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近来学界对理解陈淳所录“《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说意见分歧。本节对此提出新的思考，指出《近思录》的“好看”与“难看”说并不矛盾，而是分指文本与读者；“阶梯”之喻蕴含凸显与不足双重意义；“《近思录》，四子之阶梯”如为朱子之言，则“四子”当指周张二程四子；如为陈淳之言，则当指《四书》。通过《近思录》有关《四书》之说与朱子《论孟精义》、《四书集注》说相较，可见《近思录》关乎《四书》者约158条，仅占全书622条之四分之一，且常有数条就同一章节阐述者，就其所涉《四书》范围来看，实不足以为阶梯。《近思录》反映朱子中年思想，其质量亦不足以为《四书》阶梯。朱子从未将内容杂驳、二人合编的《近思录》与《四书》关联，而是视《精义》为《集注》之阶梯，《集注》则可视为《四书》之阶梯。故以《近思录》为《四书》阶梯，当是北溪早年之见，实非朱子之意。
  一 “好看”“阶梯”“四子”释义
  （一）“好看”与“难看”
  朱子关于《近思录》存在“好看”与“难看”两种看似矛盾的说法：
  《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淳。
  且熟看《大学》了，即读《语》《孟》，《近思录》又难看。贺孙。①
  朱子此种既“好看”又“难看”的说法并非孤例，如他认为《周礼》既“好看，广大精密”，但又“未敢令学者看”。②《近思录》如“好看”（简单好懂义），则作为“阶梯”更名正言顺，如“难看”，则不利于为“阶梯”，王懋竑、邓艾民等即以“难看”反驳“阶梯”说。钱穆则认为此好看、难看反映出朱子晚年察觉《近思录》之驳杂而态度改变。③石立善提出此“好看”非指好读、容易读，而是“关键”“重要”。④诚如其言，此“好看”指内容“精彩”“耐看”“值得看”，是就《近思录》内在思想论，《语类》中“好看”此义甚多，如“‘亦足以发’一句最好看。”南升。⑤“难看”“不敢令看”是就书之深浅、广狭、表述而论，尤其是就接受主体接受能力言。故《近思录》之“好看”与“难看”并非矛盾，二者各就文本价值与接受读者言。故就为学次序言，《近思录》当非朱子首选。
  （二）何种“阶梯”
  学界对此“阶梯”讨论不多。“阶梯”之譬往往强调作为“阶梯”者的手段义而非其后的目标。如陈淳此两层“阶梯”论中，分别突出了作为阶梯的“四子”和《近思录》，而阶梯之后的《六经》则被虚置。此“阶梯”说以层次分明的对比突出了《近思录》优先于四子，四子优先于六经。如视四子为《四书》，且视为朱子说，则《四书》优先于六经在朱子那里多有论述，朱子认为二者是熟饭与打禾为饭的关系，在为学难易与实际功效上存在差别，当以《四书》为先。“《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⑥
  若《近思录》为《四书》阶梯，则其当优先于《四书》，然朱子并无此说。盖《近思录》本就在朱子经典系统之外。朱子实以《论孟精义》为《论》、《孟》之阶梯。“今读《语》《孟》，不可便道《精义》都不是，都废了。须借它做阶梯去寻求，将来自见道理。”①朱子指出收入张程及其门人说的《精义》驳杂而不乏错谬，众说交错、甚或相互冲突，但仍肯定其有作为《论》、《孟》阶梯的参考价值，且其“阶梯”价值能否显现则取决于读者的思考鉴别力，并不适合思考能力差的学者。可见，朱子“阶梯”之譬在强调“阶梯”的重要时，对其不足亦有反思。且《精义》实为《论孟集注》而非单纯《论》、《孟》之阶梯。他明确指出《集注》与《精义》是精髓与毛坯关系，《集注》出于《精义》而“尽撮其要”。“《集注》乃《集义》之精髓。”②事实上，在朱子学语境下的《四书》，不能单纯理解为反映先秦儒学的著作，更多的是指体现理学思想的《四书集注》。陈淳“阶梯论”亦是立足于把“四子”视为《四书集注》。学者指出，在已悬为功令的朱子学氛围中，“四子”指《四书章句集注》乃是常识。③若此，则作为《集注》前身的《精义》已是其“阶梯”，实无须再以《近思录》为阶梯。
  （三）谁之“四子”
  “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中“四子”所指，主流看法认为是指《四书》，但亦有学者主张是北宋四子。如从陈淳思想来解读此“四子”为四书，则可通。但陈淳却视为朱子之语，迫使学者从朱子的思想体系来接受之，则的确令人狐疑。朱门领袖勉斋首先发难，他说：
  先《近思》而后《四子》，却不见朱先生有此语。陈安卿所谓“《近思》，《四子》之阶梯”，亦不知何所据而云。朱先生以《大学》为先者，特以为学之法，其条目、纲领莫如此书耳。若《近思》则无所不载，不应在《大学》之先。至于首卷，则尝见先生说其初本不欲立此一卷，后来觉得无头，只得存之，今《近思》反成“远思”也。以故二先生之《序》皆寓此意，亦可见矣。今观学者若不识本领，亦是无下手处。如安卿之论亦善，但非先师之意。若善学者，亦无所不可也。①
  勉斋所论含义丰富而切中要害。第一，追随朱子数十年，从未耳闻“先《近思》而后《四子》”之言。此从话语来源的可靠性否定其真实性，是以勉斋与朱子之间最为亲密的师徒关系为前提的。第二，“不见此语”更是就勉斋所熟知的朱子思想体系论，《大学》因其纲举目张的特点，在教法学法上，无可置疑居于首要地位，即便《论》、《孟》亦要次之。朱子曾全力捍卫《大学》居四书之首说，故北溪《近思录》居先之说，显然是对朱子思想的冲击与颠覆。第三，《近思录》自身不够纯粹完善，朱子对之褒贬兼具，无法与朱子对《大学》的推崇相比。第四，但勉斋又从为学先识本领的立场出发，肯定《近思录》道体置首的价值，呼应了吕祖谦之序，恐出于发掘朱学内部的资源以矫正其学流弊的考虑。第五，北溪提出朱子发明《四书》是据四先生说，而四先生说“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又皆收入《近思录》，故《近思录》可视为朱子《四书》之阶梯。勉斋在肯定此论“亦善”的同时，明确指出此“但非先师之意”，乃是陈淳自我创见，与朱子无关。并进一步道出“善学者无所不可”的开放态度，表达了对北溪作为“善学者”而非“守成者”的支持。勉斋明确否定朱子有“四子阶梯”说，故没必要去讨论“四子”所指为何。
  勉斋之说实已道尽真相：如以《近思录》为《四书》之阶梯，那只能是陈淳之见而非朱子之意。朱子如有所谓“《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说，则此“四子”当指“四子全书”而言。②朱子《近思录序》指出该书特“为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而设，是一部理学基本入门书，“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则有赖于“求诸四君子之全书。”此“四君子”自可简称为“四子”。他在与友朋书信中道及该书乃“四子全书”之精选本。《答或人》言：“《近思录》本为学者不能遍观诸先生之书，故掇其要切者，使有入道之渐。”①
  二 《近思录》与朱子《四书》所收“四子说”之比较
  （一）《近思录》有关《四书》数量之少
  陈淳“阶梯”说的要害在于把《近思录》与朱子《四书》关联起来，但朱子并未如此做，就朱子言，二者无法相提并论。首先，如时贤所论，《近思录》是朱子与吕祖谦合作妥协的产物，该书收入了《伊川易传》（106条）、科举、史学等诸多体现吕祖谦意愿的内容，在诸如《道体》置于卷首等内容次序安排上，亦是如此。②其次，朱子对《近思录》所费心血与对《集注》的反复修改相比，不成比例。《近思录》是朱吕通力合作，在游玩山水的心境下，“旬日而圈定”的选集。③
  陈淳关联二者的理由是朱子《四书》收入大量见于《近思录》的四子说，我们先分析朱子《四书》（主要是《精义》《集注》《论孟或问》，亦含《学庸》、若干条）所收情况，粗略统计如下表：
  《精义》、《集注》共收144条，加上卷一有关《中庸》7条、卷三有关《大学》4条，卷四3条，约158条，仅占《近思录》所有622条之四分之一，就其量而言，是诚不足以为《四书》之阶梯也。且此158条分布不均，多有就《四书》同一章节加以解说者，故实际涉及《四书》章节更少。如仅《读论语孟子法》、《孟子序说》就收有数条，又如孟子以下三章即占有《近思录》16条，约九分之一，可见《近思录》涉及《四书》之少了。浩然之气章6条分布于：卷二第38、60、61条；卷三第1条；卷四第56条；卷五第12条。不忍人之心章5条分布于：卷一第24、35、42、50条；卷二第27条。“性无善无不善”章5条分布于：卷一第40、41条；卷二第30、80、81条。
  （二）《近思录》有关《四书》质量之不足
  《近思录》初编于乙未1175年，处于壬辰《论孟精义》、丁酉《四书或问》之间，己酉《四书集注》之前，反映朱子乙未前后思想。陈荣捷赞该书“选材甚精，去取甚慎，互议极详”，①体现了“通篇之客观精神，伟大无比”，全书仅修改卷二所引伊川《颜子所好何学论》“所养”为“所往”，删“性其情”与“情其性”二句。强调即便朱子“不赞同伊川之说，而此皆不碍其采纳程子之语也。”愚以为，朱子非是“不赞同”其说而收入之，乃是当时思想认识所限，如以下8条，即与朱子后来思想不同，应归于被删除之列，见出《近思录》之过渡性和局限性。
  《孟子》13.1大其心……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②
  “如其下段‘物出于性’一条所云者，然有大之之意而初无用力之方。又以圣人尽性为言，则非孟子之本意。”③
  按：《或问》批评“物出于性”无用力之方，故此条未收入《近思录》，今本《精义》亦未见。批评“圣人尽性”句偏离孟子意而《近思录》保留之，朱子以穷理工夫解尽性，而张子以无物非我之境界解之。
  《论语》1.8厚重知学，德乃进而不固矣。①
  此盖古注旧说而张子从之，但文势若有反戾而不安者。②
  按：张子解“固”为不固执，来自孔安国“固，蔽也”，朱子指出此解颠倒文义，不合情理，《集注》解为“坚固”。
  《论语》9.1既言“夫子之言”，则是居（或曰“固”）常语之矣。圣门学者以仁为己任，不以苟知为得，必以了悟为闻，因有是说。③
  程子、张子、吕氏以为圣人未尝不言性命，……然考之《论语》之书，则圣人之言性命者盖鲜焉。……窃恐子贡之本意，亦不过于如此也。④
  按：张子等皆以“常言”解“罕言”，认为非夫子罕言，而是常言弟子未悟，故说“不可得而闻”，解“闻”为“了悟”。此为朱子所不能认可，朱子认为“罕”就是“极少”，“闻”就是“听说”。《集注》强调学者不得而闻的原因在于“圣门教不躐等，子贡至是始得闻之”。
  《论语》17.10人不为《周南》、《召南》，……不从此行，甚隔着事，向前推不去。盖至亲至近，莫甚于此，故须从此始。⑤
  至张子所谓“为二南之事”者，则似过之。⑥
  按：张子以“行动”解“为”，认为非论齐家之道，而是治国之事。朱子批评此说“欲密反疏”。《集注》解：“为，犹学也。……所言皆修身齐家之事。”《语类》亦批评横渠“为”的行动说而主张“为”字“只是谓讲论尔。”①
  《论语》9.15圣人之道如天然……事上临丧，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②
  程子之意精矣。但失不以‘何有于我’为圣人之谦辞耳。③
  按：《或问》认为程子未能揭示夫子之言乃是谦辞，《集注》“默而识之”章认为此是“谦而又谦之辞也。”批评伊川拆解“丧事”为“事上临丧”两义，恐是源于解释之误。“丧事不敢不勉，恐只是一句。”④
  《论语》11.15伊川先生曰：儒者潜心正道……师只是过于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则渐至于兼爱，不及则便至于为我……⑤
  按：朱子《或问》即批评伊川的杨墨出于子张子夏说。如《论语或问》引胡寅说批评之：“杨朱即庄周所谓杨子居者，与老聃同时，墨翟又在杨朱之前，宗师大禹而晏婴学之者也。以为出于二子，则其考之不详，甚矣。”⑥《孟子或问》继续批评：“程子论杨墨之源流，考之有未精者。”⑦
  《论语》4.8……实理者，实见得是，实见得非。凡实理得之于心自别……⑧
  《精义》伊川说：“……夕死可矣，是不虚生也。”又曰：“……夕死可矣，死得是也。”
  故程子于此专以为实见理义重于生……。但所谓不虚生、死得是者，意若小偏耳。①
  按：《或问》批评《精义》中伊川“不虚生”“死得是”说偏离文意，主旨非是论生死之是否，而是突出闻道之可贵。《近思录》放弃此说，仍保留《或问》称赞的“实见得是非”说，但朱子此后批判此说，认为客观之理与主体之见各有其独立性，不可以人之见来判定理之实。作为客观的理存在于事物之上，真实之见是对人的要求。“伊川说实理，有不可晓处。云‘实见得是，实见得非’，恐是记者之误，‘见’字上必有漏落。”②《集注》以尹氏“诚有所得”替代“实见是非”说。
  《论语》14.37上达反天理，下达徇人欲者欤。③
  按：《或问》认为“张子亦庶几焉，但文势小倒耳”④，本是论下学而上达，张子解为下达和上达，不合文意，《集注》未取。
  （三）《近思录》较《精义》转精者
  通常《精义》所选解释较《近思录》为详，比较二者，可见《近思录》有意删除《精义》若干不妥之处。
  一是精选精简。删除无关大意的譬喻、举例文字。如《近思录》删除了括号中《精义》中“譬犹”句：《孟子》11.6（譬犹木焉……才也）。⑤《近思录》有时通过删除“又曰”之类的标记语，综合二说为一说。如“又曰人能克己”《精义》、《集注》所载皆为单独一条，《近思录》删“又曰”。“人之视……有先后之序。（又曰）人能克己则心宽体胖……”⑥
  二是收入壬辰《精义》应收而未收者，实为庚子《精义》的补充。《或问》认为《精义》失载伊川先生答朱长文书，该书发明章旨紧切，当补充。“程子又尝语朱长文……而《精义》失之，今见文集，学者可以考也。”①
  三是《近思录》删除《精义》不当收而收者，显示后出转精之势。《或问》批评《精义》所收张子三说存在矛盾看法，既认为中人以上不言命，又有命为中人以上而设说，指出后句“以上”当为“以下”。《近思录》正未收被批评句。“既曰‘中人以上不消言命’，又曰‘中人以下，以义处命’矣。而又曰‘圣人而言命，盖为中人以上者设’，何也？曰……当以前说为正，后说盖误以‘下’为‘上’耳。”②《或问》批评《精义》所收伊川“圣人非不知命，然于人事不得不尽”说割裂天人、义命观，故《近思录》删之。“人事即天命也……若曰己知命之若彼而姑尽其事之如此，则是乃天人、义命判然二物。”③
  （四）《集注》较《近思录》转精者
  修改原文。如《论语》15.10“能使为邦者丧其所守”④。《集注》改“邦”为“人”，所指更具有普遍性，但亦改变张针对为政者的意为对所有人的要求。补充原文。如《孟子》11.7“在物为理，处物为义”⑤。《集注》在此后补充明道“体用之谓也”，解释理与义的体用关系。《孟子》5.1“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集注》于此后补充九字“发不中节，然后为不善”，语义更完备。融合二家之说为一。如“弘而不毅，则［无规矩而］难立；毅而不弘，则［隘陋而］无以居之”句中“无规矩、隘陋”为伊川语，“难立、无以居之”为明道语，《集注》取二家之长以综合之。二说分别见于（《近思录》卷二48、69条）8.7“弘而不毅，则难立；毅而不弘，则无以居之。”“弘而不毅，则无规矩；毅而不弘，则隘陋。”⑥
  （五）《精义》、《近思录》、《集注》三者比较
  透过三者比较，可清晰呈现朱子对《四书》认识的深化，从而对《近思录》性质和定位有更准确把握。
  《孟子》13.26“中字最难识……且试言一厅则中央为中……推此类可见矣。（且如初寒时……则非中也，更）如三过其门不入……则非中也。”①
  按：《精义》收入最全，《近思录》删“且如初寒时……则非中也”的譬喻句，《集注》最简，仅收“中字最……可见矣。”可见随着认识深入，朱子选择愈加精要。
  《孟子》11.11问：仁与心何异？伊川曰：心是所生，……非是阳气，发处却是情也。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
  问：“仁与心何异？”曰：“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阳气发处乃情也。”②
  程子所谓心如谷种，仁则其生之性，是也。
  按：《近思录》较《精义》大有删改，仅保留首尾一句作为问答，调整“阳气”句于后，突出了“谷种”说，《集注》则最精简，以“所谓”句保留“谷种”句，删除“阳气”说。
  《论语》5.23君子敬以直内。微生高所枉虽小，而害则大。③
  按：《集注》删无关文意的“敬以直内”，改“而害则大”为“害直为大。”补入“直”，突出了重“直”的章旨。另《精义》无“微生高”三字。
  《论语》6.2（三千）［七十］子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然学之道，必先明诸心，知所（养）［往］，……所谓自明而诚也。（故学必……睿作圣）诚之之道。学之之道也。（视听言动……圣人者盖）［然］圣人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从容中道）；颜子则必思而后得，必勉而后中，（故曰颜子之）［其］与圣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实…光辉矣）所未至者……则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知也）①
  《精义》所引《颜子所好何学论》最全，《近思录》删除甚多，或删除引文以求精简，如“孟子曰”“故仲尼曰”以下一段。或删前后意义重复者，如末节又出现“不思而得”等，或过于枝节游离者，如末节讨论孔孟之别。改写“故曰颜子之”为“其”。最值得注意者，乃在于删除朱子看来有问题者，如删《精义》所引“故曰性其情”“故曰情其性”，陈荣捷认为“以其有情恶气味”，意在消除王弼道家思想影响。但却未指出“自明而诚”与“诚之之道”之间所删（“故学必尽其心……睿作圣”），盖朱子实不满“尽其心则知其性”说；而主张知其性尽其心的穷理与知至说。《集注》对《近思录》尚有数处修订：改“习而通”的“三千”为“七十”，确定“知所养”为“知所往”，与下文“力行”相承接；改“乐”为“惧”，“觉者”为“学者”，更精准而合乎朱子思想。且删除“故曰性其情……诚则圣矣”一段。
  《论语》8.8“（天下有多少美才）［天下之英才不为少矣］，（只为道不明于天下）［特以道学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怎生会得），（古人于诗）［夫古人之诗］，如今（人）［之］歌曲（一般），虽闾（巷草野）［里］童稚，皆习闻［之而知］其说（而晓其义），故能兴起（于诗）。（后世）［今虽］老师宿儒，尚不能晓其义，（怎生责得）［况］学者［乎］，是不得兴于诗也。［古人自洒扫应对，以至冠、昏、丧、祭，莫不有礼］。（古礼既废）［今皆废坏］,［是以］人伦不明，（以至）治家（皆）无法（度），是不得立于礼也。古人［之乐］（有）2歌咏［所］以养其（情性）［性情］,1声音［所］以养其耳［采色所以养其］目，3舞蹈［所］以养其血脉……成于乐也。［是以］古之……成材也难。①
  《集注》较《近思录》所引修改甚多，正如《或问》所言，“程子备矣，然其间亦有疏宻缓急之异，详味而审思焉可也。”改“道”为“道学”，把客观的“道”改为主体对道的传承、阐发之学。删原文“古者”句，以为简洁。改“晓其义”为“知其说”，更准确表达了儿童对古诗的把握。在“古礼既废”前补“古人自”一句，语义通贯，衔接完备。补充“之乐”二字，亦是同样考虑，补“采色所以养其”句，耳、目分开表达，更为完善、准确。颠倒声音、歌咏句之语序，改口语化语录为书面用语，通过删、补、调、改等手段，使原文语义更为精准、连贯，体现了朱子的独特理解。
  综上，以《近思录》作为进入《四书》的阶梯是不能成立的。其一，朱、吕二贤明确定位《近思录》是北宋四子入门书，而非《四书》入门书，更不可能视为当时尚未完成的《四书集注》之阶梯。陈淳“阶梯论”明显有事后个人推论的痕迹。他最主要的理由是朱子发明四书大义来自四先生说，而《近思录》又收四先生说之精华，故可推出《近思录》是朱子《四书集注》的阶梯，“故吾先生所以发明《四书》之宏纲大义者，亦自四先生之书得之，而此编其四先生之要旨萃焉”②。如前所述，《近思录》在质、量两方面皆与《四书集注》关系不大，且《集注》收入了大量与《近思录》无关，而见于《论孟精义》、《中庸辑略》的二程后学之说。朱子在毕生探究《四书》的过程中，编撰了多部专门精选北宋诸家四书说的系列著作。早期有《论语要义》、《孟子集解》等，中年有壬辰《论孟精义》，丁酉《论孟或问》，晚年有《中庸辑略》，它们构成了《四书》的直接“阶梯”。其二，《近思录》牵扯、博杂的风格不符合朱子《四书》专一、紧凑的特点。《近思录》本不以四书为中心，故关于四书选材分散、零碎、错杂。它以宏大主题为经，而以人物为纬的粗线条编纂特点不符合朱子《四书》追求的“比照异同”“考量得失”的精密要求。其三，《近思录》不符合朱子由易到难、不可躐等的治学原则，不便于学者对四子《四书》说的领会。《近思录》直接收集四子原文而无任何解释，甚或缺乏前后语境，初学者根本不知其所论是否针对《四书》而发，其义理亦绝非初学所能把握。我们稍将《近思录》与《精义》、《或问》或《集注》比较即可感到二者的精细之别。即便逐条置四子说于经文之下的《论孟精义》，亦存在所收各家、或一家各说冲突之情况，故朱子认为只有资质上乘，分辨力强的弟子方适合读《精义》。勉斋就是遵照朱子教导由《论孟精义》入手。今《语类》所录有关《精义》（《集义》）诸说多为勉斋所录，勉斋于《雍也篇》仿照朱子做法对《精义》说逐一加以比较辨析。其四，视《近思录》为《集注》之阶梯实质上削弱了《集注》的重要性，降低了朱子在道统中的地位。朱子迫切希望学者能经由其精心诠释，“不多一字不少一字”的《集注》来直接把握《四书》思想，该书已对四子的四书说作了最好的统合，如学者尚须先通过《近思录》才能把握《集注》，那置《集注》于何地呢？
  总之，以《近思录》为《四书》阶梯，是陈淳学道之见，断非朱子之言，陈淳有意借朱子为旗帜来表达自身看法，这在记录体中应非少见，勉斋对此类情况早有预料，故最初并不同意编撰语录。钱穆先生认为朱子晚年对《近思录》看法改变，其实，非朱子而是陈淳态度改变，晚年已弃此说而置《四书》于《近思录》之前。①正如学者所论，勉斋所坚守的是师门旧说，北溪则“系后于朱子历史地说”，乃自创新说。但此新说几成为后朱子学时代的一个常识，与《近思录》作为北宋理学之汇编有关。它反映了后学对朱子所建构的理学道统的推崇，希望通过《近思录》来深入学习四子思想，通过重走朱子对四子的研习之路来理解《四书集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