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基于上述，由于数次人民起义和改朝换代的沉重打击，汉代董仲舒改制的天命论儒学逐渐不适用于作为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魏晋玄学只讲空无的道体，与提倡避世的道家接近，不能解决现实社会的矛盾问题。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为了消弭人民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反抗，佛教曾经是封建王朝的主要精神支柱。但是，佛教主张无父无君，对伦理道德又有破坏作用。在中国文化儒、佛、道三大形态中，佛、道虽曾一时占上风，由于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矛盾的激化，唐人韩愈自命为孟子之后中断了的儒家道统的继承者。韩愈虽然没有能力且在当时也不可能真正恢复孔孟儒学的权威，但是他却代表了儒学复兴的必然趋势。
  韩愈不能在唐代真正恢复孔孟儒学的权威，有其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巩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封建王朝的统治来说，韩愈的思路是对了。因此，北宋王朝建立后，以儒学代替佛、道的趋势继续向前发展。宋太祖赵匡胤下令增修儒祠，塑绘先圣、先贤、先儒像。北宋王朝在崇儒的同时，也崇佛、道，提倡三教合流。在朝廷的大力提倡下，其思想家必然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研究、探索。周敦颐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取佛、道思想，撰写出《通书》、《太极图说》等，提出一个以“无极”为主体的宇宙生成体系。张载企图恢复先秦和两汉儒家气论的权威，主张万物的本体是无形的气，由气的聚散形成为千变万化的客观现象，并把气伦理化，提出由人出生后所取得的“气质之性”回返到先天的“天地之性”。程颢提出“天”就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君臣父子的“理”，这种“理”存在于人之心中，所以“心”也就是“天”。这样，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便奠定了理学（新儒学）的理论基础。由于北宋后期民族矛盾极为激烈，以致国家被金人灭亡，复兴和发展儒学的任务并未由周、张、二程等最后完成。
  南宋建立后，朱熹等统治阶层的知识分子沿着周、张、二程的思路再往前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社会理想和人格境界，恢复和确立国家的主体意识——儒家的道德原则。
  朱熹反复研究儒家典籍，断定《周易》为卜筮书，《诗经》讲男女之爱，《尚书》为历史文献记录，等等，这就把“五经”为圣人之言揭穿了，实现了思想解放，出现了异说学派。他用“四书”代替“五经”。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子学学者，他们一方面整理和校注孔孟、周程等儒家经典，吸取佛、道合理的成分，恢复和充实儒学；另一方面注重民间讲学，为国家培养新生人才，在社会上树立儒学权威。因此，在朱熹一生的活动中，不论从政或闲居，都是把教育放在主要地位。这样，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子学学者从理论和实践上发展了儒学，建立起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新的精神支柱——新儒学思想体系。
  由上可见，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子学学者所生活的南宋时代，是一个需要新儒学的时代，这个任务是由朱熹等朱子学学者最后完成的。他们重建道统，恢复孔孟儒学权威，并加以充实和当代化，使之适合于现实社会的需要；把主导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的主导权从佛、道手中夺回来，使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返回本位。正是由于这种现实社会的需要，才促使朱熹等朱子学学者创立这种满足现实社会需要的精神支柱——朱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