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我早年就学于厦门大学历史学系，继承了该系注重谱志等地方文献治学的传统。在1976年全国“批林批孔”运动中，我被派到朱子学的发源地闽北实地批判“孔子第二”朱熹。因为朱熹是800年前的古人，当地人又不大懂得其著述，只好挖掘其遗址、墨迹、画像等事迹作为批判对象。而我却把这些事迹视为至宝搜集起来。由此使我走上研究朱子学的道路。此后，我沿着这个学术道路一直走过来。我的学术的起点和特点被称为是重视实地考察、谱志等地方文献研究朱子学，走了一条新路，扩大了朱子学研究的资料范围和学术境界。此外，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内外有关朱子学的学术会议、专题研讨和一些主要学术团体我大都有参与，对现代朱子学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活动有个较为全面的认识。这样，我积累了大量已用未用的学术资料、学术观点和学术会议、机构的原始文件，以及与学者们的往来书札、观点笔记、未刊稿等。这些都是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朱子学术史和总结自己学术经历的重要文献。
  朱子学是“为己之学”，它不仅能使学者增进文化学术知识，更能使学者随着习研的深入和年岁的增长，对人生价值和生命追求的境界逐渐提高，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在精神上是充实的和在思想上是富有的。我进入耆耋之年，基于善始善终的心态，从两个方面总结自己一生的学术。一是编著《20世纪最后30年朱子学实纪》，把积累的上述资料文献尽可能完整地保存在里边；二是撰著一部篇幅较大的朱子学通论性的书，把自己和当代的朱子学学术成果综合起来，总结自己的朱子学研究，也为学者提供一个入门书。前者已做数年，越做越有滋味，越做越大，时间要很久。因此，使后者无暇动手。秀华大学毕业后，于1993年赴日本久留米大学比较文化科留学，先后师从著名的朱子学家佐藤仁教授、福田殖教授，以及冈村繁教授等，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现为久留米大学大学院研究员；回国后于教学之余专研朱子学，学术基础较扎实，译著多种。我叫她参加撰著朱子学通论的工作。我拟出提纲，指示其运用我的著述、资料和家藏图书，未有者到图书馆或用其他方式查阅。她写出每章的初稿，我进行审阅修改删补。这样反复多次，差不多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部书稿。
  本书的撰写和出版，得到了厦门大学朱崇实校长、李建发副校长很大的关心和鼓励，并予以资助，至为感激！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人文学院陈支平院长、詹石窗主任等予以多方面的帮助。武夷学院张祖英院长邀请我为该院特聘教授，为我提供十分优越的研究和生活条件，鼓励该书尽早出版。我在武夷学院的几个月，利用其宋明理学研究中心的丰富书籍文献，撰写出该书附录数万字的《朱子学大事年表》等。武夷学院张廷枋处长、杨国学所长、朱平安副所长等，对该书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书中朱子学在福建的传衍分化部分，用了与友人陈其芳合著的《福建朱子学》中的部分资料。在出版过程中，厦门大学出版社薛鹏志先生反复审阅，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所有这些，使我永远铭记于心中。
  在本书出版之际，厦门大学复办国学研究院，提出以朱子学为核心研究课题。我敬以这部体现一生治学特点的《朱子学通论》奉献给我毕生学教研朱子学和求学、工作的母校厦门大学，衷心祝贺厦门大学复办国学研究院，在朱子学的研究上达到先进水平！
  高令印 谨志
  2007年5月
  于厦门前埔不贰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