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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理学的兴起有一普遍结论：理学的兴起与推尊孟子紧密相联。宋明理学通过推尊孟子，继承孟学思想以建构新的思想体系。但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孟子非理学家心目中的完美人格，他们于孟子颇有不满批评之处。在他们看来，颜回才是理想人格的典范。故在“尊孟”之外，宋明理学的发展实是以“学颜”为主线的。可以说，整个宋明理学的发展是一个仰慕、效仿颜回的过程，“学颜”成为所有理学家自我完善的动力和目标。从儒学史来看，颜回虽无著作流传，但因孔子及同门之称扬，他一直在孔门中享有崇高地位，自唐以来就作为孔子最得意弟子受到朝廷祭祀。理学家对颜回形象思想的重新诠释更是将颜回在儒学中的意义推向一个新高度，他们认为颜回所体现的为学方向，所取得的人格成就，所实践的作圣之功，所达到的生命境界涵盖了儒学的根本问题，其“几圣”形象在思想界得到普遍认同，不同学派学者皆从“学颜”中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资源。于理学而言，颜回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以作圣之功完美印证了“学以至圣”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儒学上树立了较孟子更为纯粹无瑕、更具效仿性的典型，为理学应对内外冲击提供了思想资源。故“学颜子之所学”实为推动理学发展的灵魂。如果说“尊孟”确立了儒学的道统，规定了儒学的内容，那么“学颜”则代表了新儒学的旗帜，指引着新儒学的前进方向。朱子《四书》在前人基础上对这一命题有着充分论述。
  一 从“睎颜”到“学颜”
  与孟子地位前抑后扬、毁誉相伴不同，颜回一直以崇高的形象出现在中国思想史上。早期重要思想著作如《庄子》、《易传》皆给予颜子很高评价，特别是汉代扬雄提出了学习颜子为儒学目标的“睎颜”说，大大凸显了颜子在儒学中的独特地位。扬雄在其重要著作《法言》中称，“睎颜之人，亦颜之徒也。或曰：颜徒易乎？曰：睎之则是。曰：昔颜尝睎夫子矣”①。扬雄认为，仰慕颜回的人，也就是与颜回同类之人，成为颜回那样的人并不难，仰慕效仿颜回就可以了。颜回成就之获得，也正是他仰慕效仿孔子的结果。扬雄作为儒学史上的重要人物，率先提出“睎颜”说，指出学习颜子在成就圣贤中的重要意义。宋代理学兴起之后，提出了“学颜子之所学”的口号，对“睎颜”思想进行了更为广泛深入全面的阐发，促进了儒学向前发展。
  与对孟子存在“尊孟”与“非孟”两股对立观点不同，颜回在宋代思想家中获得了与孔子同样广泛的推崇，推崇颜子之学乃宋代学界之通义，持不同思想、政见者皆在此达成一致，如“新学”“涑水学”“蜀学”“事功学”等对颜回皆表推崇。颜回作为一含义广泛而极有深度的形象，凝聚了儒学的共同性根本性问题，不同学派学者皆从中找到所需资源。如居于宋代学术开创者地位的大学者胡瑗，就备加推崇颜回好学迁善改过的品质，认为这是颜回最难得处，是道德成就的根本途径。司马光、苏轼推崇颜回安贫乐道的生命境界，欧阳修则更推崇其好学精神。
  对颜子认识更为深刻自觉，高举“学颜”大旗的是周、程理学。“道学宗主”周敦颐在《通书》中高度评价了颜子，《通书·志学第十》章明确提出了“学颜子之所学”的思想宗旨，指出在追求人格成就的道路上，存在士、贤、圣三个层次，颜子以其不迁不贰的心性工夫，三月不违仁的大贤境界，指引了为学方向，树立了道德成就的标尺，赶上他则为贤，超过则为圣，即使不如他，也会有很好的道德声誉。“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①《通书》辟有“颜子”一章阐述颜子超脱世俗物欲的追求，洞见道体，自得其乐，达到亚圣境界。《通书·颜子第二十三》：“夫富贵，人所爱者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通书·圣蕴第二十九》②则特意讨论颜子境界远于贤而近于圣，独能悟圣人不言之义，与圣心相契无间，以自身默修实践工夫阐明圣学渊深之蕴，予后来者以无穷之教化。“然则圣人之蕴，微颜子殆不可见。发圣人之蕴，教万世无穷者，颜子也。”③不仅如此，周敦颐还将“学颜”这一思想授以二程，“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④“学颜”成为二程一生探究的根本，亦成为理学核心问题，二程不负师教，将“学颜”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皆向前大大推进。程颐十八岁所撰《颜子所好何学论》从哲理上深刻阐发了颜子之学的本质，明确提出了“学颜”这一为学主题，对当时思想界造成了很大触动。与周敦颐注重颜子所至精神境界不同，二程突出了颜子在“作圣之功”中不可逾越的矩范意义，甚至采用颜、孟比较的方式彰显颜子作圣之功的纯粹完善，强调学颜子之学是达到圣域的唯一途径，圣贤之学必须从颜子之学入手，“欲学圣人且须学颜子。”“孟子才高，学之无可依据。学者当学颜子，入圣人为近，有用力处。”①二程兄弟理学思想的创立，其实即是对“学颜”——学以至圣这一儒学根本命题的解答。此后朱熹在综合继承的基础上，对“学颜”这一命题给予了更完善的论述。“学颜”思想同样为陆、王心学所推崇，并在他们思想体系的创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陆、王皆肯定颜子是唯一能担负孔圣之学的传人，代表了圣学方向，特别通过颜、曾比较彰显了颜子尽传圣人道、学的独特性。“学颜”思想适应了理学的现实需要，对于理学数百年发展起到了指引作用。理学发展始终有一根本任务，即如何以新的理论武器，重新振作儒学，夺回为佛老所侵占的思想领域主导地位。这一艰巨任务的完成，必须借助历史学术资源。理学学者找到并重新诠释颜子，指出颜子之学在人格成就、为学之径、精神境地诸根本问题上树立了典范，代表了儒学前进方向。
  二 亚圣大贤
  颜子虽然一直以圣人之徒的形象出现，但其具体内涵则一直未有详细刻画。朱子在前人论述基础上，采用对比方式，精心阐发了颜子“具体圣人”“贤之大成”的崇高形象，陆王心学通过颜、曾比较，尤为突出了颜子“尽传圣人之学”“见圣道之全”的独特性。
  （一）“具体圣人”
  颜回与冉牛、闵子一起被认为圣门中“具体而微”者。公孙丑曾经问孟子，“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但并未详加讨论此问题。宋儒则普遍热衷于讨论颜回“具体圣人”这一话题。如胡瑗推崇颜子，把颜子置于亚圣之上，认为颜子乃“亚圣”之上贤，与圣人距离极为接近。“夫颜氏之子者，即孔门之高弟，亚圣之上贤。”②欧阳修作有称赞颜子具有天生圣质的《颜跖》诗，“颜子圣人徒，生知自诚明。”③朱子《四书集注》综合诸家观点，对颜回具体圣人之特质作了深入阐发。指出颜回的“圣质”首先表现在先天禀赋具有圣人资质，《孟子集注·尽心下》“可欲之谓善”章引张子说，“颜子好学不倦，合仁与智，具体圣人，独未至圣人之止耳”①。《论语集注·为政》“吾与回言终日”章注引李侗说，指出颜回资禀深湛不露，纯粹无瑕，具备生而知之的圣人体段。“愚闻之师曰：颜子深潜纯粹，其于圣人体段已具。”②朱子将颜回置于与儒家大圣、偏圣、亚圣的比较中，在对比中凸显了他“具体而圣”的独特性。与大成之圣孔子相较，颜子与孔圣最为接近，二者相差仅在几微之间。“颜子乃生知之次，比之圣人已是九分九厘，所争处只争一厘。”③差别在于颜子未能达到孔圣之通、化、全，“守而未化”，规模、力量皆有不足，知上已然识得，行上拓展不开，最终“未达一间”。④其次，与偏至之圣伯夷、柳下惠、伊尹相较，颜子资质中正优于三圣，行有未逮劣于三圣；现实造诣虽不如三圣，潜在成就则在三圣之上。“以所至论之，则颜子不若三子之成；以所期言之，则三子不若颜子之大。”⑤朱子认为，就潜在成就而论，颜子甚至要高于禹稷汤武，因为颜子工夫比他们更为细密深入，“颜子只据见在事业，未必及汤，使其成就，则汤又不得比颜子。前辈说禹与颜子虽是同道，禹比颜子又粗些”⑥。如此赞扬颜回这位“圣人之徒”要优于禹汤伊尹等现实圣人，是“准完备圣人”对于“已成就偏圣”的超越，体现了朱子的创见，见出颜回在朱子心目中地位之高。再次，二程深入探讨了颜回与“亚圣”孟子的比较。⑦《孟子集注序说》引用二程颜孟比较之说，强调只有颜子才能代表儒学纯正完备型态。孟子有甚害事的英气圭角，气质偏于刚硬，工夫粗疏有弊；颜子则浑厚无痕，气质纯粹完备，工夫细腻中和，其境界高于孟子，离孔圣更为接近。“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毫发间，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①周、程皆称颜子大贤，孟子也是大贤，但周敦颐同时称颜子为“亚圣”，故程子在此称孟子为“亚圣之次”，意为次于颜子。朱子本人也多次称赞颜子高于孟子，“颜子比孟子，则孟子当粗看，磨棱合缝，犹未有尽处”②。“颜子去圣人尤近。”③
  （二）“贤之大成”
  颜子形象在宋之前虽颇崇高，面目却不甚分明。宋代儒学大兴，颜子形象获得更全面深刻之刻画，然往往是撷取颜子某一特出之点予以阐发。朱子批评前辈对颜子形象的阐发，存在低看与佛化两种倾向，前者如扬雄仅把颜子当寻常好人看，后者如近世学者把颜子解释成佛学空寂之人。“如扬子云之徒，盖未免将颜子只做个块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则又甚焉。其所论颜子者，几于释老之空寂矣。”④朱子在二程之说基础上，仿效孟子圣圣相较凸显孔子的方法，以贤贤相较彰显了颜子“贤之大成”的特色，改变了长期以来颜回仅“善言德行”的偏颇形象，他对颜子“德行”作出新解，认为颜子之德行与他人一偏之德不同，乃内外本末，知行兼具的全体之德。“德行是个兼内外、贯本末、全体底物事。那言语、政事、文学三件，各是一物见于用者也。”⑤重塑颜子备诸高弟之长而无其蔽的大成形象——集曾子之刚、曾点之高、子路之勇、子贡之智、冉求之才于一身，具有道通德全、不以偏名的中和之质。
  超曾子之刚。颜回常作日用静默修习之功，似为气质柔弱之人，朱子认为此观点有误，颜回实乃一刚性人格，其刚明果敢之气远超孔门以刚劲著称之曾子。根据在于颜子日常所为克己复礼、博文约礼之工夫极为细致艰难，若无刚毅无畏气质绝不可能有此承担。在“克己复礼”章注中，朱子以天理战胜人欲之功强调了颜子气质之刚劲、力量之雄厚无与伦比，如乾道运行不息，如杀敌义无反顾。“颜子资质刚明。……颜子之于仁，刚健果决，如天旋地转，雷动风行做将去！”①“克己亦别无巧法，譬如孤军猝遇强敌，只得尽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问哉！”②此点亦为心学一派所认同，如陆九渊认为颜子最有刚劲精神，“颜子为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难。”③刘宗周《论语学案·公冶长》“吾未见其刚”章注指出颜子之刚细密深沉，乃消除粗豪血气私欲之大刚。“颜子深潜纯粹，是无血性男子，然其克己处直恁刚。刚字不在气魄上论。”④
  越曾点之高。曾点在孔门中以气象高远、不染尘物、自得其乐著称，而宋儒如欧阳修、司马光等皆极重视颜子安贫之乐，甚少注意曾点之乐。因为颜乐亲切笃实，贴近人生而教化深长，点之乐似有独得其乐，玩弄光影之意。朱子特别将颜子之乐与曾点之乐比较，指出点乐是脱离实践的识见之乐、事上之乐，仅识得上达高明一面而无下学沉潜之功，其乐单薄浅显而易流于虚空造作。颜乐则是透彻本体真知实践所至，本末精粗一齐完备，充实深厚而平淡自然，远较点乐深沉亲切。“点之乐浅近而易见，颜子之乐深微而难知。点只是见得如此，颜子是工夫到那里了，从本原上看方得。”“颜子之乐平淡，曾点之乐已劳攘了。”⑤
  迈子贡之智。朱子非常重视智在求道中的作用，指出无此不足以明道弘道，称赞子贡因智慧高明而深得孔子欣赏，于晚年终悟道。“圣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晓得时，方担荷得去。”⑥然子贡智慧，较之颜子则又瞠乎其后矣。朱子在“赐也何敢望回”章注中指出，“颜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见终；子贡推测而知，因此而识彼。……胡氏曰：‘闻一知十，上知之资，生知之亚也。闻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资，学而知之之才也。’”⑦二者差别在知之性质不同，颜子是仅次生知的上知之资，乃明睿所照，当下即知，始终精粗周全无遗。子贡是学而知之的中上之资，乃测算臆度类推之知，偏而不全，粗而不精。颜子智慧体现在对圣人言语教导，当下即能领悟承受，并能举一反十，触类旁通。《集注》“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章注，“颜子于圣人之言，默识心通，无所疑问”①。
  胜子路之勇。子路在孔门中以勇猛著称，颜子则似闲散柔弱之人。朱子指出，颜子实为天下之大勇，其勇体现在细密含蓄的克复工夫中，较之子路粗豪血气之勇，乃是更高层次的义理之勇。人最难战胜者乃一身私欲妄念，颜子恰恰在此最难处下为己工夫，故其为学之勇含蓄深沉，蕴而不显。此说改变了颜子形象柔弱的通常看法，彰显了颜子作为大儒所应有的大勇人格。“如今人多将颜子做个柔善底人看，殊不知颜子乃是大勇。反是他刚果得来细密不发露，如个有大气力底人，都不使出。”②陆王心学同样持此观点。陆九渊、王阳明皆认为颜回具有大勇，乃仁者之勇，最高境界之勇，此勇平正通和，内敛不露，与诸德性相通，达到了勇之化境。如陆九渊指出，“某窃尝谓若颜子者，可谓天下之大勇矣。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③。刘宗周在“语之而不惰”章注中亦言，“体道之勇，莫如颜子。”
  禀王佐之才。冉有、子路在孔门弟子中以政事干练著称，然而仅被孔子称为“具臣”。颜回安贫乐道并未出仕，似与政事绝不相关。但程、朱皆认为儒门中真正有能力复兴儒家礼乐，重现王道之治的王佐之才，唯有颜子而已。内圣工夫与外王事业乃本末一体，息息相通，颜子德智皆几于圣人，成就禹汤外王事业乃应有之义，无可置疑。故孔子唯独告之以三代礼乐外王事业，其意在于惟颜子方能承担重建儒家礼乐的大业。《集注》“颜渊问为邦”章注，“颜子王佐之才，故问治天下之道。程子曰：‘问政多矣，惟颜渊告之以此。’尹氏曰：‘此所谓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盖此意也。孔颜虽不得行之于时，然其为治之法，可得而见矣。’”④朱子强调若无颜回这般内圣修为，则绝不可能担负起重建外在礼乐之重任，“且如四代之礼乐，惟颜子有这本领方做得。若无这本领，礼乐安所用哉！”①刘宗周亦认为颜子具有倡绝学开太平的德性与能力，“用之则为天下开太平，故曰行。舍之则为万世倡绝学，故曰藏。此性分之蕴也。孔门惟颜子亚圣足以语此”②。
  （三）“尽传圣人之学”
  陆九渊、王阳明亦极为推崇颜子，但与程朱理学存在一个很大差别，即基于儒学内圣外王的观点，通过颜子、曾子的比较，提出只有颜子能够全体承担圣人之学，传承儒学道统，儒学精蕴至颜子亡而失其传。虽然陆九渊肯定“孔门惟颜、曾传道，他未有闻。”但同时强调曾子资质过于鲁钝，无力全面承担圣学，其所传之道，仅为圣学之一偏，圣道之一体。曾子于礼乐外王事业，深有不足，承其学之孟子虽然气魄大，于圣人之道确有发扬光大处，然其所接续曾子之学，仅为孔学之一面，故对孔子外王事业已经无法传承。就此意义而言，思孟之学实为仅有内圣而无外王的孔门残缺之学，其转折点即在于颜子不幸早夭。“颜子问仁之后，夫子许多事业皆分付颜子了……颜子没，夫子哭之曰‘天丧予’。盖夫子事业自是无传矣。曾子虽能传其脉，然参也鲁，岂能望颜子之素蓄，幸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颜子事业，亦竟不复传也。”③王阳明在此问题上与陆氏看法一致，提出“颜子没而圣学亡”的观点，但具体说法有所不同。陆氏将夫子事业和夫子之道分别言说，二者相合方为圣学全体。阳明则是统言圣学，圣道之全，认为曾子由于资质所限，仅能传圣人之道而未能传其学，导致圣学失传。《别湛甘泉序》首句即提出，“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弟子对此说法感到疑惑，“问：‘颜子没而圣学亡’，此语不能无疑。”阳明指出，只有颜子才完全洞见体悟了圣学全体，此洞见乃个人资质与后天修为相合之成就，非靠传授可得，颜子后再无人能完全领悟圣学之全部精蕴，其身后所传之学已非圣学全体。“先生曰：见圣道之全者惟颜子，观喟然一叹，……道之全体，圣人亦难以语人，须是学者自修自悟，颜子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见意。望道未见乃是真见，颜子没而圣学之正派，遂不尽传矣。”①阳明还指出曾子仅仅传承了夫子“一贯之道”，其他方面未能有接续，孟子亦是传承曾子之学，周程接续孟子之道，此道后又不复再传，朱子论道著述虽多，然未能见道传道，反而导致道之遮蔽晦暗。“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曾子唯一贯之旨传之孟轲，终又二千余年而周程续，自是而后言益详，道益晦。”②刘宗周亦持相同观点，在“惜乎吾见其进也”章注中指出夫子痛惜颜回之死，其因在于夫子之学因颜子之亡而失传也。“惜之者，颜子没而此学亡也。……颜子真是夫子后身，后来罕俪。”有意味的是，朱子对此章注释是夫子痛惜圣道而不是圣学无传。“悼道无传，若天丧己也。”
  陆王崇颜贬曾与程朱颜曾并崇，与对道统认识的分歧有关。如不赞同程朱道统说的事功派叶水心亦是崇颜贬曾。叶氏在《习学记言序目》论语卷中推尊颜子得夫子学之全体，多次贬低曾子并未闻道，批评程朱曾子传道说谬误，认为曾子尚不如子贡闻道，颜、曾、子贡的差别由天资决定。“世以曾子为能传而余以为不能。”③“克己复礼为仁，举全体以告颜渊也。孔子固未尝以全体示人，……一贯之指，因子贡而粗明，因曾子而大迷。”④陆王以“圣学全体”说崇颜贬曾，认为曾子虽于儒学有功，但亦有过。对陆王提出的颜子独传“圣学之全”、曾子仅得一偏说，程朱学者亦可赞同。程朱学者同样认为只有颜子具备内圣外王的资质，孔门事业只有颜子能够承担，如朱子《通书注·圣蕴第二十九》提出：“故孔子之教，既不轻发，又未尝自言其道之蕴，而学之者唯颜子得其全。”⑤朱子晚年在讨论永嘉学派经世之学时，指出“圣门之中，得其传者惟颜子。”①
  虽然肯定曾子较颜子有所不足，但程朱学者并未如陆王般强调颜、曾之别，而是有意强化二者传道之同，推崇曾子传道有大功于儒学。程朱学者选定孟子与颜子比较，以此突出颜子的典范意义，着眼于入学门径、造道成就，标准是“精纯”；陆王推崇颜子，比较对象换成曾子，其着眼点是圣学全体，标准是“全面”。陆王贬低曾子其实也将自身带入困境，他们推崇孟学，孟学又源自曾子，曾子之偏弊自然是孟学之偏弊。陆九渊承认孟子虽能弘道，但对于孔子事业亦有所不足。如此一来，既然曾学之偏弊可以影响到继承者孟学，自然孟学之偏弊也就传给了以继承者自居的陆学自身了！如果要避免此困境，陆王应接受颜子之学而不是曾、孟之学。②程朱提出“学颜子之所学”而不是“学曾子之所学”，证明他们对曾子和对孟子一样，其实也是意有不足的。
  三 “学以至圣”
  “学颜”思想得到空前重视，与周程等人的倡导和当时的思想环境也有很大关系。宋代儒学处于儒学的重要转变期，面临来自内外的各种压力，迫切需要在重塑、再造儒学的基础上，辨清学术是非，回击佛学挑战，重建社会纲常伦理，树立社会价值信仰。故辨析儒学要义，接续往圣之学，成为宋代儒学的根本任务。周敦颐提出“学颜子之所学”，揭示了理学的主题，程颐进一步阐发了“学以至乎圣人之道”的颜学特质，宣告了儒学新时代的到来。程朱理学以“学颜子之所学”为旗号，凸显了颜子“学而圣”的工夫特质，指出儒学发展当以之为方向，成为儒学各家共识。
  颜子之学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说明了“学以至圣”的现实可能，证明通向圣人之路的普遍性与可行性，表明圣域对所有士子皆敞开无碍，绝没有人因受限先天资质而被弃于圣门之外，以此消除学者对成圣成贤的疑惑担心，驳斥了“圣本生知”的观点，重建了学者求道信心。程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以颜子为例提出“学可至圣”，表明圣学之可能，以此取代世俗圣乃生知说。“今人乃谓圣本生知，非学可至，而所以为学者，不过记诵文辞之间，其亦异乎颜子之学矣。”①程子提出存在两种圣人：一种是以孔子为代表的生知之圣，另一种就是以颜回为典型的学知之圣。圣人之学与颜子之学一致，颜子之学就是达到圣道之学，“学以至乎圣人之道也”，这就消除了圣学的神秘性，证实了圣学的平常自然性，表明成圣是每个人皆可实现的使命，不应将成圣任务推诿于不可控制的先天素质而自暴自弃，应从后天学习实践中承担起成圣的自觉。朱子在《集注》中反复指出成圣与否取决于是否如颜子般好学，并深刻阐发了颜子为学工夫。如《学而》“十室之邑”章注，“夫子生知而未尝不好学。……学之至则可以为圣人，不学则不免为乡人而已。”告诫学者不可狂妄自大，更不可妄自菲薄，应效法颜子，树立学以至圣的志向和信心。颜子之学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点明了儒学乃关切个人生命性情之学而非记诵、文辞等外在之学。从儒学史来看，儒学传承古代官学，内容广博深刻，具有多种发展向度，《论语》中即提到德行、言语、政事、文献四科，儒学在后来演变中，文献之学、政事之学获得高度发展，“德行”之学却受到削弱，遭到佛道的强势压制，千年以来蕴而不彰。文献、政事虽为孔门所应有，然非孔学之根本。儒学根本即在颜子为代表的反躬自求的心性德行之学，以往儒士所学偏颇，用力虽勤而方向有误，导致儒门淡薄，必须改弦易辙，重新回归以颜子之学为代表的儒学之路。颜子之学不仅仅证明了学圣的可能，而且以其实践修为之功，标示了“学圣”具体途径所在，显示了足与佛老抗衡的高远生命境界，其求道工夫内外兼顾，笃实而高明，足为儒门学圣之矩型。故宋明理学家对颜子作圣之功做了全面阐发，予颜子为学工夫极高评价。如朱子认为颜子求仁工夫，远在伯夷叔齐、殷之三仁之上，“箕子微子夷齐之仁，亦是此类。……。又曰：诸子之仁虽如此，料得缜密工夫，纯粹体段，未如颜子之仁，是从实地上做来”①。
  （一）克己复礼——工夫之门
  孔门弟子为学各有其入处，颜子工夫入处在于克己复礼。宋儒对颜子“克复”工夫给予了充分重视。如王安石在《礼乐论》中提出，颜子的克己四勿之说代表了圣门最高工夫纲领，学者若能由此下工夫，做到“四勿”地步，则接近仁道矣。“圣人之言，莫大于颜渊之问。‘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则仁之道，亦不远也。”②程子认为“克己复礼”是颜子一生工夫主旨，此工夫内外相互作用，由内以应外，制外以养内。后之学者，应循此工夫以达圣域。程子本人亦以此为下手实践工夫，仿“四勿”说精心撰构了视听言动四箴以自警。其箴言对于颜子克己复礼之学深有体会，乃个人工夫实践所至，对理学工夫产生了重要影响。朱子对程子四箴作出了极高评价，将之全文引入《集注》，要求学者虚心用力玩味体究，不可轻易视之。认为颜子一生学问主旨皆在于克己复礼。“颜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复礼’四个字。”③朱子基于工夫论立场对“克己复礼为仁”章做出了深刻阐发，揭示了克复工夫所具有的笃实、刚健、细腻、亲切、彻上彻下的“切要”特点。颜子克己工夫亦深得心学派推崇，尽管对克己复礼的理解不同，但皆认为这是入道必要途径。陆象山认同克己是克去己私欲之说，指出“克己、克己复礼、为仁由己”乃孔子授给颜子的为学三鞭。同时强调颜子之私和常人不同，只是偶尔过当而已，颜子超越常人几于圣道的原因就在于对克己工夫的不懈实践，以此批评常人己私未克而反以圣贤自居，以仁义自命的错误行为。“以颜子之贤……所谓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见之过恶而后为己私也，己之未克，虽自命以仁义道德，自期以可至圣贤之地者，皆其私也。颜子之所以异乎众人者，为其不安乎此，极钻仰之力而不能自已，故卒能践克己复礼之言。”④王阳明在应举策论中对克己工夫做了深刻阐发，认为克己四勿之学是颜子学于圣人最受用处，是心学工夫紧要重大处，孔门只有颜子与闻之承担之，子贡虽聪明却无能担负。此工夫落实在日用知行中，知上明达了然于天理人欲之别，行上克制私欲果敢坚决刚健无比。“颜渊之学于孔子也，其详且要，无有过于四勿之训。……至于颜子四勿之训，此盖圣贤心学之大，有未易以言者。……夫惟颜子博约之功已尽于平日，而其明睿所照，既已略无纤芥之疑，故于事至物来，天理人欲，不待拟议而已判然，然后行之勇决而无疑滞。”①刘宗周在“哀公问弟子”章中高度评价颜子克己对私欲的克制工夫，并以明代薛瑄治怒工夫为例阐述克己工夫虽然平实，却极为艰难，此平实工夫正是学者学圣必经途径。“惟颜子学以克己，直能克去此血气之私而毫不妄溢，……学者且就当境痛加惩创去，久久有得力时，正不得妄希高远而以绝学窥圣贤也。”②
  （二）博文约礼——工夫之全
  尽管“克己复礼”工夫具有彻上彻下、知行并举的包容性，但“克己”“复礼”毕竟实践意味更重，未能彰显知的地位。“博文约礼”则体现了工夫之周遍中和，显示了儒学的全面中正，涵盖了儒学多方面追求。程子指出颜子对于圣人教导理会最深刻恰当处即在此，孔子对后学之教导也无非是此，“此颜子称圣人最切当处，圣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③朱子指出，博文就是致知格物之学，代表了求知明理的智慧追求；约礼即是克己复礼之学，代表了笃行修身的道德实践，二者皆为圣人之学应有之义，颜子之学深得其要。朱子在“颜渊喟然叹曰”章注中引侯氏说：“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约我以礼，克己复礼也。”④指出此学与尧舜圣圣相传惟精惟一之学相对应，“自尧舜以来，便自如此说。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约礼。”⑤它点出了圣学工夫不可或缺的两个面向，乃是颜子对圣人之教体会最深刻恰当亲切处，亦是颜子所学境界之显示，展现了颜子之学大中至正内外兼顾的全面性。但在现实工夫中，学者对此多有偏颇，影响了自身成就和圣道传播。在朱子看来，不仅子夏等孔门高弟学有偏颇，即便伯夷等力已至圣者，同样在博文上有所不足，故最终成就一偏之圣。颜子之学证实了德智兼修，仁礼并进、知行互发的圣学工夫，呈现了先知后行不可颠倒的为学次序。“博文约礼，教之序也。言夫子道虽高妙，而教人有序也。”朱子进而推断，此一博文约礼的提出表明颜子在工夫境地上已经超越了克己复礼，故应当是处于其后的工夫境地。“抑斯叹也，其在请事斯语之后，三月不违之时乎？”朱子引用程子说表明颜子博文约礼之学深得孔圣真昧，“此颜子所以为深知孔子而善学之者也。”①
  陆王心学对博文约礼不如对克己复礼之重视。但作为心学殿军的刘宗周为救心学之弊病，高度评价了博文约礼工夫，指出这是颜子学以至圣的工夫路径，是对圣学最有体会之言。“善乎颜子得门而入也，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尽之矣。”进而批评心学、佛学，他们认为文礼不足以穷理明道，反而执着陷溺本心，因而灭弃知识礼法，一意用心于所谓不可见之顿悟，背离了颜子之学，与圣道相割裂，造成了空疏寂静、猖狂无主的弊端，其矛头显然是指向王学末流。“颜渊喟然叹曰”注，“颜子之学，才发轫便诣极，只为从文礼处得力来，便当一日千里。后人欲一齐放过，谓文既足以溺心而礼亦不免于执著，绝意去智，专用力于末由之境，微者堕于空寂，放者入于猖狂，佛老之教行而圣道裂矣。”②
  （三）不迁不贰——工夫特色
  孔子在回答哀公弟子孰为好学时，提出真正好学者惟颜子一人而已，并指出颜子好学并非指外在知识之广博、内在思维之敏锐等，而是体现在“不迁怒不贰过”之性情修为上。宋儒高扬心性之学，颜子不迁不贰的为学精神备受推崇。如胡瑗《周易口义》称这代表了“君子修身之法”，反复强调它是颜子远迈众贤的为学独得之处，是为学境界逐步提升的不二工夫。“自古圣贤之中，惟颜氏之子知有不善，未尝不速改之，以复于善道。故三千徒中，惟此颜子一人而已。”①“言圣人君子于思虑有所不善而能速改之，以至由小贤至于大贤，由大贤至于圣人，自古及今，有能行之者，惟颜子一人而已。”②王安石《礼乐论》指出颜子所学迥出凡俗处在于道德性情上的自我克制与反省。“夫颜子之所学者，非世人之所学。不迁怒者求诸己，不贰过者，见不善之端而止之也。”③苏东坡指出颜子不贰过精神在于知行合一，以知统行。“其心至静而清眀，故不善触之，未尝不知。知之故未尝复行。知之而复行者，非真知也。”④朱子释“不迁怒不贰过”章几乎全引程子《颜子所好何学论》，论述颜子之学特色在于从个人心性情上入手处理人己物我关系。颜子心如明镜，喜怒哀乐诸情由乎义理，应机而发，当喜则喜，当怒则怒，发皆中乎事理之节而不停滞于心，过而不留。颜子睿智聪明，知上是非了然分明，举动行为并无大过，即使有过也只是偶尔偏差于中道，但才有偏差即能当下反思，力求纠正以归于中道，不会重蹈覆辙。概言之，不迁怒是平心静气，以豁然大公之心，是非分明之理导情应物，使情止乎其所当止；不贰过是以中正之行，引导差失之行归乎中庸之道，使之不再重犯，故颜子所好之学即是圣人之学。人为万物之灵，得天地阴阳之精华，先天皆具五常未发之性，受后天情识欲望之沾染放荡，本性之真善受到侵蚀凿损。通过对已发情欲的节制，使其合乎中和之道，正心诚意，确保七情六欲各得其所，以此来保有恢复人性先天之善。此乃颜学之特色所在，然而要实践此约情复性工夫，应求诸心以明其理，致乎知以明其下手方向，然后再实践笃行之。颜子不迁不贰与克己四勿工夫紧密相连，表明工夫皆须从个人自我身心性情上展开，是内在自我的克制，克己是工夫着力处，不迁不贰正体现了克己之效果，见证了工夫落脚点。“怒与过皆自己上来，不迁不贰皆自克己上来。”⑤“语类问：“不迁怒不贰过。”曰：“此是颜子好学之符验如此，却不是只学此二件事。”①王阳明将颜子有过必知称为圣学最真实要紧工夫，“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此是圣学真血脉路。”②刘宗周对颜子不迁不贰极表赞赏，视为颜子独有工夫，“非他人所敢望”，若有此工夫，“一日而超凡证圣无难”。③指出不迁怒乃是性情工夫，此工夫在先；不贰过则顺承克己四勿工夫而来，指视听言动等行为工夫，此工夫居后。并引邓定宇说，不迁不贰工夫乃复性工夫最真实亲切处。“寻常说惩忿，说改过，人人理会得，只不迁不贰，是颜子独步精神，故夫子叹之。……至颜子好学，直蔽以‘不迁怒不贰过’两言：一则就性情上理会，是先一着工夫；一则就四勿中提出转关法，是后一着工夫。”④
  四 安贫乐道
  颜子独特处还在于，他以自身修养所达到的生命境界，为儒家思想树立了安贫乐道的形象，显示了通过道德的修养来贞定人生的价值，可以超越物欲的侵染，实现生命的自由飞翔，昭示了人所应有的安身立命之道。颜子的这一生命境界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极大共鸣，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实为颜子享有普遍崇高威望的重要因素。
  早在汉代，扬雄在《法言》中就曾指出颜子之乐是内在精神之乐，世俗物质享受外在之乐无法与其相提并论。“纡朱怀金之乐，不如颜子之乐。颜氏子之乐也内，纡朱怀金之乐也外。”颜子之乐在心怀天下的宋代士大夫那里更是得到空前反响，成为他们自勉自励相互期许的目标，如司马光、苏轼、王安石等皆以诗歌文章表达对颜子安贫乐道生命境界的追慕景仰，一致讨伐韩愈颜乐不足贵说，认为这正显示出韩愈本人德性修养不够。苏轼《颜乐亭诗叙》批评韩愈以颜子箪瓢之乐乃小事的看法，指出颜子之乐对现实功名富贵的超脱，乃是生命境界极其高远的表现，自己愿以其为先师，努力追攀。“孰知箪食瓢饮为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颜乐亭诗以遗孔君，正韩子之说，且以自警。”司马光《颜乐亭颂》则顺苏轼之作表达对颜子安贫乐道的境界的向往，指出安贫乐道充分证实了颜子道德之纯完：“贫而无怨难，颜子在陋巷，饮一瓢，食一箪，能固其守，不戚而安，此德之所以完。”总之，宋代知识分子表达了对颜回安贫乐道生命境界的集体赞颂，正反映了他们自身的生命追求。
  程朱理学家对此精神境界问题更是做了深入阐释，周敦颐首倡“寻孔颜乐处”的理学命题，教二程兄弟寻求体味颜子所乐，二程兄弟一生致力于此命题的探究体证，颇有所得，“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二程认为颜子之乐是自得之乐，实有之乐，乃个人生命所造境界自然生发。此乐与箪瓢陋巷并无本质联系，箪瓢陋巷这一贫困环境本身并不值得乐，而且往往造成对乐的损害，故颜子之乐不当在其中寻找。颜子之乐乃是其造道修养达到境界所应有的必然之乐，箪瓢陋巷乃衬托背景。此乐亦非针对某一具体有形之对象，乃是一种实现生命自我超越之后的心灵境界，是道德主体的自我挺立，摆脱了小我的执着束缚，进入了大我、无我的状态，与生命无干之外在贫穷富贵皆了无关联。朱子在“贤哉回也”章注中引程子说：“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故夫子称其贤。”又曰：“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尔。‘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并加按语强调了如何找寻颜子之乐，指出颜子之乐是其为学境界之自然体现，境界不可以刻意寻求，乃存在于个人生命心灵的自我体会中，故要知颜子之乐，当知颜子之学，循其博文约礼双向进路，于日用艰难困苦中入手用工，循循不已，自强不息，方可有得。其根本还是回到颜子为学工夫上，乃是为学之乐。“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发，盖欲学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为之说。学者但当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以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则庶乎有以得之矣。”心学学者对颜子之乐同样深表赞赏。阳明认为此乐足显颜子造道之高，难以企及，颜子之乐来之不易，乃是其穷理慎独，克己复礼工夫所至，若要知此乐，须循颜子工夫方可。批评韩愈小颜子安贫乐道说只知其外不知其内，其误正在于无颜子为学工夫，所得甚浅。“若夫箪瓢之乐，则颜子之贤尽在于此，盖其所得之深者。……惟韩退之以为颜子得圣人为之依归，则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顾以为哲人之细事，初若无所难者，是盖言其外而未究其中也。盖箪瓢之乐，其要在于穷理，其功始于慎独。……退之之学，言诚正而弗及格致，则穷理慎独之功，正其所大缺。则于颜子之乐，宜其得之浅矣。”①
  关于颜子生命境界，并非仅显示于“箪瓢陋巷之乐”，也表现在与孔子思想之契合，境界之接近。在宋明儒那里，对颜子境界表述最多的就是“未达一间”一词，表明他与圣人仅仅是“一间之别”。《论语》中孔子对颜子的嘉许，颜子对孔子教导的领悟，同门对颜子的称赞，皆表明了颜子境界之高。孔子对颜子不吝言辞的反复夸奖显示颜子境界大大高于其他弟子，如“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章、“三月不违仁”章、“不违如愚”章等。颜子对孔子教导的领悟远非其他弟子可及，如程子就认为“予欲无言”章表明只有颜子对于孔子能有默然之应。朱子认为在“颜子喟然而叹”章，颜子非常深刻地描述了孔子圣人形象，正是颜子对孔子之道体会感触至深的表现，是颜子自身所学境界之印证。“此颜渊深知夫子之道，无穷尽、无方体，而叹之也。”“此颜子自言其学之所至也。”②
  综上所述，“学颜”思想实为贯穿宋明理学发展的一条主线，它指明了理学发展方向，为学路径，人格成就，生命境界诸根本性问题。颜子本人并无理论著作流传，且传世之言辞行为极少，能享有此崇高地位，完全是其造道所至。各派学者对颜子之推崇毫无异议，这在儒家学者中亦是孔子之外一人而已。宋明儒者以“学颜子之所学”为旗号，与颜子自身特点密切有关。首先，与生知之圣孔子相较，颜子代表了普通学者学以至圣的可能，彰显了“学”在成圣工夫中的决定意义，使圣人成为学者所可以企及之对象。其次，颜子之学较之曾子、孟子又具有中正精纯的优点。在为学之方上，颜子之学最平易亲切，入情入理，故二程以理学创立者的身份特意从工夫、境界上对颜孟做了细致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学者须学颜子，孟子才高，无可下手。”其目的是为广大平民知识分子树立学习的榜样。与曾子相较，颜子之学广大恢弘，中正深厚，曾子之学以笃实精深见长，然在宋明儒看来，似嫌不够开阔，有所不足。故颜子“学而圣”的独特典范意义，为宋明儒所大大发扬，对于儒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颜回本为一穷乏的平民知识分子，通过努力达到“几圣”地步，对于进一步平民化、世俗化的宋明时代来说，颜回的平民特质好学精神使得他成为“平民”而圣的代表，具有极大的精神激励意义，获得了儒学各派一致推崇。宋儒在那个时代提出了“学颜子之所学”这一贯穿全部宋明儒学的根本命题，标志着儒学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以胡瑗之学识，竟对青年程颐所撰《颜子所好何学论》产生了震惊之感，是因为该文揭示了新时代的主题，预示了新时代的到来。对于多元思想价值互动纷争的当下社会，对于身处全球化、物质化、信息化的当代学者，应向宋儒学习，努力提出如“学颜子之所学”般高瞻远瞩引领现实的课题，以推动儒学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