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在注释《四书》的过程中，逐渐从一味阐发己意的理学学风中走出，而兼采重文义解释的训诂章句之学。强调从文义入手，准确、平实解读经文，以扫除阅读障碍，疏解文本之义为宗旨，融合了理学之义理精神与汉学之小学传统，重铸了经学之解释形态。朱子对此转变有深刻反思，再三强调回归汉儒以训诂解经的经训合一之学，如此方能力求本旨而意味深长。《答张敬夫》言：“以此方知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训诂经文不相离异，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长也。……《论语》亦如此草定一本。”③丙申《答敬夫孟子说疑义》明确了由字义到文义再到本来意的解经次第，突出解释文义名物为解经之首务，反对过多阐发己意，而主张简易。“且如《易传》已为太详，然必先释字义，次释文义，然后推本而索言之。……大抵解经但可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学者自求之，乃为有益耳。”④故朱子据详辨文义章句的宗旨，从文字、用语、句法三个层面指出南轩《癸巳论语说》的不足。
  （一）文字之形音义
  字、音之误。朱子指出南轩两次引文之误，一为误引伊川“思绎”为“䌷绎”。“本文作‘思绎’，今此所引改‘思’为‘䌷’。”⑤然通行本未改。二是指出“抑”字之误，“知抑精矣”，通行本改为“则益精矣。”对字音的理解决定了字义把握和义理领会，朱子《四书》于注音用心非常之细，尤关注多音多义字。如“恶”字，南轩曾读“苟志于仁无恶也”的“恶”为去声，可恶义，朱子提出当为入声，乃不善义。“盖此章恶字只是入声。”①又如南轩解默而识之为“黙识非言意之所可及，森然于不睹不闻之中……世之言黙识者，类皆想象意度，惊怪恍惚”。朱子指出“黙识只是不假论辨而晓此亊理”，批评南轩解已流入自身所批评的“惊怪恍惚”之列，其因在于对“识”的读音有误。《集注》更倾向“识”的“志音，记义”。“不施其亲”的“施”，南轩主张尹氏说，朱子则取《经典释文》和吕氏说，认为当是“弛”字，批评谢氏释为“施报”有误。“若如谢氏，虽亦引‘无失其亲’为解，然却训‘施’为‘施报’之‘施’，则误矣。……《释文》本作‘弛’字，音诗纸反…今当从此音读。”②
  字义辨析。朱子极重视字义辨析，于此批评南轩说之不足。如“罔之生”的“罔”，南轩主蒙昧义，“罔则昧其性，是冥行而已矣”，近于范氏“无知”说，朱子据上文主张为伊川“欺骗”说。批评南轩子绝四章的“绝而不复萌”说，认为“绝”当是“无”。言绝不言无，更显出无之程度深。南轩采纳之。朱子常以古注取代诸家说。如“人也”南轩解为“以其有人之道也”，此来自范氏“尽人道”说，朱子认为当是古注“伊人”说，南轩改从朱子。朱子判定字义诠释的标准是自然简易。如不可则止的“止”，南轩主“制止”义，朱子认为是离开义，批评其解穿凿费力。“按经文意，‘不可则止’但谓不合则去耳。……今为此说穿凿费力而不成文理。”③朱子对语气词等虚词颇用心，如不逆诈章南轩认可孔安国“先觉人情者，是宁能为贤乎”解，朱子则强烈反对，称赞杨氏说，指出“抑”为反语之词，表推测、可能关系。
  “字未安”“不可晓”。朱子常以“字未（不）安”的形式指出南轩用语不妥。如南轩解敬鬼神而远之为“远而不敬，是诬而已”。朱子指出“诬字未安”，通行本改为“忽”。但朱子所批评者，南轩多未改。如“处于己者不尽也”的“处字未安”；“语乱则损志”的“损志二字未安”；“不忍乘危”的“乘危二字未安”；“包注训固为陋”说“恐亦未安”；“信于己也”的“己字未安”等。朱子批评南轩子之燕居章“圣人声气容色之所形，如影之随形”说，以形影关系阐发圣人声色之不离，并不贴切，反而有化二为一的嫌疑，未能揭示圣人与常人之别，圣之为圣所在。朱子亦批评南轩用语“不可晓”。或因太简略之故，如认为“将死而言善，人之性则然”说，“此语太略，几不可晓，恐当加详焉”①。或为表述不清而难以理解。如“不忮不求之外必有事焉”“圣人所欲不存岂有一毫加于此哉”，皆认为“不可晓”。
  （二）“自相矛盾”“未尽曲折”及“设问发之”
  朱子指出南轩说存在前后文意自相矛盾处。如“质胜文则野”章南轩先言“与其史也宁野”，再言“矫揉就中”“修勉而进其文”，文理错杂，前后矛盾，使学者不知用力之方。“与其史也宁野”是无法做到中之后求其次，南轩则先此而后再“就中”。通行本接受批评，采取了删“矫揉就中”等做法。朱子以“语序颠倒”指出南轩说语义矛盾，如批评“仁者为能克己”颠倒了克己与仁的由工夫而本体关系。指出南轩说具有过于牵扯，“说过两节”“跨过两章”的弊病。如自行束修章先后引夫子“何莫非诲”“不保其往”说，朱子认为“此一章之中而说过两节意思，尤觉气迫而味短也”。②中人以上章引孟子“是亦所以教之也”说，朱子批评此说极为害理，违背圣门教法，于文意、气象皆不合，为南轩采纳。
  朱子指出南轩说有“未尽曲折”“不亲切”“太支离”的弊病。如批评信近于义章“此结句似不分明，恐未尽所欲言之曲折也”③，指出“夫子听卫国之政，必自卫君之身始”说虽合理，却少曲折。批评直躬章“世之徇名而不究其实者”说“此不知所指言者谓何等事，文意殊不明也”④，指出如患得之章“计利自便之心”说文义不分明、语意亦不亲切。通行本未改，《集编》《读书记》所引改为“患无以得之也”。批评士见危致命章引龟山说“于成人曰授命、曰见利；于士曰致命、曰见得”太支离，通行本未改。朱子亦批评南轩解无关主旨，如生而知之章“其至虽一，而其气象规模终有不同者”是多余不必要之说。
  朱子在认可南轩解的同时，亦提出其需改进“发之无端”的突兀表达，建议采用“先设疑问以发之”的或问体，以实现表意自然、顺畅；明确言外之意与本文正意的区别，避免掺杂。朱子曾数次告之当采用“或问”体。如南轩以隐显、内外、本末解“一以贯之”章，朱子认为解意虽善而立言无端，导致杂乱无序，当采设问方式。指出南轩巧言令色解内容甚好，只是为言外之意，应有所引语方不显突兀，避免与经文正意的混杂，做到义理分明，并以伊川《易传》必设问以发言外义为证。“此意甚善，但恐须先设疑问以发之，此语方有所指。……如《易传》中发明经外之意，亦必设为问答以起之，盖须如此方有节次来历，且不与上文解经正意相杂。”①南轩接受之，通行本补“其心如之何”之设问句。朱子针对就有道而正焉章、克己复礼章提出同样建议，前者未改，后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