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认为诠释首要的追求就是求得经文本义，发明圣贤原意，以帮助学者加深对经文的理解。他认为文本通常有两重含义：第一重是字面含义，是语词表面意义，可以通过训诂解释而得，这是诠释的基础；第二重是微言大意，是文本所蕴含的言外之义，因为这种含义潜隐不露，需要诠释者发明之、彰显之。
  朱子主张求得经文本义处于经典诠释第一位，提出以训诂考据之学求本义的原则，这是朱子四书诠释与宋代经典诠释主流思潮存在的一个重要差别。朱子逆流而动提出这一原则主要出于以下考虑：文义是理解圣贤原意的前提，没有对文义的理解就不可能真正把握圣贤原意，盖因言以得心也。故反复强调文本之义的优先性、前提性，指出对文义的理解直接决定了对文意的把握。诠释应在正确理解文本的字面浅层语义基础上，慢慢思索虚心玩味，方能悟出深层言外文意，最终将之落实到日用工夫中。许多诠释偏离圣贤之旨的原因就在于错解文义。“圣贤之言，条理精密，往往如此。但看得不切，错认了他文义，则并与其意而失之耳。”①“为学直是先要立本，文义却可且与说出正意，令其宽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异，研究纤密，恐其意思促迫，难得长进。”②
  现实教学的客观效果证实表层文义与深层原意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促使朱子由单一的义理解经转向兼融训诂解经。朱子最初亦崇尚义理解经，轻视训诂解经，癸未年编撰的《论语要义》一书不取文字训诂之说，只取二程学派所阐发的理学大义，故将该书名之曰要义。“盖以为学者之读是书，其文义名物之详，当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若其要义，则于此其庶几焉。”③但教学实践证明，由于《要义》没有对经文字词句义作出训释，故学生连字面意义都很难理解，更遑论领会其中深奥性理了。有鉴于此，朱子对《要义》进行了删改，重新编成适合初学者的《论语训蒙口义》，该书着重加强了字词句的训诂考释，以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标明读音，采用汉唐古注解释词义，以便于童蒙对基本语义的理解。“因为删录，以成此编。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④
  朱子把解经明确定位成帮助读者理解经典之扶手，而不是替代读者理解的教本，故强调应加强字词名物训释上的辅助理解工作。《答敬夫孟子说疑义》中言，“大抵解经，但可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学者自求之，乃为有益耳。”⑤批评张栻的弊病在于以己意解经，脱离文义，造成语脉的中断。非但无助于学者理解经典之义，反而加重理解难度、误导读者理解方向。“按此解之体，不为章解句释，气象高远。然全不略说文义，便以己意立论。又或别用外字体贴而无脉络连缀，使不晓者展转迷惑，粗晓者一向支离。”⑥这种弊端表现在文字内容上，就是释文远远超过正文，以难解或无关之概念解释经文（如以“太极”解“性”），使读者挣扎于繁重的解文中而根本没有精力顾及经文，这也违背了前人解经的体例法则，造成了喧宾夺主的不良后果。“如此数章论性，其病尤甚。盖本文不过数语，而所解者文过数倍；本文只谓之性，而解中谓之太极；凡此之类，将使学者不暇求经，而先坐困于吾说，非先贤谈经之体也。”①
  朱子极力反对任意解经和以佛、老思想解经的做法，严厉批判那种不顾文本之义，扭曲圣贤原意，任意充塞个人见解的“六经注我”的方式。在《杂学辨》中对张九成《中庸解》、吕本中《大学解》以禅解佛思想作了批判性辨析。朱子同样毫不留情地批评前辈及好友的经典诠释，指出其最大毛病在于不以文义作基础，一味发挥所谓言外之意，导致与文义冲突背离，最终偏离了圣贤本意。这种阐述即便义理再好，也不足取。他批评张栻《论语说》，“大率此解多务发明言外之意，而不知其反戾于本文之指，为病亦不细也”②。“诸先生多如此说，意极亲切，但寻文义恐不然耳。”③朱子提出的忠告就是：当就文本训释入手，于自家心上体验涵养，才会得出真实见解。不要妄引诸家注释，以致于远离文本原义。
  故今奉劝，不若只取子思、孟子之言，虚心平看，且勿遽增他说，只以训诂字义随句略解，然后反求诸心，以验其本体之实为如何，则其是非可以立判。④
  所论鬼神一章全不子细，援引太多，愈觉支离，不见本经正意。可且虚心将经文熟看，甚不能晓处，然后参以章句说，教文义分明，道理便有去著。⑤
  朱子坚持以求得本义为诠释的第一原则，据此对他所尊敬的二程及其弟子直接进行过多次否定。在《四书或问》中对他们批评甚多，如他对二程的执其两端说、颜子屡空说、至诚尽性说、致曲说、王天下三重说等都提出了“恐非文意”的批评。“程子以为执持过不及之两端，使民不得行，则恐非文意矣。”①《四书集注》做了大量“通训诂、正音读”以求得表层文义的工作。如在“正音读”上，他采取《经典释文》来注音，尤其注重难读词和多音多义词的标音，对“与、夫、好、恶、乐、中、知”等常用多音多义词不厌其烦地频繁标注。即以《论语集注》为例，粗略统计，下列词的注音次数分别为：“与”51次，“夫”35次，“好”30次；“焉”22字，““恶”16次，乐”，19次，“知”17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