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今存《朱文公文集》卷帙浩大，《正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存在些许重出情况，亦属正常。此重出情况多见于《续集》，故对书信系年时，当对此重出现象有所考虑，以免将同一书信系为不同年代之二书，导致考证结果相冲突。
  1．书之重出、杂糅者。《续集》卷二《答蔡季通》第六书重见于第九十二书。第六书首句为“律说幸早为寄”，第九十二书为“律说幸写寄。”“为”、“早”字有别，但《朱子全书》本第6书下出校勘记云：“为”，“闽本、天顺本作“写”。《四库全书》本《晦庵集》仅收第六书而未收第九十二书，或是因此之故。
  但九十二书较第六书多出一段，多出部分当为另一信札。现将其录于下：
  《大学》等已令进之料理矣，或入大源，告为致问。公济既平心和气以观义理之所在，则不患无邻矣。草绝交之书，似于禅学亦未得力也。观过之说竟未安，尝思之矣。①
  《考证》第六书定为戊戌1178年，第九十二书定为辛卯1171年，所据是：“书尾云‘观过之说竟未安，尝思之矣’。当承上考第四十书等，亦在辛卯。”②《考证》将二书视为不同年代之书信，可见第九十二书为不同年代书信之杂糅。
  此种重出情况在《答黄直卿》中亦有出现。如《文集》卷四十六《答黄直卿》第二书除首句多出“子春闻时相过，甚善”八字外，与《续集》卷一《答黄直卿》第十八书文字完全相同，实为重出。
  2．据事实与思想出发得出不同年代，推出书信杂糅为一者。《续集》卷二《答蔡季通》各书分合间有混杂，若不细加分辨，对其年代判定易造成冲突。《续集·答蔡季通》第五十五书言：
  古乐之说…《启蒙》之名，本以为谦而反近于不逊，不知别有何字可改。幸更为思。费隐之说，若有所见，须子细写出，逐句逐字商量。如何见得上下察是隐处，须着力说教分明，方见归着。若只如此含糊约度，说得不济事。不惟人晓不得，自家亦晓不得也。且若果如此子细，当时便合引“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以明至隐之义，不应却引“鸢飞鱼跃”至显之事而为言，却说翻了也。③
  该书讨论了三个问题：古乐、《易学启蒙》、费隐。据其提及《启蒙》书名，当为丙午年。但似乎与朱子理解“费隐”之过程相冲突。就《答蔡季通》各书可知，“费、隐”之说为朱子与蔡季通早年讨论的重要论题。该札与上述《文集》卷四十四《答蔡季通》第八书第六段所论“费隐”显然是前后关系，第6段云：“费隐之说，今日终日安排，终不能定”云云，朱子对“费隐”说无从理解的苦恼之情，跃然纸上。因为旧说以鸢飞鱼跃为隐，朱子对此难以理解。《续集》卷二《答蔡季通》第六十四书朱子亦提及费隐说：“三日来发热昏冒，……费隐之说，非不欲剖析言之，但终觉费力，强说不行。不免且仍旧耳。”①《四库全书》本则无“项平父”以下一段文字，《朱子全书》本则将“项平父”云云单列为一段，据此可推“项平父云云”显然为另一书。《续集》卷二《答蔡季通》有一处再次提及“费隐”说：“费隐尽有说，但日间稍得坐，又贪温卷工夫，不暇安排文义耳。”②此条不见于《四库》本，《朱子全书》本单独列为一段，其上一段文字则是关于《启蒙》之修订讨论。
  考察朱子对“费隐”的处理，可知在壬辰、癸巳年间已然解决此问题，定“费”为“著见”。故上引《答蔡季通》诸书涉及“费隐”者，应在此之前，以戊戌至壬辰为佳，如癸巳《文集》卷四十九《答林子玉》已明确“察”不是“隐”而是“著见”，“察是著见之义，然须见其所著见者是何物始得。”己亥十一月五日《文集》卷四十四《答江德功》第五书再次强调“察”的“显著”义，“此察字训‘著’不训‘到’。”因此，朱子与蔡季通涉及费隐讨论之书信当在壬辰之前为宜，而不大可能晚至《易学启蒙》完成的丙午1186年。在此之前，朱子对《中庸》的章句义理处理已近乎完成，不至如《蔡季通》诸书中所表现的茫然无主的初学状态。《启蒙》年代与“费隐”问题解决年代相冲突的情况，及《文集》不同版本所收文字分段之异同，皆启示我们应注意其中似乎存在不同书信杂糅为一的情况，如此理解，似可消除其中之矛盾。
  据古书之体例，书信文字是否单独分段，可作为判定考虑书札是否有杂糅的因素之一。
  如《文集》卷四十四《答蔡季通》第一书重见于《续集》卷二《答蔡季通》第四十七书，但《文集》第一书与《续集》第四十七书存在两个差别：一是《文集》分为两段，自“《易说》三条”始另为一段。《续集》不分段。其次，《文集》较《续集》首尾各多出一句。首句多出文字：“昨日上状必已达，此人至，又辱书，三复感叹。不能自已。”结尾多出文字：“愚意如此，不审如何？”其余正文“所谓一剑两段者”等皆同。《文集》首句多出文字与《续集》《答蔡季通》第七十九书极为相应，该书云：“昨日亦尝上状，不知何故未达。今早又以《中庸集略》附刘医，乃昨日遣书时所遗也。今想皆已到矣。”①故第一书较《续集》第四十七书多出之首句当为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