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儒家向来注重对人格成就层次的品评判定，认为学者在为学境地上存在先后高低之别本是成道进程中应有之事实，能否正视自身为学得失，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自知之明，亦是为学进步之关键。故孔子很注意点评弟子为学得失与境地高下，以促其反省进步。孟子亦注重区别人格层次，通过圣圣之间的相较，彰显了孔子“大成之圣”的崇高地位，确定了“乃所愿，则学孔子也”的为学目标，而且提出了节次分明的善人、信人、美人、大人、圣人、神人之说。理学开创者周、程继承此风并发扬之，他们辨析孔门弟子高下得失，将其划分为两大层次：闻道传道的颜子、曾子与其他未能传道弟子，特别凸显颜子的独特性，树起“学颜子之所学”的理学旗帜，通过辨析颜、孟高下之分，突出颜子“学以至圣”的品质，以建立纯正的为学之方。同时抬尊曾子，确立了他在儒家道统中传道地位。故朱子在《集注》中批评孔门弟子的做法，乃是继承理学家风，《集注》批评孔门弟子的说法多数引自前辈学者即是明证。事实上，在疑经解经风潮涌起的宋代，对孔门弟子高下扬抑成为一种新的风尚。宋儒多倡导以义理解经之模式，主张经典诠释应从个人理性出发进行批判性阐发，以达到针砭工夫弊病的效果。如《集注》对樊迟多有微词，其实北宋苏轼早有此说。朱子在《论语或问》中曾引用并称赞苏氏说：“苏氏曰：孔子之言，常中弟子之过，樊迟问崇德，孔子答以‘先事后得’，则须也有苟得之意也欤？其问知也，‘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教之以专修人事而不求侥幸之福也。其问仁也，曰‘仁者先难而后获’，教之以修德进业而不贪无故之利也。”①
  除受前辈影响外，朱子对孔门弟子的批判诠释主要出于自身理学思想。毛氏认为朱子对孔门弟子横加挑剔，导致“圣门无完行”，制造了“圣门冤狱”。殊不知当朱子以至善、中庸，“造道之极致”作为评判孔门弟子的尺度时，“圣门无完行”之义自可成立。朱子对《大学》“至善”这一概念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他认为至善就是“事理当然之极也”，在三纲八目中居于主导地位，无论明德、亲民皆须止于至善，“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②。从格致诚正修身的内圣一直通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外王，皆须达于至善，有一处未到，即不能算至善。人在道德的修炼中，始终行走在追求至善的道路上。中庸是朱子极其看重的另一概念，朱子指出，“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①中庸就是要求在日用常行中实现事事合宜，此是极难之事，乃儒家至德所在。当朱子以“造道之极致”的至善、中庸来衡量孔门高弟时，故难免见其到处是“病”了。如学而篇“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章注，朱子指出孔子和子贡境界高下在其问答中已彰显无遗，带给学者的教训是不能安于小成，固步自封，而应当追寻道德的最高境界。“故学者虽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致；亦不可骛于虚远，而不察切己之实病也。”②若就孔门高弟所达境地成就，与常人相较，自然难以企及，令人景仰了。但若从“造道之极致”角度来看，不能不承认孔门高弟仍有不足。
  人之为学自然存在境界高下，孔门弟子亦不能外。朱子对孔门弟子境界从上下、平行、前后三个层次进行高下浅深的比较，其意是为了树立为学典范。首先，通过夫子与弟子上下层次间的比较，揭示弟子和孔子境界上的差异，既突出了圣人境界的高远，同时又给学者以警示，促其谦虚反省。如子路篇“仲弓为季氏宰”章注，朱子引程子说指出仲弓心量与圣人存在大小之别，暗示仲弓还须在此方面努力用功。“程子曰：人各亲其亲，然后不独亲其亲。仲弓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便见仲弓与圣人用心之大小。”③其次，朱子更重视弟子之间的平行比较，以见其高下，此意也是顺《论语》中夫子对弟子点评而发。夫子评价弟子，是为了检查他们的修行程度，以发现问题进行纠正。基于确定学习典范的考虑，朱子认为孔门弟子境界大致可分为三等，此等级决定了《集注》的诠释视角。颜子、曾子属于闻道一级，对儒家道统传扬发挥了重要作用，代表了圣贤之学，《集注》对之极力推崇褒扬。如《学而》篇“吾日三省”章，《集注》引谢氏说指出，孔门诸子虽然皆与闻夫子之道，除颜子外真正能够传承夫子之道者唯有曾子，其他诸子有所得亦有所失，夫子之学在其他学派中流传愈远，流弊愈多，已经失去了夫子学的真谛。只有曾子获得真传，并毫无流弊地传给子思、孟子，保持维护了儒家道统的延续，在孔门中居功甚伟，故此对其言语当用心体会。并强调曾子学圣人无弊，对于其流传下来的言语论说当倍加珍惜，可见对曾子之重视。“谢氏曰：诸子之学，皆出于圣人，其后愈远而愈失其真。独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故传之无弊，观于子思孟子可见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尽传于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学者其可不尽心乎！”①此说与朱子在《大学章句序》中确定“曾氏独得其传”的传道地位一致。子贡、子路、子夏、子游、子张等学有所成的弟子为次一级，他们为学有得有失，得多于失，《集注》对之褒贬相间，但他们之间也存在高下之分。其中，子贡、闵子骞境界仅次于颜、曾，要高于其他弟子。《集注》中对子贡批评之辞不少，最终还是肯定子贡仅次颜、曾而终闻夫子之道。《卫灵公》篇“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章注朱子特加按语指出，据《论语》所载夫子与子贡对话之内容和频率，颜、曾以下，当属子贡。朱子之辞虽为推测，要之亦有一定道理。“愚按：夫子之于子贡，屡有以发之，而他人不与焉。则颜曾以下诸子所学之浅深，又可见矣。”②闵子骞境界与颜子相似，要高于子张。《为政》篇“子张学干禄”章注引程子说：“子张学干禄，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为利禄动，若颜、闵则无此问矣。”③以樊迟、司马牛为代表的弟子则属于更下一级，他们为学失多于得，《集注》对之多加贬斥，以为后学者鉴。再次，朱子在诠释中非常注重学者境界的前后变化，以动态观看待孔门弟子为学变化。他认为学者境界总是在不断提升变化中，修道成德变化气质本为一生命历练的动态过程。这就向后学表明，孔门弟子高明境界亦是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对成圣成贤之学应当保有信心。朱子根据夫子与弟子的问答，断定处于何种阶段，对颜子、子贡、樊迟，子路等皆有判定，如《阳货》篇“君子尚勇乎”章注引胡氏说指出此问答反映出子路初学时状态：“疑此子路初见孔子时问答也。”④《先进》篇“回也其庶乎”注引程子说同样指出该问答是子贡年少问学时事，后来已经得闻性与天道之学，自然不会有此问题，“子贡之货殖，非若后人之丰财，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贡少时事，至闻性与天道，则不为此矣”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