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书信与诸弟子友朋反复往来，常有数人讨论同一话题之情况，故在考察其书信年代时，应力求各材料间通贯无碍，应与同一论题、人物生平的讨论等相应。
  （一）同一论题的关联照应。关于万正淳《中庸》说的讨论。《文集》卷五十一《答万正淳》第4—6书皆提及万氏《中庸说》，第四书问目四十一条，几乎皆为《中庸》说，万氏评论甚多，朱子多以“得之”应之。第五书言“去岁尝读《中庸》，妄意辨析先儒之说，今春录以求教矣。”明确表明第四书在今春。第六书讨论较杂，但也讨论了几条《中庸》说。此三书与《答吴伯丰》第七书正好相应，朱子在该函中请吴必大转呈自己给万氏的回函，特别称赞万氏《中庸说》水平颇高。朱子于此提及“丧子之悲”，故推出当为辛亥（1191年）春，由此可见答万正淳四、五、六书亦当在辛亥春前后。
  又如朱子与李晦叔、黄商伯、李孝述关于阴阳五行的讨论。《文集》卷六十二《答李晦叔》第六书言“《大学或问》中阴阳五行之说。先生答黄寺丞云：‘阴阳之为五行，有分而言之，有合而言之。‘辉尝推之云云。”①按：此书提及的“先生答黄寺丞”，指《文集》卷四十六《答黄商伯》第四书：“阴阳之为五行，有分而言之，如木火阳，而金水阴也。有合而言之……”②而该书内容又见于胡泳戊午所录语录，《答黄商伯》第四书“必在戊午”，据此顺推，《答李晦叔》第六书亦应在戊午。此外《续集》卷十《答李孝述继善问目》第二书亦作于“戊午后”，该书亦提及“孝述又见先生答黄寺丞健顺仁义礼智之问”，更证实《答李晦叔》第六书当在戊午。主旨相同、文字有重合者的两封或以上书信，其年代应是大体相近的。《别集》卷四《答向伯元》一、二书皆论及就刘子澄处听闻书府有康节墨迹事，文字基本相同，年代亦应相近。《文集》卷五十二《答李叔文》一与《文集》卷四十四《答梁文叔》三主旨相同，且有文字极为相似者，皆讨论“孟子下文再引成覸、颜渊、公明仪之言”之说，年应相同或相近。
  （二）事实材料的关联一致。朱子与弟子之交往对于我们准确判定书信年代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如《文集》卷五十九《答余正叔》第三书言，“熹一出无补，幸已还家，又幸奉祠遂请，且得杜门休息”③。按：此书当在己酉四月后。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载，“己酉春正月……，除秘阁修撰，依旧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辞职名”①。朱子两次辞免方得成功，时间已在己酉四月后。《文集》卷二十二《辞免秘阁修撰状二》云：“右熹四月二十二日准尚书省札子，以熹辞免秘阁修撰恩命，奉圣旨不许辞免。”②又如《文集》卷五十九《答陈才卿》第三书提及“正叔在此，无日不讲说”③。而陈文蔚（字才卿）《克斋集》卷十二之《余正叔墓碣》言，“己酉秋九月予往省先生，值正叔将归，语别武夷溪上，未两月而讣闻矣。寔十一月乙丑也。”正叔死于己酉十一月，故该书当在戊申己酉间。
  《文集》卷四十九《答滕德粹》四、五、十、十一诸书年代。第十书言：
  示喻缕缕备悉，但若果能真使私情不胜正理，便是确然可据之地，不必舍此而他求也，顾恐或未能耳。记《序》之作，或不免俯徇俗情。诚如来喻，然其间亦不敢甚远其实，异时善读者当自得之也。衰病日侵，求去未获，便民之事所不敢忘，然其可否，亦何可必。少须旬月，复申前请耳。淳叟、国正想时相见，有何讲论？方丈计亦时会见也。④
  该信提及的刘淳叟（刘尧夫），据方彦寿《朱熹书院门人考》死于己酉1189年，此书不可能在己酉后。其次，“衰病日侵，求去未获”当与相连下文“便民之事所不敢忘”等齐观，意指辞职未能获得批准，“求去”指辞去所授职而并非辞去已经担任的在位实职。朱子意为：在职有利于干造福生民之事的提醒不敢忘记，但对此不能必定得行。再过十天个把月，将再次申请辞职。朱子一生多有辞职，此处当指朱子丁未至戊申间多次辞江西提刑之职，详见《文集》卷二十二《辞免江西提刑状》一、《辞免江西提刑》札子一、二、三。更重要的是，第十书与《答滕德粹》第四、五、十一书紧密相关，为讨论方便，录三书如下：
  四书：到官既久，民情利病必已周知，更宜每事加意，……亲炙诸贤，想亦有益。日用之间常更加持守讲习之功。①
  五书：知官闲，颇得读书，……彼中朋友书来，多称德粹之贤……《溪堂杂文》久欲为作序，但以当时收拾得太少，诗篇四六之外，杂文仅有两篇，想亦未是当时着力处，未有意思可以发明，又不成只做一篇通用不着题底文字，以故迟迟至今。②
  十一书：大抵守官且以廉勤爱民为先，其他事难预论。幸四明多贤士可以从游。……熹所识者杨敬仲简，吕子约（监米仓），所闻者沈国正焕，袁和叔燮，到彼皆可从游也。③
  十书首句告之“果能真使私情不胜正理，便是确然可据之地”，乃守身为官之法，与四、五、十一书为官之说相接。次句“记序之作”与五书“溪堂杂文久欲为作序”相应，指《文集》卷八十二《跋滕南夫溪堂集》，该跋言，“平生遗文在者不能什一。”“淳熙丁未其兄孙璘访予崇安，出其集与此传示予。九月丙辰，里人朱熹书”。④有力证实了此四封书信当在丁未（1187年）。十书末句提及“淳叟、国正想时相见，有何讲论？方丈计亦时会见也。”指刘尧夫（淳叟）、沈焕（国正），方谊（方宾王）。四书言，“亲炙诸贤”，五书言，“彼中朋友书来，多称德粹之贤”，十一书言，“幸四明多贤士可以从游”，“熹所识者”云云，语义相应。此外，《文集》卷四十九《答滕德章》第四书亦提及，“示谕《溪堂》序跋，此固所不忘，但年来病思昏愦，作文甚艰，又欠人债负颇多，须少暇乃可为耳”⑤。
  《文集》卷五十六《答方宾王》诸书年代。《答方宾王》第一书“作于戊申夏归自临安途中”⑥。其余诸书似亦在戊申年间。其一，综合1—10书考虑，朱子戊申六月奏事，停留京城不到半月即离开，在路上接到方氏之书。1书言：“乃辱专人追路，惠以手书。”①2书言：“道旁客舍，草草布此。”②特别是第7书提及，“熹前日看所寄《易说》不子细，书中未敢察察言之。遣书后归故居，道间看得两册，始见其底蕴”③。此三书皆言及道间，可见三书时间相接，主题相同，《答方宾王》第3书与4书内容上颇多重复，显然一时。第4书：“近方略为刋订，欲因婺女便人，转以寄呈而临行适病，不能料理简书，令人检寻不复可得。”④此句“临行”与“适病”的主语非一人，临行是寄信的便人，病者是朱熹。似不可据此断定是朱子在临漳赴任前。第11书言拜祠辞职之事：“比虽已拜祠官之命，然辞职未报。尚此忧惧，万一未遂更须力请耳。”⑤戊申年朱子亦有反复拜祠辞职之请。
  《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第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二书的年代。按：《答张敬夫》第二十七书依次讨论了五王之事、唐代牛李之事、《论语》何有于我哉、《孟子》恶知其非有章，正一一对应于《南轩集》卷二十二《答朱元晦》“《通鉴纲目》想见次第”书。该书提及南轩主持城南书院，托朱子写书楼大字，据此可知当在癸巳1173年也。
  《答张敬夫》第二十八书，《南轩文集》卷二十二答朱子此书开篇言，“某守藩倏八阅朔矣”⑥。《南轩文集》卷十《尧山漓江二坛记》言，“淳熙二年之春，某来守桂”⑦。故二十八书正在岁末也。另《朱子全书》本该书校勘记提出浙本此书下注十一月。
  《答张敬夫》三十二书即《答敬夫论中庸说》，该书与三十三书前后相承，亦当在丁酉1177年。二书之内容皆对应于《南轩文集》卷二十三答朱子“某新岁来即欲申前请”“此间归长沙一水甚便”前后二书。《答张敬夫》三十二书依次讨论了《中庸》、《大学》的“鸢飞鱼跃”“前知之义”“切磋琢磨”三章注解。与《南轩文集》答朱子“某新岁”书所言“《中庸》、《大学》中三义，复辱详示，今皆无疑。但截取程子之意”①说分明相应。
  以上在前辈学者成果基础上，采用事实考辨与思想判定相结合的方法，对若干朱子书信年代提出了一些新的探讨，通过这些具体考证，试图表明其中某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窃以为对诸如朱子文集、语类、《四书》著作、人物交往等问题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警惕，无疑更有利于我们把握朱子文献，从而客观的阐释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