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四书》定位
  朱子常在比较视野下判定《学》、《庸》、《论》、《孟》的定位和特点，涉及著者、文本、义理诸方面。《四书》尽管各有特点，但一理贯通，无有高下之分。既“各自精细”，又“真实工夫只一般”。如《论语》就个别事实说，《中庸》就理上说，但在究竟义理上，二者无别，仅是表述不同而已。须把握《四书》异中有同的特点，不可为其表面差异所迷惑。圣人之书，各有差别，不可执一不变。学习方法亦应有针对性的变化，如此方易契入。能否把握《四书》异同，乃学习《四书》的应有之义。如《中庸》皆言义理，故应以思索为主；《大学》仅说工夫节目，应以践行为主。
  朱子指出《大学》交代了古人为学次第，清楚易懂，确实可行，不应到无形无影处理会。《大学》在《四书》系统中的特殊处在于首尾完备，前后贯通，相互发明，均匀一致。而其他三书则杂乱无序，不易把握。总之，《大学》是纲领，《论》、《孟》就具体经验事实阐发。具体言之，《大学》一书重心在前，后面只是对前面的重复重叠。其纲领在明明德，着力在格物。格物工夫是成就圣贤的普遍路径，对于任何资质之人皆适用，格物承担了引导学者齐入圣贤境遇的任务，具有普世意义。故《大学》本领全在乎格物上。
  此书前后相因，互相发明，读之可见，不比他书。他书非一时所言，非一人所记。惟此书首尾具备，易以推寻也。①
  朱子主张《论语》编撰者当为曾子、有子弟子，且篇章存在些微残缺，特别是后面数章难解处增多。“古书多至后面便不分晓。《语》、《孟》亦然。”②《论语》的特点是句句事实，随机发问，灵活多变。故《论语集注》注重挖掘对话背景和史实补充。朱子对全书的认识基于两分视角，于孔、颜、曾之言认为至善无暇；若他人之说，则多有不满。
  关于《孟子》的作者，《孟子集注》并存孟子自著与弟子所著两种观点，朱子更倾向于孟子自著，否则不可能如此通贯畅达、明白亲切，但亦未否定有弟子润色处。鉴于《孟子》自成文字特点，特别强调学习该书须熟读成诵，以求贯通，由此还可悟到写作方法。又鉴于《孟子》一书难以把握要领的特点，晚年特意挑出其要领所在，编撰《孟子要略》。
  《孟子》之文，恐一篇是一人作。又疑孟子亲作，不然，何其妙也！岂有如是人出孟子之门，而没世不闻耶！方。①
  读《孟子》，非惟看它义理，熟读之，便晓作文之法：首尾照应，血脉通贯，语意反复，明白峻洁，无一字闲。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僩。②
  朱子通过《语》、《孟》比较的方式阐发了二者异同。他以一生学习实践之体会，称赞论孟义理高深，无有其比。又指出《论》《孟》之别客观存在，圣贤教人，门户各自不同。二者存在错杂与整齐，自然与张扬，朴实与虚灵，从容与充扩，简易与费力，事实工夫与理义存心，平淡与紧切，含蓄与外露，精密与疏脱，广大与逼仄，纯正与瑕疵之别。总之，《论语》可包《孟子》之言。《语类》卷十九于此有详尽比较。
  关于《中庸》。朱子将《中庸》定位为深妙高远之书，“是直指本原极致处。”奠定了儒家形上基础，而多讲鬼神、天道性命等无形影之事。其义理深奥而不宜初读，故学者当明白道理了，方可自此而入，以资印证。因《中庸》多上达本体而少下学工夫，故在《四书》次序中，前三书是基础，《中庸》为压轴，须在学习三书基础上再研读《中庸》。朱子对《中庸》章句下了很大功夫，为此与好友吕、张进行多次讨论，主张《中庸》各章次序谨严，枝叶相对，浑然一篇。又指出《中庸》虽兼具精粗本末，但尚未达到完备无缺的地步，指末处偏少也。“《中庸》一书，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不知怎生做得一个文字齐整！方子。”③
  《大学》居首。在《四书》系列中，各书所承担地位不一。《大学》居于入德之门，《四书》之首的优先地位，这是从教法、实际修为的角度立论，是在与其他三书的比较中，在整个《四书》系列中提出的。《大学》作为入德之门虽来自二程说，并非一人私见，朱子继承发扬此一观点。《答杨子直》言：“只如《大学》，据程先生说，乃是孔氏遗书，而谓其他莫如《论》、《孟》。则其尊之固在《论语》之右，非熹之私说矣。”①
  《大学》居于四书之首的最大障碍是《论语》，《论语》在儒家经典中历来就居于经典地位，反映的是圣人思想。为此，二程提出《大学》乃孔子亲手所写遗留下来的著作，较之弟子记载的《论语》更具可靠性和准确性。朱子认为，《四书》作为一系统，义理上一以贯之，并无高低之分。但在教法上，存在先后难易之别。《大学》作为四书之首，因为它是“入德之门户”，进入整个《四书》系统，必须由此门户而入，由此门户奠定规模，方可学习其他三书。“《大学》一篇，乃入德之门户，学者当先讲习，知得为学次第规模，乃可读《语》、《孟》、《中庸》。”②
  朱子自认《四书》之中用功最多，成就最大者为《大学》，《大学》是《四书》中历来关注最少，而却是朱子用力最多者，朱子给予了《大学》无比之重视，最终奠定了《大学》在后世的崇高地位。朱子于《大学章句》感情无比深厚，时有流露。自言此书可视为一生代表作，突破了前贤所见，耗费一生心血，可与司马光对《资治通鉴》相比。与《大学》相比，《论》、《孟》、《中庸》却不算用力。朱子对《大学》的最直接工作是增削调整文本，以为其思想系统服务，对《大学》一经十传格局的调整使其成为一个系统完备、结构谨严的著作，对明德、格物、至善、诚意诸概念的阐发，直接奠定了理学发展的话语体系。最终《大学章句》的影响盖过了郑玄传下来的古本《大学》。
  某于《大学》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鉴》，言：“臣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某于《大学》亦然。《论》《孟》《中庸》，却不费力。友仁。
  说《大学》《启蒙》毕，因言：某一生只看得这两件文字透，见得前贤所未到处。贺孙。①
  《大学》成为整个《四书》的灵魂，格物、诚意之说贯穿全部《四书》，在《论》、《孟》、《庸》中无处不在。故可以说，不理解《大学章句》，就无法理解朱子《四书》。这也是朱子一再强调先掌握《大学》然后学习《语》、《孟》的原因。朱子明确告诉学生，如果只读一本书，那就读《大学》，突出了《大学》的“唯一性”。“问：‘欲专看一书，以何为先？’”曰：“先读《大学》，可见古人为学首末次第。淳。”②
  朱子对《大学》在四书系列中的地位做了详尽说明。《大学》具有条理清楚严谨、义理周遍精密、简易可行的特点，朱子以“间架”“行程历”“纲目”“大坯模”“田契”“食谱”等形象说法强调《大学》在四书系统中的纲领性、奠基性。《大学》安排了层次分明的工夫节目，《论》、《孟》、《庸》可谓皆是《大学》的填补与展开。掌握了《大学》，学习任何经典皆具有提纲挈领、事半功倍的效果。
  今且须熟究《大学》作间架，却以他书填补去。大雅。③
  《大学》如一部行程历，皆有节次。今人看了，须是行去。自修。④
  作为儒家立教传法的大典，《大学》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意义，特别对后世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应在熟读《大学》的基础上去学习《论》、《孟》。《论》、《孟》好比《大学》碗中之肉菜，是对《大学》的充实，《大学》是“匡网”，已包括了《论》、《孟》要领。与《大学》相比，《论》、《孟》虽然紧切，但内容参差不齐、高低有别，不如《大学》整齐均匀。故从为学难易急缓的角度，应当先《大学》而后论孟。朱子以自身经历为例，谆谆告诫学者，读透《大学》是研读包括《论》、《孟》在内一切书籍的要领，精通《大学》，则一通百通，一往无碍。
  公读令《大学》十分熟了，却取去看《论语》、《孟子》，都是《大学》中肉菜，先后浅深，参差互见。若不把《大学》做个匡网了，卒亦未易看得。贺孙。①
  是书垂世立教之大典，通为天下后世而言者也。……《论》、《孟》之为人虽切，然而问者非一人，记者非一手，或先后浅深之无序，或抑扬进退之不齐，其间盖有非初学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书而后《论》、《孟》，盖以其难易缓急言之……以是观之，则务讲学者，固不可不急于《四书》，而读《四书》者，又不可不先于《大学》，亦已明矣。②
  《大学》在四书系统中具有奠定为学规模的意义，亲切好懂，故居《四书》之首。《论语》次之，它树立了为学根本，多为对日用工夫的朴实阐发，但文字松散，义理不一，故初学不易把握；《孟子》则是对《四书》义理的发扬阐发，能够感动激发人心，《中庸》工夫细密、规模广大、义理深奥，最为难懂，故作为《四书》殿军。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宇。③
  （二）六种排序
  朱子对《四书》次序安排有明确表述，从为学由易到难的角度依次为：《学》《语》《孟》《庸》。
  《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此类次序为最常见者，在文集中共出现7次，其年代多在朱子六十以后，代表了朱子成熟思想，在后世甚为流行。朱子特别强调，《大学》在《论语》之前、《中庸》在《孟子》之后的次序不可颠倒，表明他当时已警惕、担心后学对此次序有所误解。“且如今书四子之说，极荷见教，然此书之目，只是一时偶见《大学》太薄，装不成册，难作标题，故如此写。亦欲见得四书次第，免被后人移易颠倒。”①在《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中，朱子提及二程据著者顺序提及四书次序为《学》《语》《庸》《孟》，“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但在结束本文时朱子特别强调，虽然依据著者顺序，《中庸》先于《孟子》，但在为学次第上，必须先《孟子》后《中庸》，这才符合为道次序。“抑尝妄谓《中庸》虽七篇之所自出，然读者不先于《孟子》而遽及之，则亦非所以为人道之渐也。”朱子对《四书》次序的这一安排在朱子后学中得到较多认同，黄榦在《朱子行状》中将此顺序视为朱子定见，“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此外如《朱子语类》编者黄士毅、黎靖德、胡炳文《四书通》及四库本《四书章句集注》等，在分类上皆采用此序。
  但朱子在言及四书次序时，情况复杂，非皆照此次第提及。我们认为，判定朱子《四书》排序须从庚戌后才有效用，盖至此时，朱子《四书》系统的思想、次第观念才确立起来。正如郭齐先生所论，“朱熹早年对《四书》次序也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时期朱熹提到《四书》时，其次序是十分随意。……到了60岁前后，由于撰写《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对这书有了更深的认识，朱熹才逐渐注意到《四书》的相互关系，从而对其先后次序形成了明确的观点”②。其次，朱子行文中四书排列先后并不代表朱子对四书学习顺序的看法，必须放到具体语境中方可。据陈逢源先生研究，《朱子文集》涉及四书次序尚有以下情况：《论》《孟》《学》《庸》。此次序有3次，分别为35岁与陈明仲、55岁与胡季随的通信，乃朱子四书思想尚未成熟时看法。此类可注意者，《论孟集注》、《学庸章句》两大系列并提，《论》《孟》在前、《学》《庸》在后的次第源于《四书》的历史影响、相互关系和朱子撰述特点。
  《论》《孟》《庸》《学》。此次序有6次，其中3次见于《答吕子约》。2次见于《答罗参议》，1次见于《答潘叔昌》。但据学者考证，《答罗参议》书乃作于朱子早年学尚未成的1165年，与答潘、吕之书相差约20年之久，后者已是朱子思想几乎成熟时期。故它仍然体现《集注》、《章句》两个系列特点。此次序恐是朱子据具体对象学习《大学》弊病而提出。《答黄直卿》言：“《大学》诸生看者多无入处，不知病在甚处。似是规摹太广，令人心量包罗不得也。不如看《语》、《孟子（诸本皆无‘子’字）》者，渐见次第。”①
  《学》《庸》《论》《孟》。此次序仅1次，见于57岁《答潘恭叔四》（《文集》卷五十）然此种安排在后世版本中甚为流行，今人对此多有不解，认为是后世学者任意颠倒朱子安排。如郭齐针对此次序提出批评，“宋末以来，许多《四书》研究者忽略了朱熹对各书次序的看法，而将其顺序任意颠倒。”②陈逢源认为此类次序完全是出于刊刻方便，没有多大意义。笔者认为除上述原因外，其实亦是朱子《四书》以类相从原则的体现，符合《四书章句集注》的形成过程。《四书章句集注》这一称呼即表明全书由章句、集注两个系列构成，体现了章句在前，集注在后的特点，就四书系统而言，《学》《庸》《论孟》分别为关系更紧密的小系统。《学》《庸》皆为篇幅短小之文，皆为章句，皆有序，皆来自《礼记》，皆是纲领性讲法，《学庸或问》皆受到更高重视，《学》《庸》一体化影响后世更大。反之，《论》《孟》是分量更大、内容更驳，单独成书的著述，而加以集注化。就道统传承言，曾子、子思的传承，孔孟的传承也是可以成立的。有时朱子就往往省去前者，而直接提及孔孟之传。朱子转述、刊刻过程中，《学庸章句》与《论孟集注》常常分开刊刻，如将《学》、《庸》割开编排，反而不便。故此种编排最为流行。《四库全书》所收《四书》论著以此类为多，今刊本亦多取此序。
  《学》《论》《庸》《孟》。按：此次序有7次，皆在朱子60岁左右。《书临漳所刊四子后》此跋明确指出，行文所言四书次序并不代表排列次第。陈逢源则以此次序为据，批评朱子《学》《语》《孟》《庸》次第，说，“须由《大学》而《论语》《孟子》，再至《中庸》的进学方式，断定《四书章句集注》应以此为序，于是其中失去统绪，结构颇有扦格。”“分析《大学章句序》《中庸章句序》文意脉络，按核《朱子文集》，以及相关语录，似乎必须回归于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序，重新排定《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四书次第，方能彰显朱熹建构道统的深意。”①此说可再作讨论。首先朱子反复强调《大学》在前定规模，《中庸》在后观发越。《书临漳所刊四子后》特意强调《中庸》在《孟子》前，乃是就道统言，但就为学来说，则须先《孟子》、后《中庸》。其次，陈氏认为此次第分别对应孔子、孔门弟子、子思、孟子，但这样一来，曾子则不显矣。如将《大学》完全视为“孔氏遗书”，似不合朱子经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之意。再次，朱子在四书中对道统思想有充分的阐发。但“道统”毕竟属于思想理论的建构，《四书集注》的安排则着眼于具体工夫，要给予学者入门为学的实际指导，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易到难，故此种编排次序不应视为朱子定见。《大学》在《论语》之前除非从为学次第角度考虑，否则无论从道统、作者先后角度都是很牵强的。《语》、《庸》、《孟》的次第从道统、作者角度考虑则很顺畅。据此，我们应认为朱子对此次第的不同表述综合了为学与道统。
  《论》《学》《庸》《孟》。按：此类次序仅见于《潘氏妇墓志铭》（《文集》卷九十二）。其次第似乎为孔、曾、思、孟的道统。据此，朱子关于《四书》次第安排主要有三种，皆有其各自理由。一是据为学次第的《学》《语》《孟》《庸》，二是兼具为学和道统的《学》《语》《庸》《孟》，三是据《四书》内在关系的二分特点、形成过程的《学》《庸》《语》《孟》。这种多样而非单一的组合表明了《四书》的复杂性。
  （三）四书与五经
  在建构四书学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与五经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朱子明确从为学工夫、义理亲切的角度肯定四书优先于五经，以“禾饭“‘阶梯”的形象譬喻传达了四书、五经之间的难易、远近、大小关系。
  禾饭之喻。五经是禾，四书是米，四书是可以直接滋润身心的精神食粮，五经则尚须一加工成饭的过程。“《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①米本源于禾，是对禾的加工，但米较之禾，具有精细、洁白、现成、纯粹不杂的优点。四书与五经关系亦然。四书是可直接取用的现成义理之学，五经尚涉及史学、文学等外在博杂之学，对其义理的获得须经过复杂艰难的辨析提取过程。在朱子看来，义理之学应是一切学问的根本。在此意义上，五经不够纯粹、集中、清楚，对学者来说，直接学习四书，较之五经显然更为容易和有效。故从教法、效用的角度，朱子也是先四书后五经。此即“《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②。
  阶梯之喻。朱子尽管置《四书》于五经之先，但并未否定五经的重要性，强调应在《四书》基础上学习五经，如此更为见效。四书是达到六经的阶梯，似乎仅是手段，六经才是最终目标所在，其实不然。此喻还是突出《四书》的重要，《四书》作为过程、手段、前提，对于目标的达成具有决定意义。朱子对四书五经关系的认识继承了二程关于二者存在难易、远近、大小关系的看法。“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③朱子以自身为学实践指示学者，就四书现成道理探究，必定有所收获。在此基础上再学习其他经典，则更易见效。“今学者不如且看《大学》《语》《孟》《中庸》四书，且就见成道理精心细求，自应有得。待读此四书精透，然后去读他经，却易为力。”①
  朱子对《四书》、五经态度的差异亦见诸其著述。他完成的五经著作仅有《周易本义》、《周易启蒙》、《诗集传》，《尚书》、《仪礼》主要由弟子完成。且对五经之一的《春秋》无甚好感，多有批评。这与他全面推崇《四书》明显有别。朱子视《四书》为整个为学之本，掌握《四书》，对理解其他著作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四书》与它书存在本末关系。《四书》所体现的义理之学为本，史学、文学为末，文史可以作为四书义理学的必要补充，但不可颠倒本末，以史学、文学取代《四书》。这在朱子与浙东学派、刘子澄、程洵的讨论中有清楚表述。
  “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如《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盖卿。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