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中华本点校说明指出，该本采用清嘉庆十六年吴英、吴志忠父子校定本为底本，并以清仿宋大字本进行校勘，改正了若干错误并出校记，个别有参考价值的异文也予指出，反映出该书校勘极为慎重，然百密难免一疏，以下列出所惑以求教正。
  48．《宪问》“子曰孟公绰”章注：“胡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则为弃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则孔子之用人可知矣。”校记：“胡氏”，清仿宋大字本作“杨氏”。（第152页）
  按：此一人物之别甚为重要，牵涉到对学者思想定位和读者的接受理解。笔者认为该引文当出自杨氏而非胡氏。其一，《论语精义》（卷七，页480，上海古籍《朱子全书》版）下该条所引为“杨曰”，内容与《集注》仅“材”“才”一字之别。《精义》以清嘉庆间吕氏宝诰堂刊《朱子遗书》二刻本为底本，对校以南京图书馆所藏明钞本，参校以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其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所刊《朱子全书》本第六册《四书集注》（页190）即为“杨氏”，并出校记指出，“‘杨’，吴刻本作‘胡’”。该本以当涂郡斋本为底本，以残宋本，元乙本、元甲本、仿元本一一对校，另取明正统司礼监本与吴本参校。其三，朱子后学的相关著作皆为“杨氏”。如宋真德秀《四书集编》、《西山读书记》，蔡节《论语集说》、赵顺孙《四书纂疏》，元詹道传《四书纂笺》等，最为吴英所推崇的胡炳文《四书通》亦为“杨氏”，吴氏在《四书章句集注定本辨》（第382页）中称，“自南宋至前明，为朱子作疏解者多矣，若《四书通》，可谓最善”。吴氏对《四书通》甚为倚重，多有参考，但未知此处何以未参考《四书通》。据宋元本之一致，可见此问题在当时似并未混淆，若有之，当有辨析。故此处应径改“胡氏”为“杨氏”，校记相应改为：“杨氏”原作“胡氏”，据清仿宋大字本及它书改。
  49．《卫灵公》“当仁不让于师”注：程子曰：“为仁在己，无所与逊。若善名为外，则不可不逊。”校记：“‘为’，清仿宋大字本作‘在’。”（169页）
  按：据校记可知，此处有“为外”和“在外”的差别，中华本取“为外”说，恐“在外”更确。首先：据《论语精义》页543所引程子说是“在”，明道曰：“为仁在己，无所与让也。又曰：善名在外，则可让也。”其次，宋元明诸家说皆一致的为“在”。再次，朱子引用诸家说常有改动，如此处《精义》诸家说皆用“让”，唯尹氏说为“逊”。“尹氏曰：师长犹无所逊，况它人乎？”《集注》即以此“逊”替代了明道原来之“让”。但“在外”与“在己”说正相对应，朱子似无改变之必要。
  50．《告子下》第6章“淳于髡曰先名实者”注，“尹氏曰：淳于髡未尝知仁，亦未尝识贤也，宜乎其言若是。”校记：“亦”原作“而”，据清仿宋大字本改。（第350页）
  按：此处中华本据清仿宋大字本径改“而”为“亦”，甚为自信，其实未必。首先，《论孟精义》尹氏原文为“而”，却非“亦”。“尹氏曰：淳于髡未尝知仁，而未尝识贤者，宜乎其言若是。”当然，原文如此，不能保证《集注》采用时未加修改。如此处《集注》将“者”换成“也”。其次，宋元明注释本用“而”用“亦”皆不少。用“而”者有：宋真德秀《四书集编》、蔡模《孟子集疏》、胡炳文《四书通》等，《四书通》对此还提出详解，“通曰：淳于髠以孟子去齐未为仁，孟子谓夷、惠、伊尹或去或就，皆仁也，岂必不去而后谓之仁。髠以有贤则必识之，孟子则谓夫子之去齐，亦岂髠所能识哉。此尹氏所以曰‘髠未尝知仁而未尝识贤也。’”①用“亦”者有：《西山读书记》、《四书纂疏》、《四书纂笺》、上海古籍《朱子全书》本等。上海古籍本校记云：“‘亦’，原作‘而’，据元甲本、监本、仿元本改。”
  51．《大学章句》，“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第3页）
  按：因中华本仅以两种版本校勘，故不无失校处。仅以此处为例，“至于至善”未出校。然上古本出校记认为“至于”当为“止于”：“‘止’原作‘至’，据元甲本、监本及正文改。”另宋元朱子后学四书类著作多为“止”，如胡炳文《四书通》即是“止于善”。“止于至善”说与正文相切合对应。因参照版本过少，中华本在校勘上间有此类失校处。
  52．子于是日哭，则不歌。《集注》哭，谓吊哭。日之内，余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述而》第九章，第95页）
  按：“日之内”遗漏“一”字，《四库全书》本，《四书集编》等书皆有“一”字，明显脱文。
  53．子曰：“道千乘之国。“马氏云八百家出车一乘”十字，据清仿宋大字本补。（《论语》道千乘之国章，第49页）
  按：编者仅据清仿宋大字本即骤然补入十字于《集注》正文中，是不妥帖的。《或问》在比较马、包二家异同时曾表示对马融说的肯定，““此义盖尝考之，疑马氏为可据。盖如马氏之说，则八百家而出车一乘；如包氏之说，则八十家而出车一乘。”但考虑到与它说的冲突，对此持有保留和怀疑。“然与《荀子》《王制》之说不同。”①《四书或问》之《论语或问》仅代表朱子丁酉年之看法，与其晚年《集注》说多有冲突，不可为据。其次，据朱子“逐字称等”之极为谨慎的解经态度，恐不会将此说断然写进《集注》。再次，《论语集解》等朱子之前的注本，极少直接引用马融此说。更重要的是，朱子门人后学之注本，如《四书集编》、《四书纂疏》等皆未有此数字。故笔者认为俞樾之说较为可取，“朱子前尝是马说，及为《集注》，又不实指，仅曰‘其地可出兵车千乘’，岂因二者皆难知其孰确，不欲多费力於无用之地乎”？②此一名物之争，宋儒并不看重，清儒则极为重视。故笔者臆测，清代仿宋本编者恐有补入此说以借朱子自重之意。总之，不应仅据孤证即断然视此十字为朱子所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