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以“造道之极致”为镜子，照出孔门弟子存在境界高下浅深之别，更照出孔门弟子为学病痛。从为后学树立正确为学之方的角度考虑，朱子非常尖锐苛刻地揭露了这些病痛，用毛氏的话说，简直是制造“圣门冤狱”。真相如何呢？我们具体探究一下所谓“圣门冤狱”。
  首先，朱子对孔门弟子并非一味贬斥，而是抱褒贬分明各得其所的态度。尽管在“造道之极致”的标准下孔门弟子显出不足，朱子仍充分赞扬了孔门弟子各自所获得的成就，褒其已成足为后学者师，贬其不足引为后学者鉴。孔门弟子虽未得夫子道全，然得夫子之道之一偏一体，其成就足以为后世之师，远非后人所能达到。如对曾点高明气象、子贡颖悟才质、子路信勇卓著，子夏笃实工夫皆极其肯定。即以对子路评价为例，朱子多次赞其豪迈刚勇，重信轻财，气象高远，学者应以之为师。如《先进》篇“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章注强调子路境界已达到正大高明地步，只是在精微之处有所不足而已，堪为学者百世师而不可轻视之，“言子路之学，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奥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②。
  其次，朱子从理学概念出发，将孔门弟子诠释为理学概念的化身，把他们与理学概念紧密相连并类型化之，朱子对孔门弟子的评论其实表达的是对理学概念的认识，目的是增进学者对理学概念和为学境界的理解，以为己鉴。客观而论，朱子评论孔门弟子，除对颜、曾倍加维护赞颂外，于其他弟子似乎更侧重指出过失，其目的是阐述他“学者虽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致”的为学理念。正是以“求造道之极致”为标准，故《集注》详加挑剔孔门弟子病痛，几乎达到了吹毛求疵地步。然条目挑剔虽多，其义多为重复。在朱子看来，孔门弟子之病痛皆可以类型论之，如子路之信勇而乏义理，子夏之严谨笃厚而气度狭隘，子张之意态高远而无诚实，子贡之聪明博学而务外。朱子对于他们的批评，皆以此类型套而论之，简直成了数学公式。即以子路为例，批评他的用语大致如下：
  子路好勇，盖有强其所不知以为知者。（《为政》篇“由诲女知之乎”章）
  程子曰：“故夫子美其勇，而讥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适于义也。”（《公冶长》篇“乘桴浮于海”章）
  吴氏曰：“勇者喜于有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子路》篇“子路问政”章）
  胡氏曰：“徒知食焉不避其难之为义，而不知食辄之食为非义也。”（《子路》篇“卫君待子而为政”章）
  尹氏曰：“义以为尚，则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阳货》篇“君子尚勇乎”章）
  范氏曰：“子路勇于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学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阳货》篇“女闻六言六蔽”章）
  显然，朱子对子路的评价总体为具信勇而乏义理，如此诠释的效果是把诠释对象子路固定为轻财守信意气用事的侠客形象①，此一类型化形象又套用涉及于子路的所有方面。《集注》关于子张、子夏等弟子的评论皆是如此。不难看出，朱子实际是在有意以一套理学概念诠释孔门弟子，使孔门弟子成为理学概念的符号和代言人。这种概念化、符号化、抽象脸谱化的诠释凸显了孔门弟子气质中真实本质一面，使学者容易把握其特质，如子路成为勇信的符号化身，子张是高远阔大的化身，子夏是谨慎笃厚的化身。该诠释的主观色彩非常明显，朱子在进入文本之前，对诠释对象已有了很强的诠释成见，文本不过是强化、印证了他的成见而已。朱子这种先入为主，以人物特质、理学范畴为中心的诠释手法得到《论语》中因材施教法的支撑。该诠释法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文学作品中一直具有人物性格脸谱化的传统，典型者如《三国演义》中关羽塑造为“忠义”的化身，曹操为“奸诈”的化身，近如对革命英雄人物的塑造，“高干大”形象的出现等，人物皆成为叙述者的理念符号。在朱子诠释中，孔门弟子成为表达其理学概念的符号，孔门弟子所体现的优缺点皆具有了普遍意义，朱子通过扬其优长，揭其缺失这种褒贬分明的揭示对照，达到了给学者树立正确为学之方的目的。
  再次，朱子批评孔门弟子，是要求学者“亦不可骛于虚远，而不察切己之实病也。”①基于这一原则，朱子认为孔门师生之交流多具有指点弟子病痛的意味，其言谈“切于学者之身，而皆为入德之要”。《集注》评论孔子门人时数十次使用“病”这个词，强调成圣之学首要工夫就是反省自身气质工夫的真实病痛。学者先天资质禀赋总是有所缺失，应由后天工夫来消除弊病以变化气质。首要工夫是发现病痛，但人自知甚难，其病痛往往需经他人指点揭示。朱子认为孔子与弟子言谈，就是根据诸弟子资质、工夫、境界，把脉开方，对症下药，其药因人病痛而异，但皆符合“切己”这一原则，如此方能收到效果。如子张有“过高之病”，开出药方是“笃实”。《颜渊》篇“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章注引尹氏说指出，“子张之学，病在乎不务实。故孔子告之，皆笃实之事。”②子贡也有类似毛病，夫子告之近处下手之方。雍也篇“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章注引吕氏说，“子贡有志于仁，徒事高远，未知其方。孔子教以于己取之，庶近而可入。”③在“司马牛问仁”章，朱子特意揭示了孔门之教“切己”特点。他指出，因司马牛病痛与子贡等人不同，故当其问仁时，夫子并不是随便给予答复，而是根据其为学气质病痛，针对性开出适合他的“言忍”这一处方。夫子对学生虽然指点不一，但皆是为帮助弟子认识自身病痛所在，找到修身进德的途径要领，学者对此应深思自考。《颜渊》篇“司马牛问仁”章注，“愚谓牛之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为仁之大概语之，则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终无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盖圣人之言，虽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于学者之身，而皆为入德之要，则又初不异也。读者其致思焉。”①再如对孔子称赞樊迟“善哉问”，朱子注为，“善其切于为己。”皆是点出切己在为学中的重要意义。在《先进》篇“柴愚参鲁师辟由喭”章，朱子引杨时说指出夫子指点四者气质偏颇处，希望他们知道各自病痛，从而针对性地下手用工以克服之，“四者性之偏，语之使知自励也。”②朱子这一诠释定式有着强烈的现实关照，要求学者以“察切己之实病”的方法作为现实工夫指导，在学习《论语》过程中，应将孔子对弟子教导一一自我对照，视为对自身教导并应用到日常实践中，克除自我气质病痛，这即是理学的工夫要义。在“克己复礼”章，朱子引用谢良佐“克己须从性偏处克去”说，提出克己工夫应从气质最偏颇处用工，方能变化气质。谢氏本人也正是由此下手用工，伊川与上蔡别后一年再见，问他做何工夫。谢曰：“也只去个‘矜’字。曰：何故？曰：子细检点得来，病痛尽在这里。若按伏得这个罪过，方有向进处。”伊川点头称赞，“此人为学，切问近思者也。”③
  最后，朱子诠释夫子对弟子的教导时常采用“救失”之说。如“樊迟问知”章注，“此必因樊迟之失而告之。”“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章注，“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子张学干禄”章注，“言此以救子张之失而进之也”“子张问明”章注，“此亦必因子张之失而告之”等。朱子认为，孔子与弟子问答具有十分明确的目的，尤其是多处“问同答异”，更证实了长善救失的问答特点。如关于问孝，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所问相同而夫子所答不同，“子夏问孝”章注引程子说指出，夫子根据弟子自身材质、病痛不同而指点不同，“告懿子，告众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忧之事。子游能养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④孔子的教导指点，带有帮助弟子改正为学进程中缺失不足，使其工夫境界得到完善进步的意味。“救失”和“发病”语义相似，皆是指出弟子不足病痛，前者语气较后者缓和，程度较轻，劝告意味重，多指出问题；后者则语气严厉，带有斥责强调意味，直接点出病痛根源所在。朱子根据孔子与弟子问答之辞，就问题严重与否作出“药病”还是“救失”的判定。
  此外，朱子也采用“警告”之说，表明夫子之言虽不一定针对个人病痛而发，但具有普遍警告意义，学者须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可轻易放过。“警告”说和“药病”“救失”又略有不同，其程度更轻，所指范围更大，警告可指事先提醒，而药病、救失则显然针对事后而行的。就诠释根据来看，警告说也是最牵强猜测的一种。故朱子用词语气也最弱，泛指意味强而贬抑批评意味薄，其意为即便自身无此病痛，亦可以因之提高警惕，此亦反映出朱子诠释的良苦用心。朱子在“子路使门人为臣”章引胡氏说指出，孔子严厉批评子路，目的是警告所有学者，要成为君子就应谨小慎微，时刻保持敬畏之心，不可懈怠细微之事，否则陷于不义而不知也。“而不知无臣之不可为有臣，是以陷于行诈，罪至欺天。君子之于言动，虽微不可不谨。夫子深惩子路，所以警学者也。”①在“子游问孝”章，朱子指出孔子之言是警告子游敬对于孝的不可或缺性，并引胡氏说强调孔子之言虽不一定针对子游病痛而发，但在敬和爱的关系处理上，对子游及其他学者皆具警告意味。“言人畜犬马，皆能有以养之，若能养其亲而敬不至，则与养犬马者何异。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子游圣门高弟，未必至此，圣人直恐其爱踰于敬，故以是深警发之也。’”②再如“宰予昼寝”章亦引胡氏说指出夫子对宰予的批评是为了立定教法，警告弟子谨言敏行，言行一致。“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谨于言而敏于行耳。”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