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四库提要》从整个经学史的比较视野，肯定《四书》研究是朱子最重要、最有创见的经学贡献。“考古无《四书》之名，其名实始于朱子。朱子注《诗》、注《易》，未必遽凌跨汉唐。至诠解《四书》，则实亦无逾朱子。”②事实亦是如此。朱子《四书集注》自从行世以来，即成为学者学习四书、研讨理学的范本，成为其弟子后学理解朱子思想的最重要文本，但鉴于该书“浑然犹经”的简约特点，他们花费极大工夫来阐述彼此对《集注》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如何理解、阐释《集注》，成为决定学者学术地位的重要标准。由此，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朱子四书诠释学史。
  朱子四书诠释简史，发生了由编辑朱子四书著作到引入朱子后学论著、由不加评语的“铨择刊润”到凸显作者案语的变化。顾炎武《日知录》在评论《四书大全》时对朱子后学四书诠释的流布略有概述：
  自朱子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之后，黄氏有《论语通释》。其采《语录》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则始于真氏。祝氏仿之，为《附录》。后有蔡氏《四书集疏》、赵氏《四书纂疏》、吴氏《四书集成》，论者病其泛滥。于是陈氏作《四书发明》，胡氏作《四书通》，而定宇之门人倪氏合二书为一，颇有删正，名曰《四书辑释》。永乐所纂《四书大全》，特小有增删。其详其简，或多不如倪氏。《大学中庸或问》则全不异，而间有舛误。③
  顾氏在此概括了朱子四书学诠释的简史：（一）对朱子《四书》的阐发滥觞于黄榦《论语通释》，而且是单经的阐发。（二）真德秀《四书集编》标志着朱子四书诠释的真正开端。《四书集编》的价值在于首创性，示范性、准确性，它第一次较为合理地选录《或问》、《语类》、《辑略》来解释《章句》；在选录之中做了必要鉴定删削工作，显示了编者对朱子《四书》的深刻理解。并在个别地方直接表达了个人看法。《四书集编》还有一独特处，即引用张栻说非常之多，可见并非纯以朱解朱。正如真氏所言，该书具“铨择刊润之功”而非发明驳斥之力。《四库提要》认为，真德秀对朱子理解水平最高，故该书在同类书中水平亦最高。《学庸集编原序》说，“《大学》、《中庸》之书至于朱子而理尽明，至予所编而说始备。虽从《或问》、《辑略》、《语录》中出，然铨择刊润之功亦多，间或附以己见，学者傥能潜心焉，则有余师矣。”①与此“以朱解朱、罕有辨订”的类似著作尚有蔡模《孟子集疏》，《四库提要》评论该书为，“皆备列朱子《集注》原文而发明其义，故曰《集疏》……大抵于诸说有所去取而罕所辨订。”②
  宋赵顺孙《四书纂疏》代表了诠释《集注》的第二阶段，赵氏在序中提出《集注》“浑然如经”说，树起了《集注》为经的大旗。“子朱子《四书》注释其意精密，其语简严，浑然犹经也。”落实在形式上，《集注》之文改为与正文同字号，凸显了与经文的平起平坐地位，仅比正文低一格以示区别。而《大学或问》、《中庸或问》亦采用与经文同号字，比《集注》低一格，比经文低两格，以示区别。至于《语孟或问》，则与《语录》一样，皆以小字注释。这种差别性做法，表明赵氏把握到《学庸或问》的地位不一般。除引用朱子说，该书还大量采用朱子门人说，共取13家。“遍取子朱子诸书，及诸高第讲解有可发明注意者，悉汇于下。”赵氏本人的思想亦开始大量表现，以“愚谓”的形式直接发表看法达253处之多。但该书不足在于取材不够广泛，取舍不够精密，过于冗滥。
  元代是朱子《四书》诠释的兴盛期，直接影响了明清以后的研究。《集注》于1313年被确定为科举教材，但在《集注》文本的判定解释上产生了分歧，陈栎《四书发明》主流行之兴国本（即祝洙本）为文公晚年定本，而胡炳文《四书通》则不取此本，并指摘此本之误。陈栎弟子倪士毅作《四书辑释》在版本上力主《发明》，在义理诠释上兼取《四书通》，实为元代《四书》诠释之大成。元代《四书》的特点是厚重的大部头著作多，批判意识增强，争论的学术氛围浓厚，开始凸显个人见解。除金履祥从考证方面批评《集注》外，即便被《四库提要》讥讽为“胶执门户”的胡炳文《四书通》，实际上对朱子《四书》也多有批评，这是此前的朱子诠释著作所少有的。元代《四书》诠释著作不仅重视《集注》，而且加大了对朱子后学的引用与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所引朱子之解已非主体，更多的是朱子后学之说，以突出作者本人的见解，已然具有一家之言的特色。
  正因《辑释》集元代《四书》之大成，故明代所纂《四书大全》即以之为底本，而其所作增删，反不如《辑释》，遭到学者讥讽。《大全》的出现，标志着朱子四书学进入凝固期，整个明代并未出现重要的专门诠释朱子《四书》的著作，最有活力的是批评朱子的心学派《四书》。
  进入清代以来，虽然朱子四书学得到以汤斌、熊赐履、张伯行、李光地、朱轼等为骨干的庙堂理学的支持，以陆世仪、陆陇其为代表的学界的笃志研究，但因遭明代心学的冲击，尤其是随着朴学的兴起，以考据之学批评《集注》典章名物制度之疏漏成为时之所尚，典型者如考据大家毛奇龄以批评《四书集注》之误为己任，甚至不惜失于罗织。晚清学术又受到西学的冲击，随着1905年科举的废除、读经的废止，对朱子《四书》的研究就很荒芜了。清代朱子四书学受到官方与学界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总体上处于衰败期。但晚清有一朱子《四书》校勘成果，即江苏吴志忠父子的《集注》校勘本，成为今日流行之用本。吴氏父子以数十年之力，校订各本《集注》文字异同，认为所有《集注》版本中，“云峰《四书通》，可谓最善。”故此，当前大陆学界出版的《集注》版本，多采用吴氏父子本，即胡炳文《四书通》本。而在此之前，尤其是自《大全》流行以来，官方定本一直取陈栎《四书发明》本，今虽无人再来争夺定本权，但二者之异确是客观存在，颇可注意的。
  《四库总目提要》在评价陈士元《论语类考》时还对朱子四书学的研究样式有所揭示：
  朱子以后解《四书》者，如真德秀、蔡节诸家，主于发明义理而已，金履祥始作《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后有杜瑛《论语孟子旁通》、薛引年《四书引证》、张存中《四书通证》、詹道传《四书纂笺》，始考究典故，以发明经义。今杜、薛之书不传，惟金氏、张氏、詹氏书尚传于世。三人皆笃信朱子，然金氏于《集注》之承用旧文，偶失驳正者必一一辨析，张氏、詹氏皆于舛误之处讳而不言，其用意则小异。士元此书大致遵履祥之例，于《集注》不为苟同。①
  此将朱子四书研究分为义理派与考据派，真德秀《四书集编》、蔡节《论语集说》属于义理派的早期代表，考证派始于金履祥《语孟集注考证》，同类杜、薛之书不传，惟张存中、詹道传之书传于世。其实，传于世者尚有与金氏大致同期的豫章赵悳《四书笺义》，该书因未被四库发现，故不及之。《提要》此种二分法过于简略，应再加上两类。一是如《四书纂疏》、《四书通》、《四书发明》等兼具考据与义理的综合派，盖此类从形式上最接近《集注》兼顾考据、义理的特点。二是科举派四书。此派四书虽在学术上无甚可取，然对时代思想、民众心理影响甚大，而且客观上由于元代以来科考与学术关系密切，科考类著作中亦有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故在科考尚浅之元代尤为明显，如元代袁俊翁的《四书疑节》为典型“经疑”科考著作，却对《四书》提出不少新解，对《集注》提出有针对性的质疑，这在后世科考著作中是罕见的。②至于章、股、分节之说，早在解释《集注》的元代著作《四书通》中即有之。尤其是在明清科举无孔不入的影响下，严肃学者对学术问题的讨论亦都有针对科考著作者，如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即是对《四书大全》的批判解读。
  朱子《四书》诠释的态度。上引《提要》末句在评价金履祥时表明了四库编纂者学术判定的一个重要标尺：即对《集注》之误是隐讳还是批判，尤其是在是非较为分明的考据上更显突出。《提要》指出金氏较张氏、詹氏的高明处在于敢于辨析《集注》错误之处，而后者仅是隐讳不言，盖彼此心术不同。其实，《提要》对朱子学派多有偏见，带有“仇朱”的眼光。①詹氏何尝未指出《集注》之误来，不过较隐晦罢了。②大部分严肃的“羽翼朱子”的著作，对《集注》都是既有阐发，亦有批评，不过二者比重不一而已。据对《集注》之态度，后世朱子《四书》诠释大致有维护阐发型、批评指摘型、自我发明型三类。维护阐发型占多数，以阐发为主，间有不同于《集注》处，亦委婉述之，如《四书集编》、《四书纂疏》、《四书通》等，此类居于诠释的主流。特别注意的是史伯璿的《四书管窥》极力维护《集注》，对饶鲁、胡炳文等人违背《集注》的说法多有批评。其次，批评指摘型，此类著作在朱子学者中很少，著名者当属金履祥对《集注》考证之批评，至于朱子学之外的学者，则对朱子批评甚多，如陈天祥《四书辨疑》、明代阳明心学、清代朴学皆多有猛烈批评。但朱子学之内、外心态不同，金履祥的一句话最有意味：“此书不无微牾，自我言之则为忠臣；自他人言之则为谗贼。”金氏认为，自己对《集注》的批评属于忠臣，一片好心，他人则不行，是馋贼诋毁之心。再次，自我发明型。此类著作基本上还是站在认同朱子学的立场，对《集注》有所阐发，但同时又在义理上提出许多与朱子不同看法，显出相当的独立性。典型者如宋代饶鲁《四书辑讲》、明代罗钦顺的《困知记》、清代王夫之的《四书》系列著作，这一类学者非常善于思考，颇具新意与影响。
  对朱子《四书》诠释的体裁丰富，主要有集编、纂疏、笺证、通旨、章图、经疑等形式。
  顾名思义，“集编”是集合朱子《四书》各种说法阐发《集注》，编辑成书，偶亦下一断语，表达态度。纯粹以《集编》为主的是真德秀《四书集编》，它的好处在于只是选取朱子本人看法（还采用了很多张栻说），互相发明，比较忠实于原著者之意。诚如《四库提要》的评价，“《或问》、《语类》、《文集》又多一时未定之说与门人记录失真之处，故先后异同，重复颠舛，读者往往病焉。是编博采朱子之说以相发明，复间附己见，以折衷讹异”①。这种形式后来虽不再流行，但选取朱子本人之说以阐发《集注》则成为诠释朱子四书的公理，各家之异不过在于选取的比重有多少而已。
  鉴于《集注》“气象涵蓄，语意精密，引而不发，尤未易读”的特点，非常有必要作疏证工作。顾名思义，“纂疏”是以疏证形式阐发《集注》，视《集注》如经，这是古代解经最常见的形式。宋赵顺孙《四书纂疏序》言，“强陪于颖达、公彦后，祗不韪也。”宋蔡节《论语集说》、宋蔡模《孟子集疏》皆为此类。此类著作选材范围扩大，不仅仅限于朱子著作，而且涉及朱子门人后学的看法，其优点是资料性很强，缺点正如《四库提要》对《孟子集疏》之论，去取为主，发明有余而专主一家，辨析不足。“皆备列朱子《集注》原文，而发明其义，故曰《集疏》，言如注之有疏也。……此则或佐证注义，或旁推余意，不尽一一比附。又谨守一家之说，亦不似疏文之曲引博征。大抵于诸说有所去取，而罕所辨订。”②
  但此类情况到了元代有所改变，《四书发明》、《四书通》、《四书辑释》作为元代纂疏类代表著作，较前人更广泛地引用朱子后学说，更重视辨析考订工作，以维护对《集注》解释的合理性。由于对朱子后学之说的大量引用辨析，颇有喧宾夺主之嫌，导致诠释重心往往成了朱子后学之说。《四书大全》实袭此类著作。有必要提下元代史伯璿的《四书管窥》，该书全力批判饶鲁、胡云峰、陈栎等朱子后学对《集注》的批判之说，作为第一部集中反驳朱子后学异于《集注》之说的著作，表明朱子学内部分歧，产生了要求定于一是的统一思想的做法。
  “笺证”就是采用笺注形式，专门对《集注》典章制度名物训诂来源等一一笺释考证，它与上述纂疏类的最大差别是专门化，仅仅涉及考据而不论义理。价值在于尽可能地帮助读者扫除文本障碍，节省翻检之劳。对于读书不广的初学者来说，尤为便利。这种专题化的诠释对明清两代四书考证颇有影响，体现了元人渊博的学识和扎实的学风。典型著作有赵悳《四书笺义》、詹道传《四书纂笺》、金履祥《语孟集注考证》、张存中《四书通证》。詹氏书与其他三书的不同在于，全列《四书集注》，导致篇幅巨大。而其他三书则仅列所笺证文本，故篇幅略小。当然，赵氏《笺义》由于不加增删的详引材料导致篇幅偏大。
  “通旨”。元代朱公迁《四书通旨》虽非专门阐发《集注》，然以《集注》思想为主，据《集注》所释之重要范畴，将《四书》拆分为九十八门，以类相聚。其意在于以若干来自《四书》之范畴贯穿全部《四书》文本，显示了《集注》范畴之学的重要，近于《性理字训》、《北溪字义》。但同时对同一范畴下的经文展开疑问剖析，再辅之以“愚案”提出新解，体现了批判继承的精神。该书以“字义”为纲、“经疑”为目的纲目并举的诠释方式，结合了“字义”体与“经疑”体的优长，形成了《四书》诠释史上的新模式，很好地实现了朱子学派“字义须是随本文看方透”的学术理念。
  “章图”。图解《四书集注》成为宋元代以来颇为重要的诠释方法，其简明直观的优点适合宣传讲解。其实，《朱子语类》中亦记载朱子曾以图解《四书》范畴如仁等。颇有意思的是，图解《四书》可同时运用于解释考据与义理分析，如饶鲁《大学中庸图》解释义理，赵悳《四书笺义》之图则专门解释名物。最典型为元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该书《章图》列图750余幅，就朱子四书各章“分章析义，各布为图”，《纂释》又对诸家解说“辩证同异，增损详略”，其图文并进、体大思精的特色形成了图解《四书》诠释的典范。虞集在该书序中对其图解《集注》的特点有很好论述，该书通过图解的形式来表达概念关系，以期使《集注》的宗旨一目了然，使学者更易于理解接受。“其为书也，盖取朱子《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之说有对待者，若体用知行之类；有相反者，若君子小人义利之类：有成列者，若学问辨思行之类，随义立例，章为之图，以究朱子为书之旨，其意可谓勤且切矣。”①
  “经疑”。《四书》经疑作为元代科考形式，有其意义。经疑把《四书》设定为数百道疑问之题，要求考生以问辨答疑的方式辨析其间异同，考查学生对《集注》的融会贯通。选题是精心挑选的，通常围绕重点论题如仁义、心性之别等展开，注重《四书》经文与朱子注文的异同比较，问题详尽而答案简要。所设计的疑问虽以义理为主，但亦不乏考据之学。尽管是科考的选拔之举，但亦不乏学术性，特别突出了对《集注》的全面掌握，强调了概念的细致辨析能力。当然，经疑的最大局限是由于限定了在《四书集注》中出题，而且是问答分析题，故题目非常有限，重复极多，易流于记诵之学，导致其积极意义的消失。
  就诠释目的论，古代朱子四书学研究，致力于阐发朱子《集注》的原意，通过疏通辨析朱子早晚异同之说，纠正朱子后学之误，力求归于一是。诚如黄榦所言，对朱子之书，“则家藏而人诵之。读其言者，未必通其义，通其义者，未必明诸心”①。盖朱子之书，《语类》、《或问》、《文集》与《集注》之说，时有异同。在朱子去世后，如何对待处理这些异同，以正确阐发朱子《集注》思想，成为朱子后学面对的首要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在朱子在世之时即存在，朱子本人亦有所察觉，常提起某某之说是未定之说等。如他曾明确告知学者，《论孟或问》是丁酉年间的未定之说，后无精力修改，与《论孟集注》差别甚大，故“不须看。”其受业弟子在编辑《语录》时，就产生了分歧。对《语录》不同之说，叶味道等主张应删去，以定于一。黄榦则主张应当保留，不可妄加删除，以待后人评判。而且，黄榦也特别注意《语录》与《集注》冲突之处，似乎《语录》更加可信。
  因此，判定朱子早晚异同之说，确定朱子晚年定见，成为朱子《四书》诠释者努力的目标。如上述《集注》文字版本异同问题就一直延续到清末。海外朱子学者亦察觉朱子异同的重要，如韩国韩元震著有《朱子言论异同考》来讨论这一问题。即便批评《集注》之说，亦与朱子《四书》异同说有关。无论是宋代饶鲁、元代金履祥等来自内部的批评，还是阳明心学等来自外部的批评，都曾以朱子早晚异同之说为武器来批判朱子，这样使得批评比较合理有据。如考证类著作在批评《集注》时，常指出《集注》之解前后矛盾处，指出《集注》与《或问》、《文集》、《语类》等书矛盾处。而阳明为了避开朱子学派的攻击，编成《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以为盾牌，其目的是利用客观存在的朱子早晚异同之说，确有一定效果。而绵延至久的朱陆异同之争事实上亦可谓朱子早晚异同之说的翻版，故朱子《集注》异同之说实关系数百年朱子《四书》研究之命脉。