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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将第21—33章划为《中庸》最后一个语义组，该组围绕诚明这一核心展开，继续阐发诚的本体、工夫、境界义，强调诚在沟通天道与人道中的枢纽作用。第二十一章提出诚明性教之说，为奠定下文之纲领。“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章句》：“自，由也。德无不实而明无不照者，圣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后能实其善者，贤人之学。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诚则无不明矣，明则可以至于诚矣。”③朱子首先指出诚在此为一本体，为性，为天道，是价值至善的本原。此一实有之诚体，自然含蕴知性之明在内，无须后天人为，诚明自然合而为一，这是圣人所实现的至德，为天之道也。由明达到诚，诚明分而为二，须经由明善之工夫，历经人之实存的转变，以充实其本善，这是贤人所达到的境界。这种后天修为教化之功，为人之道。由此亦可以达至诚之境界，获得诚之本体。诚明和明诚之别即是性与教、圣与贤、天道与人道、本体与工夫之别。本章总结指出此一组皆围绕天道、人道立论，“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复推明此章之意”④。并具体指出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章分别言天道；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言人道；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又言天道。最后一章总结天道人道、本体工夫，和首章中和相互应。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的二十二章讲圣人以诚和天相通，乃圣人境界，即是天道。朱子诠释突出了诚之创生性、活动性，强调诚是一创生能动实体，合乎天地之道运行不已之规律。“天下至诚，谓圣人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也。”圣人以其诚体而含真实无妄的至诚之德，能充尽其性而无丝毫欠缺地实现其所具之德。“盖圣人通身都是这个真实道理了，拈出来便是道理。”①有此本体，自然有其效用。这种不杂任何私欲的纯粹至善之德，其效用极其广大。物我人己之性皆为天命所赋，故由尽己之性，便能成就他人之性，成就万物之性，达到参赞天地，化育万物，与天地并立之境界。“至诚如神”的二十四章亦是阐发诚之效用，圣人于理上先知明察，于心上无丝毫私欲，故能察其几微而神妙莫测。朱子强调诚必然含有智性，世间没有不懂世事的圣贤，圣人乃德智合一者。“圣人至诚无私伪，所以自能见得。”②“至诚无息”的二十六章进一步阐发圣人的发用。朱子指出，诚于中者长久，则验于外者悠远无穷，广博深厚，与天地同其用，是言圣人功业。如地载物、如天覆物、悠久无穷，是言圣人与天地同其体。“本以悠远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圣人与天地同用。”“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此言圣人与天地同体。”③
  其次，就诚之者的人道言，乃是大贤以下境界。朱子指出“其次致曲，曲能有诚”的二十三章乃是“通大贤以下凡诚有未至者而言也。”因为除圣人至诚无私，率性而行外，其余皆需要诚之工夫，工夫入路表现为致曲。“故惟圣人能举其性之全体而尽之。其次则必自其善端发见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极也。”④致曲就是从其德性所长，善端发见之一偏入手，推至极点，则能有其诚。有诚于中，必然形之于外。诚之外在表露为一自然过程，光辉发越，不已其盛，由此而感动人物，使之不知不觉化其不善而归于善。其原因在于人性皆同，而气质有异，惟至诚无伪之圣人，全体皆性而有，故能直接感动变化他人。贤人通过致曲之功，亦能达此真实无妄之境界，使其形外、显露、动作、变化之功自不能已。此由积累勉力之功所达到的化境，亦是至诚之神妙，其效用和圣人本无差异。“曲无不致，则德无不实，而形、著、动、变之功自不能已。积而至于能化，则其至诚之妙，亦不异于圣人矣。”
  在“诚和道”关系上，朱子认为诚和道同中有别，二者皆是自然道理。然则诚无须费力，自然实有；道则须人去做始得，不做便空了。诚是体，道是用。诚之存在伸展处，就有道之存在。“言诚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当自行也。诚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①诚是实理，是物存在之本原，先于物而存在，有实理然后有实物。无实理，则物亦无有。此理始终没有间断，彻头彻尾，皆是如此，一有虚伪中断，则无物矣。诚虽为本来即有之理，而能否诚之，则取决于人之主动性。《章句》言：“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故必得是理，然后有是物。所得之理既尽，则是物亦尽而无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实，则虽有所为亦如无有，而君子必以诚为贵也。”朱子强调，诚为一实理，所指有理事之不同，是主观与客观、本体与工夫的统一。有几分诚意，就有几分事物，若无诚则恰似无有。“诚，只是实然之理，然有主于事而言者，有主于理而言者。主于事而言，‘不诚无物’是也；主于理而言，‘赞天地化育’之类是也。”②
  在诚与仁、知的关系上，朱子提出当自我实现获得诚这一本体时，即是仁；此一诚体必然发用于外，用于成就他物，使他物亦得以行其道，此为知。仁知皆为吾性之固有，为存在之本具，无有内外物我之别。由己之诚来应对事物，因时利导，由内及外，人我己物无不一一中节合宜。“诚虽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则自然及物，而道亦行于彼矣。仁者体之存，知者用之发，是皆吾性之固有，而无内外之殊。”③朱子将诚理解为实理，认为实有此理，则实有此事。将一般的道德准则提升为一种普遍的原则，赋予它一种高远神圣的地位。宋儒以此原则贯通天地宇宙人生自然。以诚而论，这个诚首先体现为天道，天生万物皆不能违背这个原则，假如有丝毫的违背，那么造化就将间断了，事物就不成其为事物。事实上，哪怕生成不完善之物，但事物终究是其本身，是其所是。当落实到人生而言，人在不断地处事应物的活动交际中，必须以诚为主体，否则做事不是事，造物不是物，这是从主观的心意情感来说，其实带有价值论的判断。当然朱子也承认这只是“还似无一般”，事物依然真实存在，只是失去了它应有的本来价值。因为事物本身是死的客观现象物，它需要人的真诚来建构完成，这样就将主观客观沟通起来。在宋儒看来，诚作为贯通天人（环境）物我（活动）人己（关系）的枢纽，它体现了合宇宙规律和人生价值目的的统一，它是通贯天地人（宇宙、社会、人生）的骨干。当然，宋儒对诚最重要的阐述还是落实到人的道德善恶上来。诚是一个最高的标尺，是一切道德的基石，要完全实现很不容易，这需要极大努力。
  《章句》认为此后的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章皆是就人道工夫言。在第二十七章“大哉圣人之道”章，从道之至大无外（“洋洋乎！”）和至小无间（“优优大哉！”）两个方面突出道之广博遍在（“大哉圣人之道！”），并再次强调儒家之道体与佛老不同处在于儒家事事无缺，言本体之高明至善，又归于工夫之平常笃实，体用兼备，无有不周。“‘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一事不可欠阙。才阙一事，便是于全体处有亏也。佛释之学，只说道无不存，无适非道，只此便了，若有一二事差也不妨。”①并就君子达到诚的工夫细目进行了深入阐发，提出“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五句所讲是入德之方，应分为存心和致知两种路径。尊德性、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是存心涵养工夫，以消除私欲私意对德性的遮蔽和负累，涵养体会已有德性之知，敦厚笃行已有道德实践；道问学、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是穷理致知工夫，剖析事理无谬，处理事务得中，体会理义有所发明，仪礼节文日加谨慎。“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圣贤所示入德之方，莫详于此，学者宜尽心焉。”①朱子对私意和私欲做了细致区分，大致是意愿与欲望之分，反映出其诠释之用心良苦。“私意是心中发出来要去做底。……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今才有欲，则昏浊沉坠，即不高明矣。某解此处，下这般字义，极费心思。”②
  朱子对此工夫的划分和前人不一样。此前学者多把前面三条分为两边，“温故知新”划为道问学，“敦厚崇礼”划为尊德性。朱子以“而”字为界限，一刀切下：“而”字前面皆为尊德性，为工夫纲领，为浑沦处；后面皆为道问学，为工夫细处，为详密处，工夫应该两面兼顾。朱子如此划分主要从为学工夫着眼。“自‘尊德性’至‘敦厚’，凡五件，皆是德性上工夫。自‘道问学’至‘崇礼’，皆是问学上工夫。须是横截断看。……文蔚曰：昔人多以前面三条分作两截。至‘温故而知新’，却说是问学事；‘敦厚以崇礼’，却说是尊德性事。惟先生一径截断，初若可疑，子细看来，却甚缜密。”③进一步指出二者特点及关系。尊德性在于身体力行，工夫简约；道问学则是知上研求义理，节目繁多。尊德性是道问学的根本，能立根本则末自顺也，朱子反思自己此前于尊德性工夫重视不够。强调为学工夫应全面周到，无所不包，尤其不可忽视细处，应在细处下手，由小以明大。尽管为学力量有大小，领悟有深浅，但是持久学之，终将有获，并批评陆子静天资高明而缺乏道中庸的致知工夫。“圣贤之学，事无大小，道无精粗，莫不穷究无余。至如事之切身者，固未尝不加意；而事之未为紧要，亦莫不致意焉。……甚而一字半字之义，莫不在所当穷，而未始有不消理会者。虽曰不能尽究，然亦只得随吾聪明力量理会将去，久久须有所至，岂不胜全不理会者乎！”④
  《章句》指出篇末四章皆是对天道本体的阐发。如在第三十章，《章句》以理一分殊解释“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说，认为孔子之德兼备道之内外本末，与天地日月四时相合。“小德者，全体之分；大德者，万殊之本。”⑤在“唯天下至圣”章，朱子指出至圣和至诚是表里关系。至诚是至圣的骨子，是存主处，至圣则是至诚之发见处，惟至圣能够知至诚。“至圣、至诚，只是以表里言。至圣，是其德之发见乎外者。……。至诚，则是那里面骨子。经纶大经，立大本、知化育，此三句便是骨子。……。至诚处，非圣人不自知；至圣，则外人只见得到这处。”①此章也是顺上章讨论天道说，“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章句》认为“唯天下之至诚”主要阐发了至诚之效用。圣人至诚无妄，尽其人伦当然之实，为天下后世立法。同时亦是尽其天命之性纯善无恶之全体，立天下大本。圣人乃生而知之，与天地生化养育之功在至诚无妄上默然相契会，非勉力人为有所借助也。此一至诚之境，实为天之浩浩无垠，为仁之诚恳切至，为渊之宁静深沉。圣人境界，唯有同达此境的聪明圣知者才能知之。正如郑氏说：“惟圣人能知圣人也。”②《章句》在此章总结中点出上章和此章分别言至圣和至诚所造境界功用达到了无以复加之地步，极大渲染了儒家本体所显境界义。“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此篇言圣人天道之极致，至此而无以加矣。”③
  《章句》特别强调末章与首章的呼应对照关系，指出末章所引八句诗与首章正相呼应，首章由内往外说，即本体、工夫而显境界；末章反之，从外到内，由境界、工夫透至本体，再次阐述了中庸之道乃是本体、工夫和境界的“三位一体”。“但首章是自里面说出外面，盖自天命之性，说到‘天地位，万物育’处。末章却自外面一节收敛入一节，直约到里面‘无声无臭’处，此与首章实相表里也。”④具体而言，首引《诗》“衣锦尚絅”是从前章极言圣人至德的超越义，复转入下学上达之工夫义，“前章言圣人之德，极其盛矣。此复自下学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极也。”次“潜虽伏矣，亦孔之昭”言君子已发时内省慎独之功；又次“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言未发时戒谨恐惧之功，二者与首章先戒惧后慎独工夫正相呼应。此下五引诗皆言本体所显之功效，与首章“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相应。“奏假无言，时靡有争”乃“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进而感格于神明之际，极其诚敬，无有言说而人自化之也。”“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句“承上文言天子有不显之德，而诸侯法之，则其德愈深而效愈远矣。……笃恭而天下平，乃圣人至德渊微，自然之应，中庸之极功也。”末后连续引三诗，“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步步加深，从不大声以色至无声无臭，达到不显笃恭之极妙，皆是言儒家本体发用之妙，境界之深远也。正是因为此处将儒家本体形容得如此神妙难测，高远难及，故弟子问此本体与老庄之玄有何区别？朱子却引而不发，告之儒佛道三家皆言本体，而佛道本体虚空无实，儒家本体意味当自下工夫去理会，言之无用。朱子总结此章为由本体而言工夫，因工夫复言本体，即理一分殊也。在全篇结构上，首末章皆言理一本体，中间各章言分殊之事，内外本末，大小巨细，无不周遍，呼应连贯。“《中庸》一篇，始只是一，中间却事事有，末后却复归结于一。”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