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学界对《中庸章句》研究成果甚多，然《章句》的一个特色似乎不太为学者所注意，事实上这一特色充分反映了朱子中庸学的成就，形成了中庸学诠释的新典范，深刻影响了整个中庸学的诠释史。这一特色就是《章句》在诠释上实现了文韵与玄理的圆融无间。《章句》以“理一分殊”这一核心思想来统率全篇，将散漫文字凝聚起来，赋予了文本自身全新的逻辑性和韵律感。据此核心思想，《章句》根据中庸、体用、诚明三个范畴将全篇三十三章分为三大语义群，这三个大语义群既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又有着各自的核心概念和侧重点，具有相对独立性。《章句》将全篇划分成三大语义系列，显示了《中庸》一书组合的严密性、层次性、显豁了文本的主题和内涵。既从义理上深化了中庸的根本主旨，“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又在形式上使之条理清晰，首尾呼应，构成一总分总的富有节奏的有机体，实现了文本与义理的和谐统一。这一特色极大方便了读者对《中庸》的理解，标志着《中庸》之学进入了“章句”时代，是朱子中庸之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一 中庸之道
  《章句》认为首章居于“一篇之体要”的地位，是全篇之“大纲”，因为它阐发了《中庸》首章乃是集本体（“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工夫（“次言存养省察之要”）、境界（“终言圣神功化之极”）为一体的严密系统，充分涵盖了全篇主旨。此后的第2—11章子思引用孔子相关论述来继续阐发、充实首章含义，与首章构成第一语义组，“其下十章，盖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终此章之义”①。《章句》对这一语义组的阐发围绕“中、庸”展开，体现了鲜明的创见，有力地推进了中庸说。
  朱子将“中庸”分开训释，释“中”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超越本体。这虽然是对程颐“不偏不倚”和吕大临“无过不及”说的综合，但实反映了朱子的洞见。朱子认为，这个“中”具有在中和时中之两面，在中为内在不偏不倚之本体；时中为外在作用之中道，二者乃内在本体和外在作用的关系。其义虽殊，却体用相连，不可分离，故须将程、吕二说结合起来方为融洽。“中一名而有二义，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说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谓‘在中之义’；……。无过不及者，程子所谓‘中之道也。”①朱子进而认为“不偏不倚”也有区别，前者指向客观道体，后者指向主观个人。“愚谓不偏者，明道体之自然，即无所倚著之意也；不倚则以人而言，乃见其不倚于物耳也。”②
  《章句》将“庸”解释为平常，突出其日用而长久义，突破了汉唐以来仅仅视中庸为用中这一方法论原则的看法，将之视为通贯天道人道，内在平实而兼具高远超越之道德本体。《章句》在开篇引用程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③。程子将中、庸分别视为天下之正道和定理，并以“不易”释“庸”，朱子将之改为“平常”。“平常”较之“不易”的优长在于“平常”是“不易”的前提，它兼有长久而不易之义，较“不易”更为紧切。平常并不是浅近苟且之谓，乃是指事理之平实当然而非诡异高远，这和中作为本体义正好相须相足，因为超越之道本在日用平常中。“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④“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惊世骇俗之事，则可暂而不得为常矣。二说虽殊，其致一也。”⑤有人对以平常解“庸”不理解，认为与中义相差很大，不相匹配。朱子指出，正因为它们语义看似相反，实则内在有着很紧密的联系，相反适足以相成也。“公晦问：……似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说中，乃是精密切至之语，而以平常说庸，恰似不相粘着。”曰：“此其所以粘着。盖缘处得极精极密，只是如此平常。若有些子咤异，便不是极精极密，便不是中庸。凡事无不相反以相成。”①《章句》把中庸拆开训释，中是天命（理）之当然，为天命（理）之体现，此为其超越一面；庸则为平常可行之实事，表现为人心日用的无过不及，此为其内在平实一面。中、庸二义恰好相反以相成，中之超越性落实于庸之平常事中，“凡事无不相反以相成”，正是这种相反相成证成中庸之义，许诺了凡俗夫妇之愚行道成德之可能，亦是对佛老虚空说高之反驳。
  《章句》还突出“中”体重“时”的变动特征。朱子认为中体并非静止不动之物，乃遍布于诸多变动不居的事物之上，随时应变以合乎中道。此一无形本体依托于具体事物之上，显示出对事物的主宰、指向性，透过其在外的定向、矫正之能，我们不难感受到中的无处不在。“中无定体，随时而在”。“中庸之‘中’，本是无过无不及之中，大旨在时中上。”②朱子同时讨论了中和正的关系，指出中是恰好，正只是大体上分别善恶，故中重于正。“‘君子而时中’，与《易传》中所谓‘中重于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正者且是分别个善恶，中则是恰好处。”③
  为什么《中庸》首章论述了中和而不是中庸呢？朱子对此做了详细解释。一方面，中庸之中是已发之时中，包未发本体之中在内，故首章先说未发之中。“他所以名篇者，本是取‘时中’之‘中’。然所以能时中者，盖有那未发之中在。所以先开说未发之中，然后又说‘君子之时中’。”④另一方面，朱子引游定夫说，认为中和、中庸是从两个角度言说。中和从性情、心地来说，中庸则从德行、事物而言，其实质并无差别。就概念外延来讲，中庸之中，范围更大，涵有中和之意，朱子以体用关系来解释中和、中庸的关系。“变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⑤朱子还以体用说来分析二者关系。中和之中与中庸之中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是未发无所偏倚之本体，一个是已发无过不及之中道。若中、和相对，则中体和用；若中、庸相对，则庸体中用；若中和与中庸相对，则中和为体，中庸为用。“以中对和而言，则中者体，和者用，此是指已发、未发而言。以中对庸而言，则又折转来，庸是体，中是用。……以中和对中庸而言，则中和又是体，中庸又是用。”①
  朱子认为在首章言中和后，下文即转入对中庸的论述，“此下十章皆论中庸以释首章之义”。与汉唐学者视中庸为一方法不同，朱子赋予中庸多层含义，中庸不仅是本体，是德性原则，同时也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在境界论的意义上，中庸乃唯有圣人方能达到之至德，圣人境界与中庸境界为同一境界，即天地中和境界，“唯圣者能之”。此一境界的开拓，深化，超越某一具体德性，又是诸般德性之极所必然出现，“知之尽、仁之至、不赖勇而裕如者”。中庸对于其他诸德如知仁勇等具有统领性和导向性，应在具体诸德的实践中获得中庸；反之，知仁勇等诸德只能是某一具体之德，虽亦可以达到很高境地，然而总难免有过和不及处，必须接受中庸之检验，根据中庸的原则进行衡量矫正。
  《章句》提出自第六章至十一章的知仁勇皆是实现中庸之道的工夫，“盖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达德为入道之门”。②指出对中道的偏离源于不行不明，即先天“生禀之异”和后天“人自不察”。知者知过而行不足，愚者则知行皆不足；贤者行过而知不足，不肖者则知行皆不足。那么要回归中道，不仅取决于天赋气禀，其实更有赖于个人后天工夫。以舜、颜回、子路为代表的知、仁、勇三达德，就是成就中庸之道所不可缺少的进路。知是择乎中庸、实现中庸之必要前提。没有正确的知，就无法实现行。要做到用中，首先就得精察，在善恶大小高浅等两端之间作出区别判断，以实现知之中庸；仁表现在择乎中庸而能守之不失，“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勇是达乎中庸之可缺少的动力。《章句》在小结里再次强调知仁勇三达德作为入道工夫，必须齐头并进，舍一不可。“三者废其一，则无以造道而成德矣。”①
  《章句》进而阐述了此三者与中庸的关联，指出此三达德虽为天下至难，但并不一定合乎中庸。因为三者仅是某一方面德性之凸显，尽管就某一德目看来已达极致，但恐是一德之偏至，并非大中至正之道，这与个人天生气质有关。中庸虽然看似平常，但却为一全体中和之德，无时无刻，事无小大，皆能得宜。只有在对仁义体认涵养甚深，此心浑是天理，毫无人欲之私念时，才能达到中庸。这亦是智者、豪雄、仁者与圣者的区别。正如伊尹、柳下惠和孔子之别一样，前者在某一具体德性上可以因为天资和努力达到极至，然而仍然并不能保证其所行之勇、之知、之仁就必然合乎中庸，达到圣人境界。“（天下国家可均、爵禄可辞、白刃可蹈）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难也，然不必其合于中庸，则质之近似者皆能以力为之。若中庸，则虽不必皆如三者之难，然非义精仁熟，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难而易，中庸易而难，此民之所以鲜能也。”②
  二 “用之广，体之微”的体用之道
  《章句》将自第12—第20章视为第二语义组，此组主要围绕君子之道的费隐（体用）展开。《章句》认为十二章首句“君子之道费而隐”即定下了全组的主旨，并对费、隐作出了全新阐发，“费，用之广也。隐，体之微也”③。费、隐分别指道体发用之广大无穷和自身之隐微不显。道之费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涵盖全部宇宙；道之隐即深藏不露，难以察知。④“用，则理之见于日用，无不可见也。体，则理之隐于其内，形而上者之事，固有非视听之所及者。”⑤中庸具有即费见隐、体在用中的特点，隐乃不可言说的内在超越体，不可言说正反证了隐其实存在于费中。“惟是不说，乃所以见得隐在其中。”①对“及其至也”的“至”的解释值得注意，它并非极致义，却是末端无关紧要义。“人多以至为道之精妙处。若是道之精妙处有所不知不能，便与庸人无异，何足以为圣人？这至，只是道之尽处，所不知不能，是没紧要底事。”②《章句》指出子思引诗“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乃是借诗表明道体遍在无隐，流行化育显著于天地之间。此章解释费尽朱子一生心力。难点有二，一是关于“察”的理解。朱子此前一直认为，“察”当理解为体察，直到晚年才确定此处“察”是言道体之呈现昭著而非人去体察道，诗句乃是借言以明体。“察，著也。子思引此诗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谓费也。然其所以然者，则非见闻所及，所谓隐也。”③“鸢飞鱼跃”指儒家道体说，和释氏说有相似处，但必须以君臣父子人伦之实定其实质，方可别于佛老。“鸢飞鱼跃，只是言其发见耳。释氏亦言发见，但渠言发见，却一切混乱。至吾儒须辨其定分，君臣父子皆定分也。”④其二，如何理解明道的解释。朱子在诠释时引明道说，“此一节，子思吃紧为人处，活泼泼地，读者其致思焉”⑤。此说对明道原文做了增删，原文为，“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朱子删去了“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在很长一段时间，朱子认为这句话是明道借孟子说以形容天理流行无碍无滞之妙，后来认识到孟子原义还是落实在为学工夫的有事而勿正上，与《中庸》说本无关联，故不可牵扯之。“问：先生旧说……只是程先生借孟子此两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初无凝滞倚着之意。今说却是将‘必有事焉’作用功处说，如何？”曰：“必是如此，方能见得这道理流行无碍也。”⑥朱子进一步阐发道之体用隐现。道体具有平常日用性，贯注人事，通诸幽明，无一息之停，无一处不在，“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等皆是明此义。道体始于人最亲近的父子、夫妇等五伦关系，落实于最真实的情感生活，展开于最亲近的人伦生活中。同时，道体又极其隐微难见，作为道之用的所以然，非耳目闻见所能知觉，唯有至诚之圣人才可领悟。朱子特别指出道既广大高明又平实切用，这正是儒学和佛老相异处，体现为儒者对于道之日用极其看重，力求事事合理，因为道不离用；佛者则认为既然道无处不在，随意做去，亦可见道，故事上错其一二并无关系。“佛老之学说向高处，便无工夫。圣人说个本体如此，待做处事事着实，如礼乐刑政，文为制度，触处都是。缘他本体充满周足，有些子不是，便亏了它底。佛是说做去便是道，道无不存，无适非道，有一二事错也不妨。”①
  “君子之道费而隐”章是这一语义组的核心，其主旨即在于阐述道不离日用，此下八章，皆是围绕道之费隐分别展开，“子思之言，盖以申明首章道不可离之意也。其下八章，杂引孔子之言以明之”②。《章句》在第十六章“鬼神之为德”中对前后七章之间的脉络关系做了总结，本章阐发了鬼神的费隐体用，大小兼举。而前后六章只言道之费，前三、后三又分别言费之小大，“不见不闻，隐也。体物如在，则亦费矣。此前三章，以其费之小者而言。此后三章，以其费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费隐、包大小而言”③。虽然言费，“而其所以然者，则至隐存焉。”对第十七章之总结再次说明后三章言费之大，“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极其至，见道之用广也。而其所以然者，则为体微矣。后二章亦此意”④，突出了行道工夫应以忠恕为本。君子修道治人之功，即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故需要以忠恕为本，先尽乎己，然后推及于人。忠恕表现为絜矩之道，要求在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人伦日用关系中来尽伦达道。学者须以天人物我通贯一体之精神，来尽己处人，以爱己之心爱人，以责人之心责己，在这种己我互动中来实现道。“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组最后一章为“哀公问政”章，内容复杂，一直是全书的争议点。在文本关系上，朱子认为此章亦是接续前面数章对舜、文武、周公的引述而来，和全篇保持一贯，并非外来插入无关部分。本章提出诚说，朱子突出诚作为《中庸》全篇枢纽性概念的重要性，并在程子以“无妄”释诚的基础上，增加“真实”二字，将“诚”解释为真实无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
  《章句》指出诚兼具本体、工夫义，起到沟通天人物我的作用。诚的本体义体现为它是一实理，此理与天道相通，贯注于一切事物之中，为事物存在之所以然。“无物不诚”“不诚无物”即是此义。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关系，为天下古今所共同遵循之道；知仁勇三者则是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此五达道有赖于三达德才可实行，此三达德之实行又取决于诚，故诚为达道达德之内在本体。“一则诚而已矣。达道虽人所共由，然无是三德，则无以行之；达德虽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诚，则人欲间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谓诚者，止是诚实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别无诚。”①
  诚同样具工夫义，诚之者为人道之当然，在人未能真实无妄，未能全是天理而杂有私欲的状态下需要诚之的工夫来复性归善。“‘诚者，天之道。’诚是实理，自然不假修为者也。‘诚之者，人之道’，是实其实理。”②《章句》将明善诚身结合起来，明善是诚身的前提，若要诚身，则须明善，即察知人心天命之本然存在，而真实觉知至善所在。即先知后行，以知统行，如此才能做到反身而诚，使身之所存所废皆真实无伪。“不明乎善，谓未能察于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③诚的工夫义还体现为，人之资质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之别，这仅仅影响达道之进路、难易、快慢，但只要以诚为工夫，自强不息，则最终所至境界为一。“盖人性虽无不善，而气禀有不同者，故闻道有蚤莫，行道有难易，然能自强不息，则其至一也。”④而且，诚对于其他为道功夫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尽管在上位者治国有修身、尊贤、亲亲等九经之多，然而一切工夫进路如五达道、三达德、九经之类皆须立于诚。“凡事皆欲先立乎诚，”若事先不预以诚为本，则难免流于废弃无用之物，徒为空虚之文而已。“一者，诚也。一有不诚，则是九者皆为虚文矣，此九经之实也。”①诚为工夫总纲，具体工夫则为诚的分目。工夫纲目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前四者为学知择善之功；笃行乃利行固执之工，五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此诚之之目也。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为知，学而知也。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废其一，非学也。”②
  三 诚明相对的天人之道
  朱子将第21—33章划为《中庸》最后一个语义组，该组围绕诚明这一核心展开，继续阐发诚的本体、工夫、境界义，强调诚在沟通天道与人道中的枢纽作用。第二十一章提出诚明性教之说，为奠定下文之纲领。“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章句》：“自，由也。德无不实而明无不照者，圣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后能实其善者，贤人之学。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诚则无不明矣，明则可以至于诚矣。”③朱子首先指出诚在此为一本体，为性，为天道，是价值至善的本原。此一实有之诚体，自然含蕴知性之明在内，无须后天人为，诚明自然合而为一，这是圣人所实现的至德，为天之道也。由明达到诚，诚明分而为二，须经由明善之工夫，历经人之实存的转变，以充实其本善，这是贤人所达到的境界。这种后天修为教化之功，为人之道。由此亦可以达至诚之境界，获得诚之本体。诚明和明诚之别即是性与教、圣与贤、天道与人道、本体与工夫之别。本章总结指出此一组皆围绕天道、人道立论，“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复推明此章之意”④。并具体指出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章分别言天道；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言人道；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又言天道。最后一章总结天道人道、本体工夫，和首章中和相互应。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的二十二章讲圣人以诚和天相通，乃圣人境界，即是天道。朱子诠释突出了诚之创生性、活动性，强调诚是一创生能动实体，合乎天地之道运行不已之规律。“天下至诚，谓圣人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也。”圣人以其诚体而含真实无妄的至诚之德，能充尽其性而无丝毫欠缺地实现其所具之德。“盖圣人通身都是这个真实道理了，拈出来便是道理。”①有此本体，自然有其效用。这种不杂任何私欲的纯粹至善之德，其效用极其广大。物我人己之性皆为天命所赋，故由尽己之性，便能成就他人之性，成就万物之性，达到参赞天地，化育万物，与天地并立之境界。“至诚如神”的二十四章亦是阐发诚之效用，圣人于理上先知明察，于心上无丝毫私欲，故能察其几微而神妙莫测。朱子强调诚必然含有智性，世间没有不懂世事的圣贤，圣人乃德智合一者。“圣人至诚无私伪，所以自能见得。”②“至诚无息”的二十六章进一步阐发圣人的发用。朱子指出，诚于中者长久，则验于外者悠远无穷，广博深厚，与天地同其用，是言圣人功业。如地载物、如天覆物、悠久无穷，是言圣人与天地同其体。“本以悠远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圣人与天地同用。”“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此言圣人与天地同体。”③
  其次，就诚之者的人道言，乃是大贤以下境界。朱子指出“其次致曲，曲能有诚”的二十三章乃是“通大贤以下凡诚有未至者而言也。”因为除圣人至诚无私，率性而行外，其余皆需要诚之工夫，工夫入路表现为致曲。“故惟圣人能举其性之全体而尽之。其次则必自其善端发见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极也。”④致曲就是从其德性所长，善端发见之一偏入手，推至极点，则能有其诚。有诚于中，必然形之于外。诚之外在表露为一自然过程，光辉发越，不已其盛，由此而感动人物，使之不知不觉化其不善而归于善。其原因在于人性皆同，而气质有异，惟至诚无伪之圣人，全体皆性而有，故能直接感动变化他人。贤人通过致曲之功，亦能达此真实无妄之境界，使其形外、显露、动作、变化之功自不能已。此由积累勉力之功所达到的化境，亦是至诚之神妙，其效用和圣人本无差异。“曲无不致，则德无不实，而形、著、动、变之功自不能已。积而至于能化，则其至诚之妙，亦不异于圣人矣。”
  在“诚和道”关系上，朱子认为诚和道同中有别，二者皆是自然道理。然则诚无须费力，自然实有；道则须人去做始得，不做便空了。诚是体，道是用。诚之存在伸展处，就有道之存在。“言诚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当自行也。诚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①诚是实理，是物存在之本原，先于物而存在，有实理然后有实物。无实理，则物亦无有。此理始终没有间断，彻头彻尾，皆是如此，一有虚伪中断，则无物矣。诚虽为本来即有之理，而能否诚之，则取决于人之主动性。《章句》言：“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故必得是理，然后有是物。所得之理既尽，则是物亦尽而无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实，则虽有所为亦如无有，而君子必以诚为贵也。”朱子强调，诚为一实理，所指有理事之不同，是主观与客观、本体与工夫的统一。有几分诚意，就有几分事物，若无诚则恰似无有。“诚，只是实然之理，然有主于事而言者，有主于理而言者。主于事而言，‘不诚无物’是也；主于理而言，‘赞天地化育’之类是也。”②
  在诚与仁、知的关系上，朱子提出当自我实现获得诚这一本体时，即是仁；此一诚体必然发用于外，用于成就他物，使他物亦得以行其道，此为知。仁知皆为吾性之固有，为存在之本具，无有内外物我之别。由己之诚来应对事物，因时利导，由内及外，人我己物无不一一中节合宜。“诚虽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则自然及物，而道亦行于彼矣。仁者体之存，知者用之发，是皆吾性之固有，而无内外之殊。”③朱子将诚理解为实理，认为实有此理，则实有此事。将一般的道德准则提升为一种普遍的原则，赋予它一种高远神圣的地位。宋儒以此原则贯通天地宇宙人生自然。以诚而论，这个诚首先体现为天道，天生万物皆不能违背这个原则，假如有丝毫的违背，那么造化就将间断了，事物就不成其为事物。事实上，哪怕生成不完善之物，但事物终究是其本身，是其所是。当落实到人生而言，人在不断地处事应物的活动交际中，必须以诚为主体，否则做事不是事，造物不是物，这是从主观的心意情感来说，其实带有价值论的判断。当然朱子也承认这只是“还似无一般”，事物依然真实存在，只是失去了它应有的本来价值。因为事物本身是死的客观现象物，它需要人的真诚来建构完成，这样就将主观客观沟通起来。在宋儒看来，诚作为贯通天人（环境）物我（活动）人己（关系）的枢纽，它体现了合宇宙规律和人生价值目的的统一，它是通贯天地人（宇宙、社会、人生）的骨干。当然，宋儒对诚最重要的阐述还是落实到人的道德善恶上来。诚是一个最高的标尺，是一切道德的基石，要完全实现很不容易，这需要极大努力。
  《章句》认为此后的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章皆是就人道工夫言。在第二十七章“大哉圣人之道”章，从道之至大无外（“洋洋乎！”）和至小无间（“优优大哉！”）两个方面突出道之广博遍在（“大哉圣人之道！”），并再次强调儒家之道体与佛老不同处在于儒家事事无缺，言本体之高明至善，又归于工夫之平常笃实，体用兼备，无有不周。“‘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一事不可欠阙。才阙一事，便是于全体处有亏也。佛释之学，只说道无不存，无适非道，只此便了，若有一二事差也不妨。”①并就君子达到诚的工夫细目进行了深入阐发，提出“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五句所讲是入德之方，应分为存心和致知两种路径。尊德性、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是存心涵养工夫，以消除私欲私意对德性的遮蔽和负累，涵养体会已有德性之知，敦厚笃行已有道德实践；道问学、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是穷理致知工夫，剖析事理无谬，处理事务得中，体会理义有所发明，仪礼节文日加谨慎。“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圣贤所示入德之方，莫详于此，学者宜尽心焉。”①朱子对私意和私欲做了细致区分，大致是意愿与欲望之分，反映出其诠释之用心良苦。“私意是心中发出来要去做底。……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今才有欲，则昏浊沉坠，即不高明矣。某解此处，下这般字义，极费心思。”②
  朱子对此工夫的划分和前人不一样。此前学者多把前面三条分为两边，“温故知新”划为道问学，“敦厚崇礼”划为尊德性。朱子以“而”字为界限，一刀切下：“而”字前面皆为尊德性，为工夫纲领，为浑沦处；后面皆为道问学，为工夫细处，为详密处，工夫应该两面兼顾。朱子如此划分主要从为学工夫着眼。“自‘尊德性’至‘敦厚’，凡五件，皆是德性上工夫。自‘道问学’至‘崇礼’，皆是问学上工夫。须是横截断看。……文蔚曰：昔人多以前面三条分作两截。至‘温故而知新’，却说是问学事；‘敦厚以崇礼’，却说是尊德性事。惟先生一径截断，初若可疑，子细看来，却甚缜密。”③进一步指出二者特点及关系。尊德性在于身体力行，工夫简约；道问学则是知上研求义理，节目繁多。尊德性是道问学的根本，能立根本则末自顺也，朱子反思自己此前于尊德性工夫重视不够。强调为学工夫应全面周到，无所不包，尤其不可忽视细处，应在细处下手，由小以明大。尽管为学力量有大小，领悟有深浅，但是持久学之，终将有获，并批评陆子静天资高明而缺乏道中庸的致知工夫。“圣贤之学，事无大小，道无精粗，莫不穷究无余。至如事之切身者，固未尝不加意；而事之未为紧要，亦莫不致意焉。……甚而一字半字之义，莫不在所当穷，而未始有不消理会者。虽曰不能尽究，然亦只得随吾聪明力量理会将去，久久须有所至，岂不胜全不理会者乎！”④
  《章句》指出篇末四章皆是对天道本体的阐发。如在第三十章，《章句》以理一分殊解释“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说，认为孔子之德兼备道之内外本末，与天地日月四时相合。“小德者，全体之分；大德者，万殊之本。”⑤在“唯天下至圣”章，朱子指出至圣和至诚是表里关系。至诚是至圣的骨子，是存主处，至圣则是至诚之发见处，惟至圣能够知至诚。“至圣、至诚，只是以表里言。至圣，是其德之发见乎外者。……。至诚，则是那里面骨子。经纶大经，立大本、知化育，此三句便是骨子。……。至诚处，非圣人不自知；至圣，则外人只见得到这处。”①此章也是顺上章讨论天道说，“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章句》认为“唯天下之至诚”主要阐发了至诚之效用。圣人至诚无妄，尽其人伦当然之实，为天下后世立法。同时亦是尽其天命之性纯善无恶之全体，立天下大本。圣人乃生而知之，与天地生化养育之功在至诚无妄上默然相契会，非勉力人为有所借助也。此一至诚之境，实为天之浩浩无垠，为仁之诚恳切至，为渊之宁静深沉。圣人境界，唯有同达此境的聪明圣知者才能知之。正如郑氏说：“惟圣人能知圣人也。”②《章句》在此章总结中点出上章和此章分别言至圣和至诚所造境界功用达到了无以复加之地步，极大渲染了儒家本体所显境界义。“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此篇言圣人天道之极致，至此而无以加矣。”③
  《章句》特别强调末章与首章的呼应对照关系，指出末章所引八句诗与首章正相呼应，首章由内往外说，即本体、工夫而显境界；末章反之，从外到内，由境界、工夫透至本体，再次阐述了中庸之道乃是本体、工夫和境界的“三位一体”。“但首章是自里面说出外面，盖自天命之性，说到‘天地位，万物育’处。末章却自外面一节收敛入一节，直约到里面‘无声无臭’处，此与首章实相表里也。”④具体而言，首引《诗》“衣锦尚絅”是从前章极言圣人至德的超越义，复转入下学上达之工夫义，“前章言圣人之德，极其盛矣。此复自下学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极也。”次“潜虽伏矣，亦孔之昭”言君子已发时内省慎独之功；又次“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言未发时戒谨恐惧之功，二者与首章先戒惧后慎独工夫正相呼应。此下五引诗皆言本体所显之功效，与首章“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相应。“奏假无言，时靡有争”乃“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进而感格于神明之际，极其诚敬，无有言说而人自化之也。”“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句“承上文言天子有不显之德，而诸侯法之，则其德愈深而效愈远矣。……笃恭而天下平，乃圣人至德渊微，自然之应，中庸之极功也。”末后连续引三诗，“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步步加深，从不大声以色至无声无臭，达到不显笃恭之极妙，皆是言儒家本体发用之妙，境界之深远也。正是因为此处将儒家本体形容得如此神妙难测，高远难及，故弟子问此本体与老庄之玄有何区别？朱子却引而不发，告之儒佛道三家皆言本体，而佛道本体虚空无实，儒家本体意味当自下工夫去理会，言之无用。朱子总结此章为由本体而言工夫，因工夫复言本体，即理一分殊也。在全篇结构上，首末章皆言理一本体，中间各章言分殊之事，内外本末，大小巨细，无不周遍，呼应连贯。“《中庸》一篇，始只是一，中间却事事有，末后却复归结于一。”①
  四 章句学的意义
  朱子通过章句形式妥善解决了《中庸》众多义理和训诂疑难，提出了富有创见的诠释观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诠释风格，认为《章句》在义理理解、日用工夫、儒佛之辨、传道授业诸方面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
  《章句》除了在篇章层次划分上突出文本的有机连贯性外，还注重章、句、词层面的内在联系。全篇三大部分，每一部分皆统属若干章节。在行文上，每部分起始章与最后一部分结束章用与正文字号大小相同的文字阐发本部分主旨，以示要领；另外两部分结束章则用小于正文的字号来总结该部分，这样使得全书首尾呼应，层次分明，相互回环，俨然是一密不可分的整体。其一，注重章节间的逻辑联系性，几乎在解释每一章正文后，朱子都会单独另起一行，用简明的语言说明章与章之间存在的或总分、或并列、或相承、或递进等逻辑关系。如第五、七、九章“此章承上章……以起下章之意”的承接关系；十三章“下章放此”、十七章“后二章亦此意”的并列关系。朱子进而还阐述前后数章关系，如十六章就对前后七章的分合并列关系作了一个小结，“此前三章，以其费之小者而言。此后三章，以其费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费隐、包大小而言”①。在全书最后一部分的二十一章至三十三章，在每章后直接以天道、人道注明各章主旨，“言天道也”（22、24、26、30、31、32），“言人道也。”（23、25、27、28、29）标出各部分“题眼”，便于快速把握主旨。如首章、十一、二十、末章皆有总结性陈述，如首章是“一篇之体要”；二十章是“所谓诚者，实此篇之枢纽也。”其二，指出章内各句之间存在对言、互文、省文等逻辑对应关系，可见其组织之对称与严密。如将“尊德性、道问学”分为“存心、致知”两大系列，分别统摄“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和“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四项，这种两分对说条理清楚。又如将“考诸三王”以下六句分为人己、古今、隐显三个对言，“广看得第一第二句是以人己对言，第三第六句是以古今对言，第四第五句是以隐显对言，不知是否？”“曰：也是如此。”②指出句子间互文与省文的修辞关系。如认为十九章“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应该还有和“上帝”相连的“后土”，“不言后土者，省文也。”认为下文的“明乎郊社之礼、褅尝之义”存在互文现象，“礼必有义，对举之，互文也。”其三，在词语层面，展现了文字音韵训诂的深厚汉学工夫，即便置诸乾嘉诸儒中，亦不遑多让。重视影响词义理解的四声别义、古今字读音、通假字变音等现象；专门标注存在异读情况的词。如根据以义定音的原则，将“昭”字的读音标为“如字”，即按本字读，这和“昭穆之昭，世读为韶”的通行读法不一致；揭示文字孳乳对读音的影响，如“辟，音僻”，“辟”在此读为僻，辟、僻为古今字关系，辟为古字，承担多种功能，后来发展出“避、僻”等后起字。
  朱子章句学体现了他古今兼备，广搜博取，重视古注的学术特点。与前辈及同时学者忽视古注不同，朱子积极采用汉唐训诂，常称赞古注具有简明透彻的好处，《中庸章句》反切注音基本采用陆德明《经典释文》；训解上对郑注多有引用、赞颂，“如‘至诚无息’一段，诸儒说多不明，却是古注是”①，提出“古注有不可易处，如‘非天子不议礼’一段，郑氏曰：‘言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甚简当”。“若解经得如此简而明，方好”②。对时人的精彩训释同样采用，如“蒲庐”之解就废旧说而取沈括新解。辨析精当，论述简明。如在句读上，朱子批评学者将十二章断在“父、君、兄、之”后有误，应在“子、臣、弟、友”后断，指出对文意理解的偏差必然导致对经典原义理解之谬。
  朱子的章句学体现了朱子的严谨考证与独立精神。朱子对字词的考辨极其严肃认真，提出要根据义理、文势、文献三者相互推演的论证法。文势是前提，任何解释必须在文义上讲通才行；义理是主宰，当文势没有问题时，应该从义理上考虑；文献则是最可靠的检验和保障。朱子采取三重互证来妥善处理同词异义现象。如“上下察也”的“察”字，“素隐行怪”之“素”字。应当提及的是，朱子的章句学体现了自由独立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对诸家说解的取舍完全基于一视同仁的学术判断。对二程学派之说多次否定，对二程的“执其两端”“颜子屡空”“至诚尽性”“致曲”“王天下三重”等皆提出了批评，如指出“程子以为执持过不及之两端，使民不得行，则恐非文意矣”③。
  朱子的章句诠释具有以下意义：阐发义理的必经之路，日用工夫的应有之义，儒佛之辨的学术立场，建立范本的客观需要。《中庸章句》并不是为章句而章句，而是从传道授教的角度着眼，以使学者更好理解《中庸》。这一点，他在《书中庸后》中讲得很清楚，“窃惟是书，子程子以为孔门传授心法，且谓善读者得之，终身用之有不能尽，是岂可以章句求哉？然又闻之，学者之于经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是以敢私识之，以待诵习而玩心焉。”章句之学并不能取代涵养之功，但是它可以辅助对经典义理的认识，因为“得于辞”是“通其意”的必要途径。而这一点，恰恰为当时学者所忽略。对经典文本的研读、阐发、重构就是道问学的致知之功，是格物穷理的一大要义。在朱子看来，经典之义理理解是衡量工夫所至境地的尺度，故要求学者将日用工夫和册子上义理相对应，以此自查自纠，自我印证。朱子本人对中庸章句的不断修改和完善，皆是其所涵养境界变化之投射。如中和新旧说的不同，即反映了朱子对日用工夫把握的不同，体现在对《中庸章句》的诠释上也就自然存在差异了。
  朱子概括了当时三种解经方式：以禅解经，以功利（文学）解经，以儒解经。《中庸章句》显示了纯正的以儒解经的实绩，以彰显儒学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事实上，他在《中庸或问》中常驳斥谢良佐、杨时、尹焞、游定夫等二程高弟的解释常陷入佛说而不自觉。朱子所深为忧虑的是，轻视章句、儒佛合流之倾向在士子中广为流行，很多人多自觉不自觉地以佛解儒。朱子有着多年求学苦思的亲身经历，深知良好教本在教育中的作用。加上“得君行道”理想的一再破灭，更是使他全身心地投入传道授业的工作中，而重视章句之学，打造典范教材，无疑是道得以传承的首要保证。这一点，朱子有所自道。在拒绝詹仪之请他出山任职的信中，朱子明言编好经典教材并非等闲小事。这也使得章句之学与义理之学互构并行成为朱子学术的内在追求，《中庸章句》即是将文本处理与义理阐发融合得非常完美的典范之作，《章句》以崭新的理论为纲领，妥善解决文本纠葛之处，赋予了文本结构上总分总的韵律感，这一韵律又与流淌其中的理一分殊这一创新义理谐和一致，令人不得不赞叹朱子经典诠释的精致。事实上，《章句》对文本的三层划分塑造了《中庸》学的新形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中庸》的章句诠释最鲜明地反映出朱子《四书》的章句之学，既体现了对传统经典注释形式的继承发扬，又恰当地把代表儒学新进展的理学思想融入其中，实现了文本与义理、形式与思想的和谐一致，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种成功对阐发理学思想，推广儒家之道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未来中国哲学经典的反本开新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启示我们对《中庸章句》的认识决不能忽略它在形式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文本的外在形式即是诠释者内在思想的流露，一个思想能够行走多远，和形式是有密切关系的。在新的历史时代，如何诠释中国传统经典，做到文理的合一，朱子的智慧值得我们用心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