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对《四书》次序安排有明确表述，从为学由易到难的角度依次为：《学》《语》《孟》《庸》。
  《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此类次序为最常见者，在文集中共出现7次，其年代多在朱子六十以后，代表了朱子成熟思想，在后世甚为流行。朱子特别强调，《大学》在《论语》之前、《中庸》在《孟子》之后的次序不可颠倒，表明他当时已警惕、担心后学对此次序有所误解。“且如今书四子之说，极荷见教，然此书之目，只是一时偶见《大学》太薄，装不成册，难作标题，故如此写。亦欲见得四书次第，免被后人移易颠倒。”①在《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中，朱子提及二程据著者顺序提及四书次序为《学》《语》《庸》《孟》，“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但在结束本文时朱子特别强调，虽然依据著者顺序，《中庸》先于《孟子》，但在为学次第上，必须先《孟子》后《中庸》，这才符合为道次序。“抑尝妄谓《中庸》虽七篇之所自出，然读者不先于《孟子》而遽及之，则亦非所以为人道之渐也。”朱子对《四书》次序的这一安排在朱子后学中得到较多认同，黄榦在《朱子行状》中将此顺序视为朱子定见，“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此外如《朱子语类》编者黄士毅、黎靖德、胡炳文《四书通》及四库本《四书章句集注》等，在分类上皆采用此序。
  但朱子在言及四书次序时，情况复杂，非皆照此次第提及。我们认为，判定朱子《四书》排序须从庚戌后才有效用，盖至此时，朱子《四书》系统的思想、次第观念才确立起来。正如郭齐先生所论，“朱熹早年对《四书》次序也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时期朱熹提到《四书》时，其次序是十分随意。……到了60岁前后，由于撰写《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对这书有了更深的认识，朱熹才逐渐注意到《四书》的相互关系，从而对其先后次序形成了明确的观点”②。其次，朱子行文中四书排列先后并不代表朱子对四书学习顺序的看法，必须放到具体语境中方可。据陈逢源先生研究，《朱子文集》涉及四书次序尚有以下情况：《论》《孟》《学》《庸》。此次序有3次，分别为35岁与陈明仲、55岁与胡季随的通信，乃朱子四书思想尚未成熟时看法。此类可注意者，《论孟集注》、《学庸章句》两大系列并提，《论》《孟》在前、《学》《庸》在后的次第源于《四书》的历史影响、相互关系和朱子撰述特点。
  《论》《孟》《庸》《学》。此次序有6次，其中3次见于《答吕子约》。2次见于《答罗参议》，1次见于《答潘叔昌》。但据学者考证，《答罗参议》书乃作于朱子早年学尚未成的1165年，与答潘、吕之书相差约20年之久，后者已是朱子思想几乎成熟时期。故它仍然体现《集注》、《章句》两个系列特点。此次序恐是朱子据具体对象学习《大学》弊病而提出。《答黄直卿》言：“《大学》诸生看者多无入处，不知病在甚处。似是规摹太广，令人心量包罗不得也。不如看《语》、《孟子（诸本皆无‘子’字）》者，渐见次第。”①
  《学》《庸》《论》《孟》。此次序仅1次，见于57岁《答潘恭叔四》（《文集》卷五十）然此种安排在后世版本中甚为流行，今人对此多有不解，认为是后世学者任意颠倒朱子安排。如郭齐针对此次序提出批评，“宋末以来，许多《四书》研究者忽略了朱熹对各书次序的看法，而将其顺序任意颠倒。”②陈逢源认为此类次序完全是出于刊刻方便，没有多大意义。笔者认为除上述原因外，其实亦是朱子《四书》以类相从原则的体现，符合《四书章句集注》的形成过程。《四书章句集注》这一称呼即表明全书由章句、集注两个系列构成，体现了章句在前，集注在后的特点，就四书系统而言，《学》《庸》《论孟》分别为关系更紧密的小系统。《学》《庸》皆为篇幅短小之文，皆为章句，皆有序，皆来自《礼记》，皆是纲领性讲法，《学庸或问》皆受到更高重视，《学》《庸》一体化影响后世更大。反之，《论》《孟》是分量更大、内容更驳，单独成书的著述，而加以集注化。就道统传承言，曾子、子思的传承，孔孟的传承也是可以成立的。有时朱子就往往省去前者，而直接提及孔孟之传。朱子转述、刊刻过程中，《学庸章句》与《论孟集注》常常分开刊刻，如将《学》、《庸》割开编排，反而不便。故此种编排最为流行。《四库全书》所收《四书》论著以此类为多，今刊本亦多取此序。
  《学》《论》《庸》《孟》。按：此次序有7次，皆在朱子60岁左右。《书临漳所刊四子后》此跋明确指出，行文所言四书次序并不代表排列次第。陈逢源则以此次序为据，批评朱子《学》《语》《孟》《庸》次第，说，“须由《大学》而《论语》《孟子》，再至《中庸》的进学方式，断定《四书章句集注》应以此为序，于是其中失去统绪，结构颇有扦格。”“分析《大学章句序》《中庸章句序》文意脉络，按核《朱子文集》，以及相关语录，似乎必须回归于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序，重新排定《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四书次第，方能彰显朱熹建构道统的深意。”①此说可再作讨论。首先朱子反复强调《大学》在前定规模，《中庸》在后观发越。《书临漳所刊四子后》特意强调《中庸》在《孟子》前，乃是就道统言，但就为学来说，则须先《孟子》、后《中庸》。其次，陈氏认为此次第分别对应孔子、孔门弟子、子思、孟子，但这样一来，曾子则不显矣。如将《大学》完全视为“孔氏遗书”，似不合朱子经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之意。再次，朱子在四书中对道统思想有充分的阐发。但“道统”毕竟属于思想理论的建构，《四书集注》的安排则着眼于具体工夫，要给予学者入门为学的实际指导，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易到难，故此种编排次序不应视为朱子定见。《大学》在《论语》之前除非从为学次第角度考虑，否则无论从道统、作者先后角度都是很牵强的。《语》、《庸》、《孟》的次第从道统、作者角度考虑则很顺畅。据此，我们应认为朱子对此次第的不同表述综合了为学与道统。
  《论》《学》《庸》《孟》。按：此类次序仅见于《潘氏妇墓志铭》（《文集》卷九十二）。其次第似乎为孔、曾、思、孟的道统。据此，朱子关于《四书》次第安排主要有三种，皆有其各自理由。一是据为学次第的《学》《语》《孟》《庸》，二是兼具为学和道统的《学》《语》《庸》《孟》，三是据《四书》内在关系的二分特点、形成过程的《学》《庸》《语》《孟》。这种多样而非单一的组合表明了《四书》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