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八百年来《四书集注》的版本实可分为两大系列：胡炳文等推崇的宋本，盛行于宋元时期；陈栎等尊信的祝本，藉《四书大全》而独霸于明清时期。《大全》的出现实为朱子四书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学人继承清人表彰宋本的成果，采信宋本，使宋本重新获得主导地位。回顾《四书集注》版本变迁史，可知《四书集注》版本的差异在朱子去世后即已出现，朱子在不同地区的弟子后学，所掌握的《四书集注》版本有所不同，似并未就此问题发生辩论。祝洙《四书附录》本虽有与众不同之处，或许是该书流传未广之故，宋代朱子学者对该书并未重视。《集注》文本差异这一问题到元中期开始显题化，恐与彼时朱子四书学开始官学化不无关系。就元代而论，吴程等的看法与胡炳文一致，主宋本；詹道传、史伯璿则常与陈栎一致，反映了祝本的影响在逐渐扩大。明代则多采信陈栎说而少有对陈、胡之异加以辨析者。明清因作为科举功令的《四书大全》以《四书辑释》为底本，故使得祝本成为权威流行之解，但具有反思精神的学者如蔡清、王夫子、吴英父子等仍能突破代表官方的祝本，而关注到宋本。
  《四书集注》的版本之别看似一纯乎考据的版本之争，实则体现了朱子后学对朱子哲学问题的解释权和话语权之争，反映出重视思辨分析和工夫实践的思考特点。争议双方皆为朱子学的推崇者，所争乃自家内部矛盾，其所争朱注并无绝对对错之分，而是相对完善之别，故其措辞相对温和，平正。在论证策略上，皆采用《朱子语类》说加以佐证，有理有据。如关于“一于善”与“必自慊”的观点，体现为如何理解“诚”，是就本体之诚还是工夫之诚而论，涉及意与善恶的分合关系，作为工夫的“一于善”与作为效验的“必自慊”何者更合文义等解释方法问题。关于“为政以德”“据于德”的“德”字是“得于心而不失”还是“行道而有得于心”，双方仍是围绕工夫展开，前者强调固守不失方为德，此合乎“德者得也”之义；后者则突出德与道的关联，必须由道而德，更关注“德”之源头。至于《中庸》首节的总结，鄙见以为二说高下有别。炳文一方所主显然更具有哲学意义和实践工夫，更契合文本和朱子思路，尤其是“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己”非常精妙，点出了性道教一体下的天人合一关系，强调知行、理事的贯通。其末句“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是朱子工夫论诠释一贯手法，以此唤醒读者精神上的兴起，志意上的感发。二说唯一相同处在于皆强调子思首发性命之学的意义。而陈栎所持祝本明显有偏，过于强调“知”的一面，采用“知而不知”的正反对立之表述，如知性不知天，知道不知性，知教不知固有，与强调天人合一的语境不大融洽，末句引董子说仍不出阐明天为道之原之理论义。朱子此处重点在突出性即理，而非在发挥天与道的关系。此处性才是沟通天人、道、教的枢纽。至于“则为外物而非道矣”与“则岂率性之谓哉”二说，分别侧重道与物和道与性的关系，各有可取；“倚于一偏”与“不必合于中庸”虽皆围绕中庸与知仁勇三者关系展开，然二说语义所指不同，多数学者认为“不必合于中庸”更为圆融而合乎文义。此外，胡炳文还精细辨析了辅广把“不信不果”错改为“必信必果”的原因，显示了辨名析理的细致工夫。而清人对宋本的重新挖掘和倡导，确实有助于消除对《集注》考据上的若干攻击。
  这一版本之争，显示了新安理学家及史伯璿、蔡清、王夫之、吴英等元明清朱子学者对朱子学的互相辨难，体现了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求真是之态度。如陈栎并未全盘否定云峰所主“旧说”，对其“本于天而备于己”“一于善”等皆有所认可，体现了和而不同的精神。尽管朱子后学多为朱子的忠实信徒，视《集注》“浑然犹经”，但他们并未放过任何学术上的疑问，力求把对朱子思想的把握做到尽善尽美，并且体现了不主一家，择善而从的情况。如元代景星《大学中庸集说启蒙》诚意注同于胡炳文，中庸注则同于陈栎。王夫之诚意注及中庸注取胡说，为政以德注则取陈说。学者在为政以德和据于德之“德”的理解上，通常保持一致，各主一说以贯通二章，如炳文主“得于心而不失”，陈栎主“行道而有得于心”。但也出现了将二章“德”加以分开的情况，如饶鲁为政以德注同于炳文，据于德解则同于陈栎。还出现了同一学者在不同著作中看法不一情况，如本章真德秀《四书集编》《读书记》分主胡说与陈说，此恐与论者自身思想早晚变化及文本刊刻双重因素有关。
  此一绵延数百年的关于《四书集注》的版本之争，客观呈现了朱子后学在确定《四书集注》文本及朱子定见上的努力，显示了朱子学解释的丰富多样性，可谓朱子后学和四书学发展的一幅缩影。文本与思想，训诂与义理的紧密结合是朱子学术的一大特色，通过具体文本的差异来探究朱子思想的早晚变化，应是把握朱子思想最终定见，进入朱子思想世界所应遵循的途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