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四书乃《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部儒家经典之合称，四书之名与宋代理学之勃兴，尤其是朱子学崛起有莫大关联。在朱子之前，并未有人将此四书视为一体而综合研究之。正如《四库全书总目》言，“《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祐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①就经学史来看，这四部儒家经典地位本就不同。《论语》为孔子与弟子言论对答记录，在汉代即受重视，此后一直备受尊崇。《中庸》、《大学》分别为《礼记》之三十一、四十二篇，并未特受重视。自唐韩愈、李翱始倡言二篇，至宋代学者才大力张扬之，理学创立者二程兄弟于此尤有功焉。《孟子》一书，至东汉末年，始有赵岐为之作注，此后复归于默默。其命运转机之先兆，亦始于韩愈之推尊，迄于宋代，则学者呈现出尊孟与非孟两种对立观点，为此发生一场长达百年的争论，直至朱子为《孟子》作注，将其编入《四书》，《孟子》在儒学中的经典地位才得以稳固确立。①
  朱子对《四书》的贡献，首在于将分散独立的《学》、《庸》、《论》、《孟》视为一相互贯通的思想有机体，将理气、心性等理学思想融入到《四书》注释中，形成了《四书集注》这一经学与理学合一的新经学系统。一方面，朱子坚持从经学的章句、注释之学入手，对古本《学》、《庸》重新加以分章别句，增删调整，分经别传，透过精细的章句工作，使二书的条理性、可读性为之一变。对《论》、《孟》则以二程之学为主，搜集汉宋诸家之说，赋予二书义理之学的特征。另一方面，朱子认为四书是一个围绕道统、道体、工夫、圣贤气象所展开的关联一体的思想系统，此系统以理学思想为根基，重建了儒家的价值观念和经典系统，阐发了足与佛老抗衡的安身立命之道、内圣外王之学，标志着儒家思想进入了“四书学”这一新时代。后世儒学的发展，实际皆以《四书集注》为中心，涌现出不计其数、体裁各异的《集注》注释之作。
  朱子四书学构建了一个不同于之前儒学的新思想系统，提出了一大批具有创新意义的哲学话语。此一新系统以理先气后为前提，理气同异为核心，理一分殊为展开，以理解仁，以理释性，将天理作为标示最高意义的存在与价值合一、超越与内在一体的范畴。以理气在逻辑上的“一而二”与存在上的“二而一”为基础，自然推出人性先天本来的圆满具足与后天存在的亏缺偏颇，由此详细阐发了以复性为指归的变化气质工夫。工夫的展开又奠基于对人之心性情的认识，以儒学体用论为框架，主张横渠提出的“心统性情”论，妥善解决了心、性、情三者在工夫系统中的位置。摒除了魏晋玄学及李翱主张的性善情恶、灭情复性说，而以中和之说给予了情应有之正面地位。故此，工夫之关键在于对治阻碍本性呈现的气质之偏与保持作为心之所发的情欲的合理性，以理治欲，故“存天理，灭人欲”可谓朱子学及宋明理学之总纲，其目的并非如流俗所误解之剥夺人之一切欲望，否则即陷入其所批评的“无情”之论了，乃是将人之情欲复归于发而皆中节的中和状态，以成就其圣贤人格。它对治的恰恰是流俗之“过情纵欲”与佛老的“灭情去欲”，而止于从心所欲不逾矩之率性顺情。
  朱子四书学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工夫教化系统。此一工夫系统具有精整、严密、双向并进的特点。简言之，它以知行范畴为中心，以进学以致知，主敬以穷理为纲要，故此，一方面继承孔孟哲学中固有的工夫范畴，并赋予其新的深刻意义，如忠恕、存养、克己复礼等，同时又特别抉发了格物、诚意、慎独等在工夫系统中的独特性。朱子的《四书》工夫以知与行、省察与存养、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两轮、双翼为骨架，其余工夫皆可填充于此。此两轮工夫理论上似乎有先后，如知先行后，而实践中实无先后，不可等待。乃是即知即行，知行一体，交错并进，最终所实现之真知，实内在蕴含了必行之知。较之先秦儒学，朱子对格物、诚意、主敬、克己的工夫意义尤其重视，只有通过格物穷理之功，方能实现心体之明，一颗黑漆漆之心，是无法做出正确行动，迈向圣贤之途的；格物工夫又需要以主敬为前提，无敬以主宰之心，一团乱糟糟之心，是不可能成就一事的，更不可能做到格物穷理。此即“心静理明”。但私意之发，隐微难识，潜伏扎根，故诚其意之工夫即必不可少，否则一切的言行皆是虚妄不实。故诚意具有行为之指南与船舵之作用。另一方面，人一切之为学工夫，皆可归纳为“灭欲存理”，此即克己工夫之所在。克己即是战胜私欲，复礼即是复归天理。
  朱子四书学是一个充满了强烈道统意识的理学道统系统。朱子对《四书》文本的具体诠释，处处充满了强烈的道统意识。他于此系统论述了儒家的道统思想，包含了道统谱系、道统观念、传道经典、为道工夫等诸多方面。即以道统谱系而论，在鲜明的道统三阶段论中，一则突出了夫子虽不得其位而贤于尧舜的第一人地位；二则彰显了二程在孟子殁后夫子之道不传的千五百年之后，独得此道于遗经之中，使得儒道再生，其功甚伟。且由对明道造道境界之推崇，证明了颜子学圣人之所学命题之成立。由此开启了儒家之道发展的新阶段。在具体的四书文本诠释中，朱子根据弟子在道统中地位、得道之深浅，给予了某种带有脸谱化的阐述。如对颜、曾言语之阐发，皆为推扬之辞，以示效仿之途；外此，如子贡、子路等余子，则皆多有贬抑之语，以表警戒之意。即使朱子对《四书》次序之编排，以《大学》为首，居于《论》《孟》之前，亦是据为道次第而论。可见，只有以道统为视角，方能理解朱子四书学的用心。
  朱子四书学是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经典诠释系统，实现了文韵与玄理的相得益彰，达到了简而明，切而要的效果，做到了汉学诠释与宋学诠释的统一，可谓中国经典诠释学的大成之作，对于未来中国经典学的复兴，具有不言而喻的示范意义。朱子对该书的诠释，有着鲜明的方法论意识。他自觉继承了汉学与宋学两种之学方法之优长，同时摒弃其短。作为二程学派的传人，朱子先天继承了理学发挥义理的诠释特点，此自毋庸多论。与此派不同的是，朱子还认识到汉唐章句训诂之学的方法亦“大有好处”，故《四书集注》非常重视字词的音韵训诂、章句区分，反思二程学派不重此学而造成义理诠释的失误，“因章句不明而看不成道理！”朱子《四书》文本的诠释，对二程学派的批评多半从章句训诂之学入手，揭示其义理层面的缺失。反而甚少对汉唐训诂学加以批评，只是认为郑玄等学者解释文本虽有根据，却始于烦琐，而无甚意味，即“辞费而理不明”。而朱子所追求者，恰在“辞简理明”。在这个意义上，朱子站在了理学诠释的对立面。其次，朱子有一套自觉的分层诠释理念，即基本层是求得文本的本意，此可谓文本层；第二层是发明圣贤原意，此可谓理论层；第三层则是揭示为学弊病之针砭，可谓应用层。尤其是第三层，体现了朱子经典诠释的实践性，与其工夫教化论紧密相连，故《四书集注》中常有针对读者的告诫之语。总之，朱子的诠释继承了传统经典注释形式，而又融入了理学这一代表时代精神之思想，诚可谓做到了寓作于述，注新酒于旧瓶。
  朱子就各书在《四书》系统中的特点、定位、意义皆有明确阐发。他认为四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著作，而是承载着圣人之道，昭示着成圣之途的根本经典。学者照此用功，可踏上成就圣贤之路而受用无尽。“人有言，理会得《论语》，便是孔子；理会得《七篇》，便是孟子。子细看，亦是如此。”①朱子认为，圣贤经典的诠释者承担着代圣贤立言以教化众生的任务。一方面，圣贤之言本自明白，圣贤之道本自清晰，根本无需解释。另一方面，学者因各种因素，无法真正懂得圣贤之道与言，故朱子怀着为学者解疑释惑的目的注解四书，希望学者以注解为扶梯，通达圣贤之意。朱子的潜在预设是：《四书集注》是对圣贤之意的完全正确毫不走样的发明，学者可由此以入圣贤之道，《集注》于学者实有阶梯和渡船之意义，学者应先仔细领会之。他以无有合适注解而辛苦研读《四书》的切身体会，告诫学者当珍惜如今有注可读的大好机会，言语中似有警告后世学者“身在福中须知福”的意味，亦透露出对前辈学者注解《四书》的不满。
  圣人言语本自明白，不须解说。只为学者看不见，所以做出注解与学者省一半力。若注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圣人意出！①
  注释要因言以达意，学者之误在因言失意，言作为载道工具，是一把双刃剑，得失成败皆系乎此。读书当先求经文本意，如不可得，方可借助注解以求通达。注解是理解经文的阶梯，在二程时《大学》未有注释，学者理解不够清晰，比较含糊。至今日有了《大学章句》，则大体分明，更易理解经文。
  伊川旧日教人先看《大学》，那时未有解说，想也看得鹘突。而今看注解，觉大段分晓了，只在子细去看。②
  朱子对《四书》文本的创造性阐发，于“四书学”的确立无疑具有决定性作用，尽管二程、张载等对《四书》多有论述，但其思想建构仍偏重由五经这一固有传统展开，如程颐最重要著作《易传》即是如此。朱子在继承、消化前辈《四书》思想的基础上，首次将《四书》作为一个内在整体，展开全面系统精密的阐发，最终形成了“四书学”这一新的经典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