谓“同门成就，莫踰信伯矣”。陈瓘［字莹中，号聊斋，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进士，生卒不详］治《易》，接受邵雍、刘安世之《易》说，主理数相推。陈瓘的思想是二程理和邵雍象数的混合物。他认为，先天之学以心为本，万事万物皆生于心。他强调求学为了践履，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凡欲解经，必先反诘其身，而安措其天下而行，然后为之说焉。”在历史观上，他提出天下之事变故无常，惟稽考往事则有知其故，鉴古而察今，历史有一定的发展规律。①陈渊（字知默，号默堂，生卒不详）是陈瓘之侄孙。他早年师事二程，后师事杨时，又是杨时之婿。因此，他受陈瓘、杨时的思想影响甚深。他的著作有《默堂集》22卷。
在闽二程的传人中，游酢、杨时最有代表性。游酢（1053—1135年），字子通，又改字定夫，号广平，因曾筑草堂于故乡豸（音至）山之麓，学者称之为豸山先生。北宋建州建阳县禾坪里（今福建省建阳市麻沙镇长坪村之〓垅）人。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登进士第。历官萧山县尉、河阳知府、泉州签判、和州知州、汉阳军知、监察御史、太学博士、府学教授等，又历舒州、濠州而卒，享年71岁。因家人无财力运棺柩于原籍，葬于和州历阳县升城乡车辕岭（今安徽省含山县杨头区林场）。追封朝奉大夫，谥文肃。清德宗光绪十八年（1892年）从祀孔庙。游酢的著作有《易说》、《中庸义》、《诗二南义》、《论语杂解》、《孟子杂解》、《豸山粹言》等，现存有《游文肃文集》8卷（或曰10卷），其书法墨迹遗存编入《中国书法大字典》等之中。今福建闽台文化交流协会等出版点校译注之《游酢文集》8卷。
杨时（1053—1135年），字行可，后改字中立，因曾隐居家乡龟山，学者称之为龟山先生，北宋将乐（今属福建）人。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登进士第。历官余杭浏阳萧山知县、秘书郎、著作郎、玺英殿说书、龙图阁直学士、国子祭酒、右谏议大夫兼侍讲、给事中、微猷阁待制、工部侍郎等。于杨时卒年，赠左大中大夫，谥文靖。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追封吴国公。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立龟山书院，御书“龟山书院”额。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敕建延平道南祠像祀，以罗从彦、李侗配享。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年），追封将乐伯，从祀孔庙。杨时的著作主要有《经筵讲义》、《诗经辨疑》、《二程粹言》、《经解》、《列子庄子解》、《孟子义》、《开成纪事》、《字说辨》、《礼记解》、《中庸解》、《春秋说》、《周礼辨疑》、《尚书讲义》、《龟山易传》、《龟山经说》、《龟山奏议》、《龟山语录》、《龟山文集》等。林海权点校之《杨时集》，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是现存杨时著述的全集。
在程门四杰中，一般称游（酢）、杨（时）、谢（良佐）、吕（大临），或游、杨。都是把游酢、杨时放在前边。朱熹与门人有这么一段对话：
问：“吕、游、杨、谢四子之说孰优？”（朱熹）曰：“此非后学所敢言。程先生于游称其颖悟温厚。谓杨不及游。”①
此即程子谓“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颖悟，然资质温厚。南剑州杨时虽不逮酢，然煞颖悟”，并称其“灵利高才”。②朱熹赞曰：“道南首豸山共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导源。”③明末黄宗羲认为，“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弟者，游、杨、谢、吕为著。”④游酢于20岁时在京师见程颐，程颐即谓其资可与适道，是年程颢办学即召游酢任教职，游酢即师事之，尽弃故所习而学之，即放弃词章之学而改为理学。再过9年，游酢和杨时一起至河南颖昌。杨时也开始师事程颢。他们“程门立雪”学成回闽时，程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说的是游、杨二人“载道南归”。⑤清人左宰说：
孔孟之道得二程而明，故朱子以二程继闻知之统。二程之教得游、杨而广，故先儒以游、杨为亲炙之宗。⑥
游酢、杨时在二程弟子中居以重要地位。
游酢、杨时在理学、政治、教育、文学、书法等中国文化的诸领域中都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水平。他们的思想主要是在其从政生涯和相应的学术活动中形成的，他们的学术研究更多地是为了解决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游酢、杨时是两宋之际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思想家，是两宋理学的典型代表者，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应享有崇高的地位。南宋理宗皇帝于嘉熙二年（1238年）在《赠大中大夫游酢谥文肃敕》中讲到游酢时说：
游酢，言正而行端，德闳而学粹。趋蹡礼乐之场，超卓传注之表。群经独得其趣，诸子莫遁其情。罗纲百家，驰骋千古。进宪台以率僚属，推圣学以明大义。《士风疏》奏，足以扶国本于当时；注释经书，足以开来学于后世。雇功德之兼全，宜恩隆之特巽。①此可视为对游酢、杨时两个人的全面概括的评价。在遗存的游酢、杨时的著述中，有关两宋理学的主要内容，诸如理本、理一分殊、心性、存理灭欲、格物致知等，不仅有基本的论述，还有许多创见。特别是，他们从文化意义上论述理学，把易学、中庸作为理学的核心内容，显示出理学根源于传统和教化功能，克服了一些理学家空谈心性的弊端。
对上述二程系统，朱熹的私淑弟子真德秀作过全面的概括。他曰：二程之学，龟山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从彦），罗氏传之延平李氏（侗），李氏传之朱氏（熹），此一派也；上蔡谢良佐传之武夷胡氏（安国），胡氏传其子五峰（宏），五峰传之南轩（张栻），此又一派也。朱、张之学，最得其宗。②
二程理学南传这一传授系统，单从师承关系上来说，大体上是正确的。宋元明清时代的一些理学著作，基本上都是按照真德秀所说的这个线索进行论述的。
对于朱熹之前的闽中理学，还必须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程颢谓“吾道南矣”，游酢和杨时两人在场，他们共同把程氏洛学（理学）移植至福建。游酢卒于北宋灭亡前之三年（徽宗重和五年，1123年），其活动时期正是国家处于极端混乱的状态，人们无视思想理论问题，游酢和其弟子无人过问，因而其思想得不到系统的传授。杨时卒于南宋建立后的九年（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其在世时，为了重整国家，不同阶层和阶级的人们都十分重视思想理论问题。杨时仕于朝，被皇帝选为侍讲，提出激进的抗金主张，并奔走各地游说。杨时弟子1000多人，再传弟子李侗、朱松、刘勉之、刘子翚、朱熹、张栻等，当时在政治和学术上地位很高，使杨时的思想影响较大。因此，后世只说“道南第一人杨时”，不提还有个游酢。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二是朱熹之前的闽中理学，除杨时一系外，有的没有发展起来，有的传至外省，在闽中没有形成比较严密的学术派别和思想体系；而杨时一系也仅传授至李侗为止，朱熹实际上未承其学。因此，朱熹之前的闽中理学，只能算作闽中早期理学，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闽学。
闽学是指以朱熹为首包括其门人在内的南宋朱子学派的思想，以及其后福建理学家的一些思想。闽学是相对于其他地域性的学派濂、洛、关、浙东、江西等而言的。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建立起庞大的完整严密的闽学思想体系。朱熹和杨、罗、李只是有师承关系，并未真正传其道。杨、罗、李一脉相传的“指诀”，是体会所谓“未发之中”。这是杨时从程颢那里学来的。上引程颢谓“吾道南矣！”是符合实际的。《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之谓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人在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有一种纯是理的精神本体，它是天下的根本，体察了它，人就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天下也就可以得到治理了。杨时说：
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执而勿失，无人欲之私焉，发而中节矣！发而中节，中固未尝亡也。孔子之恸，孟子之喜，因其可恸、可喜而已，于孔、孟何有哉？其恸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①
在杨时看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遵循了天理。这是“静复以见体”的工夫，是逆觉体证之路。杨时还就恻隐说仁，以“万物与我为一”说仁之体，也是明显地本于程颢。②罗从彦从学于杨时20多年，其真得力处，亦是“静复以见体”的体证工夫。李侗也是如此。朱熹在《答何叔京》中说：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③
朱熹早年依据李侗的教导，体会所谓“未发之中”，苦参“中和”，始终未能契入逆觉体证之路。朱熹后来回忆说：
当亲炙之时，贪听讲论，又方窃好章句训诂之习，不得尽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无一的实见处，辜负教育之意。……及其也，渐次昏暗淡泊；又久则遂泯灭，而顽然如初无所睹。此无他，所见者，非卓然真见道体之全，特因闻见揣度而知故耳。④
这说明朱熹对他所谓“未发之中”不予重视，未曾学进去，并且还提出批评，如说“罗仲素（从彦）《春秋说》不及文定（按胡安国谥号），盖文定才大”、“罗先生说（按指教人静坐）终恐做病。如明道亦说静坐可以为学，谢上蔡亦言多著静不妨。此说终是小偏。才偏便是病。道理自有动时，自有静时。学者只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不可专要去静处求。所以，伊川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得平。”①李侗“说敬字不分明，所以许多时无捉摸处。……若一向如此（按指静坐），又似坐禅入定”②，等等。这样，朱熹对程颢、杨时一系所悟解的性道之体未有真实契会。今人刘述先说：
程门另一高弟杨龟山倡道东南，再传弟子李侗（延平）即为朱子之业师。但朱子并未契于龟山一系的“默坐澄心”之教，且不幸延平早逝，不得不自己努力，强探力索，苦参中和，一直到三十九岁才真正找到自己成熟的思路。朱子自述早年误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乃在未发上面用不上工夫，不免急迫浮露。后来仔细咀嚼伊川（程颐）遗教，特别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语，才涣然冰释，为问题找到了满意的答案，从此认定性即是理，心则周流贯彻、通贯乎未发已发，在未发时只是涵养，已发之后则用省察。如此静养动察，分有所属，而敬贯动静，自此不复有疑。朱子所发展的是一心性情之三分架局。性即是理，而心是情，心统性情。这套思想的背景则是一理气二元不离不杂之形上学。理是超越而永恒的。气则是内在而具体的。性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爱、情是气。心是气之精爽者，具众理而应万事。③
这就是朱熹别走蹊径直承程颐的思路。朱熹曾谓，“道理不可专要去静处求，所以伊川（程颐）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中了”。④
对于朱熹思想之上承脉络，今人蔡仁厚有综合的说明。他说：
从师承上说，朱子当然是延平弟子；但若专就理之脉传而言，朱子实不传龟山、延平之学。黄梨洲所谓“龟山三传而得朱子，而其道益光”，实只是单从师承上说的仿佛之见。朱子所光大的，乃是伊川之道，并非龟山之道。龟山一脉，实到延平而止。⑤
总之，程颢、杨时、罗从彦、李侗是一系，在闽中至李侗而止。朱熹思想不是附此系而发展壮大起来的，而是直承程颐等人的理学思想。就闽学渊源于洛学来说，闽学属程颐、朱熹一系。
理学开始时称为道学，其创造者是唐人韩愈，他提出一个与佛教法统相对立的儒家道统。与韩愈同登“龙虎榜”（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进士的闽中晋江人欧阳詹（字行周，生卒不详），差不多与韩愈同时提出儒家道统。据记载，他曾任“国子监四门助教，率其徒伏阙下举（韩）愈博士，卒年四十，崔群哭之甚，愈为詹哀辞，自书以遗群”。①从明代起，有人认为欧阳詹也是理学（道学）的开创者。清人李清馥认为，“闽中儒学开先始于唐欧阳四门。”“闽学开自唐欧阳四门倡起，彼时人文未著也。”②这里所谓闽学即理学（道学）。欧阳詹的理学观点和韩愈差不多，只是在文学和反佛方面没有韩愈出名。现遗存有欧阳詹后人搜集其遗文编辑的《欧阳詹公文集》7卷。和欧阳詹同时的闽中莆田人林蕴［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进士，生卒不详］，也和韩愈、欧阳詹一起提倡儒家道统，亦反对佛教。林蕴的著作原有10多卷，大部分散佚，今遗存有《林邵世集》2卷（因其任过邵州刺使，故名）。基于当时中国古代社会才开始向后期过渡，适应这种社会性质需要的韩愈、欧阳詹、林蕴的理学（道学）思想也未充分发展起来，正如上引李清馥所说的，“彼时人文未著也”。值得注意的是，欧阳詹、林蕴的理学（道学）思想，却说明了早在唐代理学萌芽阶段，闽中就出现理学了。
北宋初，闽中侯官人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与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徂徕（石介）在朝廷往来，同时倡导理学，后来他们又倡道于闽中，被称为在闽首倡理学的“海滨四先生”。对于“海滨四先生”，清人李清馥说：“宋初海滨四先生与安定胡氏诸公同时倡道，有鲁一变之风，然派别未著也。”①清人蒋垣亦谓，海滨四先生与孙复、胡瑗、周敦颐等人“开宋朝理学之始，自杨时传二程之理学于闽，其道大行，而海滨四先生之学乃寝息”。②
在“海滨四先生”中，陈襄（1017—1080年）最为有名。陈襄字述古，号古灵，学者称为古灵先生，北宋侯官（今福州市闽侯县）人。他26岁登进士，授官浦城县主簿、代县令，后历官仙居县令、著作佐郎、开封府推官、常州陈州知府、应天府留守、陕西转运使、天章阁侍讲等。陈襄的著作有《易讲义》、《奉使录》、《中庸讲义》、《国信语录》、《郊庙奉祀礼文》、《州县莅民提纲》、《陈古灵奏议》、《古灵先生文集》等。其中《中庸讲义》较全面地论述了他的理学思想。他的哲学体系以“诚”为最高范畴。他说：“诚者，天之道。诚者，物之始终。”他认为，天离不开“诚”，物也离不开“诚”。“诚”是天地万物的主宰者。“诚即神”。人得到了“诚”，也就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诚”是有高明博厚的，有了“诚”就有了最完善的道德品质，就能确定各种事物应如何来处理。谁能得到“诚”呢？他认为，圣人生来就有“诚”的美德，因此对于仁义礼智信等人伦道德，不学而知，懂得“天理”，一言一行皆符合天理；而一般人呢？虽然没有圣人那样的先知先觉，但是可以通过学习，明白了“天理”、“圣道”而达到“诚”。一般人要达到“诚”的美德，就要存正去邪，即保存礼义之正，去异端邪念；要存公去私，即保存国家之公，清除个人之私欲。他认为，时时按此办理，那就会达到“诚”。对于道德修养，陈襄认为，人不能丧失本心，丧失了本心就要加强道德修养，恢复本心。他所谓本心，是指遵守三纲五常的善心。他还认为，人最重要的是“道”，道就是“义”；“不苟且求利，不苟且求进，不苟且求得，只在于求义”，一言一行都要符合于义。在认识论上，陈襄提出：“好学以尽心，诚心以尽物，推物以尽理，明理以尽性。”这是说通过学习儒家经典以达到尽知人的仁义礼智的善心；要诚心诚意地待人接物，通过对事物的观察以达到尽知事物的道理；明白了事物的道理，才能尽知自己的本性。在陈襄看来，人的本性和事物的道理都是上天给的，是先天就有的。①
北宋闽中崇安人胡安国（字康侯，号武夷，1074—1138年）向朝廷进《春秋传》，加安国宝文阁直学士。其学一方面直接来源于孙复，另一方面来源于二程的四大弟子之中游酢、谢上蔡。胡安国潜心《春秋》20多年，所著《春秋传》是理学的重要著作。当时学者研究《春秋》的著作甚多，唯胡安国的《春秋传》最为出名。元明科举取士，五经之《春秋》用胡安国之《传》。胡安国还编著《上蔡语录》、《通鉴举要补遗》、《春秋年表》等。胡安国为学强调穷理尽性。胡安国说：
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贯之，知之重也。……致知为始，穷理为要，知致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万象皆见。②
胡安国之学传其子胡宏（字仁仲，号五峰，？—1161年）是闽中理学的一大学系。胡氏父子之学衍化为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之学。
北宋朝廷曾任命今陕西关中理学的创始人张载为崇文院校书，闽中古田邵清及门学《易》。邵清［字彦明，北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3年）太学生，生卒不详］专治《易》理。明人朱衡认为，邵清从张载学《易》，回闽筑室先人墓侧，聚书千卷，角巾鹤敝，乡里敬之。邵清的哲学思想近于张载，具有气一元论的倾向。③
周敦颐理学之教得程颢、程颐而益盛。闽福清王蘋、将乐杨时、建阳游酢游醇、沙县陈渊陈瓘皆从二程受业。濂、洛之教入闽亦由此而盛。王蘋（字信伯，赐进士，生卒不详）资禀清粹，充养纯固，为程门高弟。明人朱衡记载了王蘋上疏论学，其中有曰：
人心广大无垠，万善皆备，盛得大业，由此而成。故欲传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扩充是心焉尔。④
王蘋的思想倾向于心学，可以说是南宋陆九渊心学的先驱者。王蘋的著作有《论语集解》6卷、《震泽记善录》7卷等。杨时谓“同门成就，莫踰信伯矣”。陈瓘［字莹中，号聊斋，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进士，生卒不详］治《易》，接受邵雍、刘安世之《易》说，主理数相推。陈瓘的思想是二程理和邵雍象数的混合物。他认为，先天之学以心为本，万事万物皆生于心。他强调求学为了践履，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凡欲解经，必先反诘其身，而安措其天下而行，然后为之说焉。”在历史观上，他提出天下之事变故无常，惟稽考往事则有知其故，鉴古而察今，历史有一定的发展规律。①陈渊（字知默，号默堂，生卒不详）是陈瓘之侄孙。他早年师事二程，后师事杨时，又是杨时之婿。因此，他受陈瓘、杨时的思想影响甚深。他的著作有《默堂集》22卷。
在闽二程的传人中，游酢、杨时最有代表性。游酢（1053—1135年），字子通，又改字定夫，号广平，因曾筑草堂于故乡豸（音至）山之麓，学者称之为豸山先生。北宋建州建阳县禾坪里（今福建省建阳市麻沙镇长坪村之〓垅）人。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登进士第。历官萧山县尉、河阳知府、泉州签判、和州知州、汉阳军知、监察御史、太学博士、府学教授等，又历舒州、濠州而卒，享年71岁。因家人无财力运棺柩于原籍，葬于和州历阳县升城乡车辕岭（今安徽省含山县杨头区林场）。追封朝奉大夫，谥文肃。清德宗光绪十八年（1892年）从祀孔庙。游酢的著作有《易说》、《中庸义》、《诗二南义》、《论语杂解》、《孟子杂解》、《豸山粹言》等，现存有《游文肃文集》8卷（或曰10卷），其书法墨迹遗存编入《中国书法大字典》等之中。今福建闽台文化交流协会等出版点校译注之《游酢文集》8卷。
杨时（1053—1135年），字行可，后改字中立，因曾隐居家乡龟山，学者称之为龟山先生，北宋将乐（今属福建）人。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登进士第。历官余杭浏阳萧山知县、秘书郎、著作郎、玺英殿说书、龙图阁直学士、国子祭酒、右谏议大夫兼侍讲、给事中、微猷阁待制、工部侍郎等。于杨时卒年，赠左大中大夫，谥文靖。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追封吴国公。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立龟山书院，御书“龟山书院”额。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敕建延平道南祠像祀，以罗从彦、李侗配享。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年），追封将乐伯，从祀孔庙。杨时的著作主要有《经筵讲义》、《诗经辨疑》、《二程粹言》、《经解》、《列子庄子解》、《孟子义》、《开成纪事》、《字说辨》、《礼记解》、《中庸解》、《春秋说》、《周礼辨疑》、《尚书讲义》、《龟山易传》、《龟山经说》、《龟山奏议》、《龟山语录》、《龟山文集》等。林海权点校之《杨时集》，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是现存杨时著述的全集。
在程门四杰中，一般称游（酢）、杨（时）、谢（良佐）、吕（大临），或游、杨。都是把游酢、杨时放在前边。朱熹与门人有这么一段对话：
问：“吕、游、杨、谢四子之说孰优？”（朱熹）曰：“此非后学所敢言。程先生于游称其颖悟温厚。谓杨不及游。”①
此即程子谓“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颖悟，然资质温厚。南剑州杨时虽不逮酢，然煞颖悟”，并称其“灵利高才”。②朱熹赞曰：“道南首豸山共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导源。”③明末黄宗羲认为，“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弟者，游、杨、谢、吕为著。”④游酢于20岁时在京师见程颐，程颐即谓其资可与适道，是年程颢办学即召游酢任教职，游酢即师事之，尽弃故所习而学之，即放弃词章之学而改为理学。再过9年，游酢和杨时一起至河南颖昌。杨时也开始师事程颢。他们“程门立雪”学成回闽时，程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说的是游、杨二人“载道南归”。⑤清人左宰说：
孔孟之道得二程而明，故朱子以二程继闻知之统。二程之教得游、杨而广，故先儒以游、杨为亲炙之宗。⑥
游酢、杨时在二程弟子中居以重要地位。
游酢、杨时在理学、政治、教育、文学、书法等中国文化的诸领域中都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水平。他们的思想主要是在其从政生涯和相应的学术活动中形成的，他们的学术研究更多地是为了解决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游酢、杨时是两宋之际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思想家，是两宋理学的典型代表者，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应享有崇高的地位。南宋理宗皇帝于嘉熙二年（1238年）在《赠大中大夫游酢谥文肃敕》中讲到游酢时说：
游酢，言正而行端，德闳而学粹。趋蹡礼乐之场，超卓传注之表。群经独得其趣，诸子莫遁其情。罗纲百家，驰骋千古。进宪台以率僚属，推圣学以明大义。《士风疏》奏，足以扶国本于当时；注释经书，足以开来学于后世。雇功德之兼全，宜恩隆之特巽。①此可视为对游酢、杨时两个人的全面概括的评价。在遗存的游酢、杨时的著述中，有关两宋理学的主要内容，诸如理本、理一分殊、心性、存理灭欲、格物致知等，不仅有基本的论述，还有许多创见。特别是，他们从文化意义上论述理学，把易学、中庸作为理学的核心内容，显示出理学根源于传统和教化功能，克服了一些理学家空谈心性的弊端。
对上述二程系统，朱熹的私淑弟子真德秀作过全面的概括。他曰：二程之学，龟山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从彦），罗氏传之延平李氏（侗），李氏传之朱氏（熹），此一派也；上蔡谢良佐传之武夷胡氏（安国），胡氏传其子五峰（宏），五峰传之南轩（张栻），此又一派也。朱、张之学，最得其宗。②
二程理学南传这一传授系统，单从师承关系上来说，大体上是正确的。宋元明清时代的一些理学著作，基本上都是按照真德秀所说的这个线索进行论述的。
对于朱熹之前的闽中理学，还必须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程颢谓“吾道南矣”，游酢和杨时两人在场，他们共同把程氏洛学（理学）移植至福建。游酢卒于北宋灭亡前之三年（徽宗重和五年，1123年），其活动时期正是国家处于极端混乱的状态，人们无视思想理论问题，游酢和其弟子无人过问，因而其思想得不到系统的传授。杨时卒于南宋建立后的九年（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其在世时，为了重整国家，不同阶层和阶级的人们都十分重视思想理论问题。杨时仕于朝，被皇帝选为侍讲，提出激进的抗金主张，并奔走各地游说。杨时弟子1000多人，再传弟子李侗、朱松、刘勉之、刘子翚、朱熹、张栻等，当时在政治和学术上地位很高，使杨时的思想影响较大。因此，后世只说“道南第一人杨时”，不提还有个游酢。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二是朱熹之前的闽中理学，除杨时一系外，有的没有发展起来，有的传至外省，在闽中没有形成比较严密的学术派别和思想体系；而杨时一系也仅传授至李侗为止，朱熹实际上未承其学。因此，朱熹之前的闽中理学，只能算作闽中早期理学，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闽学。
闽学是指以朱熹为首包括其门人在内的南宋朱子学派的思想，以及其后福建理学家的一些思想。闽学是相对于其他地域性的学派濂、洛、关、浙东、江西等而言的。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建立起庞大的完整严密的闽学思想体系。朱熹和杨、罗、李只是有师承关系，并未真正传其道。杨、罗、李一脉相传的“指诀”，是体会所谓“未发之中”。这是杨时从程颢那里学来的。上引程颢谓“吾道南矣！”是符合实际的。《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之谓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人在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有一种纯是理的精神本体，它是天下的根本，体察了它，人就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天下也就可以得到治理了。杨时说：
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执而勿失，无人欲之私焉，发而中节矣！发而中节，中固未尝亡也。孔子之恸，孟子之喜，因其可恸、可喜而已，于孔、孟何有哉？其恸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①
在杨时看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遵循了天理。这是“静复以见体”的工夫，是逆觉体证之路。杨时还就恻隐说仁，以“万物与我为一”说仁之体，也是明显地本于程颢。②罗从彦从学于杨时20多年，其真得力处，亦是“静复以见体”的体证工夫。李侗也是如此。朱熹在《答何叔京》中说：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③
朱熹早年依据李侗的教导，体会所谓“未发之中”，苦参“中和”，始终未能契入逆觉体证之路。朱熹后来回忆说：
当亲炙之时，贪听讲论，又方窃好章句训诂之习，不得尽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无一的实见处，辜负教育之意。……及其也，渐次昏暗淡泊；又久则遂泯灭，而顽然如初无所睹。此无他，所见者，非卓然真见道体之全，特因闻见揣度而知故耳。④
这说明朱熹对他所谓“未发之中”不予重视，未曾学进去，并且还提出批评，如说“罗仲素（从彦）《春秋说》不及文定（按胡安国谥号），盖文定才大”、“罗先生说（按指教人静坐）终恐做病。如明道亦说静坐可以为学，谢上蔡亦言多著静不妨。此说终是小偏。才偏便是病。道理自有动时，自有静时。学者只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不可专要去静处求。所以，伊川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得平。”①李侗“说敬字不分明，所以许多时无捉摸处。……若一向如此（按指静坐），又似坐禅入定”②，等等。这样，朱熹对程颢、杨时一系所悟解的性道之体未有真实契会。今人刘述先说：
程门另一高弟杨龟山倡道东南，再传弟子李侗（延平）即为朱子之业师。但朱子并未契于龟山一系的“默坐澄心”之教，且不幸延平早逝，不得不自己努力，强探力索，苦参中和，一直到三十九岁才真正找到自己成熟的思路。朱子自述早年误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乃在未发上面用不上工夫，不免急迫浮露。后来仔细咀嚼伊川（程颐）遗教，特别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语，才涣然冰释，为问题找到了满意的答案，从此认定性即是理，心则周流贯彻、通贯乎未发已发，在未发时只是涵养，已发之后则用省察。如此静养动察，分有所属，而敬贯动静，自此不复有疑。朱子所发展的是一心性情之三分架局。性即是理，而心是情，心统性情。这套思想的背景则是一理气二元不离不杂之形上学。理是超越而永恒的。气则是内在而具体的。性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爱、情是气。心是气之精爽者，具众理而应万事。③
这就是朱熹别走蹊径直承程颐的思路。朱熹曾谓，“道理不可专要去静处求，所以伊川（程颐）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中了”。④
对于朱熹思想之上承脉络，今人蔡仁厚有综合的说明。他说：
从师承上说，朱子当然是延平弟子；但若专就理之脉传而言，朱子实不传龟山、延平之学。黄梨洲所谓“龟山三传而得朱子，而其道益光”，实只是单从师承上说的仿佛之见。朱子所光大的，乃是伊川之道，并非龟山之道。龟山一脉，实到延平而止。⑤
总之，程颢、杨时、罗从彦、李侗是一系，在闽中至李侗而止。朱熹思想不是附此系而发展壮大起来的，而是直承程颐等人的理学思想。就闽学渊源于洛学来说，闽学属程颐、朱熹一系。
附注
②《八闽理学源流》卷一。
①以上见《古灵集·中庸讲义》。
②《胡氏传家录》。
③《道南源委》卷一。
④《道南源委》卷一。
①《陈右司易说》。
①《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程子门人》。
②《程氏遗书》卷二上。
③《朱子文集》卷二。
④《宋元学案》卷二六《豸山学案》。
⑤《宋史》卷四二八《杨时传》；《程氏外书》卷一二；《朱子文集》卷九八《伊川先生年谱》。
⑥《游定夫文集·序》，《游酢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①《游酢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②《真文忠公读书记》卷三一。
①《杨时集》卷二一《书六·答学者其一》。
②《杨时集》卷二一《书六·答练质夫》。
③《朱子文集》卷四〇《答何叔京二》。
④《朱子文集》卷四〇《答何叔京二》。
①《朱子语类》卷一〇二《杨氏门人·罗仲素》。
②《朱子语类》卷一〇三《杨氏门人·李愿中》。
③《文化与哲学的探索》，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267页。
④转引自《宋元学案》卷四九《晦翁学案》。
⑤《新儒学的精神方向》，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2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