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学既形成于朱子对程门的批判和自我修正中，亦离不开门人后学对之展开的批判、传承与转化。黄榦及其开出的双峰学派、北山学派对朱子学展开了有力批判，成为后世朱子学中最有影响的学派。从朱子学的批判接受史来看，明代阳明学的出现正是对朱子学批判修正的结果。清代朴学之兴起及对朱子的批评，并未越出朱子学之藩篱。概言之，朱子之后宋元明清之思想学术，实可谓“朱子学之注脚”，以下拟从批判性继承朱子学的角度论之。
  朱子后学之义理批判。勉斋被朱子赞为“会看文字”，他弘扬乃师“取予在己”、入室操戈之精神，直接指出《集注》之不足。《复叶味道书》言：“朱先生一部《论语》，直解到死。自今观之，亦觉有未安处。”如在《论语》首章学而不愠与君子关系上，勉斋认同程子不愠是成为君子的前提说，反对朱子君子才能不愠说，前者从工夫言，后者就成德言。指出《集注》“人而无信”章、“志道据德依仁”章之不足，修正《集注》“十五志学”章夫子所言进学次第乃虚说之观点，认为当是夫子为学境地之实说。勉斋有意彰显心的本体意义，提出“心便是性”“心便是仁”等心性为一思想，指出“点检身心”“求放心”“反身一念”等身心之学较之讲学穷理，更为根本，是道之传承与否的关键所在，显示出对“心学”的包容与工夫的内转。勉斋对朱子之批判，为弟子饶鲁所继承光大。如在《孟子》“仁人心也”章，师徒就心的属性提出与朱子不同看法。认为人心、放其心、求放心的三个“心”脉络相连，皆是指仁，指义理之心。《集注》视后者为知觉之心，与前文不相应。在《中庸》理解上，勉斋、双峰、草庐更体现了对朱子学继承突破的接力性，勉斋将《中庸》分为三十四章六大节，以道之体用为全书主线，戒惧慎独、知仁勇、诚为工夫论系统，将“哀公问政”章一分为二，突出“诚”的地位。弟子饶双峰、双峰再传吴草庐对此作了新的继承阐发。在章的划分上，双峰与勉斋有所不同。草庐则干脆将“哀公问政”章一分为四，并独立为一节，认为其主旨为“论治国之道在人以行其教”而非诚。双峰对朱子的批判、突破有明确的自觉，提出怀疑朱子格物诸说的原因在于朱子格物解过于阔大空洞而不切实际，“反之于身，自觉未有亲切要约受用处”。主张“诚意”章“乃《大学》一篇紧要处”。批评朱子忠恕之道解仅突出了忠恕的道体义而忽视了工夫义，犯了“主一而废一”的毛病。有学者由此提出朱、饶分开的观点：“后学当以朱子四书自作朱子四书看，饶氏四书自作饶氏四书看”。①元程钜夫《书何安子四书后》肯定了勉斋、双峰师徒对朱子的突破创新。“而勉斋之说，有朱子所未发者；双峰之说，又有勉斋所未及者。”②
  朱门后学之考证辨析。承继勉斋的北山学派着重对《集注》的缺失展开知识性的考证，突出了朱子学中考据的一面。金履祥《论语孟子集注考证》为其代表，《四库提要》认为该书于《集注》“事迹典故考订尤多……于朱子深为有功”。金履祥表白了对《集注》修正的忠臣态度和纠偏的客观事实。其言颇有意味：“此书不无微牾，自我言之则为忠臣，自他人言之则为谗贼。”③史家多将刊于1337年的金氏之书视为考辨《集注》最早、最要之作，其实不然。如赵惪《四书笺义》纯以考证《集注》史实训诂为主，与《论孟集注》为同一类型著作，刊于1328年④。胡炳文（1253—1333年）之《四书通》刊于1329年，该书虽重义理，然于训诂亦多所校正。另元詹道传《四书纂笺》亦与《论孟集注》为同类型的纯训诂著作，采用笺证形式对《四书集注》作出了正音、明义、考制、辨名等方面考察，该书广引金履祥《语孟集注考证》、许谦《详说》、赵悳《四书笺义》，较三者晚出。然《四库提要》对此四书评价颇异，赞誉金履祥《考证》勇于批判之精神，却屡贬低其他三书对朱子之维护曲从。导致四书馆臣产生此种偏差的原因，与其不熟悉三书而带有先入之见有关。以下随举数例以较此四书对《集注》之批评：
  据表可见，其一，对《集注》的考辨不始于金履祥，实始于朱子门人勉斋、辅广等，朱子门人并未因维护朱子而讳言其失，只是较含蓄而已。其二，朱子门人后学对《集注》缺失的考察基于其他朱子文献和朱子漫长的学术空间，常采取以晚年之朱攻早年之朱的方法，但在判定孰为早晚、何为朱子晚年定见时不无可商。如《诗集传》、《书集注》是否必晚于《集注》？金履祥的“《辨证》朱子晚笔，则《集注》未及改耳”说是否可信？盖《集注》朱子至死仍在修改，不好断定《集注》必在后。其三，诸书指出《集注》之“误”表现在引史实、古注、古书等，包括记忆之误，可见《集注》即便存在某些失误，亦是有根底之误，非朱子自造之误。其四，学者判定《集注》之“误”乃是基于各自理解，未必妥当。如金履祥站在王柏立场，认为《诗》并不可靠，针对《诗》之郑卫情况，提出“今之三百篇岂尽夫子之三百篇乎”①？
  明代心学、清代朴学对朱子学之批判顺承。清儒对《集注》之辩证，虽引证范围更广、论证更精密，然其旨趣并未越出朱子《四书》之范围，不过是其中“小学”一面之发展而已。即以攻朱甚烈的毛奇龄《四书改错》为例，该书除夹杂争强好胜意气成分外，其余关于人名、地名等处，一则反驳立论非皆有定据，二则以朱子放弃之说以攻朱，了无新意。如以朱子已放弃的程子等采用的“传不习”旧注，攻击朱子新说。其对《集注》相关内容之驳正，大半朱子后学早已陆续开展之，毛氏所驳殊无可奇之处。如对朱子后学相关考辨作进一步搜寻，毛氏所论当基本包括。故该书不过是无意中将朱子后学对朱子考据批评之一面，集中罗列批评而已，所论实未能逸朱子学之藩篱。颇惊奇者，清人及近人予此书过誉之评，恐受《四库提要》误导，仅见朱子后学对朱子维护羽翼之一面，而未睹其批判修正之工作。②
  阳明学常被视为朱子学之“反动”，然唐君毅、陈荣捷等先生则视为朱子学之修正。①阳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皆是在与朱子学长期的学习对话中展开。他自述曾对朱子之说“奉若神明”；刊刻《朱子晚年定论》以示并未偏离朱子，而是契合如一，本意并非“摘议晦庵”，其所不满者，乃是朱子心理为二所导致的外在格物之学、支离之学。其实阳明学之起点和终点大体同于朱子，千学万学，无非是“去人欲，存天理，成圣贤”。差别在实现“去欲存理”的理论基础和路径，阳明肯定心理即一，良知内在，天理内在，故工夫主内在推扩，逐步致良知于外；朱子则认为心理虽先天为一，理具于心，理不外心，但现实中因气禀私欲之遮蔽，心理为二，实现心理为一之境，须经由向外格物穷理，以光明心之体用。元儒评价饶双峰之《四书》不同于朱子者“十之八九”，阳明喜以“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来形容与朱子之别，不同于朱子者不至于“十之八九”，其思想之论域并未越出朱子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更内在化、收缩化了，跳过了朱子学第一层的理、物存在问题，而始终着眼于心与理、心与物的意义显现问题，其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之“无”，并非存在之没有，而是于心之“未显”，可以说朱子注重存在“实现”，阳明关切意义“显现”。阳明特别重视理学之体用，以此处理良知与发用。在工夫问题上，阳明固不重主敬，但颇重克己（克治）、主静、立志，此与朱子亦一致。《朱子晚年定论》力图开启阳明学与朱子学内在沟通的可能性和连贯性，通过重新“发现朱子”，论证朱子“晚年之悔”来印证彼此的关联一体性。故自勉斋开始，朱子后学即逐步存在一“内转”倾向，此正如孔门后学之内转，至孟子而显其成；亦可说朱子学之内转，至阳明而终其成。阳明批朱的“话头”多有与朱子后学同声相应之处。如批评朱子之理由之一是无法自得其学于心，此与双峰反思朱子格物之说未有亲切受用极其相似。阳明对朱子之批评，多以“先儒”等语含蓄表达之，且始终保有尊重附和之意，认为己心实同朱子之心，称赞朱子解义有不可改易之处。“然吾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若其余文义解得明当处，如何动得一字？”①勉斋学派对朱子批评之用语，较阳明甚至更为直白，如双峰言：“以老先生之高明精密，而于前人语意尤看得未尽如此。”②阳明阐发之问题，在朱子后学中不乏知音在。如对朱子《大学》改本之不满，重视诚意等；即如“心即理”“心外无理”之命题，元代朱子学者胡炳文亦提出“心外无理”“理外无事”说，言“心外无理，理外无事，即事以穷理，明明德第一功夫也”③。固然，勉斋、双峰、云峰等所提出的命题，与阳明之内在思想意涵当然不同。但如摆脱朱、王对立之视角，从朱子学绵延发展的连续性来看，此差异自可视为朱子学内部问题。基于朱子后学对朱子考据之学的批判，可视毛西河《四书改错》为朱子学发展之自然结果；基于朱子后学对朱子学义理之批判，可视阳明学为朱子后学从义理上对朱子批判继承所获得的最重要成果。这对我们从新的视角理解朱子后学与阳明学都是有意义的。套用怀特海评价柏拉图的一句名言，可以说南宋朱子以下儒家思想学术史，实皆可视为朱子学之注脚。这也可视为从批判继承角度论朱子学的三重批判，所见八百余年朱子学的自我转化及其超越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