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于癸巳前后反思理学直阐己意的解经之弊，强调当汲取汉代训诂章句学之优长，以救其弊。《答张敬夫》多封书信皆反复明确此意，如癸巳《再答敬夫论中庸章句》强调章句分析之学与玄谈心性之学的区别。癸巳《中庸集解序》严厉批评脱略章句之空的后果更胜于汉人章句之陋，表明力图扭转空谈之学，回归章句文本，沉潜文义解读，探寻文本原意，追求平实简易的主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甚者遂至于脱略章句，陵籍训诂，坐谈空妙，展转相迷，而其为患反有甚于前日之为陋者。……使之毋跂于高，毋骇于奇，必沉潜乎句读文义之间，以会其归。”①为此，朱子特别反思予其以深刻影响的上蔡论语学，批评上蔡解经存在虚浮不实、新奇不平；缺少工夫指点；杂佛老以解儒典的毛病。认为此即南轩所染之病，故对《癸巳说》的批评，皆围绕此三方面展开。
  （一）“贪说高远”
  朱子解经反对好高凿深之论，力求平实、浅易、贴切。对南轩高远之说，以“不（未）安”评之，甚不喜南轩套用“性”“天理”等形上概念解经，指出此是造成其解高远的重要原因。如认为南轩“众人物其性”说“此语未安，盖性非人所能物”。②批评其“形体且不可伤，则其天性可得而伤乎”的“伤性”说过高，既不合曾子本意，亦不合事理，本意只是保全形体，通行本未改。批评其“约我以礼，谓使之宅至理于隐微之际”说“幽深，却无意味”，乃是受谢氏影响而未免好高之弊。《答张敬夫语解》批评南轩“明尽天理”说亦犯有高远之弊，“‘患不知人’恐未合说到明尽天理处，正为取友用人而言耳。大率此解虽比旧说已为平稳，尚时有贪说高远，恐怕低了之意”③。南轩接受之，删除“明尽天理”并提出反对贪高务远说。
  南轩喜用夸张性表述，立说过高而不妥当、平实，易造成逻辑混乱。《答张敬夫语解》批评其以“美玉之与碔砆”喻夫子乐而好礼、子贡无谄无骄不妥，此喻只能用于王霸之别等性质对立者，通行本改之。朱子又指出南轩以“言当其可，非养之有素不能”解“三愆”过高，圣人只是戒人言语以时，不可妄发之意。通行本未改。评析南轩贪图高远的说经风格还见诸以外在目的、关系解经，如“以成性、以养德”等说。批评禹吾无间然矣章“所以成性”说不妥，大禹所为皆是理所当为，非为成就性而为之。批评“艺以养德”说，认为艺是事理不可或缺之当然，是合有之物，游于艺并非把“艺”作为一外在于德性的手段。直指南轩解源于不屑平实，好为高远的解经大病。“盖艺虽末节，然亦事理之当然……此解之云，亦原于不屑卑近之意，故耻于游艺而为此说以自广耳。”①批评南轩“言欲讷者畏天命，行欲敏者恭天职”说、“仁者人之所以生也，苟亏其所以生者，则其生也亦何为哉”说，皆有计较功利之意。进一步剖析南轩贪说高远的风格源于其“几欲与《论语》竞矣”的心态，批评其奢则不孙章“圣人斯言，非勉学者为俭而已”说即犯有此病，“今为此说，是又欲求高于圣人而不知其言之过，心之病也。……今读此书，虽名为说《论语》者，然考其实，则几欲与《论语》竞矣”②。无友不如己章南轩提出“不但取其如已者，又当友其胜已者。”朱子指出只是“友必胜已之意”，批评南轩分此为二等是欲高出圣人之言，此为其解经之普遍毛病。“而其立言造意，又似欲高出于圣言之上者。解中此类甚多，恐非小病也。”③反之，朱子亦批评南轩犯有过于推崇圣人的倾向，“尊圣人之心太过”。如放郑声章指出其“于此设戒是乃圣人之道”说不合文意，推崇圣人过度，反致气象轻浮狭隘。通行本未改。
  （二）“多务发明言外之意而不知其反戾于本文之指”
  朱子不满摆落本意、一味阐发己说的解经做法，主张解经当以阐发本文之意为宗旨。其对南轩的批评亦针对于此。批评南轩述而不作章“圣人所以自居者平易如此”仅以“平易”为解，未能阐发圣人谦虚诚实之意，未使学者识圣人气象，消虚傲之习。批评其以“老彭孔子事同而性情功用异”比较圣人与老彭，与经文之意大背，反陷圣人之谦虚诚实于虚伪之境。总结其病在于多发明言外之意而反背离本文宗旨。“大率此解多务发明言外之意，而不知其反戾于本文之指，为病亦不细也。”①通行本已删此二句。批评南轩“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独可行三军而巳”说，认为此恰是针对三军而发，南轩说有过于推演言外意义之弊。批评子帅以正章“明法勑罚以示之，亦所以教也”说虽合事理却“夺却本文正意”。朱子常指出南轩解不合经文之意，乃外来无据之说，“经文未有此意”。如指出谅阴章“大君勑五典以治天下而废三年之达丧”说“经文未有此意”“无来历也。”批评原壤章幼而孙弟说“恐圣人无此意”；指出予一以贯之章“此亦子贡初年事”说无据，非经之本意。以上通行本皆未改。朱子亦指出南轩说常偏离主旨而无当。如批评南轩“无其鬼神是徒为谄而巳”说偏离章旨；修己以敬章“敬有浅深一句在此于上下文并无所当”，主张删除“敬有浅深”及“亦”字。与此相应，朱子还提出阙疑的审慎态度。如提出谨量章“此篇多阙文，当各考其本文所出而解之。有不可通者，阙之可也”②。
  （三）“圣人与异端不同处不可不察”
  朱子对南轩的批评，特别注重严辨儒学与佛老之别，严格甄别佛老用语、思想的掺入。如反对子谓颜渊章“其用也岂有意于行之，其舍也岂有意于藏之”的“无意”说，而主张无私意，以区别儒学与佛老异端之学。“谓舍之而犹无意于藏，则亦过矣。……圣人与异端不同处，正在于此，不可不察也。”③通行本未改。仲尼焉学章南轩采用龟山等“万物盈于天地之间，莫非文武之道，初无存亡增损”说，朱子批评此说因新奇而为学者所多用，然不合文义。“盈于天地之间”与“文武之道”“无存亡增损”自相矛盾。文武之道只是指周朝制度典章，批评迁儒说以就佛老之言，丧失儒家下学之义，陷入异端目击心会之说，要求南轩平心退步，反复探究句读文义而明此说之失。“近年说者多用此意，初若新奇可喜，然既曰‘万物盈于天地之间’，则其为道也，非文武所能专矣。……且若如此，则天地之间，可以目击而心会……窃详文意所谓文武之道，但谓周家之制度典章尔。……大抵近世学者喜闻佛老之言，常迁吾说以就之，故其弊至此。读者平心退步，反复于句读文义之间，则有以知其失矣。”①庚寅《答张敬夫》批评南轩“天下皆知美之为美”说未能严辨儒道之别，“大凡老子之言与圣人之言全相入不得也”。②朱子甚留意于具体字义中辨别儒佛。如南轩解语之而不惰为“不惰其言”，朱子则主张为“怠惰”，认为如南轩说，当为“堕”字，且有禅学“语堕”之意，极不可取，批评上蔡等以“不惰为领受”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