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集注》用语“浑然犹经”，貌似多采成说，实则创新极多。朱子担心学者不能明其用意所在，故于《或问》阐明之。自述宁冒轻诋前贤之恶名，而决意于《或问》直析前辈各家得失，阐明自家取舍标准与用心。在表述上，《或问》皆是先立后破，先表达朱子见解，再剖析各说得失所在，体现出以下特点：一是采用问答体这一问题导向鲜明的体裁，《或问》可谓一部问题诠释的经典之作。以皆自设问答的方式，精准解答之，典型的表达方式是：“或问……何也？”如《大学或问》开篇，依次问答“大人之学”，小子之学，小学与大学，以敬补小学，敬之为学之始终意义等论题，以1300余字的篇幅阐明《大学》三纲之理气、心性、工夫论含义，一气呵成，实可谓朱子哲学之提纲。二是进一步阐明《集注》观点，如关于程子改“亲”为“新”之根据，《大学》章句文本的调整及缘由等皆有充分说明，达到了解疑释惑的目的。三是详尽呈现朱子取舍之根据、理念，如指出《集注》“三年无改”章所引尹、游二说分指孝子之心与孝子之事，二说相须，不可或缺，道出《集注》用心所在，二说各自意义及其关系，“盖尹氏得其用心之本，而游氏得其制事之宜，二说相须，为不可易”①。这种解释方法对朱子后学《四书》解释影响甚大。
  《或问》辨析极为细致，贯穿了读音与字义，文义与本旨，文本与现实，提出了取舍的多项原则。一是文义优先于义理原则。某说虽发明道理甚美，若不契合文义，则不取。“又有谓施为施刑之施，……其意美矣，然‘施’字之说，则恐过深。”②文字训释不仅是为义理服务的小学工夫，而是决定义理理解的根基之学。《或问》充分体现了此点。如《中庸》“违道不远”的“违”非“离开”，而是距离之意，诸说不解文义而强加解说，扦格不通。“违道不远，如齐师违谷七里之违，非背而去之之谓。愚固已言之矣，诸说于此多所未合，则不察文义而强为之说之过也。”①他以“恕”字解为例，突出此字义解释偏差将造成国家政治生活的极大祸害。“恕”当正解为“如心”，而非苟且姑息之义，只可对人，不可于己，于己则当“严于自治”，批评范纯仁“恕己之心恕人”说虽心存厚道，为世所称，其实不合本义，后果严重。批评郅恽对光武帝的“恕己”解将引发逢君之恶、贼君之罪的恶劣后果，发出“一字之义不明而其祸乃至于此，可不谨哉”的感慨。②
  与把握文义密切相关，常为前辈所疏忽的读音、句读、章句之学则为朱子所极重视，他视此为与前辈治学的重要区别。“诸说多误，盖由音读之学不明”。朱子指出程门解经之误多源于缺乏音读之学，认为“文字音读之学岂可忽哉”！《或问》特别注意从音韵的角度解释字义，将音义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起来。如论证“望道而未之见”的“而”与“如”古字音义通用，诸家之误即在于无“文字音读之学”。指出“古今为说，迂回赘附，失其文字之本意。而于圣人之心，又不能有所发明，由不察乎此而已。然则文字音读之学岂可忽哉”。③《或问》关于音读解义有极精彩之例，如批评诸家对“无适无莫”的误解源于以“适”为“子适卫”之适故也。
  《或问》进一步提出章句之学的重要，主张义理与章句融为一体，批评程门解经之误多源于“看不成句”的章句之差。言“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坏了道理”。典型者如《中庸》道不远人章“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四句之断句，应在“子、臣、弟、友”后绝句，前辈如张九成等以“父、君、兄、之”断句既不通文意，亦不当文理，批评“今人多说章句之学为陋，某看见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坏了道理”①。《或问》对程门句读点评甚多。或批评其新句读之新解不合文义。如《论语》4.5不以其道章，程氏主“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说；《论语》礼让为国章主“能以礼让”断句等。朱子有时亦反对各家采用旧注点读而自出新说。如批评各家于“从心所欲不逾矩”循旧注“心”后断句，读“从”为“纵”，音、读皆误，不合文义、本旨。然于“至大至刚以直”则宁用近世俗师之见，以“至大至刚”为断，批评程子循赵岐说以“直”断，体现了朱子当仁不让、公平正大的批判精神。朱子对《四书》章节之分颇有创获，如《论语》9.29“可与共学”章，9.30“唐棣之华”章自出新解，批评程门（范氏在外）因循汉儒合章之说有误，强调章句之差非无关紧要之误，它直接决定义理得失，提出章句之学不可忽视。“夫章句之差，初若小失，而其说之弊，遂至于此。章句之学，其亦岂可忽哉。”②
  本意（本旨）优先于义理原则。朱子认为，解经在平实释义的基础上，以阐明经文本意、挖掘圣贤本旨为目标。故是否准确阐发经文本旨，是决定《集注》取舍的根本原则。《或问》亦多次提出，某说虽美而不合本旨，故未取。如批评程子以“斯言可师”解“温故而知新”章，义理虽优美却无关文意，“程子恶夫气象之狭而为斯言，可师之说，美则美矣，其无乃非本文之意乎！”③
  药病救失的工夫实践原则。朱子认为，经典诠释除切合文意之外，更要重视对学者践履工夫的指导和为学弊病的矫正，如能做到此点，虽有不合文意之处，亦当取之。此是从工夫实践角度确定的原则。《或问》特别注意提示此点，如指出吕氏不可使知之章“起机心”说虽非圣人本意，然确有切中时弊之益。“此非圣言之本意，然亦颇中近世学者之病矣。”④有时否定谢氏之说不合圣人气象之时，又赞其确有激发学者立志向学之处，故取之。“谢氏之说粗厉感奋，若不近圣贤气象者而吾独有取焉，亦以其足以立懦夫之志而已。”①
  逻辑一致原则。朱子据逻辑一致原则批评程门“语意倒置”之误。《或问》多处揭示程门在解说经典时，常颠倒语义，反映出逻辑次序混乱。程子即被多次点出此种“倒置”倾向。基于朱子自身理解，判定他们对文义、概念、工夫、效用等先后、本末关系处理有误，体现了重视逻辑分析的特点。如批评程子《论语》末章“第三说谓有诸己然后知言，则能格物穷理。语意倒置，亦不可晓”②。《孟子》尽心首章范氏颠倒穷理与尽心的关系，“至谓尽心所以穷理，则又倒置矣”③。
  “本文气象”原则。“本文气象”指文本内在传达着与某种人格（含被诠释者与诠释者）相对应的一种精神气质，如典雅、雍容、洒脱、敬畏、粗暴、高远、平实等，体现了朱子经典诠释始终以塑造人的精神为指归的特点。朱子指出程门之解虽文意无误，但却不合乎文意所传达的人物精神气质，如《论语》“惟天为大”章杨氏说解释详密，但气象狭窄，不合本文气象，故《集注》不取，“杨氏说虽密，然气象反狭，与本文气象不相似也”④。朱子始终以圣贤气象为中心，如批评侯氏对夫子心怀重重顾虑之论说，完全不合圣人从容中道之气息，还指出解经文字所显示的气象恰是作为解释主体自身气象的映现，所谓“文如其人”也，学者诠释之差异偏颇，正是各自气象修养偏颇之显露。如《论语》“鲁人为长府”章谢氏“不必改”、杨氏“无意改”皆是各自性情气象所偏之体现。
  公平正大原则。《或问》还从诠释态度批评程门之误，未能做到是非分明、公平正大、不虚美，不隐恶，其避嫌之论，远离圣贤公平正直的本来宗旨，体现了强烈的实事求是的反权威精神。《或问》批评“齐一变”章各家存在避嫌思想，不欲就太公、周公优劣加以比较，不欲正视鲁国以侯王而行天子之事的事实，正因有如此之避讳，故其说难免存在有意之私，而不合乎公平正大如实的圣人本旨。此直接影响诠释的客观性和有效性。“而又有避嫌之病，益使其说不得不有所遗。如避周公、太公优劣之嫌……避鲁以侯国而行王道……此其说虽似美，然恐其不免于有意之私，而非圣言公平正实之本旨也。”①在“宰我问三年之丧”章、“犬马有养”章，《或问》皆批评诸家用心不公，多有维护宰我的文过之言，强调三年之丧“非有难明之理”，圣人明斥宰我为不仁而不应曲讳。“为已死之人，文不可赎之过。”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