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或问》：朱子思想独立之宣言
  朱子毕生殚精竭虑于《四书》，完成了一个由《精义》、《或问》、《集注》构成的四书系列著作。在三者之中，《或问》是一具有特殊地位而相对被轻忽的著作，它起着承接《精义》与《集注》的枢纽作用，不仅是研读二者不可或缺的辅助之书，且具有独立价值，标志着朱子思想的初步成熟，显示了朱子与程门的某种“决裂”，所用设问问答的“或问体”亦成为影响后世经典诠释的一种重要题材。
  《或问》为朱子多年研读《精义》的一次深度全面反思，二书关系极为紧密，如同靶与箭之关系，无《精义》之靶，则《或问》成无的之矢。①朱子给弟子示范了如何比较辨析《精义》各说，特别提到对各说皆应抱一视同仁的平等态度，不可先入为主，迷信程子权威，尽管在比较验证之后，通常是程子之说“多是”，门人之说“多非”，但在面对文本之前，不可先怀是此非彼之心。盖门人之说亦“多有好处”。朱子强调，最难辨“似是而非”之论，只有对诸家是非得失有了恰当认识，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看法，自身才能实有所得，“知得它是非，方是自己所得处”②。
  《或问》对《精义》的反思成为理解《集注》的必要参考。因《论孟或问》代表了中年朱子的思想，可作为考察朱子思想演变的重要桥梁。《集注》由于受到注释题材的限制，非常讲究文字精简，力求达到无一字闲的地步，《或问》则是论辩题材，抒写自由，论说详尽。如说《集注》是论题之结论，那么《或问》则是论题的论证，清晰展开对各说得失的取舍辨正，非常有助于学者理解《集注》。朱子甚为忧虑学人未能理解《集注》良苦用心，引杜甫诗“良工心独苦”自明心迹，言“然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③。《或问》最充分流露了朱子的用心，可谓“吐心”之作。尽管朱子貌似对《或问》有“不须看”之言辞，但此仅是特就其与《集注》相较不可作为定论而言的，朱子并未否定该书价值。简言之，该书在继承程门说之同时，体现了一破一立的特点：破程门之瑕疵，立自家之新意。一则尽显朱子与程门在义理与方法上之差异，可窥朱子之独立与自信；二则可察朱子诠释《集注》下笔之良苦用心；三则可动观朱子思想异同之演变。古今学者对《或问》皆给予高度评价，真德秀《读书记》卷三十一赞为“辨析毫厘无微不显，真读书之龟鉴也。”《四库提要》就其与《集注》关系之分合两面论其价值，中其肯綮，“其与《集注》合者，可晓然于折衷众说之由；其与《集注》不合者，亦可知朱子当日原多未定之论”①。今有学者认为其价值犹在《集注》之上。
  因《或问》批判锋芒太过锐利，朱子对其“轻诋前贤”所可能造成不良影响亦有所顾忌。《答吕子约》言，“但掎摭前贤，深负不韪之罪耳”②。真德秀《读书记》认为朱子不欲以该书示人，亦与担心其可能造成学风轻薄有关。“恐学者转而趋薄，故《或问》之书未尝出以示人。”③此仅为《或问》之一面，然该书实为朱子辨误说、明正学的“不得已”之作，它实质上是对程门思想的清算之作，书中对程门的批评可谓体无完肤，划清了与程门淫于佛老、脱离文义之界限；以毫无隐晦的态度，锱铢必较之精神对程门之说逐字逐句加以辨析，在充分表达自身见解用心之时，显示了思想独立的应有自信。
  （二）“辨析毫厘无微不显”
  《或问》对诸家说的解析，体现了朱子特别重视解经方法和严辨儒佛的特点，显示了他与二程学派在解经理念、方法上的诸多差异④，朱子反思曾信奉达二十年之久的一味发挥己意，自作文字，不切文本的自我阐发型解经风格，强调回归意从文出、贴切本意、注重训诂的传统解经风格。他对借经典发挥一家之言的宋学解经风格之弊加以反思批判，而力图以注重文本之义、阐明圣贤原意的汉学解经风格矫正之，从而实现两种解释方法的统一。这个反思早在丁酉《或问》之前已开始，癸巳左右给南轩书信中已深切反思“自作一片文字”的风格，强调要回归汉儒经注合一，注仆经主的诠释态度，改变二程学派经仆注主、以经文强就己意的做法，提出虚心发明经意的原则。
  批评“不叛圣贤而兼取老佛”的儒佛合流论，严辨掺杂佛老的思想，注重内部清理。朱子认为，佛老对儒学的侵蚀冲击，要害不在崇信佛老者，而在淫于佛老的儒家内部人士，尤在以佛老思想解释儒家经典，造成儒佛不分，以紫乱朱之混乱。朱子《杂学辨》将“阳儒阴释”的程门后学张九成斥责为“洪水猛兽”。《中庸章句序》公开指责程门“倍于师说，淫于佛老”。《或问》对亲学于二程诸高弟的儒佛不辨，以佛老解儒表达了极度失望、愤懑、痛惜、不解之情。“（游、杨）二公学于程氏之门，号称高弟，而其言乃如此，殊不可晓也已。”①朱子以对屡空的解释为证，批评程门采用何晏老庄之解而不能辨之，亦不能辨别颜子不远复与佛教止念之别。“何晏始以为虚中受道，盖出老庄之说，非圣言本意也。诸先生亦或从之，误矣。……夫《易》所谓‘不远复’者，岂若佛氏觉速念止之云哉。”②朱子认为，以佛老解儒和以儒解佛老是同一事情的两面，相互影响渗透，导致儒与佛老愈加纠缠难辨。真正要做的是正本清源，切割二者联系，以儒解佛者将不同体系之思想强加扭捏，极为可笑。
  空、无、忘、乐等与儒家境界相通之概念易于儒佛混流。儒家并非不讲无，只是此无须建立在“无私欲”之后自然呈现的无我之上，而非佛老刻意造作所追求者。“夫谓无私心而自无物我之间可也。若有意会物而又必于己焉，则是物我未忘。”③在带有本体意义的论题如性、理等上，朱子严别儒佛。一方面批评学者在突出理的形上意义之时，未能兼顾其与形下的贯通，导致“遗物”“外物”。如批评杨时理不可言即老佛之意。盖理即是仁义礼智信之五常，本在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中，非在日用彝伦之外别有一空悬之理存在。于“朝闻道”章强调儒道以五伦为实理，佛道则以五伦为幻妄绝灭之物，而以清净寂灭为终极追求，二者根本不同。另一方面又批评其说“遗理”，如批评游氏道本无名，感物而生，方有善名；因物而生，方有性名说乃佛老言，割裂了道、善、性的一体，而分裂为三物。
  朱子判定程门流于佛老有以下情形：一是直接采用“老佛之正论”，引佛老之语，此为直接证据。如谢氏“引老聃知我者希，则我贵以为说者”。④二是化其语而师其意，常以“老佛之余论”“老佛之绪论”称之。如批评“游氏念念不忘之说善矣……则恐其未免于老佛之余也”①。此是由朱子判定而出，其说服力不如第一种。三是因语意不精、用语过度而“流于老佛之弊”。如指出“无隐”之解，“谢、杨氏为说……恐其过而流于老佛之意也”②。四是儒佛“一毫之间”者，其论与佛说相差几微，极其值得警惕。如指出程子“‘得此义理’一条尤为卓绝。然读者亦当深造以道而自得之，一毫之差，则入于老佛之门矣”③。五是着重从治学风格判定异端祸害，以正学风。异端之学表现为幽深、恍惚、高远、虚空、怪诞，措心文字之外，崇新奇尚简易。凡用语传达好高轻下、喜内忽外之意者，朱子多纳入于习于佛老，试图希望对此风气的扭转促使学风回归平实。如批评在格物的理解上存在此种倾向：“今必以是为浅近支离而欲藏形匿景，别为一种幽深恍惚、艰难阻絶之论，务使学者莽然措其心于文字言论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后可以得之，则是近世佛学诐淫邪遁之尤者。”④
  “傍缘假借，最释经之大病”。此是朱子对程门解经弊病的根本概括。《或问》在揭示程门解经内容不妥之时，尤重反思解经方法。从解经方法上详尽揭示程门欠缺，清算程门不切文本，以己意解经的诠释风气，强调解经应切当文意，是《或问》批判的另一重心所在。批评程门“不附经文而直述己意”的做法完全无视经文本意，对此等说“虽美不取”。如《论语》谁毁谁誉章指出，“诸说之于此章，其意则皆美矣……类皆不附经文而直述己意，使人读之，但见义理粲然，曲有条贯而莫知其果欲置经文本意于何许也？……是以不得而取耳”⑤。比照一下伊川之说，“善学者，要不为文字所梏。故文义虽解错，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⑥。其摆脱文本束缚，直抒大意的说法，恰与朱子相对照。朱子对此有明确自觉，提出程子与己解经的差别在于置理于解语中还是经文内。朱子于学而章对程门解经得失及其弊病作了纲领式的阐述。将其症状总结为七类：文同旨异；意似实殊；以难释易；以有形无；亲者反疏；明者反暗；俱昧欲明，循环无决；取信于外，无真实见。此对各家解经弊病的批评，乃是朱子解经的实践之谈。如在对忠恕的理解上，程门常将《中庸》“忠恕违道不远”与《论语》“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引用互证，两种不同含义的忠恕相互矛盾，导致混乱。
  （三）文本、义理与实践兼具的取舍原则
  《集注》用语“浑然犹经”，貌似多采成说，实则创新极多。朱子担心学者不能明其用意所在，故于《或问》阐明之。自述宁冒轻诋前贤之恶名，而决意于《或问》直析前辈各家得失，阐明自家取舍标准与用心。在表述上，《或问》皆是先立后破，先表达朱子见解，再剖析各说得失所在，体现出以下特点：一是采用问答体这一问题导向鲜明的体裁，《或问》可谓一部问题诠释的经典之作。以皆自设问答的方式，精准解答之，典型的表达方式是：“或问……何也？”如《大学或问》开篇，依次问答“大人之学”，小子之学，小学与大学，以敬补小学，敬之为学之始终意义等论题，以1300余字的篇幅阐明《大学》三纲之理气、心性、工夫论含义，一气呵成，实可谓朱子哲学之提纲。二是进一步阐明《集注》观点，如关于程子改“亲”为“新”之根据，《大学》章句文本的调整及缘由等皆有充分说明，达到了解疑释惑的目的。三是详尽呈现朱子取舍之根据、理念，如指出《集注》“三年无改”章所引尹、游二说分指孝子之心与孝子之事，二说相须，不可或缺，道出《集注》用心所在，二说各自意义及其关系，“盖尹氏得其用心之本，而游氏得其制事之宜，二说相须，为不可易”①。这种解释方法对朱子后学《四书》解释影响甚大。
  《或问》辨析极为细致，贯穿了读音与字义，文义与本旨，文本与现实，提出了取舍的多项原则。一是文义优先于义理原则。某说虽发明道理甚美，若不契合文义，则不取。“又有谓施为施刑之施，……其意美矣，然‘施’字之说，则恐过深。”②文字训释不仅是为义理服务的小学工夫，而是决定义理理解的根基之学。《或问》充分体现了此点。如《中庸》“违道不远”的“违”非“离开”，而是距离之意，诸说不解文义而强加解说，扦格不通。“违道不远，如齐师违谷七里之违，非背而去之之谓。愚固已言之矣，诸说于此多所未合，则不察文义而强为之说之过也。”①他以“恕”字解为例，突出此字义解释偏差将造成国家政治生活的极大祸害。“恕”当正解为“如心”，而非苟且姑息之义，只可对人，不可于己，于己则当“严于自治”，批评范纯仁“恕己之心恕人”说虽心存厚道，为世所称，其实不合本义，后果严重。批评郅恽对光武帝的“恕己”解将引发逢君之恶、贼君之罪的恶劣后果，发出“一字之义不明而其祸乃至于此，可不谨哉”的感慨。②
  与把握文义密切相关，常为前辈所疏忽的读音、句读、章句之学则为朱子所极重视，他视此为与前辈治学的重要区别。“诸说多误，盖由音读之学不明”。朱子指出程门解经之误多源于缺乏音读之学，认为“文字音读之学岂可忽哉”！《或问》特别注意从音韵的角度解释字义，将音义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起来。如论证“望道而未之见”的“而”与“如”古字音义通用，诸家之误即在于无“文字音读之学”。指出“古今为说，迂回赘附，失其文字之本意。而于圣人之心，又不能有所发明，由不察乎此而已。然则文字音读之学岂可忽哉”。③《或问》关于音读解义有极精彩之例，如批评诸家对“无适无莫”的误解源于以“适”为“子适卫”之适故也。
  《或问》进一步提出章句之学的重要，主张义理与章句融为一体，批评程门解经之误多源于“看不成句”的章句之差。言“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坏了道理”。典型者如《中庸》道不远人章“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四句之断句，应在“子、臣、弟、友”后绝句，前辈如张九成等以“父、君、兄、之”断句既不通文意，亦不当文理，批评“今人多说章句之学为陋，某看见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坏了道理”①。《或问》对程门句读点评甚多。或批评其新句读之新解不合文义。如《论语》4.5不以其道章，程氏主“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说；《论语》礼让为国章主“能以礼让”断句等。朱子有时亦反对各家采用旧注点读而自出新说。如批评各家于“从心所欲不逾矩”循旧注“心”后断句，读“从”为“纵”，音、读皆误，不合文义、本旨。然于“至大至刚以直”则宁用近世俗师之见，以“至大至刚”为断，批评程子循赵岐说以“直”断，体现了朱子当仁不让、公平正大的批判精神。朱子对《四书》章节之分颇有创获，如《论语》9.29“可与共学”章，9.30“唐棣之华”章自出新解，批评程门（范氏在外）因循汉儒合章之说有误，强调章句之差非无关紧要之误，它直接决定义理得失，提出章句之学不可忽视。“夫章句之差，初若小失，而其说之弊，遂至于此。章句之学，其亦岂可忽哉。”②
  本意（本旨）优先于义理原则。朱子认为，解经在平实释义的基础上，以阐明经文本意、挖掘圣贤本旨为目标。故是否准确阐发经文本旨，是决定《集注》取舍的根本原则。《或问》亦多次提出，某说虽美而不合本旨，故未取。如批评程子以“斯言可师”解“温故而知新”章，义理虽优美却无关文意，“程子恶夫气象之狭而为斯言，可师之说，美则美矣，其无乃非本文之意乎！”③
  药病救失的工夫实践原则。朱子认为，经典诠释除切合文意之外，更要重视对学者践履工夫的指导和为学弊病的矫正，如能做到此点，虽有不合文意之处，亦当取之。此是从工夫实践角度确定的原则。《或问》特别注意提示此点，如指出吕氏不可使知之章“起机心”说虽非圣人本意，然确有切中时弊之益。“此非圣言之本意，然亦颇中近世学者之病矣。”④有时否定谢氏之说不合圣人气象之时，又赞其确有激发学者立志向学之处，故取之。“谢氏之说粗厉感奋，若不近圣贤气象者而吾独有取焉，亦以其足以立懦夫之志而已。”①
  逻辑一致原则。朱子据逻辑一致原则批评程门“语意倒置”之误。《或问》多处揭示程门在解说经典时，常颠倒语义，反映出逻辑次序混乱。程子即被多次点出此种“倒置”倾向。基于朱子自身理解，判定他们对文义、概念、工夫、效用等先后、本末关系处理有误，体现了重视逻辑分析的特点。如批评程子《论语》末章“第三说谓有诸己然后知言，则能格物穷理。语意倒置，亦不可晓”②。《孟子》尽心首章范氏颠倒穷理与尽心的关系，“至谓尽心所以穷理，则又倒置矣”③。
  “本文气象”原则。“本文气象”指文本内在传达着与某种人格（含被诠释者与诠释者）相对应的一种精神气质，如典雅、雍容、洒脱、敬畏、粗暴、高远、平实等，体现了朱子经典诠释始终以塑造人的精神为指归的特点。朱子指出程门之解虽文意无误，但却不合乎文意所传达的人物精神气质，如《论语》“惟天为大”章杨氏说解释详密，但气象狭窄，不合本文气象，故《集注》不取，“杨氏说虽密，然气象反狭，与本文气象不相似也”④。朱子始终以圣贤气象为中心，如批评侯氏对夫子心怀重重顾虑之论说，完全不合圣人从容中道之气息，还指出解经文字所显示的气象恰是作为解释主体自身气象的映现，所谓“文如其人”也，学者诠释之差异偏颇，正是各自气象修养偏颇之显露。如《论语》“鲁人为长府”章谢氏“不必改”、杨氏“无意改”皆是各自性情气象所偏之体现。
  公平正大原则。《或问》还从诠释态度批评程门之误，未能做到是非分明、公平正大、不虚美，不隐恶，其避嫌之论，远离圣贤公平正直的本来宗旨，体现了强烈的实事求是的反权威精神。《或问》批评“齐一变”章各家存在避嫌思想，不欲就太公、周公优劣加以比较，不欲正视鲁国以侯王而行天子之事的事实，正因有如此之避讳，故其说难免存在有意之私，而不合乎公平正大如实的圣人本旨。此直接影响诠释的客观性和有效性。“而又有避嫌之病，益使其说不得不有所遗。如避周公、太公优劣之嫌……避鲁以侯国而行王道……此其说虽似美，然恐其不免于有意之私，而非圣言公平正实之本旨也。”①在“宰我问三年之丧”章、“犬马有养”章，《或问》皆批评诸家用心不公，多有维护宰我的文过之言，强调三年之丧“非有难明之理”，圣人明斥宰我为不仁而不应曲讳。“为已死之人，文不可赎之过。”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