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颜子独特处还在于，他以自身修养所达到的生命境界，为儒家思想树立了安贫乐道的形象，显示了通过道德的修养来贞定人生的价值，可以超越物欲的侵染，实现生命的自由飞翔，昭示了人所应有的安身立命之道。颜子的这一生命境界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极大共鸣，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实为颜子享有普遍崇高威望的重要因素。
  早在汉代，扬雄在《法言》中就曾指出颜子之乐是内在精神之乐，世俗物质享受外在之乐无法与其相提并论。“纡朱怀金之乐，不如颜子之乐。颜氏子之乐也内，纡朱怀金之乐也外。”颜子之乐在心怀天下的宋代士大夫那里更是得到空前反响，成为他们自勉自励相互期许的目标，如司马光、苏轼、王安石等皆以诗歌文章表达对颜子安贫乐道生命境界的追慕景仰，一致讨伐韩愈颜乐不足贵说，认为这正显示出韩愈本人德性修养不够。苏轼《颜乐亭诗叙》批评韩愈以颜子箪瓢之乐乃小事的看法，指出颜子之乐对现实功名富贵的超脱，乃是生命境界极其高远的表现，自己愿以其为先师，努力追攀。“孰知箪食瓢饮为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颜乐亭诗以遗孔君，正韩子之说，且以自警。”司马光《颜乐亭颂》则顺苏轼之作表达对颜子安贫乐道的境界的向往，指出安贫乐道充分证实了颜子道德之纯完：“贫而无怨难，颜子在陋巷，饮一瓢，食一箪，能固其守，不戚而安，此德之所以完。”总之，宋代知识分子表达了对颜回安贫乐道生命境界的集体赞颂，正反映了他们自身的生命追求。
  程朱理学家对此精神境界问题更是做了深入阐释，周敦颐首倡“寻孔颜乐处”的理学命题，教二程兄弟寻求体味颜子所乐，二程兄弟一生致力于此命题的探究体证，颇有所得，“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二程认为颜子之乐是自得之乐，实有之乐，乃个人生命所造境界自然生发。此乐与箪瓢陋巷并无本质联系，箪瓢陋巷这一贫困环境本身并不值得乐，而且往往造成对乐的损害，故颜子之乐不当在其中寻找。颜子之乐乃是其造道修养达到境界所应有的必然之乐，箪瓢陋巷乃衬托背景。此乐亦非针对某一具体有形之对象，乃是一种实现生命自我超越之后的心灵境界，是道德主体的自我挺立，摆脱了小我的执着束缚，进入了大我、无我的状态，与生命无干之外在贫穷富贵皆了无关联。朱子在“贤哉回也”章注中引程子说：“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故夫子称其贤。”又曰：“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尔。‘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并加按语强调了如何找寻颜子之乐，指出颜子之乐是其为学境界之自然体现，境界不可以刻意寻求，乃存在于个人生命心灵的自我体会中，故要知颜子之乐，当知颜子之学，循其博文约礼双向进路，于日用艰难困苦中入手用工，循循不已，自强不息，方可有得。其根本还是回到颜子为学工夫上，乃是为学之乐。“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发，盖欲学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为之说。学者但当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以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则庶乎有以得之矣。”心学学者对颜子之乐同样深表赞赏。阳明认为此乐足显颜子造道之高，难以企及，颜子之乐来之不易，乃是其穷理慎独，克己复礼工夫所至，若要知此乐，须循颜子工夫方可。批评韩愈小颜子安贫乐道说只知其外不知其内，其误正在于无颜子为学工夫，所得甚浅。“若夫箪瓢之乐，则颜子之贤尽在于此，盖其所得之深者。……惟韩退之以为颜子得圣人为之依归，则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顾以为哲人之细事，初若无所难者，是盖言其外而未究其中也。盖箪瓢之乐，其要在于穷理，其功始于慎独。……退之之学，言诚正而弗及格致，则穷理慎独之功，正其所大缺。则于颜子之乐，宜其得之浅矣。”①
  关于颜子生命境界，并非仅显示于“箪瓢陋巷之乐”，也表现在与孔子思想之契合，境界之接近。在宋明儒那里，对颜子境界表述最多的就是“未达一间”一词，表明他与圣人仅仅是“一间之别”。《论语》中孔子对颜子的嘉许，颜子对孔子教导的领悟，同门对颜子的称赞，皆表明了颜子境界之高。孔子对颜子不吝言辞的反复夸奖显示颜子境界大大高于其他弟子，如“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章、“三月不违仁”章、“不违如愚”章等。颜子对孔子教导的领悟远非其他弟子可及，如程子就认为“予欲无言”章表明只有颜子对于孔子能有默然之应。朱子认为在“颜子喟然而叹”章，颜子非常深刻地描述了孔子圣人形象，正是颜子对孔子之道体会感触至深的表现，是颜子自身所学境界之印证。“此颜渊深知夫子之道，无穷尽、无方体，而叹之也。”“此颜子自言其学之所至也。”②
  综上所述，“学颜”思想实为贯穿宋明理学发展的一条主线，它指明了理学发展方向，为学路径，人格成就，生命境界诸根本性问题。颜子本人并无理论著作流传，且传世之言辞行为极少，能享有此崇高地位，完全是其造道所至。各派学者对颜子之推崇毫无异议，这在儒家学者中亦是孔子之外一人而已。宋明儒者以“学颜子之所学”为旗号，与颜子自身特点密切有关。首先，与生知之圣孔子相较，颜子代表了普通学者学以至圣的可能，彰显了“学”在成圣工夫中的决定意义，使圣人成为学者所可以企及之对象。其次，颜子之学较之曾子、孟子又具有中正精纯的优点。在为学之方上，颜子之学最平易亲切，入情入理，故二程以理学创立者的身份特意从工夫、境界上对颜孟做了细致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学者须学颜子，孟子才高，无可下手。”其目的是为广大平民知识分子树立学习的榜样。与曾子相较，颜子之学广大恢弘，中正深厚，曾子之学以笃实精深见长，然在宋明儒看来，似嫌不够开阔，有所不足。故颜子“学而圣”的独特典范意义，为宋明儒所大大发扬，对于儒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颜回本为一穷乏的平民知识分子，通过努力达到“几圣”地步，对于进一步平民化、世俗化的宋明时代来说，颜回的平民特质好学精神使得他成为“平民”而圣的代表，具有极大的精神激励意义，获得了儒学各派一致推崇。宋儒在那个时代提出了“学颜子之所学”这一贯穿全部宋明儒学的根本命题，标志着儒学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以胡瑗之学识，竟对青年程颐所撰《颜子所好何学论》产生了震惊之感，是因为该文揭示了新时代的主题，预示了新时代的到来。对于多元思想价值互动纷争的当下社会，对于身处全球化、物质化、信息化的当代学者，应向宋儒学习，努力提出如“学颜子之所学”般高瞻远瞩引领现实的课题，以推动儒学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