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将原本分散独立的四部书（《学》、《庸》实为《礼记》之两篇）凝聚成密不可分、一体贯通的经典系统。就朱子编撰四书过程可知，四书非自始即是一整体，而大致可分为《学庸章句》与《论孟集注》两类。各书系列并非完全对应。如《章句》系列，有《中庸辑略》而无《大学集解》（曾有书稿），有《孟子要略》而无《论语要略》。《论语》有《训蒙口义》而《孟子》则无。各书用力深浅亦自不同。《大学章句》无疑用功最深，《中庸章句》次之，《论孟集注》选用各家注释较多，看似省力些。朱子真正提及“四书”这一名称者极少。《晦庵集》提及“四书”者不过五次左右，见于与杨子直、曹元可、窦文清、蔡季通、向伯元的书信，除与蔡季通书信为丁酉《四书》注解初成时外，其余书信多集中于辛亥前后。《语类》提及“四书”者亦不过4次左右，徐宇、游敬仲辛亥所记2次，袭盖卿甲寅1次，郭友仁戊午1次。
  朱子对四书学著述系列的特色、分工有明确表述。
  《精义》《集解》系列。《论语》则先后有《论语精义》、癸未（1163年）《论语要义》和《训蒙口义》。壬辰（1172年）《论孟精义》、庚子（1180年）《论孟要义》。庚辰年（1160年）写完《孟子集解》初稿，“近集诸公《孟子》说为一书，已就稿。”①《孟子》则先后有丙戌（1169年）前后的《孟子集解》，壬辰、庚子年《论孟精义》《论孟要义》。朱子壬子年（1192年）还专门做了一个孟子原文的选本工作，即《孟子要略》。②朱子对《大学》也有集解工作，虽《大学集解》早佚未传。又名《大学集传》。朱子对该书日渐满意，直至《大学章句》已经大体成熟后，还告之学者可以将该书作为参考。朱子对《中庸》同样做了集解工作。在师从延平时，朱子开始编撰《中庸集说》，搜集洛学各家有关《中庸》见解而成。对《中庸集说》进行修改，改为《中庸集解》。朱熹还指导石子重编写《中庸集解》一书，此后与讲友将石子重书删削改名为《中庸辑略》。朱子直到己酉前尚在修改《中庸辑略》，并提出将该书与《章句》《或问》一并刊刻流行。就此意义而言，《中庸辑略》在《精义》系列中具有独特地位。朱子对二程、张载门下的《中庸》解并不满意，认为或偏差，或多误。
  《或问》系列。《或问》在《精义》、《集解》基础上撰写，与《章句》、《集注》有密切关联，其完成过程略与丁酉年《集注》同步。主要采用辩论设问的方式，辨析《精义》《集解》诸家异同，阐述《章句》《集注》取舍要义所在。丁酉年朱子告之蔡季通，他已撰成与《精义》《集注》并行的《论孟或问》。须注意的是，正如《四书章句集注》包含章句、集注两个系列一样，《四书或问》同样可分为《学庸或问》与《论孟或问》两个系列。二者差别在于《论孟或问》丁酉成书后未再修改，体现《论孟集注》初成时的成果。《学庸或问》则未弃修改。朱子晚年常常将《学庸或问》与《章句》并行刊刻，这与他对《论孟或问》的态度决然有别。
  《章句》《集注》系列。《大学章句》初稿略早于《中庸章句》，二者皆完成于壬辰。癸巳《答林择之》提到《中庸章句》编撰体例和《大学章句》相似，亦是在参考各家基础上提出己说。甲午与吕伯恭、江德功、张南轩等人通信中多次提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记大学后》《书中庸后》分别对二书章句调整进行详细说明。据丁酉《答蔡季通》可知，朱子于该年正式完成了《大学章句》《大学或问》，《中庸章句》、《中庸或问》、《中庸辑略》的撰写。己酉（1189年）正式序定《学庸章句》，标志《学庸章句》的成熟，庚戌临漳任上推行经界时曾刊刻《大学章句》，壬子（1192年）在南康刊刻《大学章句》、《论孟集注》。但朱子对南康刻本也并不满意，不废修订刊刻。去世前三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初成丁酉年，甲辰（1184年）詹仪之和潘畴又将《语孟集注》刊印于德庆。丙午又由詹仪之和赵汝愚分别刊刻于广西静江和四川成都。壬子在南康刊刻《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而后因朱子党禁之厄而遭毁板之令。就朱子自我表述而论，庚戌年61岁为四书定型年代，故在己酉序定《学庸章句》。
  如今方见得分明，方见得圣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岁，方理会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则枉了。自今夏来，觉见得才是圣人说话，也不少一个字，也不多一个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凿。道夫。①
  《章句集注》的核心地位。朱子对诠释《四书》的《精义》、《章句集注》、《或问》诸书性质及关系有明确表述，三者是既有差别又不可脱离，相互依靠的统一体。《章句集注》居于绝对核心地位，与经文最为贴近。它代表了朱子定见，具有“逐字称等”不可移易、不可轻忽的经典性质。朱子对花费四十多年心血的《集注》甚为满意，认为达到了“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的地步，如秤上称过一般，无有高低偏倚，由此进学，成就不可估量。《语类》卷十九言：
  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公子细看。又曰：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节。
  《论语集注》如秤上称来无异，不高些，不低些。友仁。
  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子细看。过。
  某那《集注》都详备，只是要人看无一字闲。僩。①
  朱子因《集注》说过于简洁，不易理解。故撰写《或问》以对《集注》展开详尽阐发，答疑解惑，辨析《精义》诸说，把握《集注》要领。但《或问》的详尽造成文字增多，支离烦琐，反倒增加学习负担。。其实，《或问》受《章句集注》影响，如《大学或问》与《中庸或问》的差别在：《大学或问》负责阐发《章句》未详之处，《中庸或问》则同时肩负阐发章句与辨析诸家说的双重任务，因二程一派对《中庸》有所论说，若不辨析清楚，易给学者造成困惑。
  某作《或问》，恐人有疑，所以设此，要他通晓。而今学者未有疑，却反被这个生出疑！贺孙。②
  某《或问》中已说多了。贺孙。③
  先生说《论语或问》不须看。请问，曰：“支离。”泳。④
  在圣贤之意、经文、章句、或问、精义之间存在层次关系。熟读经文是为了领悟圣贤本意，由经文以通达本意。为读懂经文，必须参考《章句》。章句为经文服务，若读经文不通，可参考章句，判定章句的标准在经文。但为了读懂章句，必须参考《或问》。判定或问的标准在《章句》，或问为《章句》服务，“注脚之注脚”，《或问》在地位次序上居正文、章句之后，主要起答疑解惑的辅助作用。故朱子指出，如无必要，不须参考《或问》。盖此书之作，似有违背夫子教学愤悱启发之弊，且学者无疑生疑。从注释角度言，则存在一个从外在辅助读本到接近圣贤本意的由低浅到高深的次第，即或问、章句、经文、本意，在此由低到高、由高到低的循环往复的双向系列中，关键在于工夫，必须苦下工夫，方可了然于心。随着境界的提升、理解的加深，逐步丢下作为辅助的或问，然后是章句、正经、最后连正经也放下，即得意忘言境地。在朱子看来，学习的过程是逐步放弃注本的过程，注本越来越少才好。越离不开注本，注本越多，恰恰说明理解水平太低，始终停留于粗浅阶段。故朱子曾鼓励学者应当放弃注本，尤其是《或问》。《语类》卷十四言：
  只如《大学》一书，有正经，有注解，有或问。看来看去，不用《或问》，只看注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经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学》在我胸中，而正经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圣贤许多工夫，亦看圣贤底不出。大雅。①
  子渊问《大学或问》。曰：“且从头逐句理会，到不通处，却看《章句》。《或问》乃注脚之注脚，亦不必深理会。”贺孙。②
  正因如此，朱子态度有时显得很矛盾，曾反思自家对经典诠释文字过多，反造成学习理解障碍。“某所成《章句》、《或问》之书，已是伤多了。当初只怕人晓不得，故说许多。今人看，反晓不得。贺孙。”③但更多时候，朱子还是肯定注解工作必要，指出《大学或问》有其必要意义，尤其体现在对核心难懂的格物、诚意章辨析上。鉴于《大学或问》自成一体的特点，朱子提出于此书应当融会贯通，互相参照，不可割裂看。
  朱子定位《集注》与《集义》的关系是精髓与皮毛。《集注》对前辈说已撮其大要，并无半个闲字，一字不可轻易放过，具有以一当十的效果，故无需再向外添加前辈说。意味着《集注》在继承前人之说上的集大成性。对《集义》的掌握需要相当辨别工夫，盖《集义》驳杂、容有是非掺杂、瑕瑜互见的情况。《集注》则是对《集义》去芜存精加工的善本，其义理完全可靠，只是省略了过程，文字简易，学者又不容易体会其字里行间的要义所在。朱子提出的办法是，读熟《集注》，在此基础上，再看《集义》，由此二书异同来体会去取淘汰之意。但对《集注》的真切把握又应建立在对《集义》的辨析思考上，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需要耗费大量心力、智慧。《精义》作为诸家说的集合，是《集注》的铺垫，朱子自身在熟读《精义》诸家说基础上，经过对各家说法的异同比较辨析，达到了自出手法地步。可见《精义》在《集注》中扮演了阶梯角色。朱子一方面指出，《集注》来源于《集义》又高于《集义》，是对《集义》的精炼提升超越，在取舍诸家说的过程中达到了精妙确当、严谨细密、无可移易的地步，在此意义上，学者掌握《集注》即可，不需要再学习《集义》。但同时又指出，《精义》诸说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因《集注》过于简要平易，学者不易把握其中要妙。若能对《集注》所取诸家说来龙去脉有所了解，对理解《集注》大有必要。故此应学习《精义》，借此为梯以通达道理。
  《集注》乃《集义》之精髓。道夫。①
  且说《精义》是许多言语，而《集注》能有几何言语！一字是一字。其间有一字当百十字底。②
  前辈解说，恐后学难晓，故《集注》尽撮其要，已说尽了，不须更去注脚外又添一段说话。③
  须借它（《集义》）做阶梯去寻求，将来自见道理。④最后，略论一下朱子诠释《四书》的态度与方法。朱子《四书》诠释的成功在于态度和方法。他主张解经根本在谨守经义“本分”“代圣贤立言”，而不是立己之言，这是他解经第一原则。宋代疑经解经风潮甚为流行，“六经注我”的义理解经风气大行其道，朱子对此颇有不满。圣人之言有具体语境，有特定针对对象，批评伊洛诸家虽才气高，虽然有得，其一时所见，却偏离本意。故《集注》于二程诸家说，即便思想深刻，然不符合本意者，常不选取。最终朱子对经典的解释超越了二程，取得了“至先生而后大明”的效果。其次，朱子诠释《四书》态度极为认真，战战兢兢，对每一用词皆费尽心力，称量轻重适中，方敢写出，生怕误解圣贤本意。连无关紧要的虚词，亦从训诂解之，达到丝毫不漏的精细地步，树立读书仔细的榜样。再次，对二程诸家说，朱子指出须详加辨析。因二程之说常有自相矛盾之处，未见得符合本意。《集注》与二程说之不同，显示了朱子的独立精神。朱子每次修改注释，皆是有意而为，不可轻视。修改的原因在于难得恰好文字，既要表达自身义理，又要符合经文原意。朱子对解经有强烈嗜好，人劝他少著书，或者从大纲立论，遭到朱子批评。认为大纲虽好，然不够细致，因为正谬往往仅在毫忽间，故须穷尽一切。
  然某于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且如伊川解经，是据他一时所见道理恁地说，未必便是圣经本旨。要之，他那个说，却亦是好说。道夫。
  每常解文字，诸先生有多少好说话，有时不敢载者，盖他本文未有这般意思在。道夫。
  某解书，如训诂一二字等处，多有不必解处，只是解书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贺孙。
  方伯谟劝先生少著书。曰：“在世间吃了饭后，全不做得些子事，无道理。”①
  黄榦曾回忆朱子对《集注》的修改费尽心力，为安顿一字而数日不安而夜不成寐。“先师之用意于《集注》一书，余尝亲睹之。一字未安，一语未顺，覃思静处，更易不置。或一日二日而不已，夜坐或至三、四更。”①朱子认为，诠释的最高境界，就是要实现与圣贤同心，达到了己心与圣贤之心的相合，故判定诠释的好坏即在于是否令圣贤点头称是。“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须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将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须自家说时，孔孟点头道是，方得。”
  朱子对自身学习《四书》的方法多有揭示。认为《大学》须花费数月工夫，《论》、《孟》则要两三年工夫。“可将《大学》用数月工夫看去。”力行。②“《语》、《孟》用三二年工夫看。”德明。③提出研读《学》《庸》的办法是句句理会，互相印证阐发。横渠云：“‘如《中庸》文字，直须句句理会过，使其言互相发。’今读《大学》亦然。”④于《论》、《孟》当专一沉潜，自然自得。“沉浸专一于《论》、《孟》，必待其自得。”⑤在把握文义基础上细加玩味，每日少读精思，以身体之，切实不虚。“《论语》难读。日只可看一二段，不可只道理会文义得了便了。”贺孙。⑥读书看诸家异同最妙。吾等今日读朱子，亦当观朱子异同。“凡看文字，诸家说异同处最可观。某旧日看文字，专看异同处。”⑦读书贪多最为大病，仔细为要。“读书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会不得。”⑧独处深思，精专透彻，方得效用。“看文字，却是索居独处好用工夫，方精专，看得透彻，未须便与朋友商量。”⑨信而能疑，当经历由信到疑的过程。“某寻常看文字都曾疑来……久之，方见其未是。”⑩工夫当勿忘勿助，勿高勿虚，反思自家曾裹入流行之解经风气中，高谈义理。后经延平指点，方刻意经学，于经典中推见实理。“故教之养气工夫缓急。云不必太急，不要忘了，亦非教人于无着摸处用工也。某旧日理会道理，亦有此病。后来李先生说，令去圣经中求义。某后刻意经学，推见实理，始信前日诸人之误也。”大雅。①朱子反思自家之学乃是铢累寸积之学，此针对的是好高捷径之学。“某不敢自昧，实以铢累寸积而得之。”②提出读书不可挑读、快读，主张应玩味体察，“须是熟方得”，处处皆精义，道理自然显现。“《论语》须是玩味。今人读书伤快，须是熟方得。”③主张于《四书》当“日日认过，只是要熟”。“如鸡伏卵，温故自成”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