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显然，古今对朱子《四书》的研究存在很大差异，尤其是视角上的差异更有意义。今人的研究是比较中立的知识化的外在研究，有重视实用的倾向，希望能为我所用。因此在研究方式上，更重视哲学诠释，喜欢大而化之的主题化研究，勇于立论。而古人的研究也求“用”，求的是身心受用，特别注重求“是”，求朱子之所是，故有如许之多的疏证、通释、讲义之作。古人“求是”的工作应该得到继承与加强，这是朱子《四书》之学根基所在。在研究态度上，应加强对朱子四书学复杂性的认识。盖此书为朱子毕生精力所萃，字字句句皆是“秤上称来，不多一字，不少一字。”故朱子言，“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诚非自炫之言，而是真实肺腑之语。为此，应从研读朱子著作做起，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四书集注》版本、朱子四书的形成等问题皆须再探究。在研究目标上，关注朱子《集注》说了什么，求《集注》之是仍是非常紧迫而复杂的。比如朱子在某章注中说了什么？改动了没有？改动几次？为什么改动？朱子常常就《集注》某章的诠释花费很大精力，值得深入考察。比较幸运的是，晚近以来朱子学学者已经有不少重要成果，为朱子四书学的研究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如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束景南《朱子大传》《朱熹年谱长编》、钱穆《朱子新学案》、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等巨著，对我们把握《四书》文献与义理皆甚有益处。在研究方法上，应扩大研究视角，对朱子四书学系统展开系列比较研究。朱子首次建构的四书学系统，在文本上由《论孟精义》《四书或问》《四书语类》、“四书文集”、《四书集注》构成，在义理上围绕道统、道体、工夫、圣王展开，具有阶段性、差异性、一体性等特点，需要以比较的眼光展开系列探索。细化研究触角，整合研究进路之间的联系，以《四书集注》研究为枢纽，从系统动态、内在比较、综合纵贯的视野对朱子四书学展开文献考辨与义理诠释、发生还原与工夫体验相结合的双向挖掘，以期揭示朱子四书学的具体演变、晚年定见，以及对经典诠释与理学思想的一体化建构。应展开专题化研究。比较研究还应建立在专题研究基础上。朱子四书学是“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结穴”，蕴含了朱子学、宋明理学的根本命题，重要论题如四书学的形成、一体化、经典化、形上化、道统论、道体论、工夫论、圣王论皆须深入研究。朱子四书学与其易学、书学、诗学、礼学思想之关联，特别是与《近思录》、《太极通书解》、《西铭解》等著作的关系，亦应专门加以探讨。对构成朱子四书学的根本性著作，《四书或问》、《四书语类》、“四书文集”、《论孟精义》、《中庸辑略》等皆应逐一考察。朱子《四书集注》在中国经典诠释史上树立了一座高峰，故其诠释思想的研究仍须进一步推进。特别是朱子在经典注释中所实现的经学与理学的一体化——经学哲学，在思想史、经学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